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结婚随礼多少合适

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

现在都200起价，

师兄要看关系如何了，

关系好，自己又钱多，

六六大顺，八八八发。

其实礼多少没什么，

都只是一份祝福。

红包吧，红包真的是很俗气，但是是很有用的东西，如果他家不缺钱，就找那种摆设，巨大的放在家里的摆设，很气派，而且性价比高，能摆很长时间，如果有地方可以写上签名，那你们都签上，那是相当有意义的了

披红

我的家乡永登县，位于华锐藏区南缘，历史上就是汉藏文化交融的中心地带，听说我们家历史上就是流放此地的兵户。我对军户制度所知甚少，但可以确定，我们的风俗深受北边和西边藏族文化的影响。

譬如说，我到青海省贵德县参加师兄的婚礼，发现婚礼中一个环节和我们家乡的“披红”仪式很像。我怀疑“披红”是被藏文化影响的。

师兄完玛的婚礼上，他和他的新婚妻子，还有一对伴郎伴娘站在会场中心，人们涌上去，把礼物堆在他们身上。礼物只有三种：现金、哈达、布料。客人们要么送一些钱，塞在他们四个人手里，并在他们身上披一条哈达；要么塞一些钱，并在他们身上披一匹布料。不一会儿，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就被哈达和布料，裹成毛蓬蓬四个大布团，各露出一张汗涔涔的红脸。

这个场面和永登的“披红”很像，婚礼和孩子考上大学的“谢师宴”，亲戚朋友们会送礼物，除了没有人送哈达，其他的都完全一样。布料多数是整幅的被面，红色被面居多，所以仪式叫“披红”。当年，我表弟考上大学的时候，他被布料裹成了粽子。

学坏

贵德的藏族的婚礼正在走向现代化。师兄和他的新婚妻子上午在家里举行仪式，11点，全体宾主涌进县城内的一家酒店，二十桌人大吃一顿，直到下午四五点宾客们才慢慢散去。在家的活动是完全传统的，但在酒店里的仪式就和我们的一样。

贵德的藏族人还没有被咱们汉族人教坏，婚宴就是婚宴，不灌酒，不折磨公婆，不调戏新娘，不串桌敬酒。桌子上满满的都是肉和菜，所有的人都在埋头努力吃。

崔明师兄拍着桌子说：完玛，我们太便宜你了，不行不行，回兰州按照我们的规矩重新办一回，怎么可能不折腾新人呢？！

完玛嘿嘿笑着，腮帮鼓鼓。黄师兄面前堆了高高一摞鸡骨头：“这可是真正的土鸡呀，真好吃。”

后来回到兰州，师兄们各自忙论文，谁也没提重新办婚礼的事情。

打酱油

上午在完玛家，娘家人庄严肃穆地坐在客厅里，穿着极为华丽的藏袍，茶几上堆满了食物。整场仪式中，核心人物是新娘，嫂子戴着大檐毡帽，低着头，两手各被一位伴娘搀扶着。新娘一直低着头，如同一位女王，不以面目示人，也不说话，身子也纹丝不动，走路也缓缓的，非常端庄的样子。

完玛的长辈们依次走进客厅，发表演说。演说有套路，说话押韵，抑扬顿挫。新郎的舅舅和叔叔们捧着砖茶、哈达、食物、绸缎，拥挤在客厅门口，全都是恭恭敬敬的样子。

客厅朝向院子的窗户上扒满了打酱油的亲戚们、邻居们，端着各种手机相机拍个不停。

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爬在窗户上打酱油看热闹的人里面居然还有完玛师兄。哎！拜托！这是你自己的婚礼哎！他居然手插兜，爬在窗户上张望。

这个仪式的中心是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家人，客厅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

信号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高端会议，去了一座大山，山清水秀，就是没有手机信号，是个恼人的事情。我一直惦记着要给父母发短信报平安，旦正一直惦记着给朋友打电话托付弟弟转学的事情。自打进入营地，我们就在琢磨着怎么打电话。

有钱的大老板们，大官们，大活佛们，开着车，或者让司机开着车，去山谷外面的隆格寺打电话。我们没有车，不能随便出入山谷，只好另外想别的办法。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要缴纳高昂的会费，我们是穷学生，不交会费。为了换饭吃，导师让我们去厨房帮工。到达营地的第二天，我正在洗菜的时候，听到厨房的其他工作人员说，山顶有信号。我和旦正立刻扔掉菜刀，欢呼着拿出手机朝着雪山跑去。

雪山看上去矮矮的，那是视觉和我开的大玩笑。两个小时后我才知道，山脚下看到的那些米粒一样的白色石头，其实每一个都是两米多宽的冰川碛。那些毛绒绒的苔藓，其实是半人高的柳树丛。Gps显示，我最后到达海拔4250左右的高度。用作会场的那顶大帐篷变成了蛋糕上的牙签伞，除了僧人们的红袈裟像棕红色的蚂蚁一样蠕动，我看不到任何人影。空气稀薄，我的肺和后脑勺几乎要炸掉。手机依然没有信号，我们只好放弃，悻悻地下山。

