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戏曲来源于民间传说，你知道有哪些戏曲故事吗？

中国有五大戏曲，分别是：北京京剧、浙江越剧、河南豫剧、河北评剧、安徽黄梅戏。中国戏曲渊源于上古原始社会的歌舞，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直到宋元才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形态。从艺术因素的构成来看，戏曲主要来源于民间歌舞、滑稽戏和说唱艺术，庙会和瓦舍勾栏对戏曲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古代的戏曲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的有：白蛇传、霸王别姬、武松打虎、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女驸马、打猪草、花喜鹊、小辞店、目连救母等。

每个故事都很感人：白蛇传讲述的是人蛇情未了，最终蛇被压在雷峰塔下；霸王别姬是项羽因为在和刘邦最后一战处于下风，而虞姬跟随项羽南征北战很多年，是项羽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选择了自杀，没有了虞姬的项羽，杀出重围，不过项羽最后还是战败了，在乌江边自杀了；牛郎侄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讲述的是爱情故事，男女深爱对方，但是因为世俗的原因最终都没能在一起；女驸马讲的是一个冯素贞替喜欢的人考试，不料被皇帝看上，让冯素贞娶公主，无奈冯素贞娶了公主，成婚后和公主说明了一切，公主被她的事迹所感动，跟皇帝说明了情况，皇帝没有怪罪冯素贞，还让冯素贞嫁给了自己心仪的对象，公主嫁给冯素贞的哥哥；花喜鹊说的是一个母亲养大了三个儿子，而三个儿子却养不起一个母亲；目连救目说的是目连的母亲从不修善，死后历经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目连想尽办法，历尽千卒，才使母亲得以吃饱，转入人世，这则故事劝人向善，权予行孝。

　话剧的起源

　话剧艺术，一般是指以话和动作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在欧洲各国，话剧被通俗称为戏剧。戏剧的英文为drama、theatre，这源于希腊的剧场--theaton，意即“观看的场所”。

　戏剧艺术最初是由古代人的祭典和巫术仪式等活动演化而来。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文学、表演、导演、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成分组成的综合艺术。其一般通过人物、情节、场面、冲突等表现一定的立意或主题，展现艺术魅力。

　中国早期话剧于1907年在日本新派剧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当时称新剧或文明戏。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于东京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至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1928年，这种新剧由中国早期戏剧活动家洪深定名为话剧。

　话剧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游戏", 已融入了话剧的形式。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游戏，演出方式同传统经曲迥然不同，其中一些情节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为后来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中国话剧的第一个繁荣期是五四前后的十年。这一时期中国话剧受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多种思潮的影响和渗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但总的看，现实主义是其主调。由于西方新浪漫主义的浸染和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手法的吸收，五四时期话剧的现实主义又是富于诗意特色的诗画现实主义。

　话剧团遍布全国，这样的发展更增加了话剧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每一场政 治运动，都有一批话剧来响应。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进剧场看话剧成为主流文化消费。就这样，话剧艺术轰轰烈烈地进入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大舞台。在那个变革精神旺盛的年代，"看戏即是消闲"的时代已经过去，话剧成为推动社会使之前进的一个"轮子"，与此同时也涌现了大批的艺术家，老舍、田汉、曹禺、郭沫若等等，而作品《雷雨》、《茶馆》、《于无声处》等，无一不成为话剧改变一个时代的经典标注。

　经典话剧

　《茶馆》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剧本，经由中国著名导演焦菊隐指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加参与演出。多年以来，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80年代初期，《茶馆》曾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演出，强烈反响，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以旧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时间跨度50年，出场人物70个，确实展示了民族历史变迁的恢宏画卷。该剧的结尾处，几位被世道摧垮、被命运捉弄的老人聚在一起，他们抓出街上拾来的纸钱，带着无奈的苦笑，为尚且活着的自己举行祭奠。这一场面的出现，把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面貌刻画得深刻细腻，也从中透示出这样的时代必将结束，而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信息。《茶馆》演出的成功，既显示了老舍戏剧创作的雄健笔力，也凝聚着导演焦菊隐舞台处理的超人才华。

　怎样看话剧

　看话剧，欣赏台词是一个重点，一部好话剧的台词一定是话里有话，跟人们习惯看的影视剧有前奏不同，话剧演出常常在你不知不觉汇总拉起大幕，人物在台上走来走去，用一种夸张的与其说着平常生活中的话，就像拉着大嗓门在聊天。这就是话剧中的“话”，它主要用语言来作为表现手段，通过语言向观众讲述故事、介绍情节、交代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

　看话剧，第二个欣赏角度是看有没有戏，这个戏是指戏剧性。我们判断一个戏好不好看，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的'戏剧性强不强。这个要求其实对所有的戏剧都一样，只不过因为话剧独特的表现形式要求它更具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也就是强烈的戏剧动作和尖锐的矛盾冲突。

　发展阶段

　社会背景

　话剧是一种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形式，中国话剧由于社会变革需求应运而生。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最初中文译名曾用过新剧、文明戏等名称。

　1920年，以上海新舞台上演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记，话剧正式走上中国舞台。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戏剧”这个称谓基本等同于后来的“话剧”。

　1928年，导演洪深提议将其定名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

　话剧是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欧洲各国通称戏剧。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于1907年，当时称“新剧”或“文明戏”，但新剧于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衰落。五四运动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当时称“爱美剧”、“白话剧”或“真新剧”，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话剧”。著名话剧有《威尼斯商人》等。

　晚清新剧时期

　1906年冬，受日本“新派”剧启示，中国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息霜）等于东京组织建立一个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先后加入者有欧阳予倩、吴我尊、马绛士、谢抗白、陆镜若等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1910年（清宣统二年），新剧传入辽宁，同盟会员刘艺舟（木铎）由关内来到辽阳，演出了新剧《哀江南》和《大陆春秋》。同年5月到奉天，与戏曲艺人丁香花、杜云卿等人联合，先后在鸣盛茶园演出抨击封建专制的新剧《国会血》，日本领事馆为此提出抗议，奉天市政当局屈于压力，下令禁演这一剧目。1907以后至1917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该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民国新剧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

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有四大名剧，分别是《西厢记》、《红楼梦》、《长生殿》和《汉宫秋》，它们被誉为“四大名剧”，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

除了四大名剧外，还有其他许多经典剧目。例如，《牡丹亭》是元朝时期著名作家汤显祖所写的一部爱情悲剧；《桃花扇》则是明朝时期著名作家汪直所写的一部历史传奇；而《琵琶记》则是唐朝时期著名作家白居易所写的一部爱情悲剧。

