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通婚的主要形式

异族通婚的形式和内容在20世纪以降的百年里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

1、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如欧罗巴人与尼格罗人，蒙古人与欧罗巴人；

2、不同文化间的通婚，如基督徒与穆斯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

3、混血种群间的通婚，如印度人与马来人，马达加斯加人与阿尔及利亚人。

大多数乌兹别克家庭被父母和兄弟分开。虽然三代同堂，但是很少。他们认为家庭是一个神圣的社会群体。父亲是一家之主，负责孩子的教育，组建家庭，而孩子必须尊重父母和长辈，否则会被人鄙视和鄙视。

乌兹别克斯坦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一夫多妻制也存在，但很少。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面实行一夫一妻制。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婚姻制度有以下特点：

首先，近亲很多。由于乌兹别克人数量少，客观上异族通婚的范围很窄。同时，他们认为近亲结婚是最理想的婚姻，他们可以互相照顾。因此，在结婚时，严禁与兄弟姐妹、同父异母兄弟或资质不同的人通婚。而且都可以通婚，一般不受年龄差异限制。首先考虑从表亲中选择。在过去，堂兄妹、姑姑、叔叔和阿姨结婚是很常见的。况且，有些情况下，两个兄弟同时娶一个姐妹，是近亲结婚的变种。新婚姻法颁布后，近亲结婚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第二，允许通婚。由于乌兹别克人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不同民族间通婚较多。然而，乌兹别克男子很少与外国女子结婚。南疆的乌兹别克人长期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和维吾尔人通婚。北疆的乌孜别克族与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鞑靼族关系密切，与这些民族的姑娘通婚较多。

第三，结婚的顺序是从小到大。按照习俗，姐姐不能在哥哥结婚之前结婚；我弟弟不能在他妹妹结婚前结婚。简而言之，年长的在前，年轻的在后。

第四，有不想要的婚姻。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庭可以接受自己的丈夫。上门的女婿一般是孤儿或者家里兄弟多，经济困难。上门女婿一般不给彩礼，结婚的时候他老婆会招待她。这个女人的父母把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

第五，早婚非常普遍。有一句乌兹别克谚语：“如果一个女孩不能归还她的帽子，她可以结婚。”如果一个女孩14、15岁以后还不结婚，舆论会给父母施加相当大的压力，让他们乱嫁女儿。这往往会给女儿带来终身的不幸和痛苦。

第六，有住房转让制度。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一样，曾经有过“一个兄弟死，另一个兄弟亡”的婚姻制度。哥哥去世后，如果哥哥不结婚，可以娶嫂子。弟若有妻，不能娶寡妻。但是，如果他的兄弟死了，他的兄弟不得与他的嫂子结婚，不管他有没有配偶。这些习俗是古代氏族习俗的遗迹。一方面，他们试图更好地教育已故兄弟的子女；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防止已故兄弟的家产落在别人后面，从而保证家庭的完整。此外，还有娶已故妻子和姐妹的现象。目前，这些习俗已不复存在。

第七，离婚权在男人手里。乌兹别克人离婚的不多，但是在丈夫权力下的女性没有离婚的自由，是否离婚完全由男性决定。如果丈夫想和妻子离婚，只要他说“Talake”，就意味着和妻子离婚，她必须离开他的家。离开时，女人可以带着嫁妆，拿到“钱”再离开。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离婚后，妇女必须等待三个月零十天才能再婚。同时，看看一个女人是否怀孕了。如果她怀孕了，她的孩子仍然属于她的丈夫。

离婚后，如果双方愿意复婚，可以邀请宗教专业人士回家念经，恢复夫妻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说了三次“Talake”，就很难再婚了。只有当他的妻子与另一个人结婚并离婚时，才能办理复婚手续。离婚后，女性要经历100天的“等待期”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怀孕。等待期过后，她可以再婚。

