竹林七贤都有什么事迹?

　　竹林七贤 是指 西晋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他们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主张老庄之学。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竹林七贤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

　　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

　　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

　　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

　　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

　　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

　　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

　　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

　　关键词：竹林七贤 佛经 山阳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倍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迎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甲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干虑，难免有失。

　　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

　　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和解释佛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中国的“竹林之游”与印度的“竹林说法”性质不同。首先，前者是几个朋友相聚，清谈饮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则是教主向信徒布道，听众动辄千万，如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载“一时佛在罗阅抵竹园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问经》载“一时佛在王舍城迦邻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四千，菩萨七万二千”。再者，汉晋之际的观念中，圣人不可学不可至，贤人与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同日而语。竹林七贤属于贤人，与佛教中高僧地位相当，故孙绰作《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则与圣人同，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故他没有以七贤去“方”诸佛，因为两者不能类比“格义”。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区，自古便生长竹子，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晋之际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要种植竹子。汉末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年轻时代活动足迹在北方地区， “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参曹操军事，长期生活在邺。而他在《昌言》这样描写理想中的庄园：“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西晋潘岳的庄园则位于洛阳南郊的洛水之滨， 《晋书》卷55《潘岳传》载其《闲居赋》：“爱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菇蔼，灵果参差”。由此可见，河内山阳嵇康的庄园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证明，“竹林之游”的两处遗址——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竹林并非虚构。

　　第一，山阳园宅。《水经注》卷9《清水》：“又径七贤词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郭缘生《述征记》关于竹林遗址的记载，又见于多种类书征引，其中《太平御览》卷64《居处部四·宅舍》所引最为详细：“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郭缘生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卷2《史部·地理类》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该志《史部·杂传类》又载：“《武昌先贤传》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可见，郭缘生是南朝刘宋时期人，《述征记》是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遗址生长竹林的最早文献资料。《水经注》中的“七贤祠”，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但寺内有“七贤堂”，供奉竹林七贤。庙南“七贤泉”，后名“竹林泉”。此庙此泉见诸历代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乾隆《获嘉县志》、 《辉县志》、道光《修武县志》以及今修《修武县志》等。竹林寺(七贤祠)遗址与竹林泉相邻，位于今河南辉县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如今竹林寺已荡然无存，而竹林泉却流淌不息，汇成清澈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岸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访问村民得知，他们不知“竹林七贤”典故，种竹不是为了纪念先贤，而是当地重要副业。但是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则有了特殊的意义。

　　第二，嵇山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庄园西北25里左右的嵇山便拥有别墅。嵇康在与郭氏兄弟互赠的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别墅，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当笔者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到达群山环抱的山坳——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时，理解了“北山阿”一词的含义。《修武县志》还附有古代地图，与考察结果相同。以上文献中出现的白鹿山、天门山、嵇山，实际上是对同一座山几个山峰的不同称谓。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县北境，山势极雄伟。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做了详细的记载。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证明，那么，“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是否能成为他们聚会“竹林”的障碍呢曹魏前期，士人多离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以至选官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贤的实际居地与籍贯并无关系，他们多数居河内郡，少数居洛阳，相距不太远。

　　汉末长期战乱造成北中国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故曹操迁汉都于许昌，而定魏都为邮。黄初元年迁都洛阳，当时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连原籍冯翊的半退职官员杨沛，也在洛阳西郊“占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被划为屯田区，故官员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地位相当于东晋的会稽。河内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难三十余区”。嵇康原籍为谯郡人，其父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山阳的庄园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来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原籍琅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浑在山阳置下园宅，成为嵇康长期的邻居，“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与向秀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山阳南邻，今武陟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即使山涛、向秀仍住在故里，与嵇康园宅相距亦不过70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时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旧赋》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住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杨沛“居止”草庐中，是其证。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居住，史书所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洛阳与河内一带。此人行踪不定， “常乘鹿车，揣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与山阳、怀县相邻的河内获嘉县有刘伶墓，距嵇康竹林园几十里，比山涛、向秀故里更近。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而东流处，该地因此得名“阮曲”。阮咸随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虽然洛阳与山阳相距较远，约250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碍阮氏叔侄去参加竹林游宴清谈。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渔猎，在山墅中饮酒清谈。应璩的《与从弟君苗、君育书》透露了有关曹魏士大夫“山阳情结”的宝贵信息。应璩是建安七子应{？}之弟，在洛阳上层交际甚广，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要职，嘉平四年逝世。从信的内容看，原籍汝南的应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内山阳落户，拥有土地园宅。应嫁在信中劝在山阳务农的两位从弟千万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扩大庄园的经营规模，“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典，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自己混迹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最高兴的活动，是越芒山、渡黄河，北上河内山阳，“闲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朦，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祟佩，折若华以霸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何其乐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归隐，“吾方欲秉未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这不是文学意象，而是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庄园。丹水出太行山东南流，经山阳境内的邓城，后与沁水汇合。