这些经典剧目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例如，《西厢记》以唐宋之交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子与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红楼梦》则以清代贵族家庭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沉浮；《长生殿》则以唐朝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子与皇帝之间的爱情故事；《汉宫秋》则以汉武帝时期为背景，描绘了一段皇室恩怨。

在这些经典剧目中，不仅有优美动听的音乐和舞蹈，还有深刻的人物塑造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演员们需要通过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声音等多种手段来传达角色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总之，中国古代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经典剧目更是其杰出代表。通过欣赏这些经典剧目，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是指在中国民间流传最为宽广的四个爱情故事，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还被屡次改编的故事《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讲的是孤儿牛郎依靠哥嫂过活。受尽哥嫂虐待，他被迫分家出来，靠一头老牛耕田养活自己。有一天，织女和诸仙女下凡嬉戏，在河里洗澡，老牛忽然张口说话，劝牛郎去相见，并且告诉牛郎如果天亮之前仙女们回不去就只能留在凡间了，于是牛郎待在河边看七个仙女，他发现其中最小的仙女很漂亮，顿生爱意，想起老牛的话，于是他悄悄拿走了小仙女的衣服，仙女们洗好澡，准备返回天庭的时候，小仙女却发现衣服不见了只能留下来，牛郎在此时出来，和小仙女制造了邂逅。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个人相爱了，小仙女便嫁给了牛郎，不再想回天上去。婚后，他们男耕女织，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十分美满幸福。不料天帝查知此事，命令王母娘娘押解织女回天庭受审。老牛不忍他们妻离子散，于是触断头上的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挑着儿女乘船追赶。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王母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钗，在天空划出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牛郎无法过河，只能在河边与织女遥望对泣。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天帝无奈，只好允许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在鹊桥上会面一次，喜鹊也会在身边。以后每年的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都会见面了。 （以上摘自）

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个传承至今的爱情故事却开始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非议。故事中牛郎偷衣服强迫仙女留在人间的做法很显然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道德标准，仙女对牛郎的谅解和深爱也显得不合情理，令人惊诧。不用说是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考量，就使用古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也不是一个伟光正的正常爱情故事，然而这样一个故事却在中国民家流传了几千年，家喻户晓，广为人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牛郎织女的故事起源于我国古代人民对星空的观察。牛郎和织女指的本来是天上的两个星宿，在周代《诗经小雅大东》中就出现了有关于牛郎和织女的记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和胚胎。：“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在这个时候，牛郎和织女还仅仅是简单的星座名称，他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此时，日后的“乞巧节”也就是今天的七月七日七夕节，也还未出现。

汉朝的时候，这两颗星宿才被转化为了具体的人物。班固在《两都赋》中说：“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意思是说，汉宫昆明池边有牵牛、织女两座石人像。

对于数字的崇拜中国人自古有之。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而在汉代的时候，根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的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可见 七月七日是当时民间风俗“乞巧”的日子。而劳动人民都把“织女”当作劳动能手，认为她能在“十日之内，织娟百匹”，于是便向她“乞巧”。七夕节本来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节日，在这一天的风俗中流传时间最久、流传范围最广的当属“乞巧”。古人对一年一度的乞巧习俗十分重视。在七夕夜晚，年轻的姑娘、妇女们要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对着皎皎明月，朝天祭拜。她们还要举行各种乞巧仪式，虔诚地乞求织女神赋予她们聪慧的巧手，祈求自己能够得到美满爱情的姻缘巧配。男子不过是在一旁凑个热闹欣赏一下而已，男女定情也只是“女儿节”盛会中的副产品。

同时，大概是因为每年七月夜间的星辰在天空最为明亮，牵牛、织女二星相距较近，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的故事才慢慢传开来。而之后最早将牛郎织女写作夫妻的文章，则是《文选洛神赋》了，文中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至此，我们熟悉的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故事才算真正出现了一个雏形。可以看出，人们逐步为牛郎织女这两个相距甚远的星辰附会了爱情故事。

而在此时，对于牵牛织女为何只有在这一天才能相会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说明。而在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这一故事题材被应用在了表达思夫苦闷的心情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写的是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的心情，而两人之间又偏偏“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从此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

在这之后到了南朝梁武帝之时，《殷芸小说》里写下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会。

宋代《太平御览》引《日纬书》记载：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明代的《月令广义》中也引用了《殷芸小说》中的片段，可见直到明代的传说故事当中，牵女牛郎的身份还都是天上的星辰，在这先版本中，两人一年一会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签了天帝得钱而遭受惩罚，有的则是因为婚后不能继续勤劳织布而遭受惩罚，文章开头版本饱受争议的盗衣行为也并没出现。牛郎和织女在以上的故事中身份明显是相对等的，并没有体现出当今流传版本中天女下凡的故事倾向，自然也没有涉及到盗衣之类的情节。

开头所说的如今人们熟知的故事版本，也就是织女是偶然下凡沐浴嬉戏，被牛郎拿走了羽衣，无法回到天上去的故事。在历史上其实都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这个故事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

要想详细了解这背后的故事，我们就必须引入另外两个民间童话,董永传和田章神话。

董永传原本是一个宣扬孝道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是二十四孝图故事的一部分。讲的是农夫董永的父亲死了，他无钱葬父，就把自己卖给别人来筹钱埋葬自己的父亲。而在其后曹植编写的《灵芝篇》中增加了“天女助人”的部分，情节大体是董永为了安葬自己的父亲找人借了一万钱，三年守丧之后，之后他无力偿还这一万钱，就去债主家卖身做奴仆抵债。路上碰到了一个女子，说不嫌他贫贱，愿意和他结为夫妻。到了债主家之后，路上遇到的女子用了十天织了一百匹布，还清了董永的债务。然后告诉董永说，自己是天上的仙女，看到他如此孝敬父母，便决定要下凡来帮助他。现在债务还清了，她也要离开了。之后便凌空飞走，回到了天上。

董永传本身有很多版本，除去上述这个版本之外，还有的版本中仙女是被天帝遣返，与董永挥泪诀别的，我们从这上面也更能看出来这个故事与如今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的苦情桥段的相似之处，可见近代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明显是将十日织布百匹的仙女和传说中善织布的织女角色进行了混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明显是糅合了董永传的核心情节之后的产物。

而至于偷仙女衣服，逼迫仙女留在凡间的故事，则要考究到另一则名叫田章神话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文比较长，受篇幅限制这里不再写出，故事的梗概大概就是有个人名叫田昆仑，夺取了下凡沐浴的天女的羽衣，天女失去了衣服不得已嫁给了田昆仑，生下了孩子天章。后来天女向婆婆讨来了自己的羽衣，于是穿上衣服飞到天上逃走了。在这个故事中，天女本来就不爱田昆仑，嫁给他之后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逃走，最终也终于成功逃离了。