此外，一些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如表情、手势、姿势、身体接触等也会引起通婚双方的误解和隔阂，因为它们往往表达某种情绪和态度。例如一个中国丈夫看到白人妻子与各种男性亲友熟人拥抱，甚至亲吻，也许会感到不愉快。 “幽默”是另一个引起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重要方面。在一种文化中可以“幽默”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是绝对的禁忌。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因为一句“玩笑”引起种族冲突，甚至残酷的流血事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幽默的表达和接受常常被误解，因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后果。二、价值问题 不同的文化强调不同的伦理标准、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 总起来说，西方人注重独立性、自主性、竞争性和以权利为主的个人主义，而东方人则注重相关性、服从性、合作性和以义务为主的整体主义。 西方人的家庭注重其成员的平等关系、自由抉择、个性发展和各行其事，而东方家庭则注重其成员的尊卑等级、依附关系、定向发展和家规伦纲。 由于不同的宗教、地区、行业、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即便是同一大文化中，也有亚文化和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以上种种价值观的差异，会使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产生障碍、隔阂，甚至冲突。如果一个家庭中，夫妻的一方强调平等关系、自由抉择、个性发展和各行其事，而另一方强调尊卑等级、依附关系、定向发展和家规伦纲，双方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生活。 三、实际问题 价值观虽然重要，但作为主观标准的价值与作为客观实践的行为不一定相符合，甚至常常会背道而驰。 人们在实现主观价值的过程中，受到客观环境、物质条件、现实利益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干扰。 例如，一个白人姑娘为了冲破种族的藩篱，想嫁给一个黑人青年。有人对她说，在你作决定之前，最好先到黑人贫民窟去体验体验。于是，她专程到纽约哈雷姆区呆了一阵，发现自己并不能适应黑人区的生活。再例如，一个中国女留学生一向追求西方式的个性自由，但毕业之后一直找不到职业，居留身份有了问题。于是，经人拉关系，嫁给了一个白人卡车司机。婚后才发现此君酗酒吸毒加嫖妓样样都干，一回家就逼她口交和肛交，她虽然痛苦不堪，想离婚，但一想到自己的绿卡，就不得不继续忍受煎熬。 四、原型问题 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建立在原型（Stereotypes）上的偏见，即人们经常不把某一个人当作具体的个人，而当作一种文化、一个种族、一种宗教、一个阶层、一个行业或一种性别的代表。 这种“原型偏见”可以是“正面”视角，例如，看见一个白人，就联想他代表了现代文明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结果却发现他是具有完全相反特征的人。它也可以是“负面”视角，例如：看见一个黑人，就联想他代表易于犯罪的种族；看见一个阿拉伯人，就联想他代表伊斯兰教恐怖集团。 当一个人寻求异族配偶时，很容易把他或她当作其文化或种族的代表，结果在婚后产生与原型偏见不符合的现实状况。例如，一个白人男性“偏见”中国女子都是温柔贤惠的，一个中国女性“偏见”白人男子都是浪漫幽默的。结果，婚后很失望，那白人男子是“薛文起悔娶河东吼”，而那中国女子则是“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五、环境问题 任何婚姻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或是正面支持，或是负面压力，而异族通婚的参与者受到的环境影响更是强烈。 这种影响首先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如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戚或宗亲；其次来自同代人，如朋友、熟人、同学、同事、战友或有同一爱好的伙伴；再次来自所属的地方社区、社团、教会、组织和工作单位等。 一对异族恋人由婚前的浪漫转为婚后的现实时，上述那些影响就会日益突出。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娶了东方女人的白人男人受到相当的压力，亲友们不参加婚礼，同事们也不邀请参加晚会，两口子甚至被餐馆拒绝入内，找职业也成了难题。这种情况可能使婚姻更坚定，也可能使之解体。 六、目的问题 每一种文化对婚姻的定位、诉求和目的不尽相同。家庭成员的如何分工、什么样的生育计划、怎样教养儿女、怎样进行家庭预算、选择哪一种居住环境等，不同的文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东方传统的婚姻观主要是传宗接代，不断完成以血统为纽带的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因此，婚配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男才女貌、门当户对”。男子的主要职能是支撑门面、挣钱养家，女子的职能则是管理家务、生儿育女、供夫泄欲。 中国大陆在极左时期，尤其在“文革”中，找婚配对象的基础和标准是“阶级分析”和“政治挂帅”，造成了日后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 现代西方婚姻观主要是建立在浪漫爱情基础之上，并以双方各自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然而，这种婚姻观也不一定能使婚姻稳固。婚姻可由“浪漫爱”而得，也可由“浪漫爱”而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