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祖先曾经是知县的官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读书不多,但懂得礼仪,为人温柔善良。因为鲁迅是长子,所以自从鲁迅的父亲去世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担心鲁迅的婚姻。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的性格,决定嫁给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的母亲未经儿子同意,赶到朱家要求耿。结果王庆的人生网,在两个年轻人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决定,决定了朱安一生的命运,也给鲁迅和朱安带来了痛苦。
人的生命
早期生活
1878年,绍兴一位姓朱的商人添了一个女孩,取名“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学校家庭的女性朱安一样,从小就被教育要养成一个符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温和,擅长缝纫,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大人们让她脱掉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温水里。过了一会儿,她母亲和两个丫鬟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制的长棉条,把她的四个脚趾弯到脚底,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包起来,然后拼命地把脚后跟往前拉,就这样包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疼得大叫,但一边哭,一边是她妈妈的指示:凡是家境好的姑娘,都要缠足。她只要看看自己的母亲和家里的其他女人,就会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人是例外。
这样的女人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之后,朱安一度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她在1947年的去世也被泰晤士报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旧式女人死后仍能出名,十之八九是因为与她们相关的那个男人。朱安的话,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鲁迅,——。
延期订婚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求婚的对象是一位姓周的前朝官员的孙子。周师傅当过京官,后来因在考场受贿入狱,家道中落。他的大孙子十八岁,在南京一所新学校读书。在绍兴,传统是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所以他们相当般配。唯一的缺点就是周家经济比较拮据。但毕竟在绍兴都是体面人家,对“老处女”娟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
1901年似乎是他们结婚的好时机,因为绍兴习俗婚礼多在冬季举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也将于同年年底毕业,也算是双喜临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奖学金,于是朱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当然也愿意为未来的女婿出国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地位提高了,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荣誉。
鲁迅于1902年3月离开中国,在日本一直呆到1909年,除了两次短暂的回家旅行。鲁迅通过他的母亲向朱的家人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使他们更加担心:要求朱安顿好双脚,然后去上学。对于保守的朱家来说,这着实让他们吃了一惊。但这给朱安的婚姻蒙上了阴影。虽然周太太对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但谁也无法预料这位激进的留学青年会有什么动作。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穿西装,剪辫子,似乎是个不祥之兆。但他从未提出退婚,尽管周家并没有安排与朱安成亲。
匆忙结婚
1906年7月6日,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结婚。
婚礼完全按照古老繁琐的仪式进行。鲁迅从头到脚扎了假辫子,穿了新衣服。周家的人都知道鲁迅是个新人物,估计要打一架,或者出个意外的奇观,于是一字排开,互相配合,七嘴八舌地训诫他。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连鲁迅的妈妈都觉得不正常。
轿子来了。先是一只中等大小的脚从轿子的帘子下面伸了出来。这只脚试图踩在地上。但是因为轿子高,没一会儿就踩着地了,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的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个女孩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所以她穿了一双大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她想讨新郎欢心,但刚玩了一会就暴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后来生活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子又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出来了。她个子不高,看起来瘦瘦的,身上穿了一套新西装,显得有点走样。在族人的围观和司仪的喊叫声中,头骨被移走了。
那是鲁迅第一次看他的新娘。女孩的脸黄白相间,下巴尖尖的,薄薄的嘴唇让她的嘴看起来略大,宽阔的额头看起来略秃。朱安,新人,是鲁迅家的叔祖周雨田夫人的亲族。她平日里似乎和鲁迅的母亲聊得很投机,亲戚们都叫她“安姑”。鲁迅3岁了。
结婚第二天,鲁迅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祠堂。晚上,他一个人睡在书房。第三天,他离家出走,去了日本。
独自住在房子里
原来,25岁的鲁迅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突然,家人纷纷催促他回国。有时,他一天写两封信,说他妈妈病了。当鲁迅焦急地回到家乡时,他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的家人听到一个谣言,说鲁迅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带着孩子在东京散步,所以急着逼他回国结婚。
朱安一个人在新房子里做着各种猜测,眼泪不停地流。她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她在这场婚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那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在了一起,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鲁迅只和她保持着形式上的关系。她一个人在绍兴陪了婆婆13年。
痛苦对双方都是沉重的打击。鲁迅多次对朋友说:“她是我母亲的妻子,不是我的。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礼物。我只有支持的义务。爱情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一个人来一个人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终老,身边无人。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69年,独自度过了漫长的40多年。
沙漠婚姻
