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李白的诗《蜀道难》谈谈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看法！！！

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总的来说李白的诗风不离开豪放 飘逸 离奇大胆的夸张。

　　李白《蜀道难》一诗自面世以来，给诗人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下面是我整理的，以供大家阅读。

：比兴言志，大气磅礴

李白诗歌中，比兴手法，俯拾皆是。他早年写的《大鹏赋》即是托物寄兴的名篇。“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灵性，寄托规讽，实相源流也。”胡震亨《李诗通》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李白《蜀道难》中的比兴问题呢“微子悲殷，实寄兴于黍离;屈平哀郢，亦假助于江山。”黄叔琳《文心雕龙札记》李白的《蜀道难》肯定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之作。诗中三致其意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前人早已从它那激越的商声和悲沧的旋律，联想到它必有深意在焉。如果我们从李白的人生经历来考察，不难发现这是一篇“比兴言志”的杰作。

我们知道，少年时代的李白就“已将书剑许明时”了。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他来到长安，满心希望将他的文才武艺献给“开元盛世”。甚至梦想“济苍生”《梁园吟》“安黎元”《留别于十一逖、裴十三游塞垣》，结果如中唐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中所说：“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这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在《蜀道难》中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表面上是写蜀道的艰难万状，实际上是喻指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只落得书剑飘零的人生旅程。“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这“一夫当关”中的“关”仅仅是指剑门关么“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宋玉《九辩》古人早已用“关”喻“君之门”，“诗宗 ”的李白焉能不知“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亦即此意。李白在长安的遭遇告诉我们，正是在长安有那些“连云开甲宅”“鼻息干虹霓”的宦官和斗鸡小儿们把持了一定的权力，才使得诗人“南徙莫从，北游失路”。看来这崔嵬的剑阁实际上正指朝廷要津。“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这虎蛇横行，正是恶势力的猖厥。“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锦城”就是长安。通观全篇，我们发现，这艰险万状的蜀道，原来正是诗人仕进之路的翻版;诗中三致其意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正是诗人报国无门的感慨。姚合另有一首诗《送任畹及第归蜀》写道：“子规啼欲死，君听固无愁，阙下声名出，乡中意气游”则是李白《蜀道难》仕途失意的反衬。看来李白《蜀道难》的喻意在唐人心目中是很清楚的。当然，以蜀道而喻仕途，并把它写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这只有李白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写得出来。

　　：新奇的比喻，奇特的夸张

李白是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著称于世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在艺术手法上喜用比喻、夸张、对比等，以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蜀道难》中，李白运喻了许多新奇的比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当然是夸张。在《行路难》其二中，诗人写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比喻与前面的夸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天”喻“路”，新奇而独特。在如青天一样宽阔平坦的大道上，“骅骝骏马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这一连串的比喻，折射出一个怀着高远理想的人，难酬蹈海的艰难人生。“西当太白有鸟道”，那山路，陡峻狭窄得只有鸟儿才能飞过。“飞湍瀑流争喧豗，砰崖转石万壑雷”，那瀑布冲击岩石的声音，如万壑雷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那“猛虎”，那“长蛇”，当然是喻奸臣当道。这些比喻，均代表了李白诗歌的豪放特点。

诗中的夸张更是奇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突击了蜀道的险峻难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极言蜀国与外界隔绝时间之长。“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则是从感觉方面写蜀道的高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写峰峦之高。“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那更是对唐朝当时的社会矛盾所作的一个夸张预示。清代评论家陈沆在《诗比兴笺》中，称此诗为“失声横涕之什”，说明诗人在蜀道的描绘中，寄寓了人生旅途的唏嘘感慨。

其他篇什中的夸张俯拾即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以白发之长言愁之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写出了黄河的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则是豪饮者的一曲赞歌。

：寓神话传说于铺叙之中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李白，在对蜀道的描绘中，融进了神话和传说，大大丰富了诗的意境。开篇出语不凡，连用三个感叹，两个惊呼，一个夸张，在十分强烈地抒发了诗人面对高险的蜀道而生发出的喟叹之后，即转入对蜀道的神话和传说铺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把笔触伸向远古，叙述了蜀国开国、与世隔绝及与秦地沟通的历史。然而，入蜀之路依然艰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巖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诗人以空间为序，铺叙了北段的曲折盘旋，中段的高险及种种愁惨之状。最后集中笔墨于天下雄关——剑阁，描绘了剑阁的峥嵘恐怖。至此，蜀道的艰难万状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神话、传说、铺叙融为一炉，既纵横交错，又经纬分明，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歌的纵深感。这个特点在其他诗篇中也很突出。如《梁甫吟》、《鸣皋歌送岑征君》、《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它们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歌豪放风格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强烈的抒 彩

