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初代打工妹郑艳萍：幸运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1979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炸响。随着填海建港的机械轰鸣，改革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在这片起初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自此春天的气息，从南海边画就的这个“小圆圈”里飘散开来。

　码头现、高楼起、百业兴，众多经济腾飞的奇迹从深圳开始，曾经的小渔村已蜕变成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40年回眸，深圳通过蛇口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在蛇口率先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以及实行全员合同制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蛇口成为了深圳乃至全国经济 社会 体制变革的先锋。

　郑艳萍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初代职工，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变革的亲历者也是获益者，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发展与成就，都保留在她的记忆中。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

　1982年2月，从韶关市第一中学毕业的郑艳萍，通过韶关劳动局参加了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招聘，当时的她一心想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凯达玩具厂是当时最早入驻深圳的外资企业之一。应聘顺利完成后，郑艳萍与80多名年纪相仿的同乡女孩一起来到蛇口，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女工。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忆起初来深圳时的情形，郑艳萍如是说，同时吸引她来还有另一个颇为浪漫的原因，“听说这里有海，我一直觉得海很漂亮，有一首70年代的歌叫做《假日的海滩》，那首歌我还会唱，我就想来看一看。”

　初到蛇口，郑艳萍看到的是满眼荒凉，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开发区尘土飞扬，时不时还能听到炸山填海的炮声，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想要更多选择，需要骑自行车穿过荔枝林才能买到，“我们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想家，有时会躲在被窝哭鼻子”，但好在年轻人总有办法苦中作乐，三八妇女节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办起小聚会，大家穿上各自最好看的衣服，把零食凑一凑，一起唱当时流行的《甜蜜蜜》。

　在工厂制作玩偶的生产流水线上，郑艳萍负责为玩偶缝制衣裳，月收入在当时来说颇丰，固定工资80元，额外多产的部分还能获得相应的超产奖金，此外还有加班费、全勤奖。最多的时候，仅加班费就超过了1000港币，这在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郑艳萍也由此参与了我国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工资制”。

　那时候，郑艳萍会有意识地将工资攒起来，年底用职工配额去买从香港进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带回家，“当时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家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可以买到海外来的‘咸水货’。”在物质消费还不甚发达的当时，她已经能从蛇口工业区的职工小卖部里买到许多“稀罕货”，有香港公仔面、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黑人牙刷……

　不仅如此，蛇口管理委员会也是由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出来的，蛇口的职工还可以分期购买工业区内的福利住房。早期蛇口所有职工婚后都可以按照入区时间等条件评分，享受对应的购房福利待遇。1990年郑艳萍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价格22万，自己凑齐首期8000元，剩余每月还贷480多元。

　郑艳萍还记得当时国家部长级领导来工厂看望职工，与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唱歌朗诵诗篇，以及对于职工要求的福利待遇给予批示的情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蛇口情节’，说的就是早期来蛇口的那群人在一起的那份感情。”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

　随着工厂订单量逐渐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直线上升，超时加班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还未完善，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园区的其他企业中也有发生，蛇口工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凯达玩具厂工作两年后，郑艳萍被调任蛇口工会，先后于女工部、法律部工作。谈起组建与发展工会的过程，她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状态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雇佣劳资双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赢，但是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定位跟定调很重要，不能只看重雇佣方，更不能践踏职工的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守规矩。”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有一次，郑艳萍接到关于一家食品厂的投诉，该厂女职工被车间玻璃门划伤了手臂，但工厂未对其作出工伤认定，并将矛头转向女职工与主管的争吵，认为是女职工因受负面情绪影响用力推玻璃门而致使受伤，要求其赔偿。了解到初步情况后，郑艳萍前往工厂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她发现那扇玻璃门原本就存在破损，只是用胶水粘着并未消除潜在隐患，基于此，郑艳萍坚决地支持受伤女工去报工伤：“工伤的界定只说工伤发生的时间段和地点段，并没有说因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就不算了，不能受了皮肉之苦还蒙受经济损失。”

　在郑艳萍看来，蛇口工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率先制定出招募员工不得带有歧视条件的准则，尤其针对女性职工，不得要求其结婚怀孕便主动离职，并且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在工会备案。当时蛇口工业区内的四五百家企业都在工会的职权范围内。

