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有哪些文学思潮?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最有名的大概是唐宋时期，韩愈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了；

　　明末的程朱理学；

　　清代的八股文运动；

　　近代的新文化运动等等。。。

　　下面是网上搜的：

　　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作者：文学研究所 陈伯海

　　以往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通常切割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几个时段分别处置，较少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尤其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往往强调它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而忽略其传统根源。本文尝试打破这一格局，将晚明以迄当今400年间的文学变迁看作为一个流程，藉以探索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内外动因，这也正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关于这400年来的思潮流变，文章区分为4个段落展开叙述。大致说来，明万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变革与动荡，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的萌芽，而以晚明个性思潮和明清之交的实学思潮分别标示出了它的肇端。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1684—1795)，随着清王朝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加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宋学”与“汉学”的旗帜大张于文坛，而具有人文内涵的新思想成分仍不绝如缕地潜滋暗长。嘉庆初叶至“五四”前夕(1796—1915)，时代的急遽变动促成文化观念上的古今更迭和中西交汇，在这双重撞击之下，新倾向开始突破旧传统，旧文学逐渐朝新文学过渡，不过这一蜕变的过程并未完成，“观念滞后”的现象尤其严重。然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当今(1915年以后)，在中国社会革命形势深化发展的直接推动下，新文学也经历了诞生、成长、分化、组合、变异、回归、繁荣、衰谢等曲折演变，并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扬弃，努力探索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航道。

　　作为400年思潮的贯串线索，文章突出了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文体风貌的变迁。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由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一是伸张自我的个体意识，二是面向民众的群体意识，两相结合，便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而它们之间的分流异趋、此消彼长乃至对立冲撞，不免造成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化中的种种曲折与偏离。由“人本”的变革，又引起了“文本”的出新。在我国传统里，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学和反映市民心态的俗文学，原本是壁垒分明、不相交融的。自晚明以迄近代，由于文学表现个性和面向民众的需要，不仅俗化的戏曲、小说逐渐为一部分文人雅土所关注，连高雅的诗文中也出现了“向俗”的趋势，于是雅俗对流得以实现，再同“西化”影响下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产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至于雅俗、中西对流中雅化与俗化、个性化与大众化、西化与民族化种种争执，亦因此而长期存在于新文学运动之中。

　　基于上述理解，文章从400年思潮变迁中归纳出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三对矛盾，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对矛盾各方的对立、冲渗、交流、转化和各对矛盾之间的互补互动，展开了一定的论述，并以新陈纠葛、中西错位、雅俗脱节诸现象来显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种复杂与艰巨，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文章结末试图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来说明新文学人本核心建构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转折，而对中国文学会有辉煌的前景，自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发表后，曾在《新华文摘》1996年第12期上全文转载。 1998年4月，获得中国鲁迅文学奖。

茶陵派　成化到弘治年间，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是茶陵诗派。

复古流派 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

公安派 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提出“性灵说”，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公安派作家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但随意轻巧的风格有时也让一些作品，因过于率直浅俗，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除诗歌之外，公安派的散文创作成就也较高，尤其是游记、传记，多有佳篇。

竞陵派 在文学观念上受到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看重向古人学习。竟陵派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有明一代，文学辉煌，其散文创作领域，亦高手如林，风格多样，流派分呈。不过，明初较佳的散文，多以前人为模式，时或别出心意，但仍旧不脱昔人窠臼;较下等的散文则多剽窃抄袭，或务艰涩，或饰外华，较不具文学价值。

明初的散文承继元末的文学，而后出现的台阁体，其弊流为散冗，遂引起了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后来却又走回句模字拟的方式，食古不化，遂发生了王唐之主唐、宋，规矩谨严，结果这两派一起一伏，直到明末，影响到清代的文学发展。但是，不管如何，明代散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或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特色

明代的散文，大致经历了洪武、永乐、弘治、嘉靖、万历和崇祯六次显著的变化。这期间，出现了众多文学派别，或着意于传统的恢复，或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或强调心灵世界的开拓，或力主对现实社会的反应。总而言之，明代散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传统文学观点的突破，把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作为文章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代圣贤立言。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传达此种文学精神，这是我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发展之一。二是扭转了宋、元以来唯“道”是尊，轻文贱艺的衰颓文风，恢复并振兴了古文传统。注重师法唐、宋，同时博取先秦、两汉、六朝，拓宽了古文创作的途径，增强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三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它突破了正宗古文的传统，使古老的文体出现了新的生机及气象。

中国传统古文的发展到了中唐、北宋，已进入其辉煌的顶峰，“唐宋八大家”正代表它伟大的成就。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文化界，重道轻文，视辞章为末技的观念弥漫文坛。许多作品呈现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内容陈腐，质木无文，又模仿语录体的腔调，读来令人生厌。而明代散文的发展，正好把散文创作从宋、元古文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重新使传统的古文闪耀出艺术的光辉，就成了明代散文的重要责任了。

二、著名的散文作家及其作品、风格介绍

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以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儒等人为代表。他们携带著一股清新刚劲的文风。他们大部份从事创作于元末，多起于民间或下层官吏，亲身感受过民生的疾苦、社会的疮痍，抱有匡时济世的理想，并且学识渊博，善著文章。虽然在学术思想上仍为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由于他们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能超越理学的束缚，写出反应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感叹人生变故，或渴求天下治安，或记叙高人奇事，或探索兴衰之道，将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毕现其中。其文风苍劲悲凉，闳深雄丽。以下便分别介绍之。

（一）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宋氏诗文，有宋学士全集，他的文章雍雍大度，鱼鱼雅雅，自有一番开国文臣的气象。在当时文名极盛。宋濂积学深厚，精熟文理，兼擅诸体，而以传记最为出色。他善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人物，能够抓住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另一篇名作《送东阳马生序》，写出了他早年不畏艰辛，刻苦从师就学的精神，影响很大。另一些写景状物的文章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春松庵记》也写得相当生动，简洁有力。但有些作品出于应酬，颇伤繁冗，又实开台阁体之先河。

（二）刘基：精通经史、兵法、术数、洞悉世情物理，为文雄奇瑰丽，洗炼明畅，风格道劲，特别擅长运用寓言形式。杂文集《郁离子》以寓言说理讽世，欲“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而其《松风阁记》、《苦斋记》、《活水源记》诸篇，清奇峻拔，可谓记中精品。《卖柑者言》议论犀利，语言形象脍炙人口。

供参考。

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