秦晋之好

泛指两家联姻，秦晋之好”中的“秦”和“晋”是我国的陕西省、山西省两个省级行政区的简称。

出处

公元前676年，晋武公之子姬诡诸继承君位，即晋献公。献公之父武公晚年娶齐桓公女儿齐姜，齐姜则与当太子的姬诡诸有私情。姬诡诸继位后，把庶母齐姜娶为夫人，生女伯姬及子申生。伯姬在后来的秦晋政治联姻中嫁给秦穆公为夫人，这便是所谓“秦晋之好”的开端。

后来秦穆公为求将来与中原友好，与当时力量强大的晋国联姻，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后来，晋献公年迈昏庸，要立小儿子为国君继承人，从而杀死了当时的太子申生。于是，另外的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分别逃往梁国和翟国避难。 再后来，夷吾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帮助，做了晋国国君。但是不久，夷吾就与秦国失和，发兵攻打秦国，终遭惨败，还叫儿子公子圉到秦国做人质，这才将两国的关系修好。

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他。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事，按理关系应该是很稳固的了。然而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了，外公家又被秦国灭亡，害怕国君的位置会被传给别人，跑回晋国。秦穆公立即决定要帮助重耳当上晋国国君，把逃到楚国的重耳接过来，还要把女儿怀赢改嫁给他，第二年，夷吾一死，公子圉就做了晋国君主，跟秦国不相往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当上了晋国的新国君，成为有名的“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秦穆公也在重耳死后不久，借机打败已经成为中原的霸主的晋国，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因此秦晋之好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但后来渐渐将男女之间的婚姻也称作结为“秦晋之好”。

竹林七贤 是指 西晋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他们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主张老庄之学。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竹林七贤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

　　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

　　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

　　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

　　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

　　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

　　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

　　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

　　关键词：竹林七贤 佛经 山阳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倍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迎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甲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干虑，难免有失。

　　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

　　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和解释佛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中国的“竹林之游”与印度的“竹林说法”性质不同。首先，前者是几个朋友相聚，清谈饮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则是教主向信徒布道，听众动辄千万，如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载“一时佛在罗阅抵竹园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问经》载“一时佛在王舍城迦邻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四千，菩萨七万二千”。再者，汉晋之际的观念中，圣人不可学不可至，贤人与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同日而语。竹林七贤属于贤人，与佛教中高僧地位相当，故孙绰作《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则与圣人同，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故他没有以七贤去“方”诸佛，因为两者不能类比“格义”。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区，自古便生长竹子，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晋之际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要种植竹子。汉末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年轻时代活动足迹在北方地区， “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参曹操军事，长期生活在邺。而他在《昌言》这样描写理想中的庄园：“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西晋潘岳的庄园则位于洛阳南郊的洛水之滨， 《晋书》卷55《潘岳传》载其《闲居赋》：“爱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菇蔼，灵果参差”。由此可见，河内山阳嵇康的庄园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证明，“竹林之游”的两处遗址——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竹林并非虚构。

　　第一，山阳园宅。《水经注》卷9《清水》：“又径七贤词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郭缘生《述征记》关于竹林遗址的记载，又见于多种类书征引，其中《太平御览》卷64《居处部四·宅舍》所引最为详细：“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郭缘生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卷2《史部·地理类》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该志《史部·杂传类》又载：“《武昌先贤传》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可见，郭缘生是南朝刘宋时期人，《述征记》是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遗址生长竹林的最早文献资料。《水经注》中的“七贤祠”，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但寺内有“七贤堂”，供奉竹林七贤。庙南“七贤泉”，后名“竹林泉”。此庙此泉见诸历代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乾隆《获嘉县志》、 《辉县志》、道光《修武县志》以及今修《修武县志》等。竹林寺(七贤祠)遗址与竹林泉相邻，位于今河南辉县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如今竹林寺已荡然无存，而竹林泉却流淌不息，汇成清澈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岸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访问村民得知，他们不知“竹林七贤”典故，种竹不是为了纪念先贤，而是当地重要副业。但是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则有了特殊的意义。

