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特点

18世纪末德国文学中出现了反启蒙运动思想的潮流，这就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一运动不是在古典文学之后出现，而是与它并行发展。基本倾向是怀古遁世，重视童话和传奇。浪漫派作家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注，想起了人民和民族传统，他们在海得尔堡形成了新的中心，文学史上称为“晚期浪漫派”，或“海得尔堡浪漫派”。他们采集民歌，发掘久已被人忽视的文化遗产。

柏拉图全部思想奠基于“理念”这一核心概念之上，他认为文艺在本质上是对理念的模仿。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模仿说的精神，承认“诗的模仿术模仿行为着——或被迫或自愿地——的人，以及，作为这些行为的后果，他们交了好运或恶运（设想的），并感受到了苦或乐。除此而外”“别无其它了”12。但他又从理念论的角度对苏格拉底的模仿理论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最终根源，自然万物的存在是模仿理念的结果，文艺又是模仿自然世界的结果，因此，文艺就像影子的影子，和理念的“真实隔着两层”13。柏拉图排斥文艺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就是文艺在本体上离理念太远，在实存上是对自然物的复制和抄录，是比自然实体还要等而下之的东西。柏拉图以精神实体理念作为艺术的最终根源，并把文艺贬低为比现实世界低一等的东西，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其理论错误性的一面；但在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却又蕴含着两个方面的“正确”的认识。第一，柏拉图强调文艺是对实在之物的模仿时，他没有意识到他在从发生学的角度论证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产生的直接根源；第二，当他坚持理念中心论，坚持文艺理念创造文艺现实时，实际上是在强调理想性高于现实性，艺术世界是人类在物质世界以外创造的第二自然，这又从价值论的角度抬高了文艺活动的意义。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则也是建立在“模仿说”基础上的，只是其含义和性质与乃师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里斯多德确立了文艺模仿的本体地位，并使模仿说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亚里斯多德指出，“诗的起源……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14亚里斯多德这一认识是对柏拉图文艺观念的发展，它把文学创作活动归结为人类先天具有的禀赋，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艺术创造是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能力，这就给“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在此意义上，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艺术哲学。亚里斯多德这一认识使模仿说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模仿既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它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行为（德谟克利特），也不是复制自然对象的机械行为（柏拉图），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不是与真理隔了两层的“影像”）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这是对模仿说的最高肯定和赞赏。

第二，亚里斯多德明确限定了文学模仿的对象范围，亦即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5。“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是指历史或现实题材；“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是指神话或寓言题材；“应当有的事”，是指理想的虚构题材。

第三，亚里斯多德指出了艺术模仿的审美心理效果，认为模仿是人产生快感的源泉。所谓“快感”，亚里斯多德认为“快感可以假定为灵魂的一种运动——使灵魂迅速地、可以感觉到地恢复到它的自然状态的运动……凡是能造成上述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愉快的；凡是能破坏上述状态的或造成相反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苦恼的。所以，一般说来，恢复自然状态，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6。模仿之所以能使人获得快感，是基于亚里斯多德的知识观。亚里斯多德认为，对周围事物的茫然无知会让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从而导致灵魂失去自然状态，对事物的认识则能解除这种不安的心理，使灵魂恢复自然状态，从而使人感到心理的满足和愉快。艺术模仿之所以会让人产生愉快感，是因为人们在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从艺术品本身产生一种认知感，“即使所模仿的对象并不使人愉快……欣赏者经过推论，认出‘这就是那个事物’，从而有所认识”，从而使人产生愉快感，亚里斯多德据此推论，“绘画、雕像、诗，以及一切模仿得很好的作品，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7。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斯多德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认识：某些对象本身（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看上去虽然令人感到讨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它们在艺术中得到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却会引起人们的快感。18

第四，亚里斯多德揭示了艺术模仿的创造特质。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创造就是把事物的存在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例如诗人把事物的实体存在转换为语言符号的存在。因此，艺术模仿不只是对实在世界进行复制和抄录，而是在自然事物基础上的自由创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自然。

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家在同神学文艺观作斗争时，就是以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为武器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与新古典主义文艺观作斗争时，同样利用了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

