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什么价值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扩展资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3、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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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下面是思潮详解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那么单纯了，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也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首先应该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中外文化，以及不同来源、不同流派外国文化间的碰撞裂变，加上因种种原因所致的几次天灾人祸、文化浩劫，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湮灭、消淡，重新恢复元气需要漫长的时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文化的需求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华文化的彷徨期，其他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国门之外取而代之，甚至长驱直入，挤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文化阵地，一进一退间，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兴灭继绝，尚需一段时日。

其次，中华文化固然历史久远，博大精深，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架构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古老的中华文化产生了些许水土不服。不仅许多外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也不免片面地将中华文化当作过时的东西，轻率地加以舍弃。尽管许多热心人挺身而出捍卫中华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但一来对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加以筛选、扬弃，工程浩繁，非旬日所能事功；二来某些人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态，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甚至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视听，并对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一定消极作用。

还应看到，由于客观原因，大陆、香港、台湾等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其文化特色存在不小的差异，金冠近年来它们均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但各说各话，各使各力，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文化争执和混乱，也让不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觉得无所适从。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国际传播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和政治、经济、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的传播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欧美等国早已驾轻就熟，早在殖民时代便能娴熟地运用“圣经与剑的两手”，到了当代更是以文化促政治、促经济，又以政治、经济促文化，将自身的综合影响力发挥到极致。而对于中国，尚普遍存在着割裂政治、经济、文化间联系，静态地、孤立地看待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不仅如此，中国虽然发展迅速，其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成就也广为世人承认和赞赏，但借鉴者并不多，中国自己也本着一贯的对外交往原则，并不主动输出自己这方面的经验，也在客观上冲淡了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

在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早已产业化、商品化、实用化。比如法国促进海外文化交流的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的非法语国家培养了不少既通宵法语、又熟谙各种谋生技能的人才；美国的和平队、德国的歌德学院等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同样重视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让接受文化传播者成为用得上、用得好的人才。当舶来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而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时，这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大增。与之相比，中国包括新兴的孔子学院在内，各种海外文化传播机构、途径都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文化、轻技能的现象。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在海外只能被当做奢侈品、工艺品和消费品，而不是生产工具、劳动技能和个人特长，其影响力自然也要打折。

文化的建设与传播是一项长期工程，相信随着国人对文化传播认识的提高，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攀升，中国终将获得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身份相称的国际文化影响力。

**中的爱情往往被渲染得非常浪漫和理想化，但实际上现实中的爱情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因此，**中的爱情故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本文我将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中的爱情对现实恋爱的影响。

一、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因素是影响现实恋爱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往往是男女主角相爱相助，经历重重困难最终走到一起。但在现实中，社会因素可能会使恋爱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例如，社会认可度低的恋爱关系、社会地位差异大的爱情、婚姻制度的规范等会对恋爱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现实中的爱情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

由此可见，**中的爱情往往只是一个浪漫而理想化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爱情的发展往往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

二、文化因素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对恋爱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中的爱情往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倾向。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往往与家庭、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爱情往往与婚姻结合在一起。

文化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婚姻观念，恋爱观念与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对恋爱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在中国，当有人恋爱时，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双方家庭的态度，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中的恋爱关系。

三、心理因素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是否成功，往往和双方的心理素质有关。例如，爱情中的忠诚、责任、坚定、宽容等心理素质，是恋爱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中，男女主角往往有着非常强大的个人精神力量，但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需要经历的挫折、考验、机会与选择等是千差万别的。

此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往往需要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多理解对方的感受，尊重对方的意见。而在**中，往往能够通过某些神奇的方法或者精彩的台词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则较为罕见。因此，**中的爱情故事与现实中的爱情关系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结语：

综上所述，**中的爱情往往只是一个浪漫而理想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关系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它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考验，需要双方一起克服。**中的爱情是对现实中的爱情的一种夸张和浪漫化，但它也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愿望和追求。尽管**与现实存在差异，但是适当的从**中获得感受和启示，也有助于我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处理恋爱关系并保持良好的心态。