　　第二，嵇山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庄园西北25里左右的嵇山便拥有别墅。嵇康在与郭氏兄弟互赠的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别墅，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当笔者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到达群山环抱的山坳——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时，理解了“北山阿”一词的含义。《修武县志》还附有古代地图，与考察结果相同。以上文献中出现的白鹿山、天门山、嵇山，实际上是对同一座山几个山峰的不同称谓。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县北境，山势极雄伟。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做了详细的记载。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证明，那么，“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是否能成为他们聚会“竹林”的障碍呢曹魏前期，士人多离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以至选官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贤的实际居地与籍贯并无关系，他们多数居河内郡，少数居洛阳，相距不太远。

　　汉末长期战乱造成北中国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故曹操迁汉都于许昌，而定魏都为邮。黄初元年迁都洛阳，当时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连原籍冯翊的半退职官员杨沛，也在洛阳西郊“占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被划为屯田区，故官员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地位相当于东晋的会稽。河内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难三十余区”。嵇康原籍为谯郡人，其父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山阳的庄园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来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原籍琅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浑在山阳置下园宅，成为嵇康长期的邻居，“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与向秀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山阳南邻，今武陟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即使山涛、向秀仍住在故里，与嵇康园宅相距亦不过70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时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旧赋》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住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杨沛“居止”草庐中，是其证。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居住，史书所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洛阳与河内一带。此人行踪不定， “常乘鹿车，揣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与山阳、怀县相邻的河内获嘉县有刘伶墓，距嵇康竹林园几十里，比山涛、向秀故里更近。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而东流处，该地因此得名“阮曲”。阮咸随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虽然洛阳与山阳相距较远，约250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碍阮氏叔侄去参加竹林游宴清谈。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渔猎，在山墅中饮酒清谈。应璩的《与从弟君苗、君育书》透露了有关曹魏士大夫“山阳情结”的宝贵信息。应璩是建安七子应{？}之弟，在洛阳上层交际甚广，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要职，嘉平四年逝世。从信的内容看，原籍汝南的应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内山阳落户，拥有土地园宅。应嫁在信中劝在山阳务农的两位从弟千万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扩大庄园的经营规模，“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典，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自己混迹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最高兴的活动，是越芒山、渡黄河，北上河内山阳，“闲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朦，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祟佩，折若华以霸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何其乐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归隐，“吾方欲秉未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这不是文学意象，而是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庄园。丹水出太行山东南流，经山阳境内的邓城，后与沁水汇合。

主

最早周朝是称周天子的女儿为王姬。公主这名称是从春秋战国时开始的。《史记·吕后本纪》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公羊传》曰‘天子嫁女子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都称为公，周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时，自己不主持婚礼，而叫同姓的诸侯主婚。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一般称“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为是诸侯主婚，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当时诸侯的女儿也被成为“公主”，也称“郡主”。 《史记·吴起列传》说“公叔为相，尚魏公主。”意思是公叔当了国相，娶魏国诸侯的女儿。《史记·六国所表三》“（秦）初以君主妻河。”这里的君主就是公主。妻河就是嫁给河伯为妻。古书上也常简称为主。

从西汉开始，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为“公主”，诸侯王的女儿则称为“翁主”。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下》“女子公主”条下解释说：“天子不亲主婚，或谓公主；诸侯王即自主婚，故其主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自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为其主婚也。”这样，翁主就比公主低了一个等级。也是从汉代开始，皇帝的姊姊称为“长公主”，先皇帝的姊妹为大长公主，加上“大”“长”的字样是表示尊崇。那时公主都有封邑，且由皇帝赐给甲第，就是上等的华丽住宅。还有山庄、园林、允许设府自置官吏。这种官吏叫家令、私府长、家丞、食官等等。历代公主待遇很丰厚，特别汉成帝时，公主和侯王一起侵占了数量极大的田地和奴婢，影响了皇权的安定。所以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公主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超过一百人。

东汉时的公主一般是“县公主”，如汉光武帝的女儿为舞阳公主、涅阳公主等等，舞阳和涅阳都是县名；汉明帝女儿封隆虑公主、武安公主、获嘉公主等等。这些名字都是县名。获嘉地名来自汉武帝时，刘彻巡视至河东新中，接东越战场喜报，改地名为获嘉。象著名的汉武的姑姑封号馆陶公主，就在河北，现在还有馆陶县。汉代的王的女儿被称为“任”（这是什么怪名字阿！），如《汉书•王莽传》说：“其女皆为任。”古书的研究者认为“任”其实是当时女子爵位的称呼。

