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的继子杨宏建现状

在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担任业务经理。

钱瑗身为北师大英语系教授，在对继子继女的英文教育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继子杨宏建也曾对于这一方面表示，为此我永远感谢她。而钱瑗卓越的人格影响了孩子们一生的轨迹。继子杨宏建是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美国纽约立大学体育学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第一段婚姻因为遭遇动荡的时代，生活遭遇巨大变故，丈夫王德一没能挺过来，选择自杀，两人的婚姻没有留下孩子。第二段婚姻是和杨伟成结为夫妻，杨伟成跟钱瑗结婚的时候带着一儿一女，儿子杨宏建，钱瑗开始继母生涯。

钱媛是1997年3月4日死的。

钱瑗生于1937年5月，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从事英语教学，1978年公派至英国兰开斯托大学进修英语及语言学。

1980年钱媛回国，1986年晋升教授。1993年被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1997年3月4日病逝，终年60岁。

扩展资料：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

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曾经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

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

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

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

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钱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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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锺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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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钟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围城》妙语

1、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了，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2、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3、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4、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玷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5、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6、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细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7、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8、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9、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10、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它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1、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劳，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12、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13、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14、那时候苏**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15、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本文作者杨宏建是钱瑗的继子。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人际处理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女士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 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做事原则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老母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我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电话和写信。一次托陈教授带去一信，给她念完后，她显得很高兴，说这是老同学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听说病情恶化，我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我们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我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当年在班里我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我们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闲谈中我们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告诉我们：“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我们，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曾劝她，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要保护自己，学会说“不！”她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来就忘记一切。每年的体检“没时间”参加，长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诊治，终于酿成大灾。近来我常想：像钱瑗这样国家多年培养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而不知保护自己的人——谁来保护他们？亲友？领导？各级组织？还是政府？难道能看着他们一个个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所作为吗？ 上世纪60年代，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而钱瑗是外语系的老师，她只是我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往来。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瑗老师交往。

钱瑗的母亲杨绛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设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一人说：“钱瑗。”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甚么才好，只得好像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甚么都不说。不说，当时是因为不会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斯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在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午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甚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吃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钟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硑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钟书也被广东字“硑”难倒，“硑”字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瑗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没有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瑗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地最吃香的外语———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1990年，钱瑗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吃饭，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瑗，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一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钱瑗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钟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瑗老师那斯文的笑容。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尖兵，我原以为是女儿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钱瑗是怎么样的尖兵，她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准比我更了解。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我听她讲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项有用的学科。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地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来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因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我想她该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就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告诉我，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而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

钱瑗教的文体学是一门繁重而枯燥的课，但她善用例句来解释问题，而选择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体学教得生动有趣了。她常上新北大(旧燕京)的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她把借的书读完一批又读一批，读了许多英国文学作品，这为她选择例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杨绛

钱瑗去英国进修的两年，学习非常刻苦，她说，导师指定阅读某一诗歌作品，开始怎么也读不懂，非常着急，于是她找了许多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待她读了足够多的书，再回头来读导师指定的诗歌。她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就一个劲儿看书，她重读许多外国原版名著，说：“这下有时间精读了，还真又读出不少心得来。”病中仍不释卷,勤于思考。--------钱碧湘

乐观，坚强：

面对病痛的折磨，不肯认输。

一般人总喜欢说自己的病,但钱瑗可不那样,她始终热情的关心别人------钱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坎坷的境遇和受到的打击，她没倒下。她镇定，坚毅，还是坚韧不拔的继续做学问。

淡薄名利，谦虚：

去英国进修，名额有限，她不去争，临到资格考试，有人退缩，她才被公推出去应考。

她从不以家庭背景骄人，只是非常感激父母给她的不言之教。

脱俗：

钱瑗是个忙人，从来不参加游山逛水的活动。她在开会前常常去当地的师范学校开会或讲学。会议结束时，她要不马上回到北京学校，要不就在旅馆里看书备课，很少跟我们大家出去玩。

她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从来不考虑自己。

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见他一面,就把他看出个八九不离十，钱瑗属于后一种人。-------叶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