　职权范围变大了，郑艳萍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为自己扩充知识储备，并萌生了想考大学的念头，“我蛮喜欢写写东西的，一开始不太知道要考什么，我就考了中文系。”随后她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学习中，并顺利成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员。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名叫安子的打工妹也考了进来，其创作的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于1991年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可以说，深圳八九十年代，有热火朝天的建设，也有文学的诗情画意。庞大的打工群体中诞生了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深圳“打工文学”。

　“光会写、会说还不够，我还必须要有方法，要懂法。”工作中需要应对的各类复杂劳务纠纷，又让郑艳萍发现，法律或许是更为急需的知识。于是，在中文系学习了一年后，她又转到了法律系，随后还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在蛇口工会的岗位上，郑艳萍一直干到了退休，期间也感受着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她认为，深圳这些年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也越来越注重专业化，以蛇口工会为例，工会每年会进行招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协助职工解决纠纷，“职工只要出现问题就可以过来，工会掏钱请专业律师来打官司”，由此形成了一种 社会 性购买服务。

　 “意外搭乘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我真幸运”

　退休后的郑艳萍，生活丰富，和90后发烧友一起跑步健身，学习炒股，考取心理学三级、二级证书，还体验了一把做生意的乐趣。

　在蛇口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期间，性格开朗的郑艳萍时常组织妇女干部们开展业余活动，或是去世界之窗玩，或是结伴逛街，一来二去与当时一家经常光顾的服装店老板熟络了起来。如今这位服装店老板已拓展起线上销售的业务，并邀请她一起加盟，郑艳萍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的性格就是决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好一点，今年2月19号是我来的深圳38周年，我想送我自己一个礼物，就是做成一个VIP的店主。”为了拓宽客源，郑艳萍主动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些还成为了朋友。她喜欢在家里常摆一束黄玫瑰，空闲的时候，买颗鲜木瓜、一盏甜品请朋友来家里小聚。

　回顾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郑艳萍感恩自己的幸运。“在深圳，特别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财富是收获了满满的人生体验。”她记得曾经参加过的深圳市第一届交谊舞比赛、蛇口十大歌手比赛、演讲比赛等等；记得曾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滕文骥导演的《锅碗瓢勺交响曲》拍摄的情形，那是一组大雨中的镜头，她被淋得浑身透湿却仍然十分开心；也记得脱掉3寸高跟鞋、换上运动鞋与驴友的每一次徒步旅行，最佳战绩是在惠州完成了10小时内60公里的徒步挑战，并前后挑战了三次。这里开发、包容，永远年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搭乘上这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郑艳萍说。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均由受访者提供）