1919年11月,绍兴老宅由新台门联合卖给绍兴大地主朱朗仙。他母亲、朱安、周需要北上,周作人一家也来北京,于是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11号买了一个院子,全家搬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房子是老式的三金园。外院是鲁迅一个人住的仓库,门房和书籍杂物堆放。中庭是他母亲和朱安居住的地方。内院第一排最好,周作人和周分开住。
虽然全家团聚,但鲁迅和朱安还是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在当时,离婚的女人是被人鄙视和唾弃的,处境大多很悲惨。
和我丈夫一起搬家
1923年夏天
鲁迅和周作人反目成仇。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向朱安寻求鲁迅的建议:是回娘家住,还是随娘家搬?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追随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下了阜成门西三胡同21号的房子,搬了进去。不久,周太太也搬出了八道湾,和大儿子住在一起。
朱安负责家庭开支。负责家务的朱安,每天早、中、晚三次与鲁迅的日常对话。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有在一起交谈的可能。她爱丈夫,对他忠诚,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却不了解他的心,不了解他的事业。他们甚至把一个盒子和它的盖子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放洗好的衣服,另一个放脏衣服,为了尽量减少接触。
她虽然内心很痛苦,但对鲁迅和许广平没有怨恨。她跟别人提起她的老师,总是反复说对她好。
鲁迅每次买零食,总是先送给母亲,让她挑选,再送给朱安,朱安挑选,然后拿回去自己用。
朱安在感情上很孤独。有一次,她跟周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大老师带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她在梦里有点生气,但周夫人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太太对大儿子和许广平还是很满意的,早就盼着有个孩子在她面前“走来走去”了。朱安难过地说,老师整天连一句话都不和她说,她怎么能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怀孕了,朱安绝望了。她以为就算大老师不喜欢她,她也会像蜗牛一样爬,一直往上爬。可是连这点机会都没有,只好侍奉皇后,老死不相往来。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人。很快,她就放心了,告诉人家,大老师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了她一百年,儿子自然会给她禁食水,不会让她做鬼。
丈夫去世了。
1936年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周夫人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每个月也给一些钱。但周夫人去世后,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第一个老师和第二个老师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和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日常的食物主要是小米粉、馒头、蔬菜汤和几种自制的咸菜。即便如此,也往往难以保证。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款,但朱安始终没有拿到一分钱。她宁愿受苦也不愿轻易接受礼物。有一次,一个报人愿意给她一笔钱,条件是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说“谢谢你没有接受”。同时,他拒绝提供鲁迅的任何遗产。
对姐妹们
不久,另一个艺术团的主席想给她一笔钱,她“婉拒”了。她说她这辈子“为了你父亲的名声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受苦”。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个有骨气的女人。由于朱安的精心照料,北京的鲁迅故居和遗物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和许广平视如姐妹,周海婴视如己出。在书中,周海婴深情地回忆说,鲁迅去世的那个月,朱安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到北平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她说,“徐梅和迎海受到教会的爱戴。如果愿意日夜陪伴,可以安慰他们的善良,也就是安顿死者。”她“绝不能稍作让步”,愿意“同甘共苦,以养阶级,以养孤儿”。她不仅为他们母子俩安排了住房,甚至说“如果徐梅还犹豫不决,请给我们一个暗示”,她“将全部接受”。她宽宏大量,体谅许广平母子,多年后周海婴仍为她感到惋惜。
善待孩子
对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怀。
迎海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我曾在一封信中问:“你有和你母亲的近照吗?给我发一个。我很想你。”直到她临终前,她仍对他们母子念念不忘。从内心来说,她认为迎海是她的继承人。她爱她的大老师,她忠于她的大老师,她把大老师的亲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孤独终老
临死前
她泪流满面地说,她希望死后葬在她的大老师旁边。她想念她的老师徐广平和迎海。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终老,身边无人。
朱安的墓地位于西直门外的富宝寺,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69年,独自度过了40多年。
朱安约1878年出生于绍兴。
1906年7月6日,她坐花轿嫁到了周家,成了周家长媳。朱安孤独的终身正是从拜天地开始。丈夫周树人在新婚之夜坐了半夜,婚后第四天就逃回了日本。她和先生很可能一生都没有圆过房。
朱安安分守己地陪伴着婆婆,终日盼望着先生回来。她知道先生和自己不好,就想好好地服侍他。她想将来有一天总会好的。她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以为终有爬到顶的一天。可这只蜗牛老到没有力气的时候,掉到了墙底。朱安心碎地说:“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鲁迅对朱安没有情,却有义。虽然夫妻终年不说一句话,但她身体不适,会陪同她去医院,搀扶她上下车。鲁迅和许广平生子后都不和她离婚,许广平也承认和先生只是同居关系,两人就是怕休弃朱安以后,她没有生路。朱安对鲁瑞,鲁迅,海婴的感情终生不渝,一部分是因为传统观念,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份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住所去世了。朱安和鲁瑞老太太的生活费本来是靠他每月寄回100银元。后来许广平每月汇寄4、50元钱,从1938年冬起周作人每月承担两位老人50元生活费,后改为150元伪券。
从感情上来说,朱安是特别不愿意接受这笔钱的,因为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的事件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1919年,鲁迅卖掉了绍兴老宅,花3500元购置了八道湾住宅。全家人都搬进了这所住宅。其中包括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和她的弟,妹。因为朱安不识字,所以由信子当家,兄弟二人平均每月收入高达600多元(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30000元左右),除自留一点零用外,绝大部分都交给信子,信子是在贫寒之家长大的,非但要接济日本的家人,自己更挥霍无度,经常要丈夫和大伯出去借钱。鲁迅叹说自己用黄包车拉回来, 弟媳妇用汽车拉出去。经济上的矛盾激化以后,信子有了想独霸大宅的念头。向周作人哭诉大哥调戏她,晚上在窗外听房,偷看她洗澡等。鲁迅想和二弟说清楚这件事,周作人写了字条,只说要大哥自重,永远不要再进后院。后来争吵之时,周作人用一个铜器向鲁迅砸过去。兄弟之情就此断绝。鲁迅搬出了自己一手经营的八道湾住宅。兄弟失和,不但在经济上打击,在感情上伤害,而且在人格上污辱了鲁迅。朱安内心可以说是憎恨周作人夫妇的。但她终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妇女,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又要侍奉婆婆,每次接受这个她憎恨的人送来的钱,伤心和屈辱的眼泪只能暗自咽到肚子里。
