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是怎样的老师如何教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福楼拜是怎样的老师如何教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第1张

福楼拜是生活在现代的法国人,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文坛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他的学生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福楼拜的一生只有59年。主要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德河佩库什》。那么福楼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福楼拜的性格是怎样的?

《福楼拜星期天》

楼白的性格可以说是一个温柔的绅士。他热情友好,善良认真,睿智博学,平易近人。据说福楼拜家有很多资产,但他似乎从来不用资产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当年轻的莫泊桑向福楼拜寻求指导时,福楼拜已经很有名了。那时,莫泊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虽然他喜欢写作,但他的小说不够好。福楼拜从未因此而看不起莫泊桑。他认真而耐心地给莫泊桑提建议。虽然他知识渊博,但他不骄傲也不友好。

《福楼拜的星期天》记载了楼白的日常生活。星期天家里没有仆人时,福楼拜亲自开门迎接。后来游客渐渐多了,大家就在一起聊天。楼白记忆力很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说过的话。这显示了福楼拜的热情、友善、平易近人、博学和智慧。

总而言之,福楼拜的性格平易近人,热情友好,待人真诚,做事认真。娄白的性格是由他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程度决定的。他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是决定福楼拜性格的重要因素。

楼白是怎样的老师?

法国作家福楼拜生活在现代。他生于1821年,死于1880年5月。他的寿命很短,只有59岁。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年轻时经常住院,但他最终成为了一名作家。代表作品有《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等。福楼拜是世界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学生是莫泊桑,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福楼拜是怎样的老师?什么样的老师能教出「短篇小说之王」?

福楼拜

毫无疑问,福楼拜是优秀的。根据相关资料,福楼拜是一位非常严格细致的老师。当福楼拜指出莫泊桑时,这些特征非常明显。莫泊桑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很勤奋,但无论怎么写作品,都很平凡。莫泊桑带着作品拜访福楼拜,就像福楼拜研究圣经一样。楼白很直接的说自己作品写的不好。后来,福楼拜要求莫泊桑每天在门口观察过往的马车。莫泊桑找了一整天,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又找到了福楼拜。福楼拜告诉他细节的重要性。过去的车厢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差别很大。之后,莫泊桑回到家,一心一意地看着马车。从这个事件中不难看出福楼拜是一个怎样的老师。他坦诚、细致、严谨、真诚。

福楼拜是怎样的老师?我相信作为一名学生,莫泊桑比任何人都清楚。总的来说,福楼拜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他的杰出成就使他和莫泊桑。

福禄考学生

福楼拜,全名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出生于法国鲁昂的一个医生家庭。他从小就习惯解剖,所以不信教,所以没有宗教信仰。傅白一生未婚,初恋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包法利夫人》,《博尔德与佩奎斯》,《情感教育》。

楼白学生莫泊桑的照片。

娄白是世界级的小说大师,文学造诣很高。许多著名作家都和他交了朋友。他甚至接受了他的门徒。福楼拜的学生是谁?楼白的学生是文坛上独一无二的莫泊桑。莫泊桑的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成就与他的大师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帮助密切相关。据说福楼拜是一位非常细心和严格的老师,莫泊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真实的故事。

当莫泊桑年轻时,他不像成熟时那样出名和杰出。当时他的小说写得很差,人物塑造和描写都有很多问题。傅白出师后,莫泊桑在小说方面收获越来越大,文章写得越来越好。由于福楼拜细致严谨,他在小说中经常给莫泊桑一些好的建议,使得莫泊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福楼拜的学生是莫泊桑,他是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之王”。他在小说的描写上完美地继承了福楼拜老师作品的特点。娄白是伟大的小说家,莫泊桑是小说之王。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傅白作品

福楼拜,他是法国人,全名叫古斯塔夫福楼拜。傅白一生未婚,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出生于1821年12月,59岁时死于中风。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

福楼拜的

根据相关资料,福楼拜本人其实是很多矛盾的集合体,他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矛盾。他是一位作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因此,福楼拜的作品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他的思想。总的来说,他的作品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似水火不容,但福楼拜却能恰如其分地将两种理论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矛盾感。他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品主要是他的早期作品《地狱之梦》。傅白到了中年,作品也越来越“成熟”。这时,他能够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他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品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晚年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在这一时期,福楼拜的作品体现了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

福楼拜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深刻而清晰地反映了福楼拜的思想。福楼拜是一个矛盾的个体。福楼拜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福楼拜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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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 代表作《包法利夫人》 写作时间:1856年

内容提要:《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力作。它叙述法国一个平民女子的悲剧命运。故事发生在鲁昂附近的村镇上。农庄主之女艾玛嫁给了乡村医生包法利,丈夫的平庸使她感到爱情理想破灭。尤其在参加了一次侯爵家的舞会以后,她因想入非非,郁郁不乐。包法利为了她的健康,移居永镇。这个小城同样庸俗不堪。在农业展览会上,她受到了地主罗道尔夫的引诱,不久即遭他的嫌弃。艾玛转而寻找书记生赖昂鬼混,再遭到抛弃。艾玛在偷情的生活中用尽家产,最后吞砒霜自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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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拜楼(1821-1880)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等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家。童年在父亲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福楼拜在中学时就热爱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早期习作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攻读法律,期间结识雨果。1843年放弃法律,专心文学。1846年,回卢昂,结识女诗人路易丝·柯莱,随后有近十年的交往。定居卢昂期间,他埋头写作,偶尔拜会文艺界朋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晚年,他曾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

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但作品受到当局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毁谤宗教。此后,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作,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朗波》。但18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仍然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居谢》、剧本《竞选人》(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小说集中的《一颗简单的心》,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他短篇中的杰作。

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是一位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70年到巴黎攻读法学,适逢普法战争爆发,遂应证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19世纪70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除了《羊脂球》(1880)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还创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383)、《两个朋友》(1883)、《项链》(1884)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达到比较高的成就。他共创作了6部长篇:《一生》(1883)、《俊友》(又译《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其中前两部已列入世界长篇小说名著之林。

莫泊桑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6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 “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以《羊脂球》(1880)入选《梅塘晚会》短篇小说集,一跃登上法国文坛,其创作盛期是80年代。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俊友》(1885)、《温泉》(1886)、《 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我们的心》(1890)。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无耻。莫泊桑还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深切同情。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1883)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

1843年春,屠格涅夫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受别林斯基好评,二人建立深厚友谊。

1847~1851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的随笔形式出现的,包括25个短篇故事,全书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59)。其中《罗亭》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皮却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罗亭死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描写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札罗夫。但巴札罗夫身上也充满矛盾,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剧烈争论。

左拉,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左拉的创作和世界观充满矛盾:一方面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其特色。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1864)、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后来,他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其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搀杂主观感情。但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

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

歌德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形《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福楼拜(1821~1880)

Flanbert,Gustave

法国作家。1821年12月21日生于鲁昂,1880年5月8日卒于克鲁瓦塞。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9世纪60年代,法国国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福楼拜重又关注现实斗争。他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生活,致力于撰写《情感教育》。这部作品以4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一个思想平庸、性格懦弱的青年日益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时,尤其是1848年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作品的情节几乎都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这些重要事件构成了小说的社会背景。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也通过这些事件来表现。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它描绘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了解1851年以前的法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小说发表时并未引起很大关注,10年之后,才响起赞誉之声。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福楼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萨朗宝》《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圣·玉连外传》;《一颗简单的心》《布法与白居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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