很明显，我们能从这个神话故事中看到牛郎织女一部分故事的影子，不出意外的话，牛郎织女中的这部分故事大概也是在近代和田章神话糅合的产物。

由此关于牛郎织女故事当中逻辑不通顺的部分和三观古怪的部分，已经被我们理清了来龙去脉，当今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是近代的杂糅版本，是由原来的牛郎织女，董永传和田章神话三个故事混合而成的。历史的动荡，文化内容传承的杂糅，酝酿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相互冲突，杂糅、造作的畸形作品。可当我们把他拆开来看的时候，一切又是那么合情合理，这也就是文化传承的魅力所在。

然而今天的文章到这里还没结束。

很显然，近代版本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大的争议部分就在于牛郎盗衣强迫织女为妻这个部分，虽然在它的出处田章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故事其实是以仙女偷会羽衣重返天上结尾的，但是我们依然会产生疑问。

这么猎奇，有冲突又颇有“黑深残”感觉的故事情节，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这个“偷衣服”的情节，本来是一个“天鹅处女型”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在亚欧大陆有着广泛分布的故事类型，都是以男子窃取仙女羽衣之后与其婚配的故事为原型的。之所被称作天鹅处女，是因为很多神话中，仙女都是鸟类脱下羽毛后变成的，男子偷走它们的羽毛，就禁锢了她们的自由，也无法变回鸟类，就更好理解了。

天鹅处女在全世界共有1200多个不同版本，在北方天女大多数是白色的大型鸟类化身比如天鹅仙鹤等，南方热带地区则多为孔雀。很多少数民族包括满蒙哈萨克朝鲜纳西傣族等，都把此类神话作为民族起源之一。

赵景深先生在1929年的著作《童话学ABC》里面则提到：

天鹅处女的童话是表现禁忌的,通常都是男主人公看见了几只鸟（天鹅，鹅，鸭，鸽子等）飞到湖畔，脱去羽毛，成了非常美丽的裸女。他取了其中之一的羽衣，逼她嫁给他；隔了许多年，她找到羽衣飞去，从此永不回来,我国的牛郎织女传说也属于此系。

民俗学者刘守华先生则认为，此类传说的各种版本反映的是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变化，如本来有几只鸟，却只取其中一件的羽衣。这反映了多妻制到一妻制的变化(中国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多出来的属于妾室，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夫多妻)。

最后让我们来做个总结，今天的牛郎织女故事之所以让人感觉逻辑诡异三观怪诞，是因为这个故事在近代的传承过程中与其他故事发生了糅合，牛郎织女的故事本身还是中华民族十分美好的传统爱情故事。

国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

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

北宋的杂剧，在瓦舍勾栏之中，和百戏共同发展，到了南宋，发展成两种名异而实同的东西，就是宋杂剧和金院本。宋杂剧是中国最早的戏曲形式，也是过渡为元杂剧前的重要艺术形式。

从以上可以得出：中国的戏曲艺术形式应该是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发展到南宋，宋杂剧成为中国最早的戏曲艺术形式。

《浣纱记》是作者梁辰鱼根据中国明代传奇作品《吴越春秋》而改编的昆曲剧目，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表达对封建国家兴盛和衰亡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

故事曲折、结构完整，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在关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同时，打破了传统戏曲中才子佳人的俗套，赋予女主人公西施崭新的面貌，将她与范蠡的爱情放在吴越争霸那样一个时代大环境之下，展开对历史的思考。

这部戏曲巨著以吴越两国的政治争斗为背景，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形象，也歌颂了以伍子胥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借范蠡的功成身退，表达了对古代士人身上退隐精神的理解，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境。

《浣纱记》这种崭新的审美方式，对后来的抒情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浣纱记》的主要内容是吴王夫差率军打败越国，将越王勾践夫妇和越国大臣范蠡带到吴国充当人质。

勾践忍辱负重，奋发图强，听从范蠡的建议，将范蠡美丽无双的恋人西施进献给吴王，用女色来消磨夫差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

吴王为西施的美貌所迷惑，废弛国政，杀害忠良。勾践在三年后被放回越国后，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逼得夫差自杀。

功成之后，范蠡下定决心远离政治是非，携西施泛舟而去，与西施一起过起了隐士生活。

此剧故事曲折、结构完整，西施形象刻画得非常饱满，人物性格鲜明，唱词优美抒情，开拓了昆曲中借助生旦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新领域。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爱情剧。它创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此时戏曲舞台上的爱情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男女主角在出游途中偶遇害，双方一见钟情、互赠定情信物、山盟海誓、私订终身。

但是双方中必定有一方家长阻挠，男女主人公因此饱受相思之苦。不久后，男主角金榜题名，奉旨巡按，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种传统的爱情剧中，男女主角都是才貌双全，是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他们的爱情虽然有一点点风波，但最后都能修成正果。这种固定化的创作模式，是明朝戏曲爱情题材的主流。

而《浣纱记》打破了这个模式。西施与范蠡的相见，并不是两人一见钟情式的。

两人并没有像“才子佳人”戏中那样迫不及待的私订终身，这种私订终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姻没有自主权，两性之间极度封闭，一旦遇到才貌双全的异性，往往会产生带有动物本能的爱慕之心。

这种爱情并不是产生在两个人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而是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实际上，这种爱情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浣纱记》要刻画的，并不是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主线，而是他们相识、相爱以及为了国家分离的过程，最后通过他们的再次团聚，刻画两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

《浣纱记》中，范蠡看见美丽的西施后，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长得倾国倾城，正值风华正茂的范蠡对这样一个美丽的异性产生好感，是正常现象。

按照明朝爱情剧的套路，接下来就应该是两人私结盟连理，进入热恋了。然后就是男主人公最终金榜题名，来迎娶女主角，来一个花好月圆的圆满大结局。

但是《浣纱记》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范蠡上门来求西施为了国家，嫁给另一个男人。

西施的心里有多痛不言而喻，极度的伤心与失望，让她泣不成声。但是范蠡反而过来劝慰她，因为范蠡对两人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

在《浣纱记》里，范蠡对西施唱道：“你暂时抛闪休要孱愁，看天河织女牵牛，明年时候，鹊桥边相守”。

这一次，西施将自己的纱巾一分为二，其中一半赠予范蠡。这半条纱巾，伴随着两人的爱情，伴随着西施在吴王面前假言欢笑的痛苦，也维系着越国的命运，连接着这一对有情人的生离死别。