裸婚态度调查：80%男性赞成70%女性反对　最近，在新年聚会上，朋友都在追问艳萍和她相爱多年的男友何时办喜事时，艳萍满脸幸福地说：“我们已经结婚两个月了。”看着朋友惊讶的表情，艳萍说：“谁说结婚一定要请客吃饭，这是新潮的结婚模式———裸婚。”　　高房价、高职业竞争力、高生存成本已让年轻人难堪其重，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成为“结婚难”的“诱因”　　“80后”“裸婚族”摒弃传统观念：我们要裸婚　　没有房子、没有汽车、没有婚礼、没有蜜月旅行，没有结婚钻戒，只有双方家长的见证和法律上承认的一纸婚约……现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裸婚族”的行列中。　　在哈尔滨工作的小丹已经裸婚4年，现在还在和老公租房过日子。小丹说：“如果等到有房有车再结婚，我们也许过了而立之年。”4年前，她认识男友刘立，两人情投意合，当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婚房成了头等难题。刘立算了一笔账，买房子要20万、装修要5万、婚礼筹备要1万、短途蜜月旅行得6000，结婚最少得27万，这对家在农村、靠种地糊口的刘立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刘立和小丹商量，先登记结婚，等以后两人经济条件好了，再买房子。由于长期漂泊在外，小丹真的想有个家了，她同意了。两人花9元钱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刘立租的房子成了两人的婚房。结婚4年，两人因为生活琐事发生过几次争吵，也因为居无定所面红耳赤，但吵过闹过之后两人一笑了之。小丹说，她看重的是人品不是钱，有房子就没有争执了吗？有钱就一定幸福吗？现在他们算计着过日子，齐心合力攒房子，这才叫同甘苦共患难。　　如今，像小丹这样的“裸婚族”已屡见不鲜，高房价、高职业竞争力、高生存成本已让年轻人难堪其重，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成为“结婚难”的“诱因”，正因如此，很多“80后”的“裸婚族”摒弃传统观念，用自己的努力与打拼换来幸福生活。　　男人：裸婚让我们适当地缓解压力。女人：衣食住行、生育、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让我们不看好裸婚　　网络调查：80%的男性赞成70%的女性反对　　据网上调查统计，80%的男性赞成裸婚，而70%的女性觉得裸婚绝对不可行。究其原因，在结婚之前，男人更关注压力，而女人则更关注未来。男人认为，裸婚可以让他们适当地缓解压力，而女人更多地考虑衣食住行、生育乃至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所以她们对裸婚并不看好。　　网友冰洋表示，裸婚本该是年轻人正常的生活状态，结婚就意味婚纱、典礼、房子、车子，这是整个社会对幸福生活的病态理解。充裕的物质生活并不代表幸福，就像《蜗居》一样，谁会说海藻是不幸福的？难道没房没车就没有拥有婚姻的权利吗？对于婚姻来说，相互之间的理解、慰藉，信任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幸福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裸婚，而在于婚后两人是否能同舟共济，共同奋斗和坚持。　　网友尘尘对裸婚的可靠性有些怀疑，也许9元钱可以证明爱情，但谁可以保证这9元钱的爱情坚不可摧？有时候挺羡慕那些“裸婚族”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如果让自己真的像他们一样，却迈不过那道坎儿。　　网友熊猫直言：“裸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当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愿望产生碰撞，幸福还会有吗？仔细算算，柴米油盐、水费、电费、衣服鞋帽、应酬请客，生活会让你焦头烂额，最起码也要有个房子吧，难道老婆怀孕了还要挺着大肚子去找房子，一张薄薄的结婚证承受不住金钱时代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　　现实的无奈和对传统观念的突破，“裸婚”代表着现代年轻人的独立与责任感　　专家坦言：实用现实主义值得提倡　　在国内最大的某婚恋网站上，每天有近千名会员通过网络找到意中人，并开始考虑婚嫁。该网站负责人龚女士认为，网络成就的姻缘中也存在一些裸婚现象。一方面，这是年轻人面对现实生活压力做出的略显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80后”新一代独立、有自我主见的婚恋观与生活方式，代表着一种进步。　　经济条件有限，生活压力较大是不少年轻人选择裸婚的直接原因。龚女士说，拍婚纱照、买婚戒、办婚宴、再加上蜜月旅行，一场婚结下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笔不小的开销。这对于刚工作不久，又不愿意过多依赖父母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同时，房价高、就业难、生活成本大也使得年轻人花钱更加谨慎。选择裸婚，有一点迫于无奈，与其攒钱结婚，他们更愿意先结婚然后再共同奋斗。　　除了无奈之外，裸婚更是“80后”新一代青年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代表着现代年轻人的独立与责任感。龚女士说：“从中国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到近代青年的自由恋爱，再到如今年轻人自主婚姻，物质上不依靠父母，这证明社会在进步。”传统观念认为，父母应该为孩子操办婚姻，而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现状下，许多中国家庭甚至是集三代之积蓄，为孩子张罗买房结婚。而如今，“80后”主动承担起这份担子，不依赖父母家庭，其实是更加独立、有责任感的一代，因此裸婚是一种实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以往的奢侈相比，这种现实主义的婚姻态度、结婚形式都是比较值得提倡的。　　当然，尽管时代进步，结婚的形式在变，但幸福婚姻的基本秘诀始终没变，婚姻生活中情感和物质都不能少。婚姻的形式可以不重要，但长期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需要一起努力，步调一致共同向前，这样才能保持婚姻常鲜，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收获自己的幸福生活。

郭明义。

他是好人中的另类，他“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52岁的郭明义，戴着一副老式大框眼镜，笑容憨厚，肤色略黑，放进人群中，顷刻就找不到痕迹。

他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好人”，在浴池给老人搓澡，每次下楼时都捎上邻居的垃圾，一辈子没占过便宜。

与众不同的是，他是好人中的另类，“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他20年献血6万多毫升，是全身血液的10倍；他资助180多名贫困儿童读书，自己却几无存款；他家徒四壁，新买的电视，留不了几天，就转手捐赠……

与热衷慈善的富豪不同，郭明义只是一名收入很少的矿山工人。198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的齐大山铁矿工作。

