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主义精神的支配下,浪漫主义文学更多地采用了远离现实生活的神话传说、奇异故事等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以富于幻想的方式创造出想象的和虚构的艺术世界。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曾说:浪漫主义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对于理想的真实的追求”。
因此浪漫主义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往往带有幻想的特点,在虚构的特殊的环境中,描写一些具有奇特的超人品格、行为和能力的形象。
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了纯洁自由的爱情,可以死而复生;《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具有超凡的能力;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以他的人格、道德,可以感动一切人,可以做到一切事,可以使从不说谎的修女,也为之违反教规。
所有这些形象显然不是现实生活种可能有的,而是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希望,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或英雄。正如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
“在最狭义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浪漫主义就是人的灵魂的内在世界,他的心灵的隐秘生活。在人的胸部和内心里,潜伏者浪漫主义的秘密源泉。”为了表现理想和激情,浪漫主义常常以强烈的对比色彩来强化和突现主观倾向。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以美与丑的对比、外表与内心的巨大反差,表现了作家爱憎分明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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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如下:
现实主义强调,对社会生活作客观具体的描写,在反映现实既有的特征中去发掘社会生活的本质,而浪漫主义却不重在对现实做客观具体的描写,强调表现生活的理想,反映生活应有的样子。
现实主义强调写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既要求本质的真实,也要求细节的真实,而浪漫主义却遵循理想化的途径,不拘于现实的可能,塑造超出于现实的理想人物,现实主义往往用生活本身的形式,要求精确细致大的描绘,朴实的语言,而浪漫主义却采用非生活的形式,大胆的夸张,出奇的幻想和缤纷的语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1、浪漫主义: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彭斯《苏格兰方言诗集》;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拜伦是代表作《唐璜》;约翰·济慈《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
2、现实主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斯汤达《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法国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法国狄更斯《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法国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俄国果戈理《死魂灵》、《钦差大臣》;俄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文艺美学研究·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是文艺创作中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它是文艺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幻想、夸张的方式,来艺术地反映生活,突出表现主观情思的一种创作方法。其特点表现,
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题材上注重对象的神奇性。浪漫主义注重反映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事物,重在表现超常的理想,因此,就多以远离凡俗的神话传说和奇闻异事为表现对象。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取材天宫地府,神山仙境,表现的是神猴,山妖,海怪,作者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说: 艺术“应该是一面集中的镜子,它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他的作品如《巴黎圣母院》、 《悲惨世界》等,所描写的对象很少是平凡的事物,他用幻想的浪漫手法,赋予形象以超人的力量和神通,表现了他的社会理想。
第二,在主客体关系上追求主观态度的强烈外露性。在主客体关系的处理上,浪漫主义不注意主 置的隐蔽性,而是追求主观态度的强烈外露性。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文艺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往往占有重要位置:他们或直接出来说话,有充分的自我情思表现;或是主观感情的真实远远大于生活事实的真实。郭沫若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在其创作中突出自我的地位,有时甚至无限夸大“自我”这一主体力量,在《天狗》一诗中写道:“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诗人在这里把“自我”作为时代精神的化身,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显示了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
