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小故事

《世说新语》名字不是陌生的，但里面的内容实在很陌生。《世说新语》是抢故事折射出人世间的动态，描绘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讲述着千奇百怪的事件。于是，随手寻找了两则小故事，自娱自乐。

　　（一） 枕流漱石

　　 旧时指隐居生活。 出 处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世说新语•排调》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孙子荆年少时想要隐居，他对王济说要“枕石漱流”，却错说成“枕流漱石”。王济说：“流水可以作枕头，但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之所以要以流水为枕头，是要用它来清洗耳朵，之所以用石头来漱口，是想用它来磨砺牙齿。”孙在口误之后面对王的发问没有纠正自己的口误，而是在这个口误的基础上发掘新的意义。用流水洗耳，暗合了许由洗耳的典故，而用石头漱口，以磨砺牙齿，却又是另一种浪漫的隐逸情怀。

（二） 雪夜访戴

　　 选自《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居住在山阴，一次夜下大雪，他从睡眠中醒来，打开窗户，命仆人斟上酒。四处望去，一片洁白银亮，于是起身，慢步徘徊，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想到了戴逵，当时戴逵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逵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这个王子猷，即王徽之，其父，是晋代大书法家、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其弟，是与 父同样有名气的书法家、简文帝婿、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王献之。其叔祖父更是个了不起的 人物，由于王导在晋室南渡后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 百年之久。王子猷这种不讲实务效果、但凭兴之所至的惊俗行为，十分鲜明地体现出当时士人所崇尚的“魏晋风度”的任诞放浪、不拘形迹，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眠觉、开室、命酒、赏雪、咏诗、乘船、造门、突返、答问，王子猷一连串的动态细节均历历在目，虽言简文约，却形神毕现，气韵生动。

1、陈仲举礼贤

陈仲举（陈蕃）的言行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为官刚上任，就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担任豫章太守时，一到南昌就问徐孺子住哪里，要去探望他。

主薄说：" 大家伙儿的意思，是请太守您先到官府去。" 陈仲举说：" 从前，周武王乘车经过贤人商容家门口，俯首而立。敬贤礼士，席不暇暖，我要去拜访一下贤人，有什么不应该呢？" 

2、割 席

管宁华歆是好朋友，两个人一起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块金子，管宁就象没看见一样，而华歆急忙把金子拣起来，地也不锄回家了。

后来又一起读书，外面有大官车马喧哗而过，管宁象没听见一样，照样读书，而华歆却丢下书，去看热闹了。管宁于是把两人共坐的席子一割为二，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啊”

3、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住在山阴，一次夜下大雪，他从睡眠中醒来，打开窗户，命仆人斟上酒。四处望去，一片洁白银亮，于是起身，慢步徘徊，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想到了戴逵，当时戴逵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

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逵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

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

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

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