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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新编版）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吕梁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183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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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吕梁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03

页数：183

内容简介：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庄子之文“想象奇诡丰富，文笔汪洋恣肆，气势壮阔奔放。善于运用寓言故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寓言于简要的叙事之中往往运用描写的笔墨加以渲染，生动而富风趣，于先秦诸子的寓言中是很有特色的”（《寓林折枝》刘国正等主编《庄周》序）。《中国散文通史》和《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所论都大体如此。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庄子》的浪漫主义风格呢曾景初认为庄子和屈原“同时生活在楚地”，“虽然二人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但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中有某些共同之处，即可能是一种时代风尚使然。当时北中国是孔子的理性精神占统治地位，把人神化，把怪力乱神化成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一切复归于礼。而南中国尚保留比较浓厚原始氏族社会结构的残余，巫术占很大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充满了神话故事，富有想象和幻想的浪漫性寓言，在天上，人间，地上邀游驰骋。”(《北京日报》第四版1996年6月 l日)我没有什么理由对曾先生的看法妄加评论，但我更倾向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看法。即：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人。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秋水》载楚王使聘庄子，庄子不应。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政治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极端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去走隐居遗世的道路，—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 —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 (《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甚至“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肒（ ）溃痈(《大宗师》)。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骷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这—切都充分表现—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基于以上认识，庄子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就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天下篇》)的“寓言”，“重言”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研所编)

由此不难看出，“辞章问题虽然是形式问题，却不只是单纯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丰富多彩，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彩的反映。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1959年14 《红旗》)因此回头再看《庄子》的特点，一是寓言、重言并用，富于奇诡怪涎的色彩；二是庄子之徒创作寓言取材广泛；三是作者为“藉外论之”独自创作寓言；四是寓言中驰骋丰富的想象，充满惊骇世俗的描写夸张，气象恢宏，奇异怪诞。还有的寓言意味隽永，充满谐趣。有的寓言用笔老辣，讽刺犀利。总之，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想象力和最为才气横溢的作家之一。（《中国散文通史》先秦部分)

不难看出，《庄子》浪漫主义风格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庄周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庄周自身的阶级地位、社会地位的改变。我不想否定楚地文化对他的影响，即曾先生的看法。但我更倾向于“社会决定论。”

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创造了财富，也激化了劳资矛盾、改造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传统、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促使知识界分化。于是，一批饱读诗书的诗人对此茫然、不知所措，这便是早期浪漫主义代表者“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而一批激情的诗人则以另一种方式投入其中，这便是拜伦、雪赖、济慈等人。

1、“湖畔派”诗人

主要是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现金交易极为反感，向往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曾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由是得名。他们的诗歌或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或描写奇异神秘的故事和异国风光。

湖畔派诗人早年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当革命深入到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们被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吓破了胆，转而反对法国革命，站在保守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文明，主张恢复封建宗法制度，宣扬宗教道德观。

文学上，湖畔诗人共同反对古典主义传统，向往唯物论，歌颂大自然。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共同发表了《抒情歌谣集》，并写了序言。序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诗的题材源于日常生活与情感，诗的语言应是日常生活语言，诗人应该具有创造性的想象。这篇序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其中关于想象的论述，是重表现的理论，动摇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传统。

华兹华斯（1770－1850）是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个大诗人，也是欧洲的大诗人。因为他喜欢歌颂自然美,被誉为“自然诗人”。他认为大自然有一种使人提高精神境界与道德价值的力量，所以他把自然作为一中精神力量来歌颂。让自然陶冶自己并激发灵感，自然是取之不尽的素材来源。代表作《丁登寺》表达了他对自然的感情。

柯勒律治（1772－1834）一个天性爱好探索问题的人，在求学时期就反对古典的浮华风格。他的作品充满神秘浪漫色彩，善于把玄妙迷离、古怪离奇的轶事写得逼肖现实生活。代表作品有《古舟子咏》、《忽必烈汗》、《克里斯特贝尔》。

雪莱（1792－1822）是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第一个表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诗人，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预言家”。因《无神论的必然》（1812）被牛津大学开除，同年和小酒店店主16岁女儿哈莉特私奔成婚、被逐出家门。他一生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类任何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同情弱小者。