第三,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描写的幻想夸张性。浪漫主义创作主要是由理想出发,虽写现实,却也是为了把现实提高到理想的高度。所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大注意形象的真实和环境的真实性,在艺术描绘上喜好幻想夸张。为了表现奇人、奇事、奇境,创造了一系列奇异的形象,这样,作家就不能不借助于艺术幻想和夸张的手法。在创作中,浪漫主义在对象上不顾已然的事实,放任幻想飞扬,从而使形象具有生活中不存在的神奇色彩。如在《西游记》中,作者通过大胆的夸张、幻想,创造了孙悟空这一超凡的形象,他神通广大,驰骋于天国,能七十二变,一跃一万八千里,叱咤风云,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显示了浪漫主义作品的艺术魅力。
另外,浪漫主义在思潮上有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分。这种区别的关键所在是理想的性质和对现实的态度不同。一切向前看,有益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理想的表现及对现实采取积极进取态度的,可以称之为积极浪漫主义;反之则为消极浪漫主义。
《克伦威尔》序言
[法]雨果 著 柳鸣九 译
我们从一个事实出发:世界不总是由同一性质的文明,也就是说老是由同一个社会形式(这样说更为确切,虽然涵义较广阔了一些)所支配和统治。整个人类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经历过生长、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他通过了孩提时代、成人时期;而现在到达了老迈之年。在近代社会名之曰“古代”的历史时期之前,还有另一个世纪,古人称之为“神话时代”,而其正确的名称可能是“原始时代”。这就是文明从它最初的源泉发展到今天所经过的三大连续的程序。而由于诗总是建筑在社会之上,那末,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诗在原始时期、古代和近代这三大人类发展阶段中的特点究竟是怎样的。
在原始时期,当人在一个刚刚形成的世界中觉醒过来的时候,诗也随之觉醒了。面对着使他眼花缭乱、使他陶醉的大自然的奇迹,他最先的话语只是一种赞美歌。那时,他离上帝还很近,因此,所有的沉思都出神入化,一切遐想都成为神的启示。他抒发内心之情,他歌唱有如呼吸,他的竖琴只有三根弦,上帝、心灵和创造;但是这三种奥妙包括一切,这三位一体的思想孕含万象。土地差不多还是荒芜不毛的。已经有了家庭,但还没有民族;有了父老,但还没有国王。每个种族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没有私人财产,没有法律,没有冲突,也没有战争。一切东西都属于每个人,也属于集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共体。没有任何东西束缚人。人过着田园的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而且多么有利于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他任情地工作,任情地行动。他的思想如同他的生活一样,象天空的云彩,随着风向而变幻、而飘荡。这就是最初的人,这就是最初的诗人。他年青,富有诗情。祈求是他全部的宗教,歌谣是他所有的诗章。
这种诗,原始时期的这种歌谣,就是《创世纪》。
但是,这种青年时期渐渐过去。一切的范围都扩大了;宗教变成部族,部族变成民族。……这些民族在地球上开始过于拥挤。他们彼此妨碍,彼此摩擦;由此便产生各国的冲突,产生战争①。他们互相侵犯;由此便产生民族的迁徙,产生流浪②。诗反映这些巨大的事件;它由抒发思想过渡到描写事物。它歌唱这些世纪、人民和国家。它成为史诗性的,它产生了荷马。
我们要重复指出,表现出这一种文化的,只有史诗。史诗具有好几种形式,但又永不失其特征。品达与其说是属于抒情诗的,不如说是属于史诗。如果编年史家这些在人类发展第二时期必不可少的人,去从事收集各种传说,并且开始以世纪纪年,那末,他们是白费力气了,纪年学不能把诗排斥掉;历史仍旧还是史诗。希罗多德就是一个荷马。
史诗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同样,它所代表的社会也面临末日,这种诗也因自我循环时日已久而陈旧过时,罗马模仿希腊,维吉尔摹临荷马;似乎为了体体面面地告终,史诗是在这最后的分娩中消亡的。
时候到了。世界和诗的另一个纪元即将开始。
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物质的,表面的偶像崇拜并潜入古代社会的中心,将它除灭,而在这一种衰老的文化的尸体上,播下近代文化的种子。这种宗教是完整的,因为他是真实的;它在教义和教仪之间,用道德深深地加以维系。并且首先把最重要的真理指示给人说,生命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总之,他就象双线的交切点,象包罗世界的两条实体的锁链间的连接环,这两条锁链,一条是物质实体的系统,一条是无形存在的系统,前者由石头一直数到人,后者由人开始而到上帝。
没有什么比古代的神谱更实际的了。它完全不象基督教那样把精神和肉体分开,而是赋予一切以形体和外貌,甚至对精神和灵智也都如此。在这里,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具有感性。那些神都需要云雾来掩饰自己。他们也吃、喝、睡觉。把他们伤害了,他们也要流血;把他们伤成了残废,他们就永世成为跛子。这种宗教有一些神,也有一些半神。它的霹雷是在铁砧上锤炼出来的,在其他的成分之中,还有三道弯曲的雨线③,它的天神邱比特把世界悬吊在一根金链上;它的太阳驾上四匹马拉的大车;它的地狱是一个深渊,地理上还标志了它的出口;它的神界是在一座山上。
这样,多神教用同一种粘土来塑造种种创造物,因而就缩小了神明而扩大了人类。荷马的英雄差不多和神同样高大,阿雅克斯④冒犯朱比特,阿喀琉斯比得上玛斯⑤。我们刚才说过,基督教却相反,它把灵气和物质彻底分开。它划了一道深渊在灵魂与肉体之间,一道深渊在人与神之间。
