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要爱国思乡的诗歌，谁知道

长城谣 ——席慕蓉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 你的树 你的风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长城，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长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战的历史；长城，就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的象征。席慕蓉的《长城谣>》是一首咏物抒情诗。在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唯一的，最能抒发自己情感的意象——长城，诗人通过采用联想、拟人、排比等手法，对长城形象进行勾勒，抒发了诗人对故国家园的浓郁的思念与热爱之情。全诗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意境悠远，体现了诗人深深的愁思。

诗人的思维很开阔，诗歌一开始，诗人便站在历史的角度，遥望长城，由长城联想开去，联想到长城的历史，民族争战的历史，由长城上的隘口联想到民族的悲欢，从而引发了诗人深厚的民族历史感。继而，诗人对长城的形象进行了勾勒：“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芜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无情”、“蹲踞”、“冷眼”是对长城的刻画，诗人通过拟人的手法，使长城人格化。长城仿佛是历史的旁观者，然而长城的本身却是一部历史的演进史，有着曲折的经历。长城，见证着历史的短暂与无情。接着，诗人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表达了诗人凝聚于长城的炽烈如火的民族情感。“躯体”、“面容”是对长城意象化的描写，使长城的形象更加鲜明凸显；“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采用了排比的手法，加强了诗人的感情表达：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在思念之中，这种思念日趋强烈。在最后一节中，诗人对故乡，对长城进行了遐想：“敕勒川，阴山下／今宵夜色应如水”，勾勒了一副恬静明远的意境。月色如水，黄河入梦，诗人在这里吟唱的是思乡的深情。

变异与跳跃性性的运用是这首诗的一个特点。在诗歌的第一节里，“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芜的山巅”这两句诗运用了变异性语言写法，按照正常的语序应为“你永远是个蹲踞在荒芜的山巅的无情的建筑”。诗人通过语序的颠倒，造成句子成分的错位，使诗歌形成一种质感，一种张力，使长城的“无情”、“蹲踞”形象更加鲜明。再如在诗歌的第三节，“敕勒川，阴山下”，诗人在这里运用了跳跃性语言写法，省略了介词“在、、、、、、”。通过这种省略，造成了诗歌的空间跳跃性。

作为一首抒情诗，抒情是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长城作为诗人的抒情意象，凝聚着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华文化传统，同时也凝聚着诗人独特的个人情感。因此，在第二节诗里，诗人的这种感情得到宣泻：“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你便有烈火焚起“。诗人为何会这样？这是因为诗人早已把长城融进了自己的生命。长城厚重的历史，曲折的经历，使得诗人对长城寄托了自己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牵动了远离故土的诗人的思乡之情，于是，在第三节中，诗人的真挚的思乡之情得以抒发：“敕勒川，阴山下／今宵夜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尽管民族争战的历史已过去，但是仍然触动着诗人的心弦。在这不眠的夜里，诗人的思绪拉得很远，由遐想到敕勒川，阴山下皎洁如水的月光，在长城边流动的黄河，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不由生发出深深的愁思，而诗人期待，这愁思将随着黄河一起流进自己的梦中。在梦中，会见到那魂牵梦索的故乡。

梦是不眠的，思念也是不眠的。

(绝对现代……)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英语romantic）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s）。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浪漫主义美术 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 ，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 ，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 18世纪60年代～19 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 。 19 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浪漫主义音乐 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不论作曲或演奏，都以个性为重点，注重感情表现。这种变化部分地是由于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所致。17世纪的作曲家是受托为贵族保护人而创作，而18世纪的作曲家则依靠城市音乐会的听众。就这一意义来说，贝多芬上承古典主义时期，下启浪漫主义时期，因为他的音乐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他把自己的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从而为19世纪作曲家树立了重要的典范。一般认为CMvon韦伯是真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开端 。 他以《魔弹射手》建立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随后有舒伯特、柏辽兹 、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瓦格纳等大量作曲家。他们分别在艺术歌曲、标题交响乐、钢琴小品、交响诗、歌剧等浪漫主义新体裁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论在浪漫曲还是在器乐方面，往往从诗歌、童话和民间故事吸取灵感。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更加自由 ，它服从于感情上的需要，有意识地带有片断或即兴的性格 ，对远距离和声和调性关系的探索使和声语言大为扩展。把浪漫主义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世纪的大歌剧，强烈的民族主义，对英雄的崇敬，奇异的布景和服装，描述性音乐 ，以及交响和声乐配曲所显示的精湛技巧，都是构成浪漫主义音乐的因素。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