在这出剧中，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一种把人与人的社会属性结合起来的新的爱情，刻画的是恋爱中的男女主角的社会属性和他们的人格之美，而非普通戏剧中的男欢女爱。

虽然两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都相互有了好感，但是双方灵魂上的契合才是这段爱情中最可贵的地方。

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越国重新雄起，这对范蠡来说，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对西施来说，是爱人最大的心愿和事业。

西施入吴，固然因为她是越人，是为了祖国而牺牲小我，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心爱的爱人。

两人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才子佳人式的小我爱情，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爱情不是占有，也不是完全一方的奉献。这种现代人的常识，在明朝那个时代尤为可贵。

明朝时程朱理学兴盛，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烈女不事二夫”，而《浣纱记》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

在灭掉吴国后，范蠡并不因为西施曾经侍奉过夫差而对她有丝毫的看不起，反而对西施充满了歉意和敬佩。

这是对中国儒家要求的女性节烈观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道德家的说教，而是一种基于真挚的爱情之上，对自己心爱女性的尊重和理解，是作者梁辰鱼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模式。

《浣纱记》中，爱情的矛盾冲突突破了传统的家庭的束缚，而是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男女主人公主动站出来为国家承担责任，才造成双方的爱情冲突。

西施完全是自觉的为了祖国甘愿牺牲自我，而范蠡也不是打着爱情的旗号，将西施送入火坑去谋求自己的荣华富贵。

在送西施去吴国的路上，范蠡唱出了“有负淑女，更背旧盟”这八个沾满血泪的唱词，而西施对范蠡回唱出了“国事为大，姻事为小。

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这样深明大义的唱词，这是两个人的爱情突破了小我而做出的共同抉择。

范蠡原来担心西施有可能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是西施与他心有灵犀，这种心灵上的默契，使两人的爱情得到了升华。

作为一个浣纱姑娘，救国重任本不应由她去承担。在得知心上人并不是来求婚，而是要将她送给另一个男人时，她一时之间，也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爱情，为了祖国，她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远超才子佳人小我爱情的大爱，让《浣纱记》刻画的爱情更加崇高，更加纯真，体现了作者对最高境界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里面很大程度体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态度。梁辰鱼少有文名，"以文行显"，在当时的曲坛上颇负盛名。

但是他一生科举不顺，屡次落第。《浣纱记》中，就包含了梁辰鱼报国无门的伤感。

《浣纱记》中，夫差和勾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君主。在创作时，梁辰鱼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在他们身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通过对两位君主全方位的描述，来展现他心中理想君主的形象。

封建社会对君主是否贤明的第一大标准，是看其是否行仁政、以德治国。从这方面来看，勾践的形象是正面的，夫差则是一个反面形象。

《浣纱记》里有一个场景：当时勾践还在为夫差养马，有一天夫差偷偷去看勾践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结果在窗外看到勾践端坐在简陋的房子里，他的夫人和范蠡恭恭敬敬的站在两侧。

梁辰鱼通过夫差的唱词，表达了他对勾践的看法：“勾践当此游离困苦之际，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殊为可敬”。

夫差是个什么形象呢？《浣纱记》中，夫差宠爱西施，不理国事，宠信奸臣伯嚭，大兴土木，特别是杀掉直谏的伍子胥，让人极为痛恨。

在自杀之前，伍子胥悲愤地唱道：“将我的人头挂城头，我要看越人如何进姑苏”让人心潮澎湃，对夫差不禁产生强烈的愤慨。

歌颂有德的勾践，鞭笞无德的夫差，梁辰鱼在《浣纱记》中，有意无意的把他的政治倾向写入了这出戏曲之中，用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标准，那就是“以德治国”。

封建时代的戏剧不仅仅是让观众消磨时间的，而是带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在封建社会，儒家的忠孝节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忠”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是宗法社会里臣子与君主关系的准则，是社会阶层的根本道德秩序。

“孝”是“忠”的延伸，也是“忠”的基础，只有善待父母，才有可能做到对君主尽忠。“忠孝”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

《浣纱记》中的伍子胥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有极其清醒的头 脑和准确的见解，是典型的忠勇贤臣形象。虽然他性格中也有倔强、狭隘的弱点，但仍然是封建社会忠臣之典型。

《浣纱记》中，伍子胥有一段唱词：“父怨方酬魂未反，君恩欲报心犹赤，等从头再踏越江山，兵方戟”。

伍子胥原是楚国贵族，只是他的父亲伍奢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到吴国，并最终带着吴兵伐楚，报了全家的大仇。

历史上的伍子胥因为历尽千辛万苦，为父兄报仇，而被看做“孝”的典范。

但是在《浣纱记》中，虽然梁辰鱼也将伍子胥刻画成一个忠臣形象，但对伍子胥的行为方式，梁辰鱼还是将自己不赞同的观点隐藏在这部戏剧之中。

这种不赞同是非常隐晦的，也是前人从没有提起过的，是梁辰鱼对伍子胥身上体现的道德标准与真正的“忠孝节义”有悖，从而有感而发。

《浣纱记》中，用伍子胥和公孙胜两人的大幅唱段回顾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借吴兵报仇之事，特别是对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一事，梁辰鱼表现出自己不赞同的观点。

因为伍子胥为了报私仇，置自己母国的人民于不顾，发动对楚战争，使得楚国几乎亡国。他虽然为父兄报仇尽到了“孝”，但是对楚国人来说，伍子胥的做法是大大的“不忠”。

伍子胥身上狭隘的家国观念，梁辰鱼并不赞同，所以他借公孙胜之口，说出伍子胥的做法“乃小丈夫之所为，窃为吾弟不取也”。

《浣纱记》的结尾，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在这胜利之际，范蠡却向勾践请辞，舍弃名利，选择与西施泛舟五湖。

《浣纱记》的结局，采取的是民间有关范蠡结局的传说，使得范蠡“贤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功成名就，归隐江湖一直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最为完美的人生理想。

李白就说过：“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所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就成为李白的梦想。

范蠡功成名就后的隐退，更彰显了他的智慧。

范蠡拒绝高官厚禄，携西施泛舟湖上，让范蠡“义”的一面和形象更上一层楼，为范蠡身上加入了痴情男子不在意过往，执妻之手，不离不弃的爱情观，也与开始时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做了呼应。