鞍山是他的故乡，也是雷锋工作过的地方。

在采场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几年。他用众多善举，使平凡的生活近似传奇。

因为善举，他获得无数荣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鞍钢矿业公司模范***员……矿业公司领导甚至称，因为郭明义整个“矿山人”的精神都得到了升华。

然而，也有无数的非议涌向他。一次婚宴上，老同学们甚至嘲讽地问他，“我玩麻将没钱了，赞助点？”“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能不能也赞助赞助？”

这些冷嘲热讽，郭明义习以为常，淡然处之。他的生活也总是这样，无时无刻不被赞誉和非议包裹。

曾有轶事称，有人逗郭明义，说鞋坏了，郭明义马上就脱下鞋给他。

在别处，这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在齐大山镇，人们相信这是真的。

这让每个到访者都很好奇，“好人”郭明义，究竟做过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傻人”郭明义

曾有人嘲笑他，称他为“傻子”，因为他对自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却把钱捐给别人。他也曾受委屈，但反过来一想：雷锋当年不也被人称为“傻子”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傻子”？

郭明义家并不富裕，房子40平方米，家用电器寥寥无几，存款时常归零。

他并非没有机会拥有大房子。矿上几次福利分房，郭明义都有机会，可他一次申请都没有交过。

旁人问他，他说，看到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房子住，机会就让给他们吧。

有人甚至私下联系他，“你不要，你可以申请下来，然后卖给我，一大笔钱啊”。郭明义当场回绝，这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

海城有个孩子每天要走4公里路上学，郭明义听说后把自行车送了过去。妻子又为他买了一辆。不久后，他听说汤岗子小学的一个贫困生上学路途遥远，这辆自行车再次成为赠品。

无私奉献成了他刻在骨头里的习惯。

1997年，矿上开展创星级公路会战。作为普通机关人员，郭明义只负责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的工作。但为调动作业区20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说只要大家加班加点，超额完成每天工作量，就天天请他们吃饭。

十几天里，大家每天都干到八九点钟才收工，他也每天都请大伙到饭店吃饭。

当时人们以为郭明义请吃饭的钱肯定能报销。但事后很久，大家才得知，他在饭店赊了2000多元的账。

当时郭明义一家收入还不足1000元，而且他还在捐款助学，早已囊中羞涩。在外地进修的妻子回家后，才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抹平了这笔账。

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别人的，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重要。

2009年春节前夕，郭明义午休前接到血站的电话，问他能否提前捐献血小板。他知道血小板保存期特别短，一般都是按照预约的捐献时间采血，没有重症病人血站不会打电话。

天降暴雪，道路难行，郭明义跑出很远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血站。一名重症孕妇正等待他的血液。

血站让他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不肯，“不行，还有孩子呢。”最终他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采集结束时，疲惫的他在采血床上睡着了，孕妇母子则平安得救。

今年3月，辽宁一大学生患上尿毒症，无钱换肾，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母亲准备捐肾救女。

“她妈妈可是家庭的支柱啊，身体万一垮了怎么办？”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郭明义当即决定捐肾。开车送他去医院的朋友钟明杰一听缘由，也要捐。

人体有两个肾脏，摘掉一个之后，仍然能够存活。这是果断得近乎鲁莽的郭明义和他的朋友对于肾脏的全部了解。

郭明义的肾没能捐出去，因为不匹配，他扔下身上全部的200元，“出来急，就带这些”。

郭明义76岁的老母亲得知这一事情后，拿起电话就哭：“这么大的事，咋不先给我通个气呢？”妻子又心疼又后怕：“你觉悟再高，自己的身体不要了？”

其实，郭明义并不是不愿意跟家人商量。他的思维常常简单得惊人，他没觉得这是件多么重大的事，以至于当人们赞扬他的崇高时，他会感到不解。

“黏人”郭明义

鞍钢的很多人都是在浴池里认识郭明义的。在这里他一边为工友搓澡，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1990年，齐矿号召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此后20年，郭明义坚持每年献血，累计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

工友张国斌13岁的女儿患上白血病，他在矿上发起爱心捐款的同时，更思考要救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国内捐献者不多，配型成功的概率低。能不能在矿里组织捐献活动，每增加一个捐献者，不就增加一分希望吗？

于是他自己动手写无偿献血倡议书，向工友宣传。下班后工友洗澡，他常常不顾劳累，跑到澡堂里帮助工友搓澡。“我帮你搓搓背。”“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我来……”郭明义说着就开始搓。他一边搓，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搓完一个，他又接着给另一个人搓。两个多小时后，工友们都洗完澡走了，他自己才开始洗澡。有时候，连热水都没了。

