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是单方面的，而且，喜欢是不用负责的，喜欢是很缺乏理智的，喜欢是浪漫的。爱是喜欢的更深的一个境界，爱是双方的，是要负责任的，是真实而不浪漫的，是理智的。所以，有人才说，和你过一辈子的人，一般都不是你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一般是你的初恋，但是，却没能和你白头到老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到"五四"达到高潮由于社会革命的兴起,"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发生分化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低谷中探索,它大致沿着两条途径发展,一是由"五四"浪漫主义蜕化出30年代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再到40年代浪漫主义,一度回归文坛中心,新时期则再次复兴,不久它就整体性地消失在80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潮流中了;二是与政治结缘,由"革命浪漫主义"蜕变为"文革"时期的伪浪漫主义在梳理中国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脉络的同时,注意揭示其规律性,并对它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 理性主义、欧洲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一般认为随着笛卡儿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同时代相对的另一种哲学方法被称为不列颠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中的一派），它认为人类的想法来源于经验，所以知识可能除了数学以外主要来源于经验。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知识来源以及证实我们所知的一种手段。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理性主义及经验主义并非由当时的哲学家，而是后人作出了区分。事实上，有时两者之间的区分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显著。三位主要的理性主义者都认同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在研究方法及形而上学的理论上更接近笛卡儿而不是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tz）。尽管这种区分在著书立作时很有必要，他们在哲学本身来说不是非常有用。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强调人的可贵；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造福人生。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还逼苏武投降。单于派先前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劝降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
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
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折磨他没用，把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 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第二次，汉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岳飞[宋]（1103～1142）
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河南），为宋朝名将。事母至孝，家贫力学。其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之。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惜宰相秦桧力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还，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
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兵非常害怕「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 原名云孙, 字宋瑞, 又字履善, 号文山 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 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 因父丧未受官职 开庆初年(1259)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 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以避敌锋, 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 以振奋人心, 并献御敌之计, 未被采纳 后历任刑部郎官, 知瑞州等职 咸淳六年(1270), 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 德佑元年(1275)正月, 闻元军东下, 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 开赴临安(今杭州, 当时南宋的京城) 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 被派往元营中谈判, 遭扣留, 押往北就 二月底, 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 夜亡入真州 复由海路南下, 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 景炎二年(1277), 进兵江西, 收复州县多处 不久, 为元重兵所败, 妻子儿女皆被执, 将士牺牲甚众, 天祥只身逃脱, 乃退广东继续抗元 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 同年十二月, 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 元将张弘范迫其招降张世杰, 乃书《过零丁洋》诗以诉之 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次年, 被押送大都(今北京), 囚禁四年, 经历种种严酷考验, 始终不屈 于1283年从容就义, 年仅47岁 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 其中诗作达百余首, 成就很高 有《文山先生全集》 其中有《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千古绝唱