从学理的层面说，模仿说与古希腊哲学观念的发展休戚相关。

苏格拉底之前，二元论的观念尚未形成，各种事物都是同质的，这类似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这是早期人类思维尚未分化的共同特征，神人同形同性，神是人的肖像，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没有那种对于不可见的世界的神秘感觉，一切都是迁移和流转，因而艺术毋须进行解释性的创造，只需再现性的模仿即可。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在《物理学》中指出，艺术所以模仿自然，其根据在于万物的起源都是互相关联的，从而它们的活动和结果也是如此的。如果艺术能够造成自然事物，它就一定要象自然那样来活动。19因此，古希腊人对任何不能用可见方式加以模仿的事物都不相信，在他们看来，文艺所再现的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事物而已，而这些艺术所表现的日常现实事物同人的关系，也正是普通知觉对象同人的关系。因此，艺术的本质即在于它同日常经验范围内事物的关系是一种模仿关系，说白了，艺术是对自然实在的复制。模仿不过是人对他喜爱的东西想接近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柏拉图虽然超越了自然本体论的一元认识模式，由于他把理念设定为世界的最高本体，是万物产生之源，艺术不过是理念的映象和再现，因此，对艺术本质的认识仍然不得不用模仿说进行解释。模仿说的流行，使得希腊时期的哲人们对艺术与实在的关系都拥有一种朴素的认识，因而他们都对创造性或想象性的艺术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这种情形直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才得以改变。

模仿说，是最古老的艺术学说，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模仿或者展现现实世界的事物，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模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自亚里斯多德始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用语。一个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对——外在现实或者任何被描述为mimesis的方面——的再现。然而，亚里斯多德关于“模仿”的定义却融合了如下两重含义：其一，文学作品是现存现实的呈现；其二，作品本身就是一实体，并非仅仅是对事物的反应。前一种意义的模仿说竟主宰了西方近两千年。

　　对于贝多芬的艺术造诣评价不能仅用简单的流派进行区分

　　对于贝多芬（1770－1827），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辞世一百八十周年以来，贝多芬早已被公认是整个（西方）音乐史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伟人巨匠。汉语世界中对贝多芬的认识，可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颇富文采的话语来作概括——所谓“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另一句解释贝多芬作品内涵的口号式箴言是——“从痛苦走向欢乐”，同样极富感召力。一般而论，我们好像满足于这样的界定，不再作深究。

　　众所周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人们最熟悉、上演频率最高的贝多芬作品是他的中期创作。音乐界已经达成共识，1802年之前可被看作是贝多芬的早期。此时的贝多芬虽已在维也纳显露才华，站稳脚跟，但创作内涵和风格尚显稚嫩。1802年至1803年间，贝多芬因患耳疾而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几近崩溃，并写下一份《海立根施塔特遗嘱》。令后人感佩不已的是，凭借艺术力量贝多芬战胜了自我，并由此步入创作成熟期：也即贝多芬的中期。而标志这场精神胜利的一个物质性结晶，就是那部极为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自此至1812年，贝多芬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创作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作。目前在音乐会中频繁亮相的贝多芬曲目，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包括《“华尔斯坦”钢琴奏鸣曲》、《“热情”钢琴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三首》作品59、《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上演率极高，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断，鉴于贝多芬的高度艺术成就，即便他在42岁中年时辍笔，他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整个音乐史中处于最高等级的大师之一。

　　为此就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中期风格的角度领会和认识贝多芬。总括而论，中期的贝多芬，典型体现了“英雄”风格。在音乐技术上，贝多芬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扩展”：他全方位开掘了当时音乐语言的各种潜能，具体做法如曲体上的大规模扩张，篇幅和长度的超常规扩充，主题/动机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声张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节奏冲力的高强度处理，等等。在精神内涵上，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创作，不妨用“人定胜天”来定位。这里的“人”，不仅指集体的人，更是特指个体的人。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明确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从而对人的积极力量作出了全面肯定。这种带有强烈现代感的个人意识，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贝多芬经由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平和艺术）体验，通过声音的特别方式抓住了时代脉搏，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也就是后人每每听到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乃至热血沸腾的原因。

　　1812年之后，贝多芬的创作陷入低潮。随后，其作品风格与表达内涵发生了明显转向。“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中艰难浮现，最终在1817年至1818年间成型，并保持至去世。贝多芬最后十年的创作，由此成为独立的风格单位，标志着崭新的艺术境界。

　　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在贝多芬中期如此壮观的景象之后，如何还能想像更为卓绝的艺术景观？