1942年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抄家,每月汇兑的款子中断了。她和朱安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1943年3月,鲁瑞老太太去世了。周作人仍给朱安生活费。朱安十分希望能有其他获得生活费的途径,可以不再接受老二的钱。
1944年7月,物价节节飞涨,伪券日日贬值。150元实在不能维持老人的最低生活了。朱安决定变卖家产,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房产是栖身之处,而且将来是准备留给先生唯一的骨肉周海婴的。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有鲁迅的藏书,古文物拓片。早年鲁瑞老太太曾让鲁迅买些水田,吃米就不用使钱买。他坚持说田地没有用,有余钱都买了书,一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00多件图书。保守估计,总价值折合人民币在55万元以上。
1912年春 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 41024元(据鲁迅日记,1922年缺损,为估算收入)。其中买书的开支约占一成。由于西三条寓所藏书中还有不少古籍珍本善本,实际价值远大于相当于20多万元人民币的买入价。
周作人是十分眼热兄长的藏书的。他知道大嫂生活困难,并不设法增加供给,净向两位老人(家里还有一位为周家工作了几十年的垂暮女工)诉苦,极力怂恿大嫂售书。朱安不懂藏书价值,他就主动代编书目,向各大书店发布售书信息。编书目的时候,周作人提出要买一些书。朱安拒绝了他,还死死盯着,绝对不允许他拿走一本。于是周作人在看中的书上精心作了记号,准备出卖的时候搜刮下来。后来,书目整整编了一本厚。
许广平得到消息,给朱安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请求她不要售书,生活费可以立即为她筹集。去信后许广平又委托律师事务所在1944年9月10日《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大意是出售鲁迅遗物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家属有权追回。启事主要不是针对朱安而是为了阻止购买者的。许广平还请了朋友去北平与朱安面谈,请她一定保存遗物。
1944年10月15日,唐弢,刘哲民和宋紫佩见到了朱安,她和老女工正在喝着清水一样的粥,饭桌上几块酱箩卜。他们说明了来意。朱安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她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原话)说着指指自己的鼻子,很激动的样子。自比为遗物,看来似乎有点诙谐,只有朱安自己才知道,这个“遗物”含着多少痛苦与辛酸!尽管来客触动了她的伤感,她还是惦记着海婴,急急询问来客许广平母子的情况。
当时有很多社会名流想在经济上援助朱安,但她不肯接受任何人的接济,只愿意许广平付给生活费,自死也不再接受周作人一分钱。许广平筹集的生活费不多,朱安尽力节俭,安于贫困。有时一次许广平汇了几个月的钱,她就托人写信,说如果许手头不宽裕,她可以把钱再汇一份回去。她还给海婴去了很多信,问身体,问学业,问生活。许广平于1946年10月24日来到北平,和朱安一起生活了将近半月。许在朱安的协助下,清点鲁迅藏书,安置鲁迅手稿,安装好鲁迅的各种遗物。 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晨因心脏病去世。她留下的遗嘱是: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因为鲁迅是长子,自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
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和朱安带来痛苦终生的婚姻大事。
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的第二任妻子。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10月与鲁迅到上海正式同居。1929年,生子周海婴。1932年12月,与鲁迅的通信集《两地书》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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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国思想的拯救者,为救国民,钻研医道,发现这并能帮助中国,决定不学医学该学文学,只有思想进步了,中国人才能站起来。在他的文章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鲁迅想法,批判封建势力,对丑陋人性的憎恨,对愚昧落后的国人们的思想的可惜。
当时的鲁迅在外地,也就去到了日本开始留学,他妈妈想让他回家娶妻生子,然后就悄悄地给鲁迅说了一桩媒,本想着鲁迅上完学就回来了,没想到鲁迅学习真么好,这就让鲁迅能在国外深入的学习了。鲁迅在放假回来之时,他妈妈给他讲了这件事情,鲁迅很不高兴。
鲁母找的这个要与鲁迅结婚的人叫朱安,这个人呢没有上过学,没有接触过新思想的熏陶,并且脚也是三寸金莲,鲁迅就让他不裹脚,去新学堂学习然后鲁迅就回日本深造去了。但是家里人都害怕鲁迅这一回去进一步接受西方思想只怕会更不肯娶朱安。
于是鲁母谎称自己得了重病,骗鲁迅回了家,强行结了婚。朱安他是一个比较封建和传统的人。封建的劳动妇女,鲁迅和她在结了婚之后,根本就没有碰过她,对于朱安而言他仅是鲁迅妻子的一个身份罢了。
而且朱安还不认识字。也不接受新的思潮的影响,这样自然是没办法和新时代的鲁迅产生思想上的统一,所以结婚第四天后,鲁迅就回了日本。到后来,鲁迅结束了学业,回到北京定居,把母女俩接过来住,但一直和朱安分开住。
鲁迅回国就去大学当老师了,在大学授课期间,认识了一位非常有思想的进步女青年,并与他做了两年的师生。这位女学生叫许广平,她非常的有思想,在鲁迅的教导下,写出了很多很好的文章,深受鲁迅的青睐。
慢慢的时间一长,两个人之间又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再然后两个人住在一起了。许广平给鲁迅生了一个孩子,鲁迅也是非常感激。
-许广平
-朱安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
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
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
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
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
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
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
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
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
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
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
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
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
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
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