假意挽留范蠡，也突出了勾践的虚伪。

“今若撇我而去，是皇天欲弃丧孤也”，勾践的这些说辞惺惺作态，其实勾践是想用与范蠡“分天下”来挤兑范蠡，甚至是在强迫范蠡请辞。

因为范是勾践的臣子，为主公献计献策是范蠡分内之事，断不可能因此就与勾践“二分天下”，如果真的这么做，不说与道义礼法相悖，范蠡很快便会性命不保。

在这样的局面下，范蠡只有请辞，才能逃生。勾践以假惺惺的“二分天下”博得了爱功臣的名声，又彻底将范蠡排除在越国政权之外，是一石二鸟的高招。

从不肯走的文种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范蠡不走，下场必然和文种是一样的。

范蠡曾以“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文种一起走，文种不听，结果后来被勾践赐剑自杀。勾践高超的政治手腕、隐忍深沉的权谋也通过这些描述而跃然纸上。

《浣纱记》中通过不同的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展现，将儿女情长的爱情与家国兴亡的责任、为君之道与封建社会臣子的“忠孝节义”纠织在一起，表明了梁辰鱼对君主的期盼、道德的认识，以及处世态度与行为选择。

这些因素都在《浣纱记》中交织在一起，托载人物形象的同 时，也让《浣纱记》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中国戏曲剧种介绍

京剧

京剧是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它是由多种地方戏在北京汇聚、融合，发展而成的。它从产生到现在约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

清代乾隆以来，昆曲、弋阳腔、秦腔等曾先后进入北京。1790年安徽著名艺人高朗亭率领有名的徽戏“三庆班”进入北京，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以后，又有“四喜”、“春台”，“和春”三个徽班入京，和“三庆班”合称“四大徽班”，盛极一时。此时，昆曲、京腔(弋阳腔入京后演化得名)．·秦腔等逐渐冷落下来。约于1830年湖北楚调(汉剧)也进入北京，汉 剧和徽剧出于同一源流，因而时常合班演出，声腔上相互结合。后来，徽班又吸收，溶化了昆曲、梆子、京腔的精华，在剧目，音乐，身段、服装、化妆方面都有所改革，再结合北京当地语言和风俗习惯，便逐渐形成了京剧。当时称为“皮黄”，又名“京调”。

1850年前后，京剧在四大徽班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著名演员，时称“老生三鼎甲”。他们对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京剧艺术比其它剧种更突出了戏曲集中、概括和夸张的特点，形成了唱，做，念、打一套完整体系和统一风格，在舞台表演上富于鲜明的舞蹈性和强烈的节奏感。

一百多年来，京剧著名演员先后辈出，特别是不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形成不同风格的流派，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京剧艺术的珍贵财富。

解放后，京剧艺术取得了巨大成就。整理、改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并成功地演出了许多现代题材剧目，为京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京剧艺术代表团还多次出国访问演出，轰动了世界艺坛。

昆曲

昆曲是我国的古老剧种，约在元末明初形成于江苏昆山一带，又称“昆山腔”。明代嘉靖时期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吸收了南曲诸种唱腔和金元北曲中的音律唱法，以及江南的民间小曲等多种艺术成分，创造出一种轻柔委婉的“水磨腔”。与选氏同时的剧作家梁辰鱼专为昆山腔编写了《浣纱记》一剧，演出后轰动江南，并迅速流行全国。明末清初，昆曲一度繁荣，在艺术上更加精致完美，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的剧种。至乾隆时期，昆曲艺术被统治阶级所掠夺，内容趋向宫廷化，以致脱离人民群众而渐衰落，到解放前夕，已濒临奄奄一息的境地。解放后，昆曲在剧本．唱词。唱腔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力求通俗易懂。1956年浙江省昆苏剧团赴京成功地演出了《十五贯》，轰动全国。1957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这个古老的剧种，又焕发出艺术的青春。

昆曲已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和独特的声腔系统。它的剧目丰富，剧本文词典雅华美，文学性较高。发音，吐字讲究四声，严守格律、板眼。昆曲曲调是曲牌体，每出戏由成套曲牌构成。唱腔圆润柔美，悠扬徐缓。表演细腻，身段动作和歌唱紧密结合，舞蹈性很强。伴奏乐器主要是笛子，有时也用三弦、笙、唢呐等。

明代中叶，昆曲向北方流传，经许多艺人的努力，将昆曲和北方地区语言相结合，形成了“北昆”；原来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昆曲，则被称为“南昆”。；比昆的演出武戏较多，表现风棚U健豪放；南昆则注重音韵吐字和细腻做工，比较清婉缠绵。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京剧和湘剧、川剧等地方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

评剧

评剧是全国有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形成于清末民初，约有七十年的历史。它源于冀东一带的“莲花落”，后来吸收了东北“蹦蹦”的腔调，故早年有“落子”、“蹦蹦”之称。最初为对口演唱形式，近似东北的“二人转”，后来陆续吸收了河北梆子的打击乐．滦州影戏、乐亭大鼓和京剧的唱腔及表演，形成了“唐山落子”，又变为“奉天落子”，最后成为现在的评剧。成兆才是早期评剧的著名演员和剧作家。他创造了许多新腔，并创作改编了一百余种剧本，对评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评剧的艺术特点是：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 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垛板和散板等多种板式。解放后，评剧音乐，唱腔，表演的革新取得显着成就，特别是改变了男角唱腔过于贫乏的弊病，男声唱腔有了新的创造。

评剧原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派。今天盛行的是东路，流行于河北和东三省，在南方也有广大观众。西路评剧又叫“北京蹦蹦”，是在东路评剧梆子、老调的影响下形成的。它的腔调高亢，板头丰富，别具风格。辛革命前后在北京及京西各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以后濒于绝迹。1958经中国评剧院发掘整理，始重现于舞台。《花亭会》就是经过整理并由青年演员继承下来的一出好戏。

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初名“直隶梆子”，后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始改今名。它渊源于陕西秦腔的梆子系统。大约在清代中叶以后，由山西蒲州梆子流入河北逐渐演变而成。清末曾在北京盛极一时。后来梆子和皮黄曾同台演出，互相交流、吸收，使梆子在艺术上日趋完整。北京的直隶梆子吸收皮黄精华之后，又称“京梆子”。辛亥革命后，许多出色的梆子女演员不断涌现，给梆子剧种带来了新生面，使其唱腔音乐发生了较大变化。

河北梆子流行时，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在河北中、北部及京、津地区最为群众喜闻乐见。河北梆子的唱腔高亢激昂、刚劲挺拔，主要有慢板、二六、流水、尖板、哭板、反调等板式，还有近百支用于舞台伴奏的曲牌。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河北梆子在河北一带农村得到广泛发展。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则日渐衰落。解放后，河北梆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对过分喧噪的锣鼓、梆子进行了革新，创造了新的唱腔，使其在慷慨雄壮之中兼有柔和悦耳、优美动听的特色。