　　这正是贝多芬晚期创作所要给出的回答。一个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怀有坚定自信并取得全面成功的音乐家，随着暮年来临，重新开启自省之路，通过透彻的再次思索和体察，终于修炼成为洞悉世界、并达至涅盘的智慧哲人。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期的贝多芬就达至“天人合一”的悠远境界。在前者，“人”与“天”对峙，经过硝烟弥漫的抗争，“人”最终胜出；在后者，“人”不再看重外在的胜负得失，而是与“天”求得和解，并最终与“天”达成一致，从而获得内心宁静。20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贝多芬的晚年创作是该作曲家最伟大的艺术结晶，其晚期风格是他最伟大的艺术创造。

　　针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特殊性，倒是一位深谙音乐理路的文学家道出了其中的一丝真谛。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帷幕》一书中写道：“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这段话精确规定了贝多芬晚期创作及其风格的历史地位。然而，在国内音乐界文化界，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理解深度仍嫌不足。这自然造成对贝多芬整体认识的扭曲。回过头再仔细检视“通过痛苦走向欢乐”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不免会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通过痛苦走向欢乐”这个说法实际上无法涵盖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精神实质。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则基本没有考虑贝多芬晚期的艺术追求。我们将看到，针对古典主义的音乐语言和艺术理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创造性转型，而且没有任何后人跟进，因而决不是“集大成”。针对浪漫主义的音乐理念和手法，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其实是一次彻底背离，因而也决不是“开先河”。贝多芬在其晚年，似乎悄然站到了历史之外，进入了似乎难以让后人理解的“孤岛”。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何发生？让我们将镜头切回到历史的原境中。二、外部生活：时代状况与个人境遇

　　1812年的贝多芬，已是“人到中年”。因为创作了众多杰作，他在当时就已被公认是最伟大的在世作曲家。他受到维也纳所有政要和贵族的尊重，事业如日中天。

　　正因为如此，他的下一步艺术方向反而成为问题。贝多芬不时感到困惑不安。

　　似乎是巧合。欧洲的政治局势与精神气候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贝多芬的内心困惑相呼应；贝多芬的内心困惑正是欧洲精神氛围的真实写照。就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失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开始走向末路。这一事件中暗含某种象征意味——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开始遭到怀疑乃至抵制。反启蒙的保守思潮开始萌动并逐渐弥漫。此时，理性主义的乐观信念开始动摇。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与启蒙时代相比，色调开始趋于暗淡。

　　与此相对应，在音乐艺术中，浪漫主义的观念正在聚集力量，古典主义的理想则面临瓦解。与古典主义讲求比例、平衡的大型结构思维不同，浪漫主义的抒情旋律开始走向前台，局部的色彩成为音乐主旨。韦伯、舒伯特等浪漫主义新人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局面，贝多芬有些无所适从。总体上说，他不喜欢年轻一代的创作。例如，他看不起罗西尼（认为他写得太快，创作不严肃），对施波尔、韦伯等评价也不高（觉得他们过于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尽管他这时越来越出名，但在音乐趣味上他自觉越来越不为人理解。音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贝多芬正处在重要的风格转折十字路口。这一阶段中，他的创作数量急剧下降。某些作品中还隐约透露出了准浪漫主义的情怀。如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1816年）、以及《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1（1816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到某种舒曼式的流动性和抒情趣味。他在投石问路，但还没有决断。

　　就在艺术风格转折的关口，个人生活中的三个重大事件，对以后的贝多芬具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他改变艺术走向乃至人生态度。

　　第一个事件是写给神秘的“永恒爱人”的一封著名情书。此事刚巧也发生在1812年。这一年6月，贝多芬给一位神秘的女性写了一封极为热烈真挚的情书，在信中称其为心目中的“永恒爱人”。贝多芬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位女性是谁，曾有各种猜测。这也成为贝多芬传记研究的著名课题。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美国的贝多芬权威学者梅纳德•所罗门在1977年撰文证明，这位女性是安东尼•布伦塔诺。她比贝多芬小十岁，出身于维也纳的贵族世家，丈夫是法兰克福商人。她和贝多芬都曾认真地考虑过婚娶成家的可能。但后来的事实是，出于各种原因，贝多芬未能如愿与她终成眷属。从此，贝多芬再也没有与任何女性产生恋情。不难想像贝多芬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尽管他非常渴望人间的美好爱情，他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现实：他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爱情生活。

