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李白的诗《蜀道难》谈谈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看法！！！

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总的来说李白的诗风不离开豪放 飘逸 离奇大胆的夸张。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