主观性和抒情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具有高远的理想，非凡的想象力。他们总是用理想的尺子来衡量现实生活。因此，他们的悲喜异常强烈鲜明。在《蜀道难》中，你看，“噫吁嚱，危乎高哉!”开篇发唱，情感犹如火山爆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篇之中，三致其意，强烈抒发了诗人报国无门的嗟叹。诗人带着追求、向往、愁怨、悲愤的感谢色彩描绘了蜀道的艰难曲折。不管是叙述远古的神话，还是描绘现实的景观，诗人赋予蜀道以高不可攀的雄姿。诗中，一方面是诗人为了理想而“西游”，一方面却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种矛盾冲突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明暗交错，寄寓著诗人对前途理想的无限感慨!在蜀道之上，鸟“悲”，猿“愁”，人“畏途”，呈现出蜀道的峥嵘峭拔。从离开长安后的《梁甫吟》中“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我们可以看出，李白是在抒发人生的失意。中唐雍陶《蜀道倦行因有所感》诗末句云：“蹇步不唯伤旅思，此中兼见宦途情。”可见，“蜀道”是人生宦海失意的见证。

：和谐的韵律、灵活的句式、一咏三叹的节奏

这首诗，音韵和谐，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在韵脚上，从开篇至“使人听此凋朱颜”，双句押“ian”韵。诗的后半段，出于内容表达的需要，韵脚具有变化，读来依然和谐自然。整首诗的音韵是雄壮的，动人的，极具诗歌的音韵美。在句式上，以七言为基本句。少自“噫吁嚱”三字，多至“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十一字。“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近于骈体;“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则是散文笔意;“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数句又属赋体。各种句式的灵活运用，很好地起到了为表达主题服务的作用。另外，诗人为了突出蜀道之难，于诗首、诗中、诗末三次赞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言有尽而意无穷，寄寓了诗人对人生道路的无限感慨，读之令人哀婉低回，荡气回肠。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其实我们在分析这些特色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李白诗歌的总体特色，这就是豪放飘逸。当然，主要是以豪放为主。飘逸者如“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其实在豪放中有飘逸，在飘逸中有豪放。这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风是李白所独有的。它通过比兴、夸张、强烈的抒情所表现出来。同时，它又是李白式的比兴、夸张、强烈的抒情，代表着李白所独有的特征。

四川人至死不渝，重庆人乐不思蜀的意思是四川人很浪漫，重庆人很快乐。至死不渝的意思是。至：到。渝：改变。到死都不改变。乐不思蜀的意思是很快乐，不思念蜀国。比喻在新环境中得到乐趣，不再想回到原来环境中去。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

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

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

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

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

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

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

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

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

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

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

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

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

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

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

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

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

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

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

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

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

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

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

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

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

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

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

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

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

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

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

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

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

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

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

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

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

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

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

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

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夏殷以前，中国后妃制度比较简略，文字记述也很模糊，大率将天子的配偶统称为妃。如皇帝有四妃；帝喾有四妃。正嫡叫元妃，其他的称为次妃。

周代天子开始立后，正嫡便叫王后。

《周礼》规定：天子立一后，三夫人（正一品），九嫔（正二品），二十七世妇（正三品至五品），八十一御妻（正六品至八品）。共121人

五者相参，以定尊卑。与外朝六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对应。六宫即前一宫，后五宫。后五宫指后一宫；三夫人一宫；九嫔一宫；二十七世妇一宫；八十一御妻一宫。后正位宫闱，体同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知丧祭宾客；女御序王燕寝。

秦王赢政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自称为皇帝，其正嫡便叫皇后。

汉帝国后妃制度继承秦制，并明确规定皇帝的祖母称太皇太后，母亲称皇太后，中国后妃制度的母后称号就此确定，历代相沿。

嫔御制度汉代时确立，汉代后宫制历汉初四帝，以后汉武帝、汉元帝的订立、增益。嫔御名号分为十四等：昭仪、婕妤、 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无涓这一等还包括共和、娱灵、保材、良使、夜者。

西汉初年帝王的正配叫皇后，其余嫔御名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武帝时又加婕妤、 娥、容华、充依。

元帝时加昭仪，又有五官、顺常、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等。

东汉的后宫人数没有什么减少，但鉴于西汉外戚权重，改革后宫，嫔御名号只设四等。东汉光武帝并省前制，皇后之外，只立贵人、美人、彩女。后又加宫人、凡嫔妃四等。（后宫只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依旧，但奉禄不过是数十斛粟。又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但却没有爵秩，只是赏赐充给而已。）