　　第二个事件是贝多芬的耳疾越来越严重，到1818年，他终于完全听不到外界声音，所以只能启用“谈话簿”来保持与外界的交往（别人问贝多芬的问题，需要写在“谈话簿”上，贝多芬在看到文字后，再作出口头回答）。由于完全失聪，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内心孤独和与世隔绝。可以想像，这必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取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生平事件是那场著名的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的一个弟弟在1815年因病去世，身后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卡尔。贝多芬对弟弟遗孀的品格和能力心存疑虑，非常希望亲自抚养侄子。但是，弟媳妇并不认同贝多芬的意愿。贝多芬与弟媳妇为争夺卡尔的监护权对簿公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场官司对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精神折磨。贝多芬对弟媳妇无端猜疑，弟媳妇也反过来恶意诽谤。更糟的是，由于贝多芬对卡尔管教过严又拙于沟通，导致卡尔产生抵触和反感，最终卡尔在1826年夏因绝望而开枪自杀（未遂）。此事对晚年体弱多病的贝多芬不啻是极为沉重的精神打击。虽然弟媳妇和卡尔在整个过程中有诸多不是，但不可否认，贝多芬也暴露出性格缺陷，以及他与常人很难正常沟通的行为缺憾。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生活境遇中，贝多芬走向了他的“晚期”。 三、艺术发现：风格路线与精神境界

　　1817－1818年，贝多芬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如他自己在给出版商的信中所说）中，艰难完成了《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这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宣言——他终于作出了抉择。这首作品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或许是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困难、最艰涩、最庞大、最深奥和最险峻的巨作。在音乐风格上，它断然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散乱放任，不仅坚决回复到古典主义大型曲式的刚正严谨，而且在对音响材料的深刻挖掘和抽象提炼上，甚至体现出某种义无反顾和一意孤行的极端性格。堪称“天籁之音”的慢乐章特别值得一提，在此，贝多芬平生第一次升腾到人迹罕至的璀璨星空，用纯粹音响营造出真正“天人合一”的悠远意境。或许，唯一勉强可与此曲相匹配的人类语言描述，只能是康德的那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通过作品106，贝多芬确定了今后的艺术方向，从而进入晚期创作高峰。至1827年去世约十年时间，他写出了最后的十多部杰作[大致按创作年代顺序，包括晚期钢琴奏鸣曲四部（作品106、109、110、111），《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庄严弥撒曲》作品123，《第九交响曲》作品125，晚期弦乐四重奏五部（作品127、130、131、132、135），以及《大赋格》作品133]，几乎每一部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艺术质量之高妙和音乐创意之独特，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已知天命”的贝多芬留给世界的声音密令和精神遗嘱。这里面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诉说的？

　　从技术风格看，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那是因为贝多芬对音乐语言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带有强烈“德国式”的透彻反思性处理，并以此在很多方面干脆越过19世纪，直接预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理念和精神。例如，针对音乐的主题－动机发展手法，贝多芬一改传统的完整旋律性思维模式，往往将中心的动机构思为一种“细胞式”的、乃至是“基因式”的抽象结构，从而使音乐的运行高度集中，并使音乐的结构极端严密。像《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的第一乐章和末乐章，或者《大赋格》作品133这样的音乐，由于结构的高密度压缩，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这种音乐如果事先没有仔细阅读乐谱并作精致分析，就不可能仅凭听觉真正完全理解其中的艺术匠心。又如，聆听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很快就会察觉作曲家对复调手法的大面积运用。如果说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复调手法仅仅是一种特别手法，用于特殊效果，那么在晚期创作中，复调就成为全方位渗透的常态。尤其是，赋格——这个复调音乐的代表性象征，这个从巴赫那里传承下来的前辈衣钵，在贝多芬手中一变为既有巴洛克遗风、又有古典式创意的音响建筑。几乎每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都有作为结构重心的赋格曲，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但在属性和写法上又彼此呼应。站在当下立场，对前人的艺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融入当下语境，贝多芬在此所呈现的理念和做法，几乎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但又是不可模仿的）示范。再如，在《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中，我们看到了对奏鸣曲式最为大胆但又最为老成的运用：外在的架构似乎被抛弃，但内在的精髓却全部保留；而在《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中，当那首俗不可耐的圆舞曲主题响起时，听者可能难以想像，贝多芬会针对这个主题将进行怎样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加工和讽刺性嘲弄：这首全部音乐史中性格变奏曲的皇冠明珠，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最佳范例。

　　虽然应该对音乐进行上述技术和风格层面的解释，但我以为，对于任何音乐，这都是不够的，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尤其不够。贝多芬晚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探索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音乐性格上的开拓和音乐意境上的创造。