晋朝的公主则是“郡公主”，因为公主封号之前是郡名，如晋武帝的女儿为平阳公主。这样的“县公主”和“郡公主”也可以简称为“县主”和“郡主”，所以两汉到晋的县主和郡主都是皇帝的女儿。

到了隋唐时期，太子和诸王的女儿也封郡、县，但不能称为公主，太子的女儿为郡主，诸王之女为县主；明清两代亲王的女儿为郡主，郡王的女儿为县主。唐高宗是专门下诏书规定，皇帝的女儿出嫁教“出降”或“下降”，而诸王之女出嫁只能叫“适”，娶公主称“尚主”，娶诸王之女只能叫“娶”。

北宋徽宗时曾恢复古称。改公主为帝姬。宋徽宗最宠爱的女儿就叫柔福帝姬。

明时，亲王的女儿称为郡主，郡王的女儿称为县主。

清代规定，皇帝的女儿封号有种，固伦公主和和硕公主。固伦公主是皇后生的女儿，妃嫔的女儿为和硕公主。只有一个例外。慈禧太后收恭亲王的女儿为养女，却封为固伦公主。她也可能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公主。

公主的丈夫都知道是驸马。驸马原是官名。叫驸马都尉，是汉武帝时初设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驸马都尉，掌驸马，武帝初置。”颜师古注说“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副马。”原为近侍官的一种。三国时玄学家何晏尚金乡公主，魏文帝让他做驸马都尉，从此以后，皇帝的女婿照例授驸马都尉的官职，简称驸马。于是，就成了虚衔，变为一种专用称号了。公主的丈夫还有个别称“粉侯”，这个名称起源于三国时候的名士何晏，何晏尚魏国的金乡公主，赐爵为列侯，因为何晏面如傅粉，所以人们称他为粉侯，后来成了驸马的别称，并由此引申出去称驸马的父亲为“粉父”，驸马兄弟为“粉昆”。

公主一般都有封邑，而且由皇帝赐给甲第（非常华丽的住宅）、山庄、园池，允许设自置官吏，这种官吏被称为家令、私府丞、食官等等。

回答者： zhxr63 - 魔神 十七级 1-4 16:25

前言：生于帝王之家，贵为金枝玉叶，在凡人眼中是前世修来的福祉，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是，金碧辉煌的外表下往往却是这些天之骄女们的血泪和哀怨，她们在深宫内帷中所受的煎熬与折磨，又岂是世人所能了解的？

长平公主幻人间

长平公主，令人哀怜；身世悲凉，幻影人间。或许史书记载常有难言之隐；或许民间传闻多寓美好希冀；或许文学作品关注沂狼樵担换蛐砉�萍彝鲋�览龉�鳎�⒛暝缡帕榛瓴簧ⅰbr>

史书记载，故事简练。《明史》列传第九曰：“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曰，长平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九死臣妾，R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诏不许，命显复尚故主，土田邸第金钱车马锡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赐葬广宁门外。”

民间传闻，轶事缠绵。传说李自成义军打开彰义门，崇祯皇帝朱由检登煤山，望京城烽火彻天，徘徊良久乃归乾清宫。凌晨五鼓，催皇后、贵妃自尽，于寿宁宫斩杀爱女长平公主，因不忍力微，断其左臂，公主未殊死而闷绝于地。后为尚衣监何新入宫所见，负之而出，自此神秘失踪。再后，或说与状元郎周世显谛结美好姻缘；或说皈依佛门永伴青灯尼姑庵。

戏曲小说，演绎纷繁。《倚睛楼七种曲》之《帝女花》，一对金童玉女欲结连理，下凡人间。于乱世惊涛之中，寻寻觅觅，至死不渝。玉女幻影为长平公主，金童投生为状元郎周世显。明朝亡国，崇祯剑刃帝女。公主未死，辗转至庵堂避难，巧遇郎君世显，二人重续前缘，然后双双殉爱而去，飞往天界之飘渺云烟。金庸小说之《碧血剑》，演绎长平公主村姑装扮，行走江湖，相貌极美，气质高贵，描写公主国恨爱情错综复杂之少女情怀；《鹿鼎记》再度描绘长平公主为独臂神尼，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神功盖世浪迹江湖。

可怜如花似玉女，生于末世帝王家。

国破家亡烽烟起，飘零沦落梦天涯。

永泰公主死因谜

永泰公主，香魂依依；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生于帝王之家，唐中宗李显之女，武则天之孙女；喜荣华正好，年仅妙龄十之有七；恨无常早降，祸起萧墙一命归西。生之尊贵，葬之显赫，死因神秘。