老调

老调，又名“老调梆子”，河北省地方剧种之一。约产生于明朝末年。它长期流传在民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腔朴实、激越、刚健，有头板、二板、安板、起板、拨子板、送板、留板、哭板等多种板式。主要伴奏乐器有板胡、笛子、笙、二胡、三弦等。流行地区以河北保定为中心，分东路(高阳、安新一带)、西路(保定西部地区)、南路(石家庄一带)。各路唱腔无甚大区别，只是落腔有所不同。老调表演形式完整，行当齐全，传统剧目较为丰富。《潘杨讼》是较有影响的剧目，已拍摄成戏曲影片。

丝弦戏

丝弦戏是河北省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它是北曲“弦索调”的一个支脉，古名叫“弦索腔”。丝弦戏原来没有女演员，男女角色都由男演员扮演，形成了唱腔真假声交替运用的特点。丝弦的伴奏乐器，长期沿用两把柳琴与两把三弦，清咸丰年间，因与老调梆子经常同台演出，主要伴奏乐器改用了老调的中音板胡，其它乐器也有增减。在发展过程中，又受昆曲、河北梆子、京剧不同程度的影响。它流行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广大农村，及山西部分地区。丝弦的唱腔既高亢又宛转，以板腔为主，分越调与管调两个系统，又各有多种板式。解放前夕，丝弦仅存一两个专业班社。解放后，丝弦有了较大发展，并有女演员参加演出，丝弦的优秀传统剧目《空印盒》曾搬上了银幕。

平调

平调是河北省的地方剧种之一，发源于冀南武安县一带，也 称“武安平调”。流行于冀南、豫北和晋东南广大地区，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平调的产生，据传始于明末清初，由武安艺人汲取了豫j[淮调的特长，结合武安民间音乐、舞蹈演变而成。

平调属于“梆子戢”，行当齐全，善演历史戏。它的唱腔属板腔体，结构 较完整，旋律优美，长于抒情。主要板式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散板，栽板、垛板、悲板等近二十个板头。音乐伴奏有唢呐曲牌和丝弦曲牌百余个。从前，伴奏乐器主要有二弦，轧琴等；；解放后又增加了笙、笛、板胡等。在表演上具有活泼、粗犷、激昂，豪放的风格特点。其代表性剧目有《三进帐》、《铡陈士美》、《金钟记》等。

唐山皮影

唐山皮影，因以唐山地区乐亭、滦县一带的语言音韵为其音乐特色，所以又叫“乐亭影”、“滦州影”，流行于河北的唐山，承德，廊坊等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各市县、它是一种有着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抗日战争以前常在农闲聚众演出，征上述地区的乡镇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的唱腔音乐尤为群众所喜爱。

唐山皮影的唱腔是从一种纯说唱形式的“大福影”演变而来的，它是一种男女分腔的，有着多种腔调(如平调、花凋，阳韵平调、河东调．滦河调，吟腔)，·多种板式(如太慢板、快三眼、慢二性、紧二性，三性、流水)的板腔体。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由于前辈艺人的发展创造，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以前是一把小三弦，后来逐渐被四胡所代替。

北京曲剧

北京曲剧是解放后在单弦等曲艺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剧种。单弦是北京广泛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用第三人称说唱故事过去有时用两个以上演员化装演唱，便叫彩唱牌子曲。今天的曲剧就是脱胎于牌子曲的戏曲形式。1950年曲艺演员魏喜奎等人首先演出了《新探亲》叫做新曲艺，以后改称曲剧，陆续演出了《柳树井》、《罗汉钱》、《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骆驼祥子》等剧目。

北京曲剧的曲调种类很多，生动活泼，并且念字清楚，易于表现现代生活。

二人台

二人台是内蒙西部地区最为流行的一种民间戏曲形式，并广泛流传于山西北部及河北张家口一带。；最初只有两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唱故名“二人台”。它是在当地小曲“丝玄坐腔”的基础上，吸收了“社火”歌舞及蒙族民歌演变而成。有近百年的历史。二人台的剧目内容多为生活小戏。二人台音乐有 浓厚的地方色彩，所采用的曲调是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来的)．：音阶跳动大，滑音，装饰音多，具有悠扬、开阔、粗犷的风格。伴奏乐器有笛子；四胡；扬琴、三弦等，用“四块瓦”(竹制乐器)击打节奏．

解放前，二人台曾受反动统治的摧残。解放后在剧本，表演、音乐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革，演出形式和表演内容都有很大的改进。

吉剧

吉剧，是在“二人转”的基础上，吸收东北其它民间艺术和借鉴其它地方戏曲的长处，融合提炼，于1959年诞生的．流行于吉林省：

吉剧的唱腔音乐，包括“柳 调”和 “咳调”两大类，各有一套曲牌。这些曲牌是“二人转”音乐中有代表性，而且适于戏曲化的部分。它被吸收到吉剧中后，按照“板腔体”戏曲音乐的规律，形成了三节板、正板。快正板．抢板，行板、散板、流水板等多种形式。主要伴奏乐器是；板胡和唢呐。吉剧的表演，继承了二人转唱，扮、舞、说，绝(手绢、扇子等绝活)等五功，并吸收了其它剧种的表演特长，而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格。经过整理，恢复上演的《包公赔情》和《燕青卖线》等剧，展现了吉剧的表演风格和艺术成就。

晋剧

晋剧又称“山西中路梆子”、“太原梆子”，解放后定名晋剧，是山西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和蒲州梆子，北咯梆子、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流传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陕北等广大地区．晋剧是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晋中秧歌的基础上，吸收蒲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剧种的音乐成份，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逐步发展并盛行起来的。它的唱腔既有梆子腔的激越粗犷，而又圆润工细。经常用大没唱词来表现戏剧情节，用对唱代替对白。在板类上，主要有四股眼．夹板、二性、流水，以及用来表现激昂情绪的介板和表现悲痛的对白。它的每个行当各有不同唱法；唱腔变化多端；丰富多彩。晋剧的许多技巧表演，如翎子功，鞭子功，梢子功(甩发)也是很驰名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一带，不少艺人曾演出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为抗日战争服务。解放后，·晋剧出现了《打金枝》，《蝴蝶杯》、《刘胡兰》等许多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

蒲剧

蒲剧因其发源地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而得名、又称“南路梆子”、“蒲州梆子”。晋南群众又称之为“乱弹”。它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中最古老的一个剧种。山西、河北，河南几省的梆子戏，都曾受它的影响。蒲剧是晋南人民喜爱的剧种，在豫西、陕东、·甘肃、宁夏，带也有广大群众基础。追溯源流，它是由“铙鼓杂戏”演变而来，至明嘉靖年间已基本形成，分为西路和南路：南路较文雅，细腻；西路则火爆，豪放。蒲剧的音乐高昂、强烈，音节跳动性大，调活泼，感染力很强。它的，吕腔板类繁多，有慢板．、二性、流水、间板、滚白等多种。在表演上夸张性很强，有“耍翎子”，“耍帽翅”等多种特技。