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
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
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
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
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
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
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
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
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
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
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
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 着朱安。
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 ,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
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
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
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
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
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
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 ,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 ——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
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
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
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
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
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
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
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
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
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
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
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
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
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
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
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
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
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
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
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
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
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
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
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
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
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
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
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
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
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
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
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
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弹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
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
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 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
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
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编辑/廖小红)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
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
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
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 ‘某籍’**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
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
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
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
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
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
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
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
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 ……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
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
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
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
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
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
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
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
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
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
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
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
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
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
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
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四、鲁迅与萧红
鲁迅晚年重病卧床时,既不能看报,也不能看书,只能安静地躺着。
但有一张小画,是他放在枕畔不断看着的。
这是一张木刻画,画上有一个穿大长裙子的女人,飞舞着翩翩的长发,迎风萧萧而奔跑,在她的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
萧红问许广平: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广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聪明人,心里也许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说出来。
近年来,有许多重读鲁迅的人,对此作出了“斯芬达克斯猜想”,认为鲁迅病中眷恋的这幅木刻画,与萧红有关:那画中人,长裙,长发,不像是短发干练的许广平,倒是萧红,有两把海婴喜欢抓着玩的长辫子;那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花色则为“红”;而玫瑰,自然寓意“爱情”。
换言之,鲁迅喜欢萧红!
持这样说法的人,其中有余 杰,他断定在鲁迅与萧红的内心深处,有亲密的爱意与心灵的碰撞,凭他敏感的阅读“直觉”;演过话剧《鲁迅》的演员濮存昕也说,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凭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情感经验。
这个“喜欢”的信息,大致是来自于萧红在1939年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
这是一篇能深入鲁迅心灵的忆文,其中有几个细节颇耐人寻味: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他对萧红的衣着每每看在眼里,还对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评论:“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颜色浑浊了,不大漂亮!”
一次,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
为着取笑,许广平把一根桃红色发带系于萧红头发上,两人欲引来鲁迅的赞美,不想,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妆她……’许先生有点窘了。”
1934年,萧红与萧军来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成为鲁迅的邻居。
待二萧爱断情伤之后,萧红陷入无限的伤感与无助,因此天天来鲁迅家,一耽搁就是一整天。
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校对一本著作,萧红走进他的卧室,鲁迅从圆椅上转过来,向着萧红,微微站起,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诧异了:“不是上午刚来过?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来呀……”
在青年作家中,鲁迅的确是极喜爱萧红的,他曾称赞过萧红的文学才华:“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有鲁迅为她作的序,“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个人气质来说,萧红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强,细腻而孤独,与鲁迅“阴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贴近。
两个孤独善感而有才华的灵魂产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让我叫你‘悄女士’,难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婶婶’,‘悄妹妹’……”鲁迅写信称呼萧红时,心态有难得的俏皮与调侃,年轻与天真。
——鲁迅诚然是喜欢萧红的。
但“喜欢”云者,只能说是人类的一种怜惜情感:喜爱、欢喜,欣赏、欣悦……若涉及男女情爱层面的“喜欢”,则需慎言了。
感情是绝对个人的隐秘体验,没有证据之凿凿,外人的任何臆断都未免显得是捕风捉影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巧妙风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 ,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 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因此,还是回到鲁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画吧。
冯羽先生在鲁迅的日记里查到线索,得知该画是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波斯诗人哈菲支(现译为哈菲兹)诗集首页做的装帧。
哈菲兹是十四世纪波斯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气质与另一位鲁迅喜欢的诗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
在他的时代,如一只夜莺,哈菲兹咏叹青春与爱情,歌唱自由与民主。
而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配的这幅插图,正应和了哈菲兹的诗歌精神:一位拿着诗集的行吟诗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健美而意气风发,浑身散发青春的芳泽;她脚下的玫瑰,丛生而怒放,绽放出生命与爱情的热度。
这幅木刻画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青春与爱情。
人物刻画那么富有张力,生命气息那么饱满美好。
凝视此画,忽地豁然而领悟:鲁迅在重病弥留之际,之所以久久瞩目这幅木刻画,毋宁说,是一个自量生命将朽的人,对青春与爱情的深深留恋呀!如同病榻上的琼西①对最后一片常青藤叶的眷恋。
鲁迅曾经是那样一个血液翻腾的铿锵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其生命之张扬,胸腔之激愤,奡奡如剑客。
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终有一天他也会病来如山倒,成为一个生命线节节溃败、气息奄奄的病人。
人在此时,定会回想自己往日岁月里的种种,那些欣慰终生的,抱憾终生的,耿耿于怀终生的(看鲁迅的那句遗言——一个都不宽恕!)……
而青春与爱情,作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两件东西,又似流水与光阴逝去便挽留不住的。
凝视画片那一刻,鲁迅必定在用灵魂作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啊啊——青春!啊啊——爱情!”