基督教把诗引到真理。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它会要探求艺术家狭隘而相对的理性是否应该胜过造物主的无穷而绝对的灵智;是否要人来矫正上帝;自然一经矫揉造作是否反而更美;艺术是否有权把人、生命与创作割裂成为两个方面,每一件东西如果去掉了筋脉和弹力是否会走得更好;还有,是否“凡要成为和谐的那种方法”都是不完整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诗着眼于既可笑又可怕的事件上,并且在我们刚才考察过的基督教的忧郁精神和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下,它将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这一步好象是地震的震撼一样,将改变整个精神世界的面貌。它将开始象自然一样行动,在它的创作中,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因为宗教的出发点总是诗的出发点。两者互相关联。
这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原则,是进入到诗中来的新类型,由于作为一个条件,它使整个事物都有所改变,于是在艺术中发展出一种新形式。这种新类型就是“滑稽”,这种新形式就是喜剧。
请允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详加考究;因为我们刚才指出了那一种不同的特征,根本的差别。在我们看来,这一种差别把近代艺术和古代艺术,把现存形式和死亡形式区分开,或者用比较含糊但却流行的话来说,把“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古典主义的”文学区分开来。
相反,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却具有广泛的作用。它到处都存在;一方面,它创造了畸形和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它把千种古怪的迷信聚集在宗教的周围,把万般奇美的想象附丽于诗歌之上。是它,在空气、水、火和泥土里满把地播种下我们至今还觉得是活生生的、中世纪人民传说中的无数的中介物;是它,使得魔法师在漆黑的午夜里跳着可怕的圆舞;也是它,给予撒旦以两只头角,一双山羊蹄,一对蝙蝠翅膀。是它,总之都是它,它有时在基督教的地狱里投进以后被但丁和弥尔顿严峻的天才所召唤来的那些奇丑的形象⑥,有时则扔入加洛⑦这个滑稽的米开朗琪罗在其中自娱的形象。从理想世界到真实世界,是要经过无数的人类的滑稽变形。斯嘉哈莫奚⑧式,克利斯⑨式和阿尔勒甘⑩式的人物都是它的奇想的创造,这都是人的怪象的侧影,是严肃的古代完全陌生的、而从意大利古典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典型。最后,还是它把南北两方的想象的色彩轮换地涂在同一个戏剧上,使斯加纳海勒在唐·璜⑾的周围蹦跳,靡非斯特在浮士德左右周旋。
而它的举止是多么自由而明朗!它多么大胆地使前一个时代如此羞涩地用襁褓包扎起来的那些奇怪的形象都跳了出来。古代的诗不得不给跛子伏尔甘安排一些同伴,但却极力用扩大他们伟岸身躯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畸形。近代精神保存了那些非凡的铁匠的传说,但却一下子给它加上一个截然相反并使它更加突出的特性;它把巨人变成了侏儒,把独眼巨人变成了地下的小神。正是以这同样的独创性,它把并不怎么奇怪的七头蛇代之以我们传说中土产的怪物,鲁昂的加尔古叶,麦茨的克拉—乌易,特洛依的夏尔—沙内,蒙德勒利的特赫,塔哈斯贡的塔哈斯克,这些怪物的外形如此多变,而它们这些古怪的名子又更增加了一种奇特。这些创造物从它们自己的本性里就能得到一种深沉而有力的音调,在这音调前,古代有时似乎也要却步。的确,希腊的妖怪远不及《麦克佩斯》中的魔女可怕,因而也更缺少真实,希腊神话中蒲鲁东⑿也并不是魔鬼。
照我们看来,在艺术中如何运用滑稽丑怪这个问题,足可写出一本新颖的书来。人们可以举出,近代人从这个丰富的典型里汲取了多么强烈的效果,而今天却还有一种狭隘的批评在激烈地反对它。我们的主题可能马上就要引导我们来顺便指出这一幅广阔图画中的某些特点。但在这里,我们只想说,根据我们的意见,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毫无疑问,鲁本斯⒀是了解这点的,因为他得意地在皇家仪典的进行中,在加冕典礼里,在荣耀的仪式里也掺杂进去几个宫廷小丑的丑陋形象。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并且,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和滑稽丑怪的接触已经给予近代的崇高以一些比古代的美更纯净、更伟大,更高尚的东西;而且,也应该是这样。当艺术本身合理的时候,就更有把握使各种事物都达到最后的目标。如果荷马式的仙境与这种天国的情趣,与弥尔顿的天堂中仙使的美丽相距很远,那是因为在伊甸园的下面,有一个和多神教的地狱之底各有千秋的可怕的地狱。如果法朗塞斯伽·达·里米尼⒁和贝亚特丽不是在但丁这个把读者关进饥饿之塔迫使读者分享于哥利诺⒂可厌的餐食的诗人的笔下写来,会有这样吸引人吗?但丁如果不写得这样有力,就不可能这样动人。肌体丰腴的河神,强壮的人鱼,放荡的风神,他们有没有我们的水仙和天神那种透明的流动性?难道不是因为现代人能够想象出在我们的陵墓里有吸血鬼,食人怪,妖精,役蛇怪,大蝙蝠,僵尸和骷髅荡来荡去,这种想象才能够赋予它的妖精以那种虚幻的形状,那种为多神教的仙女所很少达到的精灵的纯度?古代的维纳斯姿容美艳,无疑地招人喜爱;但是,是什么在让·古容⒃所有的画面上散布那种精美、那种奇妙而空灵的风韵呢?是什么赋予它们以那种为生活和伟大所没有认识的特点?如果不是对中世纪雄劲遒健的雕刻术的接近,又是什么呢?
如果在这些还可以说得更为透彻一点的必要的议论之中,我们思想的线索还没有在读者的思想里面中断的话,他就一定会了解到,滑稽丑怪这一个被近代诗神所承继的喜剧的萌芽,一旦移植到比偶像教和史诗更为有利的土壤上,就会以多么旺盛的生命力生长和发展起来。实际上,在新的诗歌中,崇高优美将表现灵魂经过基督教道德净化后的真实状态,而滑稽丑怪则表现人类的兽性。第一种典型将从不纯的混合质中解脱出来而拥有一切魅力、风韵和美丽;总有一天它应能创造出朱丽叶,苔丝特蒙娜,莪菲丽亚⒄。第二种典型收揽了一切可笑,畸形的丑恶。在人类和事物的这个分野中,一切情欲,缺点和罪恶,都将归之于它;它将是奢侈、卑贱、贪婪、吝啬、背信、混乱、伪善;它将轮流扮演牙戈、答丢夫、巴西尔⒅;波罗纽斯、阿巴贡,巴尔特罗⒆;福尔斯塔夫、史嘉本、费加乐⒇。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因为,从情理上来说,美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表现在它最简单的关系中,在它最严整的对称中,在与我们的结构最为亲近的和谐中的一种形式。因此,它总是呈献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但却和我们一样拘谨的整体。而我们称之为丑的那个东西则相反,它是一个不为我们所了解的庞然整体的细部,它与整个万物协调和谐,而不是与人协调和谐。这就是它为什么经常不断呈现出崭新的、然而不完整的面貌。