雪莱的主要创作有：长诗《麦布女王》（1813）表达了他的政治、哲学观点。《伊斯兰的起义》（1817）借东方故事歌颂资产阶级革命。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是雪莱的代表作，采用古希腊题材，把普罗米修斯塑造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最后结局是全世界获得解放，表达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必将获胜的信念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剧中世界变为“平等，不分等级，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需惶恐，不需官阶，不需有谁称王”。抒情诗的名篇有《西风颂》和《致云雀》。

雪莱诗歌特色充满对反动统治和黑暗社会的揭露与反抗，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空灵飘逸，激情乐观，没有阴郁色彩。采用象征手法，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来描绘理想世界。

济慈（1795－1821）浪漫主义诗人，与拜伦、雪莱齐名。他的创作期只有5年，却写出了很多传世之作，如《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他热爱古希腊文化，进步的思想倾向，追求美的境界，诗中有画。对唯美主义产生影响。

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创作有诗歌、小说、历史著作和传记。但他的最大贡献是历史小说，共写了27部历史小说，它们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反映了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生活。揭露民族压迫，美化苏格兰古老的宗法制社会。代表作《艾凡赫》（1819）。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情节惊险离奇，场面五彩缤纷，人物非凡奇特，可说是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为欧洲19世纪后期的社会小说开辟了道路。

下班了，他坐在舒适的老板椅上左右摇晃，回家还是去雯那里？他懒散的向空中抛了枚硬币，反面，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并告诉佳今晚有应酬。

他驱车行使在霓红灯闪烁的马路上，刚换的新车，感觉很舒服。

他和佳结婚12年，从苦到甜，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可是，他对佳的感觉一点点模糊，像一本年代已久的书，泛黄的纸张使书上的字体不再清晰。

车停在怡苑小区，他乘电梯到12层，按门铃。雯开门，微笑着拥抱他……和佳不用，雯是一个时尚精致的女孩，拥有佳早已逝去的青春。他不是一个花心的人，只是不经意在围城外发现了雯，也发现了另一种气息如兰、逍遥似仙的女人的存在，而这样的女人没有佳的唠叨。

然而，佳是爱他的。刚结婚时，日子过的紧巴巴的。家里偶尔买几个鸡蛋，佳从来舍不得吃。她把做好的荷包蛋藏在他的碗底，看者他大口大口地吃下，她总是感到做妻子的幸福。现在生活好了，佳再也不用为他省下荷包蛋了。只是常让他在外面少喝点酒，加班不要太晚，回家把换了的鞋子收好，要洗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

和雯一起吃过晚饭，他坐在沙发上犯困，突然发现自己的袜子破了。

“雯，帮我把袜子补一补吧！”他笑着说。这么多年了，他的生活依然保持以前在部队上养成的朴素习惯，从里到外。

“不，你的袜子好臭，再换一双新的不就行了吗？”雯调皮第捏了一下他的鼻子。

他没有坚持，笑着拥着雯，他的脚一直很臭……

回到家里，已经过了12时，佳还没有睡。

“女儿睡了？”他回家后习惯问关系女儿一切问题。

佳点点头，说：“你洗洗脚，早一点睡吧！”

说话间，她突然发现他的袜子破了，趁他洗脚的工夫，佳悄悄找了线针，捡起了被他扔在地上的袜子，补了起来。

他的内心一震，突然感到有一股热血冲上心头。

“太晚了，明天在补吧！”

佳笑笑：“没关系。”

穿针，引线，打结，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熟练。最后她把袜子放在嘴边，把线头咬断。

他的眼睛有点模糊，就好像很多年前一个人吃荷包蛋一样模糊。

“我的袜子很臭的……”

“这么多年了，早就习惯了”佳把缝好的袜子递给他，嘴角挂着一丝浅浅地微笑。

那一夜，他失眠了。经过这么多年，佳的爱早已浸润了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和她都不再年轻，须要的仅仅是一份相濡以沫的平淡。

后来，他的应酬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是和佳一起检查女儿的功课，或者是做一桌丰盛的晚餐等佳和女儿一起品尝……他终于明白，12年后的爱情已经变成了坚定不移的习惯，像呼吸一样常被人忘记却不可或缺

他本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因此他的绝大多数的诗都可以体现出他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此刻我看到这个题目脑子中首先蹦出的是《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而在这首诗中我觉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两句有最能体现。

唐诗中的浪漫主义

唐诗作为我国文学作品中的瑰宝，浪漫主义是其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在唐诗的世界中有许多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留下了他们的诗句，也在唐诗的世界里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在繁星璀璨的唐诗世界中有三颗耀眼的明星，而他们正是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浪漫主义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