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处死。《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纪》中说：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 《资治通鉴·则天顺圣皇后》中说：“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史书记载，均为懿德太子李重润与永泰公主，因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而被其赐死。

一说永泰公主死于难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掘永泰公主之墓，墓室得《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碑。有人根据永泰公主墓出土十一块骨盆碎片，复原了永泰公主之骨盆，经科学测量与鉴定，认为“永泰公主骨盆各部位较之同龄女性骨盆都显得狭小，并结合墓志铭“珠胎毁月”句，断定“永泰公主死于难产”，而非其祖母武则天所杀害。

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毒死。永泰公主墓志铭有“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句。有人判断，“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说明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丧命于利刃后，永泰公主仍孤单生活。“槐火未移，柏舟空泛”，说明焚烧大槐树之火，即杀武延基之事，虽然未波及公主，但她不久亦死去。墓志铭另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句。 “珠胎”为怀孕， “珠胎毁月”当是志文作者隐喻公主被武则天所毁。因身怀有孕，不立斩或杖杀，而缓期逼令服药自杀。这就是“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所谓永泰公主之“守寡生活”。

皇亲国戚金波粒，冷酷无常索香魂。

寻常百姓粗茶淡，挚爱亲情享天伦。

文成公主进吐蕃

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雪域高原，佳话千古。西藏之历史熠熠生辉，拉萨之古迹脉脉倾诉。美丽公主深情边陲，冰山雪莲绽放幽香；黄河文明涓涓流向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水交映黄河长江。

文成公主，和平使者。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完成吐蕃部族统一大业，仰慕唐朝文化，派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访问。并向唐朝求亲，唐太宗不允。吐蕃使者恐无功谎称：唐天子将允公主嫁，吐谷浑王求亲而不决。松赞干布因怨吐谷浑，发兵二十万驱之。侵唐松州，以武求亲。太宗谴侯君集将兵反击，松赞干布乃求和。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派使者，备黄金珍宝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太宗应允。翌年，文成公主动身前往吐蕃。华夏边疆平和宁静，炎黄儿女幸福安康。

文成公主，身世不详。唐高祖李渊有女儿19，太宗李世民有女儿21，除早夭者，均嫁有名本朝之臣。文献记载，文成公主为“唐宗室女”，当为李姓。按惯例。亲王之女亦会有史籍注明，若以宗室女身份出嫁，或许与宗亲关系较远，其父爵位不会太高。或许“和亲”事关 重大，破格封之为公主。尽管如此，文成公主出嫁规格较高，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至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松赞干布不疑有他，“自以其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

文成公主，美名边疆。传说公主进藏后，建议用白山羊背土填湖建庙，命名为“惹萨”，即现今之大昭寺。“惹萨”藏语意为“山羊背上”。最来，“惹萨”被译为“逻些”，又演变成为“拉萨”，成为西藏政教活动中心与“神圣之地”。 相传布达拉宫乃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布达拉”是普陀罗之译音，意为菩萨居住之宫殿。如今，西藏大昭寺与布达拉宫，仍供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之塑像。

文成公主离故乡，中原文明融边疆。

古往吐蕃唐沟通，今来追忆弱女芳。

平阳公主扬威名

平阳公主，女中豪杰；威武将兵，旌旗猎猎。天下纷争中原逐鹿，驰骋疆场父兄齐名。不让须眉，独树一帜招兵马；数万红颜，娘子军威天下闻。君不见，娘子雄关今尤在，千年犹忆女将军。

平阳公主，豪气干云。唐高祖李渊之第三女，太宗李世民之妹，太穆皇后所生。李渊父子决策起兵，公主见解非凡，让丈夫柴绍速往太原参与，自己则独立于关中组织武装策应。《旧唐书·平阳公主传》记载：“义兵将起，公主与绍交在长安，遣使密召之。绍谓公主曰：‘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惧后患，为计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红颜女子豪气干云，胸中自有十万兵。

平阳公主，巾帼将军。隋末天下大乱，义军蜂起。李渊起兵反隋后，公主乃归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并招降了隋朝将领何潘仁上万名队伍，攻占户县、周至、武功、始平四县，队伍扩大到7万余人。李渊渡黄河推进长安时，公主队伍与父回合围攻京城。后，公主与兄李世民一起荡平西北之隋王朝残余势力，为唐王朝建立立下卓著之功勋，其军队女子英豪，纪律严明，被称为“娘子军”。