儒佛道相参，没有侵略性，非常柔和。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指中国文化，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有一个中华文化圈，可以说它始于夏商，兴于隋唐，亡于南宋（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通过侵略而发展壮大的，它非常柔和，被周边的邻国接纳和吸收，比如它的文字，艺术，生活，制度等等。日韩，今天仍在大量使用汉字（繁体字），韩服和和服，仿照汉服而制，在古代北朝鲜以及日本，汉字是唯一的官方文书，日韩百姓今天的坐姿，跪地而坐也完全是唐人的坐法，在整个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百姓进食都使用筷子，包括他们的建筑，也完全仿效古代中国。日本的京都，其实就是按照洛阳、长安而建造的。今天到日本去，走在街上随处可见汉字，也并没有去其他西方国家那种感觉强烈，有时甚至会有错觉，如果你的民族主义不是很严重的话，会让你觉得并没有在另外一个国家。

总体来说，中华文化是非常有底蕴的，里边包含了儒佛道，包含了许多浪漫主义以及人生哲学，它没有侵略性，是美丽的，柔和的，越去仔细研究它，就会体会到其中的深不可测的魅力。比如古人用阴阳，来形容事物的一体两面，用此消彼长，来形容事态的发展，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来告诫自己，用五日三省吾身来规范自己，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种文化。

李白是盛唐著名诗人，其诗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洋溢着火焰般的激情，具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构建起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峰，其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文坛、诗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仅就其诗歌浪漫主义特色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作简要的分析探讨。

一、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特色的内涵

李白诗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以天才的艺术创造，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运用多种手法，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浪漫主义情调

李白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诗歌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发出的时代的强音。李白诗歌绝大部分是抒情诗，在这些诗中，诗人不是冷静细致地表现生活，而是侧重于抒发个人炽热的内心情感，他以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浪漫主义情调，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的独创性。比如他在批判政治黑暗时，愤怒地斥责“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古风》其五十一）；在批判安史叛乱时，沉痛地呼喊：“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表达他的强烈愤怒。他在抒写理想时总是十分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行路难》其一），而在表达追求自由的心情时，更是十分狂放：“何时腾风云，搏击串所能？”（《赠新平沙年》）“大鹏一旦同风起，搏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都表现出一种豪放不羁，傲岸不屈的精神，特别是当他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时，他的诗歌主观色彩就更强烈了。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陡然的发端，直抒内心郁结，可见其精神苦闷的强烈。接着转入描写登楼所见所感，酒酣兴发，飘然欲飞，似乎所有的烦忧一扫而空。然而现实的黑暗依然存在，感情也未平静。所以，后面的诗句反跌入更大的苦闷，希望在消极避世中寻求解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诗人就是这样抒写自己内心苦闷、抑郁以及追求与希望。上述这种炽热感情的抒发，使李白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表现出鲜明的傲岸不屈的个性特征，体现了李白诗歌“壮浪纵恣，摆去拘束”（元稹语），以气夺人的特色。

（二）、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抒写情感

李白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还体现在还善于运用丰富而又奇特的想象，来描写形象，抒写感情。他有时借助梦境仙界，捕捉超现实的意象，创造出美丽的理想世界，抒写自己鄙弃黑暗，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诚。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慓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鵉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魂动，恍惊起而长磋。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借助梦境，描写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登超现实意象，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表现了崇高的理想。有的诗，他借助神话传说驰骋想象，大胆夸张，贯以奔放的气势，描写雄伟神奇的山川形象，寄托自已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蜀道难〉〉就是这样的著名诗篇。这首诗一开头，就融汇历史传说和远古于一炉，运用夸张手法，着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清天”这一雄放基调，接着突出描写蜀道的艰难险阻：“上有六龙回是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 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诗中“六龙回日”的神话。黄鹤难飞的夸张，“扪参历井”的想象，多种手法迭互使用，融为一体，层层渲染山势高危，层层映衬蜀道难的艰险，。接着又以悲鸟哀号，子规夜啼等苍凉气氛，烘托蜀道山水图，寄托了诗人对壮丽山河的赞叹之情和对现实政治的某种隐忧。殷蹯称赞这首诗“奇之又奇”，并说“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凋”（《河岳英灵集》）。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诗歌“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入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累累落落，莫非世间语者”（《刘枣强碑》），指的正是这类诗篇。