至于画中那个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联想到她是萧红——因为萧红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毕竟,画中女子只是青春与爱情的一个虚拟载体,实不必牵强地把她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
然后,如有灵犀一点通,一日,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几句诗跳入我眼来,刹那间破译了“鲁迅喜欢萧红”的密码: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希望你能用得到。
爱情是稀有的,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对那些其貌不扬的人来说,爱情更是人间的奢侈品。朱安天生就不是个美人胚子,她身材瘦小,长脸,前额、颧骨有点突出,眼睛也没有神,看上去总是病怏怏的。
直到21岁那年,在亲戚的斡旋下,朱安被说给了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周树人,即后来鼎鼎有名的鲁迅先生。朱安比鲁迅大三岁,那时鲁迅家道早已中落,18岁的他还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
媒人说亲,一般男女双方条件都会拎出来掂量掂量。朱安虽然长得不漂亮,但家境可以,而且她善良、贤惠、顺从,人品上没得挑;鲁迅即便有才华、有文化,但家里没钱,不过也还算体面。总之,两人算是门当户对吧!
同时,朱安也非常幸运,还没过门就很招婆婆喜欢。所以,1901年春,婆婆都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直接来到朱安家里“请庚”,即男家与女家互相告知结婚双方的生辰八字,请人测算双方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克”,如八字相合就算过了婚姻程序的第一关。
当然,朱安与鲁迅的八字应该是吻合的,否则也不会订婚。原本订婚这一年年底,非常适合结婚。因为那个时候,鲁迅正好毕业,倘若完婚,就可以双喜临门了。然而,鲁迅却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奖学金,毕业后随即公费赴日本留学去了。
虽然没嫁成,朱安有些失落,不过未婚夫出洋留学,对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光荣。并且,她也心甘情愿等下去。就这样,朱安一等就是5年,期间她的未婚夫鲁迅回国探亲过一次,却迟迟不肯娶她。
那时,鲁迅也通过母亲向朱家人传话,希望朱安放足,并且去上学,这两点要求把思想保守的朱家人吓了一大跳。当然,朱家人最终是拒绝了鲁迅的请求。当远在日本的鲁迅读着《天演论》,朱安却在家里念诵《女儿经》里的三从四德教条。
从那个时候起,就注定了两人的差距。常想,倘若朱安当初听从鲁迅建议,去学堂读书,能够在思想上跟上鲁迅,那么日后他们会不会琴瑟和鸣,白头到老呢?只是没有也许,现实终归是现实。
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她和鲁迅已经订婚5年了,鲁迅依旧没有要娶她的意思,家里的长辈非常着急。不得已之下,婆婆用了一招“苦肉计”。果然,这招很奏效,不久,鲁迅火速归来和她成了亲。
当时,鲁迅正在搞文学活动,忽然收到家里催他快快回国的好几封信,信中说母亲病重。得知这个消息,鲁迅心情十分沉重并且焦灼不安,可谁知回来后才发现是个骗局。
虽然很生气,想反抗,但最终孝顺的鲁迅顺从了母亲。新婚当天,他乖乖娶了朱安。只不过,第二天,他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去睡书房。第三天更是从家中出走,又返回日本。可怜的朱安,就这样终身独守空房,丈夫一辈子都没有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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