　　在此，需要引入一些有关音乐的根本性美学和哲学思考。贝多芬自己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难道音乐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如何能够像哲学和智慧一样给接受者以人生启示和指引？贝多芬的这句话究竟是随意的戏言，还是认真的思考？笔者以为，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是一份最高质量的例证说明——音乐确乎可以独特的音响方式，显现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在绝对的意义上，直接就“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音响肉身——也就是说，世界某种最深刻的本源和人生某种最深邃的境界，只有通过贝多芬的声音构造，才第一次而且永恒地显现出来并达到存在，我们由此才能够看（听）到并领悟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质和人生况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途径和方式。

　　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究竟给出了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世界哲学？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与贝多芬中期相比，贝多芬晚期是从“人定胜天”转变为“天人合一”。在这里，“小我”让位于“大我”。或者说，从“有我之境”转变为“无我之境”。中期的“从痛苦走向欢乐”深化为晚期的“通过磨砺抵达星辰”。怒不可遏的成分明显减少，超然达观的态度占据上风。内省式的深思和超越性的宁静成为基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冲力依然存在（如《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谐谑曲），但在很多时候却平添了几分犹豫和退让（如《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末乐章）。有意思的是，与莫扎特（晚期）境界的宽容、明净、祥和与甘美不太相同，贝多芬晚期的意境更多是深沉、苍劲、敬畏、升腾、欣喜、幽默与和解。考虑到贝多芬当时与侄子和弟媳妇的困难关系，以及耳聋失聪、体弱多病、年老孤独等外在不利因素，他必定对常态的凡俗生活感到深深的无助乃至失望。但同时，他又竭力挣脱尘世俗务的干扰，沉浸在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升华的世界中，通过音乐写作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和确定世界意义和人生价值。

　　他仍然有力量发出最宏大的升腾性号角和民众性颂歌（《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但他此时最深切的感受来自真正个人化的内心，这特别令人感动并且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在最深刻的底部实际上是超越一切藩篱而息息相通的。通过私密性的宗教情怀（《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第三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通过对人声“抽泣”的原真性展示（《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0中的“Cavatina”咏唱曲乐章），贝多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提升到了人类生存体验的高度。对民间生活（作品130中的德国舞曲乐章）的乡土性回忆和对18世纪贵族世界的温馨怀旧（《迪亚贝利变奏曲》最后一个变奏），为音乐平添了多维的历史文化向度，使贝多芬晚期的音乐具有更为宽厚的人性温暖。在诸如作品106末乐章引子这样的奇妙音乐中，贝多芬将人的思索状态和过程直接写入音乐之中，从而突破了音乐的常规范畴。虽然很多晚期作品因为乐思的奇特而造成表演上的特殊困难，但贝多芬在最后一首四重奏（F大调，作品135）中，却以举重若轻的幽默方式来处理看似沉重的命题……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不仅达到了个人的艺术顶峰，而且也标志着整个音乐发展史的一个制高点。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通过早中期三个时期的发展，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进步过程，其中不仅揭示出人是什么，而且展示出人应该是什么——尽管贝多芬作为普通人，身上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点，但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用无可替代的音响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并认识到，人性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以及人在理想中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

我觉得，浪漫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它让我们认为，婚姻不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应该是一种精神体验，能持续整整一生。浪漫主义者相信，依靠本能，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阶段，人们是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才结婚。

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阶段，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之前的婚姻多是为了传宗接代，世袭继承，获得对方家族的牛或羊，而不是爱情。

我们处于一个两性关系的新时代，这样的时代始于18世纪50年代的欧洲西部，起点的标志是浪漫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影响着人们对于夫妻生活、对普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知。我的小说就是围绕这场浪漫主义运动产生的。在很多方面，它以一种讽刺的方式看待浪漫主义，因为我觉得浪漫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浪漫主义到底有什么错？它改变了我们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首先，它让我们认为，婚姻不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应该是一种精神体验，能持续整整一生。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对。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在书中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代人的“合作事业”，不能用颠覆的方式对之进行改革；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因而它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它还将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的事例、随意地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中世纪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与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针锋相对的见解。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撰写中世纪史，将中世纪的市民阶级理想化，并以此为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寻找历史根据，因而他们也就非常重视对近代史─作为中世纪历史的必然延续─的研究，尤其热衷于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史，并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将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发展理论结合起来，把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看成为一个不间断进步的过程，并且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乃至于革命运动都纳入到了这个进步过程之中。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作对神秘主义解释及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保守派史学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讨业绩、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作为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了大肆渲染和美化。自由派史学家则着意于探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问题，并把历史上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自由精神”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把市民阶级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梯叶里甚至将“民族”与“第三等级”划了等号，认为第三等级构成了法兰西民族，而贵族和僧侣则是法兰西民族的外来压迫者。