平阳公主，红颜精英。唐军所向披靡，平定关中；高祖因公主独有军功，晋封“平阳公主”，每次赏赐，都与其他公主有所不同。唐高祖武德六年，平阳公主薨。李渊打破旧制，以正式军乐军礼为其送葬。按照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平阳公主为“昭”，以彰其“伟烈”。相传，山西阳泉娘子关故名“苇泽关”，因公主于此驻兵而今名。娘子关南门之“宿将楼”，桃河彼岸之“点将台”，绵山之“避暑楼”均为平阳公主所建。避暑楼东山坳之小水潭，乃当年公主之洗脸盆。

巾帼英雄胆气豪，腰横秋水艳翎刀。

功成名就天下定，女儿红装换战袍。

大义公主屏风恨

大义公主，身世浮萍；生于皇家，飘流虏廷。荣华富贵实难守，池台亭榭终自平。遭逢偏伤远嫁无奈事，经历国破家亡凄凉情，目睹盛衰成败如朝露，感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大义公主，爱情不幸。本为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号为千金公主。赵王喜爱文学，与庾信交往甚密，多有唱和之作，公主受其熏陶，亦有诗才。周大象二年，身不由己，出嫁突厥沙钵略可汉，以其青春年华，充当维持两国友好之工具。才貌双全之公主，岂无爱情。生于皇家，惟有牺牲，听天由命。

大义公主，家庭不幸。出嫁不久，皇室倾崩。时周静帝年幼，执掌朝政之大臣杨坚，趁机篡权，以“禅让”形式，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家国覆灭之时，宗族被杀戮殆尽。摇望故国，怀念亲人，悲痛欲绝，孤苦伶仃。仰望苍天，哀叹遭此又一重不幸。 大义公主，情感不幸。突厥军事力量强大，隋文帝杨坚出于政治利益之需要，对金公主不能不加以笼络，因赐姓为杨，编入杨家宗谱，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望其深明“大义”，维护突厥与隋之友好关系。面对民族大义，面对国恨家仇，痛心欲绝，和睦仇敌。情感折磨，何其不幸。

大义公主，死亦不幸。大业九年隋灭陈，隋文帝杨坚将陈后主宫中一架屏风赐与大义公主。陈之屏风，陈之覆亡，由此联想北周王朝与个人之命运，大义公主写下无限伤感之诗篇：“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廷。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隋文帝得知后，大为恼怒。迫使突厥可汗，杀死大义公主。飘泊胡地多不幸，一缕香魂返故乡。

皇家公主荣华世，命运嘘嗟不幸生。

盛衰朝暮浮萍摇，怨诗香魂恨屏风。

解忧公主历沧桑

解忧公主，历经沧桑；和亲边陲，名振四方。西行万里饱艰辛，下嫁三代乌孙王。伊犁河畔，五十余载之风风雨雨；莎车古城，异国他乡之恩恩怨怨。英雄之鲜血，美人之青泪，汇成千古青史悠远绵长。

解忧公主，慷慨边疆。乌孙公主忧郁而死，乌孙王岑陬再向汉廷求婚。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之女儿解忧，仍以公主身份嫁与岑陬。解忧公主丰腴健美，生性爽朗，以英姿气慨，若出征疆场。参与军国大事，堪称运筹帷幄，于乌孙国之政治产生深远之影响。

解忧公主，随俗他乡。岑辄为国王，解忧为右夫人；岑辄死，其堂弟翁归靡即位为王，解忧公主又嫁，生元贵靡等三男两女。翁归靡死，岑辄之子泥靡即位为王，解忧公主再嫁泥靡，生一男鸱靡。乌就屠袭杀泥靡，经过一番较量，乌孙国一分为二：解忧公主之长子元贵靡任大国王；匈奴公主之子乌就屠任小国王。解忧公主共生有四男二女。他们长大成人后分别做了乌孙昆莫、莎车国王、乌孙大将军、龟兹王之妻子等；孙辈与重孙辈也相继为乌孙大昆莫。解忧公主儿孙显贵，被誉为乌孙国母，威震边疆。

解忧公主，经历沧桑。汉武帝太初年间，解忧意气风发踏上征途；汉宣帝甘露初年，昔曰之及笄少女，已是黄发垂髫。感时伤逝，萧索苍茫，思念亲人，思念故乡。乃上书请求回国：“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情词哀切，汉宣帝为之动容，乃派人迎归。解忧公主于汉宣帝甘露51年回到长安，此时公主年已七十。红颜出国，白发归来，于西域生活半个世纪，经历四朝三嫁，受尽委屈，可谓历尽沧桑。