研究滑稽丑怪在近代的运用和发展,这是一件有趣的事。首先,它侵入,涨溢,泛滥,象一道激流冲破堤防。它诞生之时,贯穿在垂死的拉丁文学之中,……然后,它就散布在那些改造欧洲的新兴民族的想象里。它充满在那些故事作者、历史家和小说家的想象里。它由南到北蔓延开来。它游戏在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中,并且同时以它的灵气唤活那些可赞美的西班牙《诗歌集》,这真正骑士时代的《依利亚特》。举个例子来说,它在《蔷薇传奇》(21)中这样描写一个庄严的仪式,一个国王的选举:
于是他们选出了一位大个子的平民
这是他们中间的头号大块头
……
要更加突出说明滑稽丑怪在第三文明期的影响,那是多余的。在所谓浪漫主义时代里,一切都表现出它与“美”之间的紧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以最为纯朴的民间传说而言,也无一不以一种可爱的本性表现了近代艺术的这种神秘。古代就不可能创造出《美人和野兽》。
的确,在我们刚才考察的时代里,滑稽丑怪在文学中比崇高优美更占优势,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是一种反应的狂热,一种一瞬即逝的对新颖的热情;这是一个要渐渐平伏下去的最初的浪潮。美的典型不久又要恢复它的地位和权利,它并不排斥另一种原则,而是要胜过它。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让滑稽丑怪在牟利罗(22)巨大的壁画上,在维罗尼斯(23)神圣的篇幅中只占有画幅的一角;让滑稽丑怪只渗入到艺术将引以自豪的两幅《最后的审判》中去,只渗入到米开朗琪罗将用来装饰梵蒂冈的悦目而又可怕的图景中去(24),只渗入到鲁本斯将描绘在昂魏尔斯大教堂的穹窿屋顶上的人类堕落的骇人的图案中去。在两种原则之间建立平衡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不久就会有一个人,一个诗王(如象但丁称呼荷马一样),来确定它。这两种敌对的天才汇合起双方的光辉,而在这种光辉之中诞生了莎士比亚。
这样我们便到达了近代的诗的顶点。莎士比亚,这就是戏剧;而戏剧,它以同一种气息溶合了滑稽丑怪和崇高优美,溶合了可怕和可笑,悲剧和喜剧,戏剧是诗的第三阶段的,也就是当前文学的固有的特性。
我们把上面所讨论的这些事实加以简要的概括,可见诗有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相应地和一个社会时期有联系,这三个时期就是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抒情短歌歌唱永恒,史诗传颂历史,戏剧描绘人生。第一种诗的特征是纯朴,第二种是单纯,第三种是真实。行吟诗人是抒情诗人向史诗诗人的过渡,就好象小说家是史诗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过渡。历史家与第二个时期一道来临,编年史家、批评家则和第三个时期同时产生。抒情短歌的人物是伟人:亚当、该隐,挪亚(25);史诗的人物是巨人:阿喀琉斯、阿特鲁斯、奥里斯特斯(26);戏剧的人物则是凡人: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赛罗。抒情短歌靠理想而生活,史诗借雄伟而存在,戏剧以真实来维持。总之,这三种诗是来自三个伟大的泉源即《圣经》、荷马和莎士比亚。
为了证明新的思想(指浪漫主义者的文艺思想——译者)远非要毁坏艺术而仅仅是要把艺术改造得更坚固、更稳实,我们姑且来试着根据我们的意见指出:区分从艺术出发的真实和从自然出发的真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象一些不长进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把这两者混淆起来,那真有些冒失。艺术中的真实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真实。艺术不能提供原物。我们且试想,一个主张不加考虑地模仿绝对自然、模仿艺术视野之外的自然的人,当他看到一出浪漫主义戏剧(譬如《熙德》吧)的演出时,会作何表现。他首先一定会说,“怎么?《熙德》的人物说话也用诗!用诗说话是不自然的。”“那你要人物怎样说话呢?”“要用散文。”“好,就用散文。”如果他坚持自己的原则的话,过一会他又要说了:“怎么,《熙德》的人物讲的是法国话!”“那么应该怎样呢?”“自然要求剧中人讲本国语言,他只能讲西班牙语。”“那我们就会一点也听不懂了;不过还是依你的。”你以为挑剔就完了?不;西班牙话还没有讲上十句,他又该站起来了,并且质问这位说话的熙德是不是真正的原原本本的熙德?这位名叫彼得或雅克的演员有什么权利顶用熙德的名字?这都是虚伪。这样下去没有任何理由使他不坚持要求用太阳代替台灯,用“真正的”树木和房屋来代替那些虚假的舞台布景。因为这样一开了头,逻辑就把我们逼下去,再也停煞不住。
因此,人们应该承认艺术的领域和自然的领域是很不相同的,否则就要流于荒谬。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事,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艺术除了其理想部分以外,还有尘世的和实在的部分。不论它创作什么,它总是框在语法学和韵律学之间,在吴日拉(27)和黎希莱(28)之间。对于最为自由的创作,它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各种创作方法和要塑造的一大堆的材料。对天才来说,这些都是精巧的手段,对于庸人来说则是笨重的工具。
我们好象觉得已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戏剧是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不过,如果这面镜子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一个刻板的平面镜,那么它只能够映照出事物暗淡、平面、忠实但却毫无光彩的形象;大家都知道,经过这样简单的映照,事物的颜色和光彩会失去了多少。戏剧应该是一面集中的镜子,它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因此,只有戏剧才为艺术所承认。