还有很多人收过郭明义的手表。这些手表都是郭明义捐血小板换来的纪念品。鞍山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莎说，郭明义每月都来献血小板。一个单位的血小板相当于800毫升的全血。捐一个单位，血站就会送一台榨汁机或豆浆机这样较好的纪念品。但郭明义每次都推说家里有，要求换成4块献200毫升血时送的手表。每次都是如此。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理解。后来矿上来献血的人说，郭明义把那些手表都送人了，同时他又发动别人也跟着他一起献。

这时的郭明义就像橡皮糖，甩都甩不掉。“我都觉着特不好意思。别人一拒绝，我就蔫了。他倒好，追着别人说。脸皮‘特厚’。”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说。

很多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郭明义反复“骚扰”过。鞍山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红梅说，以前郭明义经常中午的时候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而且隔十分钟就打一次，语气总是很急促：“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工作人员也有点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老郭家没有电话，自己也没手机，只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后来，老郭终于有了手机。他就常常早上6点多或在晚上10点多给宋红梅打电话，让她寄一些捐助对象的档案。“现在休息的时候，要是接不到他的电话，我们反倒都不习惯了。”

郭明义要是黏起人来，谁也躲不开。有一次同学聚会后，大家张罗去唱歌。郭明义说：“我不会唱歌就不去了，单位还有事，我得回去上班。”怎么拦也拦不住。几个女同学说要跟他一起回去。这时，郭明义偷偷对李树伟说：“有女同学跟我走，只好打车啦！我兜里只有5块钱，借我10块钱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5点多钟，李树伟家的电话响了，是郭明义要还钱。李树伟说：“不要啦。”第二天早上5点多，电话又响了。一连几天，早上5点多，李树伟家的电话都会准时响起。“李树伟，你快去取吧，我可受不了了。”李树伟的老婆喊道。

“凡人”郭明义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郭明义坐在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里，拿着对讲机大声地朗诵着。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矿山间回荡。工友们都会静下心来听。

他还喜欢背《再别康桥》，同样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没有人会去挑剔他朗诵技巧的单一，而只会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他也常常唱歌。《青藏高原》、《爱的奉献》、《咱当兵的人》这些歌曲都反复地在矿山响起。

他最好的听众是他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郭明义没给妻子买过一件礼物。2009年10月，齐矿组织到井冈山参观学习。临行前，妻子给郭明义带了1000元。回来那天，郭明义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小盒放在妻子手里。打开一看，竟是一枚“钻戒”。

后来，郭明义实话实说，这枚戒指是花28元从小摊上买的，剩下的钱捐给了希望工程。

妻子依然很开心地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这是老郭出门给我带回来的，28元！”她骄傲地说。

这些年，郭明义把家里能捐的都捐了。他经常跟妻子说，又发现了一个特困家庭，再捐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妻子总是笑着说，你别糊弄我啦，也别说什么最后一次，反正家里就这么一点积蓄，捐完了也就清静了。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但郭明义一听说有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特别想看电视，他就毫不犹豫地把电视送给了人家。他一连捐了三台。这一次女儿气哭了，两天没和他说话。“当初要不是老爸把电视拿走，你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吗？”女儿上大学后，郭明义开玩笑说。

女儿上大学后，给家里写信说：“一想起那不足40平米的家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后来，鞍山市希望办的领导知道后，给郭明义家送了台电视机，并告诉他：“这是国家的固定资产，不能捐。”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连着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好人成长史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

郭明义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在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眼中，郭明义的“好人行径”或多或少有遗传基因。郭明义的父亲，曾是矿上“戴过大红花”的省级劳模，因勇救落井青年而作为英雄集体代表到北京作事迹报告，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这样的家庭培养出的孩子能不好么”？

然而矿上的劳模家庭很多，但郭明义只有一个。李树伟认为，郭明义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整天做好事，而这种性格从儿时的行径可见一斑。

郭明义流传最广的少年轶事之一是“英勇护粪”。当时为支援农业，小学号召捡大粪，交多者为三好学生。李树伟等人嫌脏，用河泥充数。唯有郭明义四处捡粪，且精挑细选。冬天结束时，他家院子里，大粪堆成小山。