解放前，这个剧种受到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摧残，戏班四散，艺人转业谋生，已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经过挖掘整理和革新创造，蒲剧艺术得到恢复和发展。《窦娥冤》一剧曾拍成**，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北路梆子) 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剧种之一。流行于晋北、内蒙及冀西北一带地区。渊源于蒲州梆子，清同治、光绪年间即已盛：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寇摧残，班社解散，艺人改业，几乎濒于绝灭，迄至一九五四年山西第一届戏曲会演才重新恢复起来。

北路梆子的唱腔、曲调，念白均同蒲剧相近，但音凋更为高亢，富有塞外山野味。特别它的“弯调(即花腔)”，唱起来千变万化，婉转动听。唱腔板式主要有：慢板，夹板、二性，三性、垛板、流水、箭板，滚白等。北路梆子擅长大段的演唱，每句基本遵循弱起强落”的规律，但由于按字行腔和依情演唱，听来变化多姿，绝不单调。

上党梆子

上党梆子，也叫“ 晋东南梆子”、“上党宫调”，为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相传明末起源于泽州（今晋城）一带，流行于山西东南部地区。“上党”一词，是因晋东南为古“上党郡”而得名。

上党梆子的表演，无论台步、身段都具有咀犷、古朴的艺术特色。唱腔高亢、活泼，曲牌相当丰富，特别是“花腔”一类曲凋，优美动听，独具格调。除梆子腔调外，过去也兼演一部分罗罗腔，昆腔口皮黄的剧目。

秦腔

秦腔是西北地区主要的地方戏曲之一，它是在陕西关中地区生长起来的。周代以来，关中地区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剧种，大约于明代在陕、甘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的影响。清初，得到蓬勃发展，广泛流传到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秦腔在发展过程中，因地域不同而演变为三路：东路秦腔，即同州梆子；西路秦腔，又称西府秦腔；中路秦腔，又称西安梆子。秦腔本来是陕西各路梆子的总称，后来习惯地指西安秦腔。它兼有各路秦腔之长处，流传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一带。

秦腔创造了我国戏曲音乐中板式变化的结构方法，成为梆子腔(乱弹)系统中的代表剧种。现在北方几省的梆子戏虽然风格与秦腔很不相同，但在音调和伴奏上都保持着共同的特征。

秦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唱腔，用宽音大嗓，直起直落，给人以高亢激越，粗犷朴实之感。在曲调上有“欢音”和“苦音”之分；在板式上主要有慢板、尖板、滚板、摇板、代板等五种，唱腔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人。在表演上，朴实热烈，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很浓，并有喷火，跌扑、耍髯口等多种特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地区一些秦腔剧团进行了戏曲改革工作，曾创作演出过《穷人恨》、《血泪仇》等现代剧目，深受抗日军民欢迎。解放后上演的《三滴血》，：赵氏孤儿》《红梅阁》等经过改编的传统剧目，展现了秦腔

艺术发展的新成就

鄂剧

鄂剧也叫“曲子”、“迷胡子”是西北人民喜爱的戏油形式之一。它流行于陕西各地以及山西．甘肃、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区，由

郡县、鄂县的山歌、小调、童谣等发展而成。清代中叶已在舞台上演出．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多发挥小曲子的长处，活泼明快，健康优美。西略则重大曲’，曲调优雅、悲壮，唱时比较缓慢。中路则介乎二者之间，唱法上受秦腔影响较大，听起来高昂悲壮。

郡鄂的曲牌非常丰富，有七十二大调，三十六小调之说。伴奏上，在“地摊子”演唱时比较简单，只有三弦、板胡、星子及四块瓦(四片竹板制成之节奏乐器)等。搬上舞台以后，吸收了秦腔等剧种的打击乐，加进了二胡等弦乐，使乐队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十二把镰刀》等新歌剧，就采用了郧鄂的曲调。

碗碗腔

碗碗腔，原为流行于陕西省东部一带的皮影戏。由于乐器中有小铜碗，配合月琴，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因而得名。它虽是地方小戏，但形式完整，行当齐全，并具有悠扬清丽的音乐和生动感人的唱词。它的剧目大都是本戏，折子戏很少。碗碗腔在音乐上吸收了秦腔、蒲剧、郧鄂，晋剧等曲调因素，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唱腔。主要板式有：头回南路、二回南路、东路腔．紧板，滚板、扬句子、花花腔、西厢调等。伴奏乐器以月琴、硬弦、二胡为主，运用起来非常和谐，而且极富变化。1956年在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舞台剧，流传于陕东．晋南，晋中一带，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陇剧

陇剧是建国后在陇东道情的音乐唱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剧种．陇东道情是流行于甘肃东部环县，庆阳一带的皮影戏。它在造型。表演(皮影操作)，特别是音乐上，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深为群众所喜爱．解放前，它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艺术上得不到发展。解放后，经过挖掘和整理，于1958年搬上舞台。1959年成立了专业剧团，并正式定名为“陇剧”．以后，先后排演了很多大小型历史剧和现代剧。其中大型历史剧《枫洛池》，受到观众的好评。

陇剧音乐旋律开阔、优美，节奏自由明快。它的唱腔有“慢板”、“飞板”、“新板”。“滚白”等多种，并有“伤音”“花音”之分。其中“簧”(即唱腔中的拖腔)和“嘛簧”(即唱腔中帮腔)的运用，形成了陇剧音乐的独特风格， 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有四胡，海笛等。

豫剧

豫剧，又称“河南梆子”，是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流行于河南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部分地区，是由明代流入的案腔、蒲州梆子同河南当地民间戏曲结合而形成的。由于长期在农村演出，带有 浓厚的乡土气息，唱工多，口白少，长于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表演风格朴实清新，深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

现在的豫剧主要分“豫东调”、“豫西调”、“祥符调”、“沙河调”四个流派。豫东：凋以商丘，开封为中心，演唱用假嗓，声音高亢，多用花腔，较为活泼轻快，又称“上五音”“祥符调”和“沙河调”是其支派。豫西调以洛阳为中心，演唱用真嗓，曲凋低回婉转，尾音低落；又称“下五音”。腔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飞板、栽板、滚板等多种板式。主要伴奏乐器有瓢胡，月琴，横笛、梆子等。文武场曲牌有几百种之多。流传的传统剧目达四百余出。解放后，豫剧在演出现代剧方面曾取得很大成功，《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人欢马叫》等都受到群众广泛的欢迎。豫剧现巳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剧种。