太平若为将军定，何许红颜苦边疆。

天若有情天亦老，解忧无奈历沧桑。

乌孙公主悲秋歌

乌孙公主，身世凄凉；汉家和亲，远离家乡。千山万水，伶仃孤苦，汉代远嫁之公主第一人；琵琶声声，悲歌一曲，异国凄凉之女子忆故乡。感天动地之愁绪，秋声起，心感伤。

乌孙公主，汉室宗亲。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本名细君。元鼎二年，汉武帝为A击匈奴，派q出使乌孙国，乌孙王昆弥愿与汉通婚。原为闲臣之女，忽为荣耀公主身。武帝钦命细君和亲乌孙，并令人为之做一乐器，以解遥途思念之情，此乐器便是“阮”，亦称 “秦琵琶”。明知胡地苦，何为嫁女郎。

乌孙公主，孤苦伶仃。乌孙王昆莫猎骄靡年纪已老，细君仅与其孙年龄相当。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夫妻之间一年会面仅一、二次，全无温情可言。细君乃汉宗室之女，来自“礼仪之邦”。 相比中原文明，乌孙乃相应落后，穹庐为室毡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风俗勉相就，洒泪守空房。

乌孙公主，痛心哀伤。昆莫猎骄靡后曾使其孙岑陬娶细君为妻，细君不肯从命，上书汉朝天子，希冀得到亲人之支持。汉天子回曰：“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细君无奈，为汉帝征服匈奴之大业，再次成为岑陬之妻。祖孙共妻俗，细君心哀伤；5年后去世，终生不曾归汉。

乌孙公主，悲秋歌荡。“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血泪为墨之名篇，千古女子之吟唱。或许文姬为之洒泪，或许昭君为之感伤。白居易为之咏叹：“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画角三声刁斗晓，清商一部管弦秋。” 黄庭坚为之感伤：“……万里嫁、乌孙公主。对易水、明妃不渡。泪粉行行，红颜片片，指下花落狂风雨……”。公主坎坷路，天涯凄凉人。

秋风瑟瑟秋悲凉，愁云荡荡愁断肠。

路远迢迢路望尽，山高重重山凄凉。

高阳公主情迷茫

高阳公主，痴情悲凉；婚恋经历，毁誉沧桑。美丽任性之公主，或曰骄奢*逸，放荡不羁；或曰执着情爱，蔑视纲常；一代争讼纷纭之传奇女子，一曲哀怨凄婉之情感哀伤。

高阳公主，帝王血统。高阳公主乃唐太宗李世民之十八女，美丽温柔之玳姬所生，素为太宗所锺爱。帝王深宫之威严华贵，使其养成民间女子绝无仅有之傲慢骄横；大唐盛世之生活熏陶，使其具有无可比拟之雍容才情。高傲之公主，叛逆之性格，或许奠基其艳丽哀婉之悲剧，或许埋下其无法摆脱之祸根。

高阳公主，无缘美梦。位尊高贵之窈窕少女，风流倜傥之翩翩郎君幻梦。郎才女貌之希冀，实乃人之渴望；然则绝望之抗争，却非比寻常。父皇降旨，嫁与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房遗爱乃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公主抗争：宁嫁田舍翁，不嫁宰相府。父皇不许公主无奈，新婚之夜，将驸马阻挡于洞房门外，语之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高阳公主，爱河禅房。或许婚姻不如意之郁闷，或许郊外游猎之机缘，或许冥冥命运之安排，公主巧遇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之辩机和尚。辩机15岁出家，怀着高操之志节，专心佛学，以渊博学识，优雅流利之文采而知名。荒野草庵突现丽如牡丹之佳人，大胆热情之公主，使辩机落入情网，巫山云雨爱河鸿蒙。

高阳公主，情爱忧伤。公主青春之恋情火炽烈，几番幽会辩机深感彷徨，事情败露学术抱负无成，美丽公主之热情，令其心醉难断衷肠。被选为《大唐西域记》之撰写人，使辩机摆脱烦恼。公主为情人之光荣使命，含泪应允暂不分心情郎，临别赠与玉枕，岂料或从天降。盗贼赃物源于僧房，和尚玉枕华贵闺香，“奸情”之凭证，令太宗怒发冲冠，判辩机腰斩极刑血染刑场。《瑜伽师地论》之五十一卷至八十卷译文成为辩机绝笔。公主揪发捶胸，咬破衣裳，饮食惧废，如疯若狂。公主之魂魄，已伴随辩机消逝远方。