来自德国的动物学李博士告诉我，要想打电话，至少要爬到4500的高度才可以。她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要留出一天功夫，专门爬山，只带很少很少的东西，慢慢溜达上去。山顶有一片泥石流形成的鞍部，有两格左右的移动信号，电信和联通没戏。李博士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然后更新微博，最后飞快地关机，把宝贵的电留给下一次爬山。

来自北京大学的植物学博士顾同学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从未登山的菜鸟企图到山顶打电话是极端危险的。的确，我们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任何登山装备，在草甸上磕磕绊绊，活像刚打完辽沈战役的国军。我们在路上遇见了顾博士和他的队友。他们去山顶采集植物标本，健步如飞，简直就是——刚打完辽沈战役的共军。

施主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本地的僧人、本地的牧民代表、生态学和人类学的大教授，还有东部地区来的大老板。会议的组织者中有两个很厉害的NGO，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基金会。有几个傻乎乎的金主——也就是赞助方——说话和做事十分外行。

施主们操着岭南口音，穿着鲜亮的冲锋衣，开着马力十足的越野车，吃不惯酥油糌粑，喝不惯圣湖的水煮的茶。施主们只吃自己带的真空包装的牛肉，只喝农夫山泉。

有一个活动，是访问牧民家庭，我们陪同的有俩施主，他们和雪域的文化格格不入，对牧民的提问充满了城市人的思维方式：“你们家几头牛？”

牧民回答：“50头”

施主：“每年卖几头？”

牧民：“从来都不卖。”

施主瞪圆了眼睛，生气地冲我们嚷嚷：“不可能！养了牦牛怎么可能不卖呢？你们肯定翻译错了！”

我觉得，如果他们继续吃压缩饼干，喝农夫山泉的话，就算他们砸再多的钱来藏区旅游，他们依然是一群游客。

画画

我会画素描，并且我的研究课题是民居建筑，所以我的工作主要是钻进帐篷，然后画画。

画素描是很好的搭讪道具。

访谈总是很难展开，队员们访问牧民的开场白每次都是：”你家多少头牦牛？“牧民总是把我们当成政府的人，然后很冷淡。

然而当我画画的时候，周围就会围拢一群旁观的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他们热闹地指手画脚，评论说我把阿喔的鼻子画歪了，把阿米的袍子画小了，把酥油灯画少了两个。

围观的人还会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正在画的东西的名称，热情地教我藏文写法。村民的友好让我更加喜欢画画。田野调查的主要工作是套近乎，用笔比用嘴更容易套近乎。

恰好，我是个嘴很笨的人。

旱獭

前面说过，我在厨房帮工。我在厨房干的最好玩的工作是埋剩饭。前一顿饭剩下的不能再吃，圣湖边没有垃圾场，所以厨师长周师傅给我一把铁锹，让我把剩饭埋掉。

厨房要给大约300人准备伙食，所以剩饭的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我第一次埋剩饭的时候被剩饭吓到了，哇靠，大概有一大洗澡盆的白米饭呀，雪白雪白的。扔掉太可惜了，若在某些学校的食堂，肯定会继续卖给学生吃。

草原上埋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满地都是坑——旱獭的巢穴。旱獭体型很大，所以刨的洞也很大，我们把剩饭全都埋在旱獭洞里。铲开一个旱獭洞，用铁锹把它扩开，倒入剩饭，最后填土。

旱獭是一种憨厚的动物。和旱獭不一样，鼠兔的巢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出口，鼠兔把自己的巢穴建设得像地铁站一样，从A口进去，从B口出来。而憨厚的旱獭，只有一个出口。并且，如果旱獭回家，发现自己的洞被填，它会非常实诚地原地刨，只住原来的洞，大约旱獭都是巨蟹座。有人说这是因为旱獭会储藏粮食，所以旱獭一定要刨旧巢穴，守护血汗积蓄。

旦正说，他曾经刨开过一个旱獭洞，发现里面贮藏了一大捧蕨麻——一种甜甜的块茎植物。他很开心地吃了很久。所以当我们埋剩饭的时候，我们喜欢嘻嘻哈哈地想象旱獭大哥刨开洞口的时候会多么高兴：“哇靠，好多白米饭哟，发大财了！”

厨房帐篷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旱獭洞，厨房里的小伙子们把厨房里的所有洗碗水都倒进洞里。旱獭洞很深，所以能够像下水道一样容纳很多很多泔水。慈诚罗珠堪布路过厨房，批评我们说，应该每次换不同的旱獭洞倒泔水。因为我们只往同一个旱獭洞里倒泔水，等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洞的旱獭大哥回来，就会发现自己变成了超级大富翁。这样对其他旱獭不公平，由此会在旱獭的社会里，制造社会矛盾，助长那些富裕旱獭的贪嗔痴。

——上述文字摘自很多年前的田野调查日记

也是很多年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