农村的收粪人发现后如获至宝，和郭明义的奶奶商谈后，以当年的天价15元收购。李树伟的妈妈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有这样的儿子，发了。”然而，郭明义回来时嚎啕大哭，死活不肯卖。最终，这堆粪捐给了大队。

学校号召“除四害”，要求交老鼠尾巴。李树伟等人以马鞭鞘顶替。全班只有郭明义交的是两根老鼠尾巴，“让我们说什么好呢，从小就是一个老实人”。

最让李树伟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孩子们上矿山给大人们送热水，这属于当年献爱心的方式。郭明义再次成为另类。别人送水，唯独他送红糖水。奢侈品红糖没了就换茶叶，此举一度让郭明义成为孩子们中的公敌。

“傻子，恨得我们牙直痒痒，只好跟着送茶水。”李树伟哭笑不得地回忆着童年往事，他说，很多事情从小就注定了。

郭明义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最崇拜的人是雷锋。

1977年，他从鞍钢参军，推荐他入伍的老红军余新元，当年也曾送雷锋参军。在部队，他也以雷锋为榜样。

28年前，郭明义退伍时，连长蔺传芳说，我们这支连队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丁字山战役的英雄连队，我们都是雷锋的传人，不管到哪里都要好好干，发扬优良传统！

28年后，和连长再次见面时，郭明义已华发初生，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小子，干得好！你没有丢咱部队的脸！”闻之，两行热泪奔涌而出。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郭明义说，“为社会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觉得自己被群众所信赖、被社会所需要，我就会感到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

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觉悟”。郭明义回忆，小时候，自己虚荣心挺强，听到表扬就高兴。后来，他入了党，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郭明义觉得，收获，似乎远不止于此。

助人的快乐是那样醉人，让他心甘抛却其他的一切欲望。从那以后，郭明义把好事做得越来越纯粹：对大家的好，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而自己收获的快乐，也是从心底汩汩涌出来的。

更多的郭明义

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郭明义。他们义务献血，他们捐资助学，他们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他人的生命。他们是快乐的。

2008年12月18日，郭明义的工友许平鑫与武汉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并完成了捐献。后来，这位患者来找他。两人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你不能想象那种感觉，太奇妙了。你和这个陌生人突然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许平鑫一提起来就很兴奋，“我在矿场是开300多吨的电动轮汽车的，一开就是8个小时，累得要死，每天就是这样的机械重复。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了。但跟着郭大哥做这些事后，我发现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不就是这样。”李树伟说，“我这辈子就想挣钱。折腾了大半生，还是啥也没捞着，但是这几年我觉得我活得挺高兴。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现在凡是郭明义倡议的活动，李树伟都参加了。郭明义还成了李树伟的法宝。他爱打麻将，但没有钱，老婆也不肯给他。他就骗老婆说是跟郭明义出去，他老婆立马就同意了，还给了他200块，说：“咱家也不富裕，捐点就行了。”“只要提郭明义就好使，跟着郭明义就不能干坏事。当然，这种伎俩也不能常用，要不然心里觉着对不起郭明义。”

如今，郭明义的爱心团队已经有5800多人。“这也就是郭明义吧，其他人用轿抬我都不来。”一个妇女说。

“我跟雷锋还差得很远，但依然还是希望你们多宣传我。因为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年代，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

助人为乐的极致

“你为什么这么做？”记者们反反复复地追问郭明义。这是出于职业天然的质疑精神，也是每个人心中难解的困惑。

从郭明义嘴里，我们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一个符合我们逻辑链条的答案。郭明义对于我们的追问也很纳闷。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问着问着，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卑鄙。一个人做好事，当好人，难道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为什么都不相信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他说，帮助别人是快乐的。这个我们都信，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体会过这样的快乐。

只是郭明义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他不仅仅助人为乐，而且安贫乐道。在城市里，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可能是更为稀有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成为房奴、车奴的时候，也为自己套上了精神的枷锁。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再去关爱他人，帮助他人。我们也许还会说，谁来帮帮我啊？

郭明义的家很清贫。3口之家，40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妻子平静的笑容，他女儿恳切的家书，都让我感觉到他们是幸福的。

是他要得太少，还是我们要得太多？郭明义说，房子要那么大做什么？能住就行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了。

很多时候，痛苦就是来源于欲望。而郭明义对于物质已经几无要求，无欲则刚。

我们都是常人，恐怕都难以达到他这样的高度。我们也许也无法完全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