自由派史学家也充分肯定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宣扬神意、把本民族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优越民族。但是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教会统治，而是为了肯定宗教改革和新教在欧洲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为建立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寻找宗教上的依据。

自由派史学家与保守派史学家在运用历史主义观念阐释历史运动的时候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保守派史学家把历史运动说成是完全由“前在因素”和“民族本性”决定的无意识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自由派史学家则在接受了历史主义观念的同时，承认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动作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史学家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说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其中梯叶里首先把法国中世纪史写成了第三等级与僧侣及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后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又把阶级斗争观念运用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受到了世人的好评。

上述3派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曾经称霸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里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则是自由派史学。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守派史学虽然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然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纵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就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姓名：屈平 别名：屈原 国籍：楚国 出生地：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 出生日期：公元前340年正月寅日（壬子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 职业：官员，诗人 主要成就：促成楚齐联盟

创立“楚辞”文体代表作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官职：左徒，三闾大夫 纪念日：端午节

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芈（mǐ）姓屈氏，名平，字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

屈原

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楚怀王被囚死于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现在定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张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图》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编辑本段家族信息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楚武王熊通之子瑕被封在屈地，屈原是他的后代以地名屈为氏，即芈姓屈氏，有别于国君一族芈姓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知，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编辑本段人物生平出生

屈原画像

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后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为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 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

李振凯笔下的屈原[1]

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2]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 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3]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也称庚寅日出生的男子为贵。[2]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这符合屈原的自述。取名屈原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四句是说：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经历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丹阳，即今湖北秭归，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做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2]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4]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流放流放背景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5]在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现在却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秦王大喜，准备了金银财宝，交给张仪带去。张仪将相印交还秦王，伪装辞去秦国相位，向楚国出发。 张仪到了郢都，先来拜访屈原，说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楚联合对双方的好处，屈原说：“楚国不能改变六国联盟的主张。” 张仪告诉子兰：“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子兰听了，十分高兴。 楚国的贵族就和张仪连成一气。子兰又引他拜见了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张仪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那白璧的宝光，把楚国王后的眼睛都照花了。 郑袖欣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大家认为："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 子兰想了一条计策：就说屈原向张仪索取贿赂，由郑袖在怀王面前透出这个风声。张仪大喜说："王后肯出力，真是秦楚两国的福分了！"张仪布置停当，就托子兰引见怀王。他劝怀王绝齐联秦，列举了很多好处。最后道："只要大王愿意，秦王已经准备了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 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听说不费一兵一卒，白得六百里土地。如何不喜。回到宫中，高兴地告诉了郑袖。郑袖向他道喜，可又皱起眉头："听说屈原向张仪要一双白璧未成，怕要反对这事呢！"怀王听了，半信半疑。 第二天，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席间讨论起秦楚友好，屈原果然强烈反对，与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进行了激烈争论。他认为：放弃了六国联盟，就给秦国以可乘之机，这是楚国生死存亡的事情呵！他痛斥张仪、子兰、靳尚，走到怀王面前大声说：“大王，不能相信呀！张仪是秦国派来拆散联盟、孤立楚国的，万万相信不得……”怀王想起郑袖所说，果然屈原竭力反对秦楚和好；又贪图秦国的土地。不禁怒道：“难道楚国的六百里土地抵不上你一双白璧！”就叫武士把他拉出宫门。 他叹着气喃喃地说：“楚国啊，你又要受难啦……”屈原回到家中，闷闷不乐，想到亲手结成的联盟一经破坏，楚国就保不住眼前的兴旺，不禁顿脚长叹。 替他管家的姐姐女媭问明情由，就知他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劝他不要再发议论了，屈原道："我是楚国人，死也不能看到楚国遇到危险啊！" 他认为怀王会醒悟，定会分清是非的。只要怀王回心转意，楚国就有办法了。但是怀王不再召见他，他越来越忧愁，常常整夜不眠。 他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离忧”，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呢！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