巫山云雨入禅房，藩篱情深卧鸳鸯。

辩机腰斩刑场曰，长歌当哭美娇娘。

宁国公主恨无奈

宁国公主，富贵荣华；祸起萧墙，难以为家。骨肉相残之情感折磨，忠义颠倒之风云变换；颠沛流离之烽火烟尘，夫君罹难之无奈泪花。一代显赫之公主，父兄侄儿均为帝王，却难圆平安温馨之荣华。

宁国公主，于归孔佳。明太祖朱元璋之女，父皇宠爱，精选驸马。下嫁汝南侯梅思祖从子梅殷。梅殷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善骑射，当世皆荣之。太祖临崩，尝有遗嘱，委托梅殷力扶幼主太祖崩，其长孙建文帝即位，遂召入朝，商决军事，委以大任。宁国公主贵为皇姑，夫君文韬武略，夫妻何等富贵荣华。

宁国公主，无奈国家。其兄燕王举兵，夺侄天下。国乱家乱，一方为皇帝亲侄与夫君，一方为同胞兄长，刀兵相见，公主心乱如麻。建文帝命其夫将兵四十万，驻守淮上，防扼燕军；命公主致书燕王，责以君臣大义，燕王不答。燕王至淮北，贻公主书，命迁居太平门外，勿罹兵祸。公主亦不答。国乱讨贼，贼为兄长，骨肉相残；家乱争斗，血染山河，尸横遍野。公主惶惑，何以为国，何以为家？

宁国公主，魂思驸马。燕王破南京，夺帝位，是为永乐帝。其时驸马梅殷，尚驻兵淮上。遂迫令宁国公主，啮指流血，作书招殷。殷得书恸哭，并问建文帝下落。来使答言出亡。殷喟然道：“君存与存，我且忍死少待。”乃偕来使还京，永乐帝闻殷至，下殿迎劳道：“驸马劳苦。”殷答道：“劳而无功，徒自汗颜。” 永乐帝默然，心中不乐。后称殷畜养亡命，与朋邪诅咒等情，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充戍辽东。永乐三年，召殷入朝，暗命迎接殷驾，至笪桥将殷挤入水中溺死。公主闻噩耗，趋入殿中，牵衣大哭，美满姻缘，何为苍天所不容？

寻常百姓粗茶淡，帝王富贵燃斗箕。

公主深宫恨无奈，夜夜梦魂泪沾衣。

金城公主多舛难

金城公主，宗室名媛；金枝玉叶，远嫁吐蕃。生于帝王之家，命运坎坷多舛；历经坎坷之路，几遭情感折磨。背井离乡，饱经凄苦，一代公主富贵云烟迷幻，柔弱女子苦涩其心伤悲。

金城公主，出身名门。文成公主乃唐朝最后以无名宗室之女和亲，金城公主实为和亲公主之真实“帝女”身份。公主入藏，唐王朝明言，其为雍王李守礼之女。李守礼其父为章怀太子李贤，即高宗李治第六子，中宗与睿宗之兄。《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至始平县，“帐饮，引群臣及虏使者宴，酒所，帝悲啼嘘欷，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徭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再以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往吐蕃。

金城公主，和亲波澜。公主入藏，本为嫁与吐蕃年轻英俊之王子善擦拉温，岂知王子迎亲途中，奔驰坠马，命丧黄泉。相传，公主行至汉藏两族交界处，闻之噩耗，悲痛无奈孤影自怜，宝镜从手中滑落，摔成两半，变成两座山，此乃青海境内之曰月山。王子虽死，其父还在，无奈和亲之使命，只得继续艰难之旅，阴错阳差嫁与本应为其公爹之藏王赤德祖赞，作一偏妃。

金城公主，痛子哀伤。公主生王子赤松德赞后，引起没有生育之大妃子纳朗嫉恨，趁公主分娩时抢走婴儿，外宣称孩子是她所生。儿子被别人据为己有，公主悲痛欲绝。史料记载，金城公主于不梳不洗中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历时一年有余，经过诸多磨难，公主方与儿子团聚。身心受到伤害之金城公主，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命运坎坷，于吐蕃生活未及三十年而逝。

浩浩荡荡一篇公主赋，其中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凉，

人说最是无情帝王家，父母兄弟为权力血染宝座，而公主们为了国家的安宁，远嫁他方，从此曰曰夜夜遥望着远方的家国，如果两国交好那还好些，可是如果一旦两国交战，那么一面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父母，可是另一面确实自己的夫君还孩儿，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哀。1234841545102346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