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秋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春景吗

不是，是写冬景。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介绍

简介

岑参 （715-770），荆州江陵人， 南阳人。早岁孤贫，博览经史。边塞诗派诗人岑参为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齐名,世称“高岑”。其诗雄健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尤长于七言古诗。

岑参(715—770)，荆州江陵（现湖北江陵）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也两任州刺史。但父亲早死，家道衰落。他自幼从兄受书，遍读经史。二十岁至长安，献书求仕。以后曾北游河朔。三十岁举进士，授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十载回长安。十三载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乱后，至德二载才回朝。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他的诗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又说：“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可以看出他两次出塞都是颇有雄心壮志的。他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等官职，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的诗题材很广泛，除一般感叹身世、赠答朋友的诗外，他出塞以前曾写了不少山水诗。诗风颇似谢兆、何逊，但有意境新奇的特色。象殷番《河岳英灵集》所称道的“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等诗句，都是诗意造奇的例子。杜甫也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美陂行》)，所谓“好奇”，就是爱好新奇事物。

自出塞以后，在安西、北庭的新天地里，在鞍马风尘的战斗生活里，他的诗境空前开扩了，爱好新奇事物的特点在他的创作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主要风格。

天宝后期，唐帝国内政已极腐败，但在安西边塞，兵力依然相当强大。岑参天宝十三载写的《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就曾经描写了当时唐军的声威：“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发生。岑参的边塞诗就是在这个形势下产生的。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岑参边塞诗中杰出代表作之一：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首诗是写封常清的一次西征。诗人极力渲染朔风夜吼，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和来势逼人的匈奴骑兵，有力地反衬出“汉家大将西出师”的声威。“将军金甲”三句更写出军情的紧急，军纪的严明，用偶然听到的“戈相拨”的声音来写大军夜行，尤其富有极强的暗示力量，对照着前面敌人来势汹汹的描写，唐军这样不动声色，更显得猛悍精锐。“马毛带雪”三句写塞上严寒，也显出唐军勇敢无畏的精神。诗里虽然没有写战斗，但是上面这些描写烘托却已饱满有力地显出胜利的必然之势。因此结尾三句预祝胜利的话就是画龙点睛之笔。这篇诗所用的三句一转韵的急促的节奏，和迅速变化的军事情势也配合得很好。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是写唐军出征的：“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这是白昼的出师，因此写法也和前诗写夜行军不同。前诗是衔枚疾走，不闻人声，极力渲染自然；这首诗却极力渲染吹笛伐鼓，三军大呼，让军队声威压倒自然。不同的手法，却表现出唐军英勇无敌共同的精神面貌。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可以说是和前两诗鼎足而三的杰作：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首诗写的是军幕中的和平生活。一开始写塞外八月飞雪的奇景，出人意表地用千树万树梨花作比喻，就给人蓬勃浓郁的无边春意的感觉。以下写军营的奇寒，写冰天雪地的背景，写饯别宴会上的急管繁弦，处处都在刻画异乡的浪漫气氛，也显示出客中送别的复杂心情。最后写归骑在雪满天山的路上渐行渐远地留下蹄印，更交织着诗人惜别和思乡的心情。把依依送别的诗写得这样奇丽豪放，正是岑参浪漫乐观的本色。

岑参还有不少描绘西北边塞奇异景色的诗篇。象《火山云歌送别》的“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读之好像炎热逼人。《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更充满奇情异采：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这是少数民族的神话，经“好奇”的浪漫诗人加以渲染，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奇世界。

他的诗歌中有关边塞风习的描写，也很引人注目。这里军营生活的环境是：“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首秋轮台》)；将军幕府中的奢华生活的陈设是：“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这里的歌舞宴会的情景是：“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曼脸娇娥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裙转袖若飞雪，左延右延生旋风”(《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这些都是习于中原生活的岑参眼中的新鲜事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诗中还反映了各族人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动人情景：“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

岑参也写过一些在边塞怀土思亲的诗歌，如为后人传诵的《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事情很平凡，情意却很深厚。但是，他的《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一诗：