曹魏时出于文学的浪漫和对雅号的喜好，嫔妃分成12等：贵嫔、夫人、淑妃、淑媛、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

魏太祖建国，皇后之下分后妃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

文帝增五等：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

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除顺成。

太和时，明帝诏复夫人之制，位在淑妃之上，夫人以下爵凡12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同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同御史大夫，爵比县令；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修容比亭侯；修仪比关内侯；婕妤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

晋设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另有美人、才人、中才人。

北朝承魏晋制度，略有增损。“道武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皆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淑房等。后庭渐多矣。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乎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又则不得古也。”

北魏孝文帝改定内宫：

左右昭仪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来又置女职，以典内事：

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太监、女侍中三宫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女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宫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表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

南朝宋在晋制上有增有删，至宋明帝时规定：以贵嫔、贵妃、贵姬为三夫人；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以婕妤、容华、充华、承微、列荣为五职；另设散役包括美人、才人、良人。

南朝齐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三年，太子宫置内职，良绨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

南朝梁、陈以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微、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三职。

北周宣帝自称为天元皇帝，皇太后便被尊为天元皇太后，又设正阳宫皇后、天皇太后、天皇后、天右皇后、天左皇后，后宫制度至此全乱了。

二年二月，改制诏为天制，敕为天敕。颂令：

尊天元皇后为天无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正阳宫皇后称皇后。

隋文帝杨坚得天下后，鉴于前朝的积弊，一一加以革新。后宫中也一改旧制，只设皇后正位宫闱。开皇二年，吩咐依照《周礼》著内官程式，省减后宫人数，规定嫔3人，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9人，负责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38人，主管女工丝台，视正七品。

隋炀帝时，后妃、嫔没有专职，“唯端容丽饰，陪从燕游而已。”炀帝醉心此事，自制嘉名，以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吕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品第二；婕妤12人，品第三。美人、才人15人，品第四。为二十七世妇；宝林24人，品第五。御女24人，品第六。采女37人，品第七。为御妻。总计120人。另有承衣刀人等，“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

唐代皇后以下，设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二十六世妇：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八十一御妻：宝林、御女、采女各26人。

唐开元时期，以皇后以下设四夫人不合旧制，“乃置惠、丽、华三妃，六仪，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宫、尚仪、尚服各二。”

两宋嫔御的名号没有准则，比较纷纭杂乱。大致地说，初入宫时，女子的名号有：侍御、红霞帔。再进一步，封君，封夫人。南宋改君为夫人。君和夫人在人数和郡名上没有一定。夫人以后，再进便是才人、美人、婕妤，然后进为昭仪、昭容、修媛、修仪、修容、充媛、婉容、婉仪、顺容、贵仪等。再进为妃一级：贵妃、贤妃、德妃、淑妃、宸妃。宋后宫的显著特色是无定位，由初级开始，随宠遇增长，不断晋级。

辽代皇后之下，有元妃、德妃、文妃、惠妃，各妃这间没有什么等级差别。元代除了皇后和各妃这两个称谓，后宫中再没有别的名号。金代则复杂和完善一些。

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金代明确规定，选后不取自庶族。金创国之初，后宫嫔妃没有名号。到金熙宗时，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称。海陵王执政时，后宫寝多，宠妃有十二位：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金世宗天定年间，后宫简少。金章宗明昌时期，后宫规制大备。

金代后宫仿照汉制立了一套嫔御制度，明文确定：

皇后下设贵妃、贤妃、德妃三妃，正一品，同汉三夫人；

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同汉九嫔；

婕妤9人，正三品；美人9人，正四品；才人9人，正五品；同汉二十七世妇；

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同汉八十一御妻。

另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都不得是后宫内官。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元后宫除了正皇后以外，不有所谓的第二皇后、第三皇后，只要皇上高兴，设多少皇后都行。

明代的后宫宫女很多。宫女被皇帝御幸以后，便获得妃的名号，进入了皇帝嫔妃的行列。但明代后宫除了皇后的称谓，只有妃这一级，没有嫔。妃有贵妃、淑妃、宁妃、贤妃、恭妃、宸妃、康妃、庄妃、裕妃，贵妃在妃这一级中地位最高。

清代宫廷的后妃制度是在清入关以后坐镇北京的第二位皇帝康熙皇帝玄烨确定的：

尊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住慈宁宫，太妃、太嫔随住；

皇后坐镇中宫，主持后宫事务；

皇后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住东西六宫；

嫔以下设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随皇贵妃分住东西六宫。

清后宫制度规定，皇帝大婚之前，选八位比皇帝大的宫女，供皇帝进御，即献身皇帝。八位宫女都有名分，授以宫中四个女官的职衔：司账、司寝、司仪、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