苏武
苏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60年），字子卿。杜陵（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是西汉尽忠守节的著名人物。父亲苏建，曾经几次跟随名将卫青北击匈奴，后来做过代郡太守。当时的官僚制度规定，父亲做官的，其子可以先从品级较低的郎官入仕做官。苏武也是先任郎官，然后逐步升迁。在汉武帝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他以中郎将之职奉命出使匈奴。由于匈奴的缑王谋划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顺汉朝，而汉朝的副使张胜牵涉在内，苏武也受牵连。
匈奴单于为了逼迫苏武投降，开始时将他幽禁在大窖中，苏武饥渴难忍，就吃雪和旃毛维生，但绝不投降。单于又把他弄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苏武更是不为所动，依旧手持汉朝符节，牧羊为生，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气节。后来，昭帝即位后，汉朝和匈奴和亲，汉朝要匈奴送还苏武等使臣，但单于却慌称苏武等人已经死去。
后来，汉朝使者有到了匈奴地区，终于得知苏武依然健在，于是扬言说，汉朝的天子在上林苑中射到一只大雁，雁的脚上系着帛书，帛书中清楚地写着苏武在北方的沼泽之中。单于只好把苏武等九人送还。
苏武在匈奴的时间很长，前后共有十九年。
在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了长安。第二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和桑弘羊被人控告谋反，苏武和上官父子、桑弘羊原来关系很好，加上他的儿子也参与其中，苏武被罢官。昭帝死后，苏武因为参与了拥立宣帝，被赐爵关内侯。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
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丁汝昌（1836-1895）字先达，号禹廷，安徽省庐江县北乡丁家坎村人。他自幼饱受贫困的煎熬，18岁参加太平军程学启部，后随程学启投到湘军曾国荃部下，官拜千总。1862年受李鸿章赏识，被编入淮军“铭”字营，授参将之职，指挥马队。1874年因他的三营马队被裁撤，遂解甲归田。1877年被重新起用。1888年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虽是陆军出身，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但他好学嗜读，虚心求教，克尽职守，任劳任怨，北洋水师在他的统带之下，面貌焕然一新。黄海海战时，他身先士卒，虽身负重伤，仍不肯下舱裹伤，始终坐在甲板上督战。威海卫之战时，他面对敌人的诱降和部分反动官员的胁迫，坚贞不屈，誓死抗敌，最终服鸦片殉国。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以风格或语言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还会导致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现代主义，另一些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结论（例如认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部分是现代主义，而其戏拟或滑稽模仿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又比如认为埃森曼的建筑语言是现代主义的，但其空间却是后现代的，等等）。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主义〕作家。”1）
第二，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艺术运动的概念。因为，其一，它首先错误地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有时间性的艺术运动（比如从1860年到1960年），这种错误会产生将“所有”1960年以后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荒唐结论；其二，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在詹明信那里），就是建立在某些断言“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以及大多数低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如查博特所说，“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的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2）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以其先知般的口吻为人所恶。桑托尔（F F 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以诸如激进的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名，当下的正统教义教导人们现代世界（1600－1945），已随着上帝的分崩离析与客观科学一道，永远地过去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具流动性的不定形的过程的世界，因此它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模式。它坚持每一种东西只是现实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现实并不存在。每一种事物都是历史的功能；所有的文化与宗教都只是时间性的、暂时的与神话的。创世的不是上帝的言，而是解释学 ——中途与终结当然也不例外。”3）