舞台是一个视觉的集中点。世界上,历史上,生活中和人类中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其中得到反映,但是必须是在艺术魔棍的作用下才成。艺术历观各世纪和自然界,穷究历史,尽力再现事物的真实,特别是再现比事物更确凿,更少矛盾的风俗和性格的真实,它起用编年史家所节略的材料,调和他们剥除了的东西,发现他们所遗漏的并加以修理,用富有时代色彩的想象来充实他们的漏洞,把他们任其散乱的东西收集起来,把人类傀儡下面的神为的提线再接起来,给一切都穿上既有诗意而又自然的外装,并且赋予它们以产生幻想的、真实和活力的生命,也就是那种现实的魔力,它能激起观众的热情,而且首先是激起诗人自己的热情,因为诗人是具有良知的。由此,艺术的目的差不多是神圣的,如果它写作历史,就是起死回生,如果它写作诗歌,就是创作。
如果我们看到戏剧这样广泛的发展,那真是伟大而壮丽的事情:在这种戏剧中,艺术强有力地发展了自然,情节坚定而又轻快地逐步朝向结局发展,既不繁杂又不小气,诗人全面地完成了艺术的复杂的目的,那就是向观众展示出两个意境,同时照亮了人物的外部和内心,通过言行表现他们的外部形貌,通过旁白和独白刻划内在的心理,总之一句话,就是把生活的戏和内心的戏交织在同一幅图景中。
我们认为,要写这类作品,如果说诗人应该在这些东西中有所选择的话,那他选的不是美,而是特征。这也并不意味着象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去渲染一些地方色彩,也就是说,在完成了一部归根到底是虚伪和一般化的作品之后,然后在这作品上加上一些触目的颜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地方色彩不该在戏剧的表面,而该在作品的内部,甚至在作品的中心,地方色彩生动地从那里自然而均匀地流到外面来,也可以说流布到戏剧的各个部分,好象树液从根茎一直输送到最尖端的树叶。戏剧应该完全浸透着这种时代的色彩;戏剧在这种色彩中就好象在空气中一样,使人在进出于其间的时候,只感到变换了世纪和气氛。要达到这种境地就需要一些钻研和努力;这样更好。艺术的大道被荆棘所阻塞,在它面前,除了意志坚强的人以外,一切都见而却步,这也是件好事。正是这种为热烈的灵感所支持的钻研会使戏剧免于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一般化。一般化是短视的和缺乏才能的诗人的毛病。在舞台的视野上,一切形象都应该表现得特色鲜明,富有个性,精确恰当。甚至庸俗和平凡的东西也应有各自的特点。什么都不应放弃。真正的诗人象上帝一样同时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每一个地方。天才好象制币机一样,既能够在金币上也能够在铜钱上铸刻国王的头像。
我们并不犹疑,而这正向有诚意的人证明,我们是多么不想使艺术走样,我们毫不犹疑把诗看作是最适于防止艺术遭受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种灾难的一种方法,看作是防止“一般化”泛滥的最坚固的堤防,这种“一般化”与“民主”一样在精神领域里到处流泛。在这里,请拥有这样多作家和作品的年青的文学容许我们向它指出一个我们觉得它已经陷入了的错误,这个错误和旧派那些不可置信的谬误相比,就太值得辩护了。新的世纪正处在成长茁壮的时期,在这时,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错误纠正过来。
要是我们有权凭自己的高兴来说戏剧的风格应该怎样,那末我们希望一种自由、明晓而诚实的韵文,它敢于毫不矫揉地说出一切,毫不考究地表现一切;它以自然的步调由喜剧而到悲剧、由崇高而到滑稽;它有时实际、有的富有诗意,它的整体既是艺术的也是灵感的,既是深刻的也是突然的,既是宽广的也是真实的;它善于适当地断句和转移停顿,以掩饰亚历山大体的单调;它爱用延长句子的跨行句甚于混淆意义的倒装句;它忠于韵律这一位受制约的王后,我们的诗歌的最高雅的风韵,我们的格律的母亲;这种韵文的表现方法是无穷尽的,它美妙和结构的秘密是无从掌握的;它好象普洛透斯(29)一样在形式上千变万化,但又不改其典型和特征,它避免长篇大论的台词,而在对话中悠然自得;它总隐藏在人物的后面;它首先注意的是要得体,并且当它成为“美”的时候,好象只不过是偶然的事,不是由它自己作主,而且它自己也不自觉意识到这点;它成为抒情的,还是成为史诗性的或者戏剧性的,这得看需要而言;它能掠过诗的各个音阶,从高音到低音,从最高尚的思想到最平庸的思想,从最滑稽的到最庄重的,从最表面的到最抽象的,从来也不超出道白场面的界限;总之,这种韵文如此美好,就好似一个从仙女那里既得到了高乃依的心灵、又得到莫里哀的头脑的人所写出来的一样。我们觉得这种韵文会“象散文一样地优美”。
我们特别要重述,舞台上的诗应该排除一切自怜自爱的东西,一切过分的要求和一切取媚的卖弄。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应该承受一切事物的形式,它没有什么要强加在戏剧之上的东西,相反,它应该接受戏剧的一切:法文、拉丁文、法律条文、王公贵族的辱骂、民间的俗话、喜剧、悲剧、笑、眼泪、散文和诗,把这一切都传达给观众。如果诗人的诗句故作傲然,那真是不幸!不过,这种的形式是青铜的形式,它把思想嵌在它的格律中,在这种形式之下,戏剧是不可毁灭的,这种诗把戏深深印刻在演员的精神里,向他指点它所增减的东西,禁止他篡改它的角色,禁止他僭替作者的原意,使每一个字神圣化,并且使诗人所说过的东西在很久以后还屹立在听众记忆里。思想,在诗句中得到冶炼,立刻就具有了某种更深刻、更光辉的东西。
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以卓荦独特的文艺思想和"汪洋恣肆"、"恢诡谲怪"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庄子在<天下><寓言>篇中比较集中地涉及到的浪漫主义理论问题:浪漫主义的渊源;浪漫主义精神的感性基础和表现形式;浪漫主义理论中有关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等这些理论对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理论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以下为我摘录的一篇文章,相信会给你答案的:
庄子与浪漫主义
目录
Ⅰ导论
Ⅱ本论
Ⅲ结论
Ⅳ附注
Ⅴ参考书目
Ⅵ感言
Ⅶ附录
Ⅰ导论
又要作国文报告了。今天是三月十六日,十天后要交,开始著手罗!