（三）巧妙地运用修辞抒写炽热情感

运用大胆的夸张，新奇的比喻、以及拟人的手法，也是李白抒写浪漫主义情怀常用的艺术手法。有时，他既用夸张，又用比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燕山雪花大入席”（《北风行》），都是夸张中有比喻的名句。有时他又把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结合起来，写自己强烈的心潮激荡：“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今乡送韦八之京》），把思念长安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神奇别致而又形象贴切。“南风吹归心，飞坠酒楼前”（《寄东鲁二稚之》），思念儿女的骨肉之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愁心可寄，已是大胆夸张；寄与明月，更是奇特想象，对友人的思念便在诗中得到最好的表达。他又善于拟人化手法使大自然具有个性，为抒写感情服务，“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把无知无情的春风化为有知有情，他更善于以月拟人寄托情怀，“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有山月写成有情的同伴。“青天有月来是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把明月当成可以解答问题的挚友。《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问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之人。”同样运用丰富的想象和拟人化的手法，把月影化成知己，以寄托自己的感情。

（四）语言通俗直白，直抒胸臆

李白的诗歌语言直率。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些直抒胸臆的抒情诗句，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来（《江夏赠韦南陵水》），都是直率，自然而又豪气通人的语言。有助于展现其浪漫主义激情。李白的语言清新、豪放还体现在其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子句，一切统一于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思流夜郎忆就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思这两首诗恰好可以用来说明人也自己的语言特色，如《子夜无歌》。长夜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又如《早发白帝城》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都是用及其单纯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极深厚的感情。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蜀道难》）“我且为君摧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却鹦鹉州。”（《江夏赠韦南陵冰》），对这一切其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都很有帮助。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代表人物：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宋玉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景差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具备儒家、道家等多元文化。

中华文化是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可以称为“多元一体”。

中华文化：多元化、包容性

中华文化有两大特点：

一是多元性，儒释道三家思想同时起作用，已显示多元。同时，中华文化的起源也是多元的，除了北面的黄河文化这一源，还有南面的长江这一源。

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起源都是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从思想来讲，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产生于黄河文化，而老子和庄子，道家思想的代表，产生于长江文化。很有趣的是，《诗经》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诗性代表，它是写实主义最早的文学的源头，而楚辞和《离骚》是长江文化的诗性代表，它是浪漫主义文学最早的源头。

长江文化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它的上游，在成都郊区的广汉，出土了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极端奇特；长江文化的中游，就是楚文化的地区；到了长江文化下游，如浙江的良渚文化区，出土了大量玉器。闽南文化区和岭南文化区，都离不开长江文化的主脉。黄河和长江“两河”文化的伟力，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广大地区凝聚在一起。

二是包容性，中华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宗教战争，之所以如此，在于儒家不是宗教，具有阔大的包容性。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的中华文化不排外，哪怕是偏远的穷乡僻壤，也不排外。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奇装异服，都能够采取一种欣赏的态度，而不是嘲笑。

这里讲个概念：多元一体。多元，大家都了解，一体，则是指中华民族。中华是个大包容概念，全国五十多个不同的民族，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族群更多，但最终被统一到中华这个一体多元的文化中来。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意义

我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也经历了近代的积贫积弱和对外交往的屈辱，中国的现代化是个艰难的旅程。我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它的最高经典当中，梳理出一些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属于具有永恒价值的概念，它不过时，不仅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的人。

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所谓“六经”，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文本存在于孔子之前。有人说“六经”是中国特有的最高的文化形态，有人说它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精神依据。“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是历来中国人应该遵守的精神伦理。