第三，后现代主义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它只是、并且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某些天真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进入”某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儿，一切皆“后现代”了。而在中国，由于一些更加天真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介绍，以及自始就乱轰轰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以至于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产生了“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式的无端焦虑，或是“我们应该绕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式的乌托邦狂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绝非西方一种社会现实，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现实。说它不是社会现实，是因为，正如贝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4）说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思想事实，是因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后现代主义就一直处于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反驳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正如查博特所说：“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有似真性。我已经提出了一些论据来支持我的论点：（1）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与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2）被称作后现代的许多东西其实直接来自现代主义；（3）对它的存在的大多数论辩主要都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枯竭的概括，特别是通过一种忽视了其作为第二级别的概念的性质的概括，来获得其最初的似真性的。”5）
最后，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媒介概念或艺术样式的概念。因此，比方说，我们不能说架上绘画是现代主义的，而装置艺术（installation）、视像艺术（video art）等等，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不是媒介或材料，或具体样式的分别，而是观念的分别。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们得稍微绕一个弯。
我们已经说过，对“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以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文化的出现”的断言，往往伴以对现代主义的死亡宣告。某些更为中立的作者，似乎更愿意提出“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样的问题。例如加布利克。他在同名著作的开篇就问：“现代主义——这个一直被用来描述过去数百年的艺术与文化的术语——似乎正在走向终点。只要我们愿意认为一切皆得为艺术，创新似乎已不可能，或者甚至已不可取。我们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个成功与引起共鸣的创造性的阶段，还是一个贫乏与衰落的年代？现代主义已经取得成功了，还是已经失败了？既然多元主义已处于狂暴的境地，那么后现代主义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空间，还是它只是黑格尔称之为坏的无限性的东西——它断言理解了一切，事实上却只是一种掩盖其意义的匮乏的虚假的复杂性而已？” 6）
加布里克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概括为如下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他说：“任何一个试图面对现代主义的全部现实的人，即使到现在，仍然会陷于它的赞美者（那些捍卫抽象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与它的诽谤者（那些相信艺术必须为一个目的服务或相信艺术必须有用于社会的人）之间的交叉火力之中。”7）
加布里克解释说，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高度现代主义阶段，艺术为了拯救其本质，非常有意识地割断了与其社会停泊处的联系，并撤退到自己的阵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发生的艺术的“解人性化”，更多的是对艺术家在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痛苦的一种回应。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短语事实上是一个唯物主义（materialism）时代所能维持的最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对唯物主义以及对一切都应该有用和实用价值的要求的无意识的抗议。”为了反对唯物主义价值观，而且也由于随着现代社会的宗教的崩溃而来的精神崩溃，早期现代主义者转向内部，转而离开世界，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自我及其内心生活。既然有价值的意义不再可能从社会世界中找到，他们就转向他们自己来寻找这种意义。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的思想中，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独立的纯粹创造的世界，它拥有自身的精神本质。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晚期现代主义开始吐弃不断增长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义的例子，这种形式主义否认抽象艺术在社会框架中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功能或意义。在经过了一个大多数前卫艺术家激烈地从社会主题或效果中脱离出来阶段后，许多艺术家开始对明星体制与狭隘的形式“运动”感到厌恶。“他们开始问自己一些大问题。当他们从他们的画布与钢铁材料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政治、自然、历史和神话。”（Lucy Lippard，美国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批评家）许多艺术家开始寻找绘画与雕塑的替代物，因为两者都可能为市场体制的机会主义与无情提供操练的对象。他们发展出了新的模式，诸如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等。非物质性与非恒久性是被用来化解艺术的物质化的主要策略，这样它们就不再是“珍贵的东西”，也不再是吸引市场的东西了。8）