越调

越调，河南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流行于河南和湖北北部地区。它是在元，明时期流行于民间的弦索的基础上，受到秦腔、汉剧的影响，至明末清初时形成的。

越调的音乐丰富，有九腔十八调之说。伴奏乐器以四股弦为主，兼用卧笛、月琴、三弦等。过去它以善演悲剧著称，解放以来，由于音乐的革新和剧目的变化，在表演喜剧上已有可喜的成就。现在河南流行的越调分两个流派。一是南阳地区的越调，它保持着大越调的特色，唱的节奏较慢，慢板第三个字要用假嗓拉后腔，唱腔用的曲牌较多。另—是豫南，豫东的

越调，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有了较大革新，不再用假嗓拉后腔，所唱的节奏比较快，适于表演现代人民的生活。

河南曲剧

河南曲剧，又名“河南曲子”，是河南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是在民间说唱音乐——鼓子曲均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地方戏曲。它的曲牌大多是明，清以来流行于中原的民歌，俗曲。演唱时以三弦、琵琶，古筝等弹拨乐器伴奏；曲调委婉动听，但缠绵曲折有余，跳荡激越不足，为着适应群众新的欣赏需要，一些轻快活泼易于上口的曲牌，开始在洛阳一带的鼓子曲中演变分化出来，以踩“高跷”演“故事”的形式演唱了一些生活小戏，音乐伴奏也变为以音量较大的坠胡为主，人们称这种曲子为“小报曲子”。原有的鼓子曲仍流行于南阳一带，称为“大调曲子”这种改革是从说唱过渡为戏曲的一个重要转折，到1926年前后便正式在舞台演出。

解放后，曲剧音乐唱腔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有些腔调已打破了原曲牌音乐的局限，逐渐接近板腔音乐，克服了不善大段宣叙的缺陷，。同时又对 原有的曲调加以丰富变化，从而增强了表现力。

吕剧

吕剧过去称为“上装洋琴”或“洋琴戏”，是在山东琴书(坐腔洋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剧种。清末，广饶县的琴书艺人时殿元、 谭秉伦等将“坐腔洋琴”里的节目化装上演，受到群众欢迎。这时，化装演 员要同时演奏乐器，后来，．伴奏和演唱分开，发展成为“洋琴戏”。它的流行地区不断扩大，逐渐遍及山东省各县市，在农村，尤为妇女群众所喜爱。

吕剧的传统剧目除部分本戏外，多系以民间传说及家庭故事为题材的小戏。吕剧的唱腔较为简单，朴实，平易近人，它的曲调主要有“四平腔”和“二板”两种，演唱时由演员根据剧情自由运用，长于抒情和表现现代生活。解放后，成立了专门机构，重点对吕剧进行了整理，研究，创作演出了《李二嫂改嫁》等具有影响的剧目。在音乐上，吸收了北方其它梆子剧种的音乐特色，创作出了一些新的曲调，充实了吕剧音乐的表现能力。吕剧已经发展成为较有广泛影响的地方剧种。

柳子戏

柳子戏，又称“弦子戏”，是山东的一个古老剧种。明末清初时由河南．山东一带流行的“黄莺儿”、“山坡羊”等弦索小曲发展而成；后来又吸收了更为通俗的七字句说唱一一“柳子调”，便以“柳子戏”命名。它是皮黄剧泄未盛：行以前，——般所说的我国“南昆、北戈、东柳、西梆”四大声腔之一。柳子戏流行于山东，江苏，河南三省交界的地区。

柳子戏的传统剧目大部分用俗曲演唱，还包括了一部分离腔、青阳，昆曲，乱弹、罗罗，娃娃、微调剧目及唱腔。曲调曲折委婉、优美动听，有越调，平调、下调，二八调四种。曲牌二百余支。伴奏乐器为三弦、笙，笛。柳子戏在表演艺术上，有深厚的基础和独特的风格，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粗犷细腻兼而有之。

柳子戏在解放前备受摧残，近于湮没。建国后，成立了山东省柳子剧团，使这个剧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该团整理了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其中《孙安动本》一剧获得人们的赞许。

黄梅戏

黄悔戏是安徽省的地方剧种，源于湖北省黄悔县的“采茶调”。“采茶调”在鄂、皖，赣三省毗邻地区广泛流行，与当地民间流行的舞蹈、曲艺相结合，逐渐形成为民间小戏，安徽人称它为“黄梅调”，解放后改秤黄悔戏，

黄梅戏早期多演出“两小戏”(小丑，小旦)和“三小戏”(加上小生)。后来受“高腔”影响，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清道光以后，黄梅戏流入以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曾与徽剧同台演出，深受徽剧的影响；此外，还吸收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得到再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解放后，黄梅戏发展很快，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

黄梅戏曲调丰富，共有一百多种，如“评词”，“二行”、“三行”．“火攻”，“彩腔”、“仙腔”等。黄梅戏用安庆地区的语言演唱，加之唱时一律用本嗓儿，所以使人感到语言易懂，字音清晰。

庐剧

庐剧原名“倒七戏”，是以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和淮河沿岸的民间舞蹈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约有二百年的历史。1955年改名为庐剧。在发展过程中受过徽剧、京剧的影响。现在是安徽地区广泛流行的一个剧种。由于流行地区不同，又形成了几个不同流派：西路流行在六安。霍山一带，唱腔比较高亢、粗犷；南路流行在芜湖、南陵一带，唱腔比较细腻、柔和；中路流行在合肥、巢县，唱腔兼有西路、南路的艺术特色。

庐剧在长期流行中，曾不断向安徽民间曲艺(如“锣鼓书”)。戏曲(如“目莲戏”、“徽剧”)等艺术形式吸收养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音乐唱腔+曲调有一百多种，主要分“花腔”和“主调”。“主调”又根据不同行当有不同特点，有“老生调”，“寒调”等区别。在剧目和表演艺术方面，也十分丰富多采。

（泗州戏） 泗州戏，俗称“拉魂腔”，是安徽省的主要剧种之一。流行于淮河两岸。它与山东。江苏的柳琴戏同出一源，在安徽流传时间很长，并有所丰富发展。最初是以说唱形式出现，常年用“唱门子”、“地摊子”等形式在农村流动演出，后吸收花鼓灯的舞蹈丰富其表演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泗州戏，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泗州戏的唱与白结合得非常紧，唱腔富于变化+婉转动人。它以表演劳动人民生活小戏见长，如《拾棉花》，《走娘家》等都是有影响的剧目。

汉剧

汉剧，旧名“楚调”，也称“汉调”。辛亥革命前后改称汉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