虽然老师此次提前在寒假前已公布主题,但整个寒假我都在金门,金门没有图书馆,所以无法动手。现在,三月十六日,我才开始写报告,准备在三月二十四日完成。
此次我选的主题是「庄子与浪漫主义」,听同学说资料不好找,因此我决定找西洋浪漫主义的书,来和庄子比较,也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庄子和十九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者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对自然的神秘崇拜,善用讽刺的笔法进行批评,及不修边幅等。然而,在当时来说,庄子只是很自然的过著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想过什麼浪漫不浪漫,更何况,当时那里会有「浪漫主义」这个外来名词呢?
徐老师说「这是一个新的题目」也许这就代表著以前注意到这个部分的学者较少,因此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有关「庄子和浪漫主义」的论文及相关的文章。距截稿日只剩几天了,要加油啦!
庄子的思想其实处处隐藏著浪漫的思想,例如濠梁之辩中,他看到鱼在游,就猜想鱼儿很快乐,这种放任心灵自由奔驰的态度,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
也许是古代学者太过严肃的关系,都忽略了庄子有如此浪漫的思想。也许国人都太过重视儒学,以至於其他各家思想未能完整的植入大家的心中,反倒是外国朋友们对道家的著墨较多,就连在网路上,道家文章都以外文撰述者为主。文学应当兼容并蓄的,当政者不应该只强调儒学,其他人的思想也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
Ⅱ本论
庄子,名周,[唐代道士成玄英说他字「子休」,这可能因古代文字(反切)拼音关系而加以附会]战国时代蒙地人,曾任蒙县漆园地方的小职员。他的学问十分渊博,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无所不包;他的学说基本上是根据老子而来,其著述有时几万字;大都用寓言的形式。他所写的:渔父、盗跖、胠箧各篇文字,用以辱骂孔子的门徒,来阐明老子的学说。譬如:畏垒虚、亢桑子等篇,全是说空话,没有事实的根据。可是擅长撰写文章,分析辞句,揭举事实,挖苦儒家和墨家的学者;纵使是当代的通儒硕学,也免不了遭受他的批评。他说话口无遮拦,因此许多王公大臣都不敢重用他。他这种处世的态度,和十九世纪时的一些人颇为类似。
法国浪漫主义的自由和个人主义最充分的表现在乔治桑和雨果的作品中。乔治桑是第一批以农民和卑贱的劳动者为小说主人翁的作者之一。另一个影响更广的作家是雨果,在许多年里,他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喉舌。他热衷於公共事务,雄辩的捍卫政治自由和为那些命运不济的人们主持正义,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说《悲惨世界》是一部通过英雄主义和苦难使灵魂净化后得到拯救的史诗,也是对社会残酷的有力控诉。
周显王二十年[西元前三四九年],庄子在濮水钓鱼;楚威王听说庄周很能干,指派代表,带很多金钱和礼物去聘请他,要他为相。庄周却苦笑对楚国来人说:「千金的确是一笔大财富,卿相的确有崇高的地位,你难道没有看到,天子在祭祀时用以牺牲的肥牛吗?那些牛被饲养了好多年,一但披上了彩色的布巾,最后被载了送进太朝内当祭品;在这个时候,想平安的作一只小猪也办不到吗?我宁愿像乌龟一样,拖著尾巴在污泥沟中过活,不愿被有国的当权者牵著鼻子走,一辈子也不打算过官瘾,是何等的写意啊!」
庄子和老子一样,都不爱受到牵绊;只喜欢接近大自然,写写小文章。庄子最拿手的就是寓言,使人更容易了解其中的道理,而这种放任自己的心灵奔驰想像的态度,和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把浪漫主义文学看成社会与思想进步的一个因素,对它的重要性做出评价时,首先必须注意到它的严重局限性。即使是最自由的浪漫主义者,它们对理性和科学分析的轻视,对於最终解决人类的问题必然是个障碍。过分的感情是不容易控制的,让感情一方面像脱韁野马那样的自由驰骋必然会妨碍在另一方面做出判断。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雨果一方面对拿破仑三世发出愤怒的控诉,把它叫做「小拿破仑」,一方面却为拿破仑一世唱赞歌。
庄子和惠施在濠梁闲游。庄子说:「白鱼安闲自得的由水中出来游玩,这是白鱼的快乐。」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麼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我不是你,不知道你的心绪,但你也不是鱼,自然也无法知道鱼的心思。」庄子:「我们从头说起吧!你问我怎麼知道鱼的快乐的,表示你早就知道我已经知道鱼的快乐了才来问我。可见我在濠梁上便已知道了。」[注一]
庄子浪漫思想最著名的例子应该称的上是「濠梁之辩」了。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著,庄子见此,自然无法自拔的想像著鱼儿的快乐。但惠施显然不是浪漫主义的信徒,而以实际的态度回应庄子,造就了这一场闻名中外的辩论。两人的对话,也可以算是浪漫主义及其反动者的对应吧!