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当代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一方面旨在摧毁现代主义（如格林伯格）的狭隘性，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的当代艺术（即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究竟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下的定义。我们已经在本书“导论”中界定了现代主义。在那里，我们回答了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以媒介为转移，而是一个以观念为旨归的概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当代艺术中这些批判性的艺术样式，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惟当这些艺术符合这样的条件：即当它们坚持艺术作为一种分化了的文化领域的自主，同时，坚持形式限定（或视觉质量）的概念与党派性的时候。而当它们放弃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现代主义。因此，当代艺术中的这些新样式（还要包括装置艺术与视像艺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当人们放弃那些现代主义的前提之时，人们就必然会提出接下来的问题：那么，它们是后现代主义吗？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总结阿多诺、贝格尔与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艺术的思想时曾经指出，假如我们更近一点来观察当代艺术状况的审美维度，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反分化（antidifferentiating）冲动在起作用。当代艺术中的大量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与行为艺术，使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它背离了我们对于边界的感觉；在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之间，现实情感与审美情感之间，艺术与自我之间不再具有分别。”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部分地看作是对于彼得·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一种非乌托邦的突降法。这一后现代主义背离边界的强烈倾向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高级与低级艺术之间，文化与垃圾之间，以及博物馆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崩溃。特别是在建筑中（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力最尖锐的领域），查尔斯·詹克斯所说的“激进的折衷主义”意味着不同风格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差异的中断，同样也是“严肃的”建筑一直来优越于一种更为大众化的与粗俗的地方性的建筑（诸如那些罗伯特·文丘利在为拉斯·维加斯的辩护中大为赞美的建筑）的等级制的崩溃。9）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差别位于何处。但这仍然不是界定后现代主义的恰当时候。只有等到我们听一听那些以“后现代”自命的人的说法后，我们才能弄清楚，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望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较为贴切的定义。
尽管公开的后现代主义者蔑视理论或只是不屑于理论，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例如罗伯特·文丘利论建筑的思想直接针对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理论，因此对于解开这一新变化的基本踪迹是有帮助的。詹克斯以相似的方式并且更广泛地涉足理论领域。另一个****是奥利瓦（Oliwa），他是80年代初在欧洲、90 年代初在中国颇有号召力的“超前卫”（trans-avant-garde）理论的鼓吹者。还有许多自我评论与接受采访的艺术家，如谢尔曼（Sherman）、杰夫·孔斯（Koons）、史坦巴哈（Steinbach）等等，都公开声称后现代主义立场。如果人们留意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人们能检验一下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艺术活动的多样性，人们当能说明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究竟为何物。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反前卫。后现代主义对关于艺术地位的沉思极其漠视，即使说不是抱有敌意的话。在这一点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不会有误，或者甚至是反智的。后现代主义经常自嘘最提倡宽容；但它绝不能容忍任何意识形态的贡献或末世论（乌托邦或解放的蓝图）。它质疑不断创新的追求，瓦解最好的艺术骑士乃媒介、表现手段与图像学等等的英雄的信念。相反，它同意艺术不是一种志业而是许多职业当中的一种。其合法性位于生产卖得特别好的商品。它不会等待反叛或超越。它坚持与社会的平均成员的最近距离的接触。审美的维度必须得到重述，要么以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赝品的形式出现（令我们想到由市场提出要求的风格化了的设计艺术），要么以一种艺术家的自发表现的形式出现（这些艺术家使用颜色、声音、言词，否认完美的可能性，只想提呈一种似曾相识的对现实的模仿）。在一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而自由地“创造”。模仿画与戏拟成了见证当下文化垃圾的最合适的手段。而其来宾卡则是不知羞耻的折衷主义。10）
