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问题

敦煌的生活方式

在敦煌多年却川音未改的李其琼，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她这样总结和她一样在敦煌临摹的画家们的愿望，“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敦煌的美和伟大”。常沙娜还记得，1952年，李其琼刚刚从部队复原，就来到敦煌结婚。她的新婚丈夫是研究敦煌历史建筑的专家孙儒间，是她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结婚没几天，李其琼就钻进了“洞子”，开始临摹，还曾经因为冬天点着炉子烤颜料，差点在“洞子”里煤气中毒。

她并非没有梦想，“我开始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和奉献一点也不沾边。我在西南艺专学油画出身，后来参军一直做美术工作，去敦煌也是想成为张大千、董希文他们那样的大艺术家。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小偷的心态去的，想要从敦煌偷师学艺”。这个“小偷”是除了常书鸿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在敦煌的40多年，她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现任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的侯黎明统计过，专业的临摹工作者一般最多“一年能够临三四平方米”。于是这看似普通的120平方米，就有了时间雕刻出的力量。

“刚刚去的时候，条件很差，不要说生宣熟宣，连最便宜的马利牌广告色都没有。”李其琼和常沙娜都经历过最艰苦的时候。敦煌的洞子里光线也很差，“有光线能照到的洞子，我们就尽量不点油灯、蜡烛，毕竟对壁画不好。怎么办呢，就是追着阳光画，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用镜子反射，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多么大的镜子，还用过白纸来反光”，李其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一手点着蜡烛或者擎着煤油灯，一手画画”对常沙娜和李其琼都是常事，对于个头小小而且彼时还未成年的常沙娜来说，洞窟里高高的墙上美丽的壁画更是体力的考验，需要她仰头看上半天才能勾上一条线。现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后辈们使用的都是古代人使用的高级矿物颜料，常沙娜为展厅里用矿物颜料临摹的作品而沉醉，“你看那背景上星星点点的矿颜料才有的光，多美”。“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李其琼和同事们最好的颜料也就是水粉。

压力和困难来自四面八方，常沙娜记得，父亲用小毛驴载着她，还有大家呕心沥血临摹的作品，在戈壁滩上跋涉，去办筹款画展。“刚刚成立2年，就是1945年的时候，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要撤销研究所，父亲非常急。”1953年关友惠刚去的时候，也是坐着牛车从同一条路进的莫高窟。刚过半百的侯黎明是敦煌的后来者，他刚去的时候，敦煌的水还是他戏称的“减肥水”——碱性大，“喝了就要拉肚子”。而且莫高窟离敦煌县城还有25公里，一直到不久之前，吃菜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他将在敦煌的临摹研究工作总结为“先要学会在敦煌生活”。“在敦煌生活”对于先驱者常沙娜们而言，就更是噩梦，“尤其是那些江南来的先生们，真是苦不堪言”。1943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儿女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正要离开，他移交给常书鸿一片长蘑菇的地方，“这片蘑菇后来成了大家维持工作的基础”。

两次。

22岁时，常沙娜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先生是位土木工程师，家境优裕，可她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家庭，夫妻感情淡漠，草草以协议离婚收场，令她曾感受到痛彻心扉的绝望。十年后，她与访日时结识的翻译崔泰山再婚，婚前约法三章：一不生孩子；二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  

就在常沙娜终于品尝到婚姻生活的幸福时，她作为生在法国、长在美国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苗子”，时常被围攻批斗。万念俱灰中，她不再对工作抱希望，于是决定生一个孩子，却先后两次分别因劳累和受惊吓而流产。  

扩展资料

1957年常沙娜已26岁了，那时候这个年龄的许多姑娘早已结婚生育做妈妈了，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常沙娜一心扑在事业上，根本没心思去谈情说爱。这年北京十大建筑也开始修建了，常沙娜参加建设设计工作，显得更忙了，但没想到就在这最忙的时候，爱情却悄悄地袭来了。 

那年10月份父亲因为要筹备赴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的事住在北京。一天，常沙娜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看望父亲，在父亲那里认识了外交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日语翻译崔泰山。

崔泰山是朝鲜族人，是父亲访问日本的翻译，小伙子文质彬彬，朴实憨厚的言谈举止给常沙娜留下了很好的印像。几次交住中两人感觉十分投缘，不知不觉地便相爱了。那时候崔泰山也已是30岁了，都是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第二年，两人结了婚。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教育-[大家]：常沙娜：“敦煌守护神”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