德国唯一的重要作家梅涅,其父母市政统的犹太人,但是后来为了方便的缘故皈依基督教。和雪莱与拜伦一样,梅涅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对保守主义无情的批评者。它几乎是把整个积极的一生献给他喜爱称呼的「人的解放战争」。但他不只是一个机智的讽刺家和对自满与反动进行辛辣批评的批评家。在他的《歌集》里,他表现了温情和忧郁的抒情天才,以及当时极少有人能超过的迷人的音乐魅力。他十分恰当的被称之为「筑巢在伏尔泰的假发中的夜莺」。
音乐和艺术与文学相似,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目睹了浪漫主义的兴起。浪漫主义者并不真正把音乐看成客观的美。他们主要他来表达人们的精神境界。音乐不仅要唤起听者的兴趣,而且要激起他们的共鸣。音乐家试图用音乐把握住自然界的各方面,首先是人的情绪和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说,作曲家和诗人一样,他们对周围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政治戏剧做出反应。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方面的浪漫主义首先在抒情风格中找到了恰当的表演方式——钢琴曲和歌曲。这是对符合逻辑结构的大型交响乐形式的反动。自从大型交响乐令人敬畏的保卫者贝多芬像一个难於攻克的卫士那样捍卫著大型交响乐的大门以来,浪漫主义精神只能缓慢的进入室内乐和交响乐。
庄子虽然并未涉及音乐,但他和西洋浪漫主义者的共同点在於:两者皆重视精神层面的表现。相对於庄子以寓言方式将读者导入心灵的探讨,浪漫主义的音乐家也一钢琴曲和歌曲来表现其抒情的风格,并成功的将听众们珍藏在内心深处的澎湃的热情给激发了出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公演时,全场如雷的掌声震耳欲聋,虽然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但他看到了。
贝多芬出生在德国的波昂,但他在维也纳度过了大部分的创作时代。贫困和严酷的父亲使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不幸,成年后主要由於不实际的性格和暴躁的脾气,使他遭遇一连串的困难。衣著随便,率直到无理的程度,而且过度敏感和多疑,常自己假想受到最亲密的朋友们的怠慢,以至於伤了彼此的感情。虽然它有这些性格,仍旧能够获得朋友们对他的忠诚,并吸引住维也纳的男女贵族,对他卑恭屈膝。
庄子的随性和贝多芬不相上下。庄周穿著修补过的粗布大衣,用麻绳绑住的破鞋,去谒见魏国的国王。魏王说:「阁下为何如此落魄?」庄周说:「我是贫穷,并非落魄。读书人不能实践自己的理想才是落魄,穿著粗衣破鞋只是贫穷,不是落魄;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吧。」
庄周是个放浪不羁,非常开通的人。他把生死都看透了,要逍遥自在,不受任何拘束。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世间不管如何变化,都是一样的。没有什麼看不开的地方,也没有什麼太兴奋的事;这就是他的达观哲学。他重奉自然,不众人为。所以荀况批评他说:「庄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这话说的十分恰当。
西方也有一些人和庄子一样豁达,过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德国的著名音乐家舒伯特就是其中之一。[注二]
舒伯特离开父母之后,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画家和歌唱家过著浪漫主义的希波米亚式的生活。他们始终贫困,始终工作,始终抱著希望。在这亲密的朋友之间可能是三人合一顶帽子,五个人和一个钱包,但是人们却用狭隘的观点错误地看待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夥被社会遗弃的人们过著与众不同的生活,他们在这种生活中一一死去。这些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著,但是这种生活不符合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方式。他们的要求不高,晚上聚集在一起奏音乐,好天气一起到乡间去。在乡村,舒伯特会於某个下午在一张乡村饭店菜单的背后写作六首歌曲和华尔滋舞曲。舒伯特的音乐正式这样的反映了威尼斯的优美和生活的节奏。
庄子延续了老子对自然的崇敬,而主张人应多接触大自然,领略大自然伟大的一面。浪漫主义的作家和画家也和他有著相同的看法,将其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浪漫主义文学在英国根源最为深长。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位伟大先驱是华滋华斯和科勒律治。华滋华斯以对自然的神秘崇拜而著称。他不仅崇拜自然表面的美,而且把自然看成是一种宇宙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宇宙精神把一切生物都团结在神性的关系中。他相信感官对自然的崇拜能使人们更深地悟解生活的崇高,使他们能够听到「人的宁静的悲哀的音乐」,由此而增进同类的爱和同情。柯勒律治的特殊天赋是使奇异怪诞世界变得可信。虽然他有时在形而上学的浓密森林中漫步,他的神秘诗歌《古舟子咏》成功地创造了英语中最生动而富有想像力的著作。这部著作表现了柯勒律治异乎寻常的才能。他把纤细的、几乎是女性的感情和对奇异的、超自然的恐惧事物,以及产生於人们感情的朦胧深处,以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折磨人们的精灵鬼怪的扣人之弦的描写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浪漫主义风景画家的代表者是卡米耶‧科罗(一七九六—一八七五年)。他是巴比松派的领袖,以巴黎附近的村庄巴比松得名。遵循这一传统的其他画家中有英国特纳(一七七五—一八五一年)。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们像德拉克鲁瓦一样醉心於恣意地表现感情主义,但是他们所表现的感情主义的调子比较宁静。他们是自然的诗人,他们笔下的森林、溪流和山峦笼罩著一层薄薄的雾霭,充分地表达他们崇敬自然的心情。
古人对庄子的评语,比较明确地如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所说:他的思想,主要是根源於老子。并且常常攻击并挖苦儒家和墨家。战时代的荀卿(况)说他:庄子的学说偏重於自然,忽略了人为的作用。从这些评语,就可以明白他的学说的大概。
Ⅲ结论:
从上述的举证,庄子和浪漫主义的密切关系已大致明朗了。虽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篇论文来支持我的论点,但透过史书的记载和后人的考据,中外书籍对照之下,就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只可惜鲜少有人注意到此一关键,若非徐老师订了这一个题目,我也不可能发现庄子也可以算是浪漫主义的学者呢!