一、是诚信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所以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说，“朋友有信”。《论语》、《孟子》里面，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论语》、《孟子》讲得很多。但《中庸》、《大学》讲得尤其集中。《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大学》讲“正心”、“诚意”。人的人格修养，总是内里有诚，外面才有信。所以《易经》乾卦“文言”说：“忠信所以进德也。”又说：“修辞立其诚。”

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有个跟他学习的人在离开前说：“我跟先生学习这么多年，先生有什么重要的话告诉我吗？”

王阳明说：“立诚。”

这个学生说：“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我们面对的事情太多，难道这两个字就够了吗？”

王阳明又说了一句：“立诚”。

学生又追问：“够了吗？”

王阳明说：“够了”。

立诚，这是做人之本。诚信是“六经”里面最基本的价值观。它不会过时，永远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精神内核。离开了诚信，说花哨的话，做花哨的事都没有用。

二、是爱敬

“爱敬”是《孝经》里面的话。《孝经》第二章引孔子的话：“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

“敬”自然包括尊敬他人，尊敬师长、尊敬长辈，但它的哲理义涵，并不是对他人而言，而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自性的庄严”。“敬”是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

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理念，其精神价值内核，很多与“敬”有关。譬如“孝”。子游问孔子，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是“孝”，那么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

区别在于，人的“孝”是以“敬”为旨归的。所以人们把对老人的“孝”称作孝敬，称为敬老。

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没有做官的资格。所以有句话，叫“忠臣出孝子”。忠敬诚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仁爱天下的贤者。

传统社会最大的礼仪，是拜天与祭祖。前者是朝廷礼仪，后者是家庭礼仪。拜天、祭祖是表达对祭拜对象的爱敬追远之情怀。孔子讲“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祭祀神的时候你要相信神是在场的。只有这样，祭祀时才能有诚敬之心。《礼记•祭统》：“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礼仪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文明需要讲礼仪。举凡一切礼仪，如果没有“敬”，就不值得看了。礼仪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敬”字。所以《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

“敬”可以使个体生命的精神高昂地立起来。“敬”是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讲的这种“大丈夫”的精神，内心的庄严是不可改动的。不论你处于什么职务、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有妥协，但是内心这种庄敬不能被夺。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服侍贾母的丫头叫鸳鸯，贾赦看到这个孩子长得漂亮，想娶她为妾，她坚决不答应，甚至作出一些极端的举动，后来在贾母的庇护之下，贾赦最终没有得逞。可以看到，一个丫鬟，她的内心的庄敬与庄严，是如此不可夺，这就是她内心的一种价值信仰。

三、是忠恕

“忠恕”也是孔子的思想。忠是对一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你与别人相交，有没有守持忠实的态度，是你能不能交到朋友的一个自身条件。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与“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的道德律令。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忠”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理念。“忠”和“敬”相关，孔子讲君子有“九思”，其中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如果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即使到不同的族群、国度，也行的开；反之，即使是到自己的家乡，也行不通。

子贡问老师：有一种道德理念需要一辈子来坚守，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是“恕”。“恕”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强加于人。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你和他人或朋友的关系，跟主体

之外的他者的关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恕”这个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念，西方思想界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称这个价值理念是人类的道德金律，属于所有人的。而且从这个价值理念，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

四、是知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仁，知耻近乎勇”，这是《中庸》里面的话。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中国文化是讲究经世致用的文化，他讲究力行，光讲空话不行动，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耻”这个概念是人所独有的，你遇到不好意思的事情，做了不合适的举动，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个愧疚，会产生耻感。“知耻”其实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也可以叫“羞恶之心”。

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辞让之心，是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羞恶之心，就是“知耻”。

孟子称这四个方面是人的“四端”，即做人的开始。如果是一个士大夫，官员，有羞恶之心，知耻，才能廉洁。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说：“廉耻，立人之大节。”所以“廉耻”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

如果要讲当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应该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最早出自《管子》。“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与自律。管子称“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

五、是“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虽然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提出一个理论：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理念。古人有“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说法。西方人也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沟通和对话，进而和解、共生。人类最终应该是“和而解”，而不是“斗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