其次，后现代实践是高级文化的堕落，但却是一种有意的堕落，有意将自己下降到低级文化的水平。它想要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它使得它更具消费性，因此它利用叙事、熟悉符号与简单形式的种种好处。它的主要形式是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可以任意地加以选择。社会现实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当作异质的、片断的与偶然的东西加以肯定。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今天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拥有法官的权力，因此艺术已经没有任何使命，而只是某种消遣。前卫艺术的所有原则都遭到质疑。绘画只意味着指向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不作能否被记住的断言。图像学通常是陈腐的东西或只与人类的施虐受虐狂者的噩梦相关，它没有指称框架，因此也无法记住任何东西。观众对图画的需求要么以无视审美质量的匆促的爆发来适应，要么以模仿古典前辈的大师手法来满足。直截了当的折衷主义导致了对艺术尊严感的不信任和这样一种信念：一切都不过是商业化了的展出。R·朗哥（R Longo）的图像经常借自杂志、报纸与**剧照。绘画应该始终是一种使用适当手艺的操作，以便使画家与对任何严肃思想漠不关心的幼稚的受众联合起来。它应该像一件礼品一样好懂，并且应该，正如奥利瓦所说，欢呼“快乐的虚无主义”。谢丽·莱文妮（Sherrie Levine）不断自我重复的照片复制，马克·科斯塔比（Mark Kostabi）不断重做莱热（Leger）的操作，孔斯对所有市场图标的复制，王子（Prince）的时髦的风格化了的图像，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并不是说这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不同之处。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由乱轰轰的现成品寄生性地加以复制而成的。11）
在建筑领域，平均趣味则深深地植根于地区的（民族的）传统之中，因此很容易将后现代主义误认为复活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品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鉴别：不同风格，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被加以折衷主义地并置在一起，并通过现代主义的技术与最新的材料得到强化。立柱、柱廊、拱门重新复活了，空间里填满了树木花草与小喷泉，断断续续的线条受到欢迎，色彩被邀请跟形状相合作。建筑亦须有叙事：它采用过去的象征性符号，试图变得有趣而又热烈，这样就能皆大欢喜地受到观众的喜爱。在这一光谱的一极有C·摩尔（C Moore）与他那些对遥远习语（比方说长廊）的俗丽的重塑，或是S·蒂格曼（S Tigerman）的“雏菊之家”，一幢模仿阳具与阴道的大楼；另一极则是明显精致的建筑〔如P·埃森曼（P Eisenman）、H·霍莱恩（H Hollein）与J·斯特林（J Stiring）〕。他们激进地复活了现代范式，但却并不完全任其发展。他们的策略是一种“双重代码”，但是他们也赞赏有意识的手工制作，并嫁接以异质性、多样性，并通过小心界定的语义学（semantics），使高技术臣服于与大众接受者的情感联系。
莫拉夫斯基尖锐地指出，艺术的骆驼很难穿过这一针眼，假如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主要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遵奉者与受欢迎的人（比方说适应平均需求与趣味）的话。他怀疑科斯塔比、比得罗（Bidlo）、莱希（Lersch）与其他一些人——他们寄生于各种各样微观或宏观的引语中，不断生产悖论与仿作，对他们作品的空洞丝毫也不感到脸红——是否是一些吹破牛皮的艺术家。他的怀疑在一本名为《了结》（Endgame, 1986）的书中终于得到了证实。波士顿当代艺术研究所出版了此书，它评论了布莱克纳（Bleckner）与哈莱（Halley）的画，还有所谓的综合媒介雕塑家孔斯、奥特森（Otterson）与史坦巴哈，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艺术家虽然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文明的与文化的语境，却赞成普遍存在的商业主义拜物教。他们清楚地知道并且乐意屈服于商业街的需要与再生产工业。快活地处理成品成了外在的催促与艺术游戏的主要动机。购物，正如史坦巴哈公开承认的那样，是当今最好的旅游与窥*方式。孔斯的真空吸尘器可以被解释学一种文化真空的象征。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制造这些商品，既没有任何忧郁，也没有任何愤怒或讽刺，他们只是普遍的商品化的一种符号而已，因此非常接近最广义的客户的期待与欲望。12）
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实践者的典型姿态，以及对他们所培育的肯定性与无差异性，当然持坚定的批判立场。后现代主义艺术被指控为抛弃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雄心，它对审美价值的顽强的追求，它对文化与社会影响负责的良心，以及它的解放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作品，并鞭策它达到最高的艺术成就。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既是艺术的批判，也是政治的批判。那样一种宣称崇高的无差异性并从艺术家的工作室与画廓以外的任何事物都隔离出来为主体原则的文化，只能产生平庸与无关紧要的艺术——同时却强化了商业主义精神。因此，莫拉夫斯基论证道，后现代主义在压抑人类对于生存的富有悲剧色彩的复杂性的敏感方面，在消灭人类对于超验与改善的追求方面，在把快乐主义的工具性提高到最高的、事实上是唯一的价值的立场方面，犯下了罪孽。
莫拉夫斯基的第二条战线瞄准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激进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对现代传统的所有方面所抱有的敌意。莫拉夫斯基不允许被拒绝的现代遗产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揭示并把握现实的深切需要；正是这种现实奠定了插曲般的与碎片般的东西的基础并赋它们以意义。还有就是现代主义对于奠定人类价值与伦理原则的同样深深的关切。莫拉夫斯基怀疑后现代哲学家的方案的真诚性，特别是其可行性。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哲学家无法说明他们的假设；有意无意地，他们使他们的景观“绝对化”并偷偷地贩运他们自身的“绝对价值”的私货。现代哲学通常有意识地并公开地从事的工作，并因此也是向论辩与批判性质疑开放的工作，后现代哲学却偷偷摸摸地和迂回曲折地做了，并阻挡了自我批评与自我纠正的机会。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景观。莫拉夫斯基的刻画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的全貌，但的确抓住了要害。总结我们在各章中提到过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与批判，我们可以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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