再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惠施和庄子的焦点不同。庄子较随性,放任自己的心灵天南地北的自由奔驰,并擅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写出一篇篇文字简短却寓意深长的寓言故事,比起其他各家教条式的文字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其杀人不见血的讽刺手法,尤是一绝。但惠子就不同了,他不像庄子那麼随性,因此两人的关系虽是好友,但也可以和浪漫主义及其反动者有一丝相似之处,您注意到了吗?
也许本学期结束之后,甚至可能是本篇报告完成之后,我和庄子的缘分就已经尽了,终吾生不再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我仍旧爱好道家清新自然的处世态度,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告诉别人,┌在徐富昌老师的导引之下,我发现庄子原来是浪漫主义者呢!┘
Ⅳ附注:
注一:即「濠良之辩」,原文出自《秋水》。
注二:舒伯特和贝多芬同住在同一个程式,是当时唯一可以和他齐名的音乐家,但舒伯特非常敬畏贝多芬,因此一直没有勇气和他交谈。他的八部交响曲中有许多无可比拟的杰作,只有歌剧没有完全表现出他全部才华。
Ⅴ参考书目:
徐富昌老师的讲义。
老子庄子,严灵峰编著,正中书局。
庄子选注,严灵峰编著,正中书局。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编,王孝鱼整理,木铎出版社。
当代文明史话〈四〉,罗国治编著,华严出版社。
Ⅵ感言:
现在时间是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二十八分,报告终於接近完成的阶段,只差这一段感言。原先预定在三月二十四日完成,却还是在最后关头才完工。
有点后悔选了这一个题目因为资料实在相当少,少到找不到把庄子和浪漫主义放在一起的论文。虽然我只花了五天来撰写这一份报告(前言是十六日写的,正文是二十二日才动手的),但这五天的心力交瘁是无法形容的。但一切的辛苦都已随著报告的完成而烟消云散了。
上一次报告完成时,我下定决心下学期的报告一定要提早著手寻找资料,不可以临时抱佛脚。孰料上次还用了十天,这一次却只花了五天,实在是一次不如一次。
其实我虽然很仓促的完成了这一份报告,但我的收获还是不少,我了解了庄子的思想及文学之中,充满了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者的特质和生活方式。贝多芬、雨果、梅涅、歌德和席勒等人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和庄子的文章有相似之处。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如此的浪漫思想,称的上是浪漫主义的始祖,只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使我们这些小朋友必须去汇整西洋史及庄子,才能成就此篇。
无论如何,我终於可以卸下这一个沉重的负担,可以开心的过青年节了。只希望期末考时也能顺利通过,画下休止符,成功迈入人生的另一里程。
Ⅶ附录:
一
庄子家境贫困,生活不好过,就前往监河侯处去借米粮;监河侯说:┌好吧!等我催讨了市面上的税收之后,可以借给你三百两银子,行不行?┘庄子马上发怒火,气冲冲的说:┌我昨天到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有人喊我,我掉头一看,原来在车轮底下有一条鱼,我问他是干什麼来的,鱼儿回答说:『我是东海的水神,你有没有一升半斗的水来救活我?』我说:『好的,我正要到南方去,说通了吴国和越国的君王,引导西江的水来救济你,可以吗?』鱼儿愤怒的冷著面孔说:『我丢失了我正常的水中生活,现在走投无路,只要一升半斗的水就可以救我了;你这麼说,不如早一点到市场去找我吧!』┘
二
最有代表性的英国浪漫诗人可能是济慈、雪莱和拜伦。济慈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之处在於他把美和思想热情相互等同,这和希腊人把美和善相互等同很相似。他的信条的精萃。表现在著名的诗《希腊故瓮颂》中:「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在世上所知道的一切,你也只需要知道这些。」他的观念是理想的美;不管鲜花枯萎,青春消逝,理想的美将永不消逝。雪莱和拜伦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他们虽然出身上层阶级,却都是顽固的保守主义的叛徒,并利用他们的天才热情洋溢的为正义和自由呼吁。雪莱已无政府主义的罪名被牛津大学开除,以后几年里成为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歌德温的信徒。虽然他最终修正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激进主义,他的思想越来越在朦胧的抽象世界里漫游,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非正义的憎恨和对於一个欢乐与自由的金色黎明的向往。十岁就继承男爵爵位的拜伦爵士,比雪莱更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浪漫主义的勇气和对人类的虚伪和骄横进行冷嘲热讽的诗人。他不仅以高傲的个性,而且以围绕他一生的丑闻,和直率而大胆的诗句典型的代表了这一时代浪漫主义者的精神。他在为希腊人争取自由的战争中死去。他的死亡是他短暂的、充满冒险的一生最为恰当的顶峰。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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