闻说轮台路，年年见雪飞。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

更表现了他把国事放在首位的动人心情。

安史乱后，他虽然也在《行军二首》等个别诗篇中，发出了一些伤时悯乱的感慨，但比之前面说的那些边塞诗，就未免有些逊色了。他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说：“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这种心情也可以说明他浪漫豪情消失，对安史之乱反映得很少的原因。

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这和高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和高适不同。

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在他的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也很注意向民歌学习。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说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可见他的诗当时流传之广，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还为各族人民所喜爱。殷番、杜甫在他生前就称赞过他的诗。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更说他的诗“笔力追李杜”(《夜读岑嘉州诗集》)。评价虽或过当，岑诗感人之深却可以由此想见。

[编辑本段]原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千古佳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注释

1武判官，未详。判官，官职名。唐代节度使等朝廷派出的持节大使，可委任幕僚协助判处公事，称判

2中军：古时分兵为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帅所居。

3"风掣"一词：红旗因雪而冻结，风都吹不动了。

4轮台：见前注。

5胡天：这里指西北地区。

6梨花：春天开放，花作白色，这里比喻雪花积在树枝上，象梨花开了一样。

7珠帘：以珠子穿缀成的挂帘。 罗幕：丝织帐幕。这句说雪花飞进珠帘，沾湿罗幕。

8锦衾（qīn）薄：盖了华美的织锦被子还觉得薄。形容天气很冷。

9瀚海：大沙漠。这句说大沙漠里到处都结着很厚的冰。

10阑干：纵横的样子。

11惨淡：昏暗无光。

12胡琴等都是当时西域地区兄弟民族的乐器。这句说在饮酒时奏起了乐曲。

13辕门：古代帝王巡狩、田猎的止宿处,以车为藩;出入之处,仰起两车,车辕相向以表示门,称辕门。

14冻不翻：旗被风往一个方向吹，给人以冻住之感。

15轮台：唐轮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与汉轮台不是同一地方。

16白草：西北的一种牧草，经霜后变白。

17胡天：指西域的天气。

18狐裘（qiú）：狐皮袍子。锦衾（qīn）：锦缎做的被子。

19角弓：用兽角装饰的硬弓。不得控：天太冷而冻得拉不开弓。都护：镇守边镇的长官此为泛指，与上文的“将军”是互文。

20羌笛：羌族的管乐器。

[编辑本段]参考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白草被刮得折断了，塞北的天空八月就飞撒大雪。

忽然好像一夜春风吹来，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斗艳盛开。

雪花飘散进入珠帘，沾湿了罗幕，穿上狐裘不感觉到温暖，织锦做成的被子也觉得单薄。

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弓，都觉得铁衣太寒冷，难以穿上。

在大沙漠上纵横交错着百丈厚的坚冰，愁云暗淡无光，在万里长空凝聚着。

在军中主帅所居的营帐里摆设酒宴，给回去的客人饯行，胡琴琵琶与羌笛奏出了热烈欢快的乐曲。

傍晚在辕门外，纷纷大雪飘落，红旗被冰雪冻硬，强劲的北风也不能让它飘动。

在轮台东门外送您离去，离去的时候大雪铺满了天山的道路。

山岭迂回，道路曲折，看不见您的身影，雪地上只留下马走过的蹄印。

岑参的边塞诗奇丽壮美，富于浪漫主义激情，也不乏浪漫手法。他善于写奇丽壮美的西北边塞风光，如火山、沙漠、雪海、草原、狂风等，然而这些奇特壮美的自然现象又常常构成艰苦卓绝的环境，形成对军旅生活的考验。而诗人又极善于把边关将士放在这样的考验中，突现他们的豪情壮气。边疆环境的恶劣，边陲生活和战事的艰苦，有力地衬托出戍边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善于使用夸张、比喻等浪漫主义表达方式，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

岑参与高适都长于写边塞诗，且都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又都长于七言歌行体。因而自当时起就有"高岑"之并称。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仅就二人的边塞诗而言，高偏于悲壮，岑偏于奇丽；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高诗浑厚质实，岑诗瑰奇俊峭；高富于现实关怀，岑长于浪漫想象。大抵就思想而言，高深于岑；就艺术而论，岑美于高。岑诗的艺术个性极为明显，他是胜唐李白之外的又一位优秀的浪漫诗人。

[编辑本段]简要评析

这是天宝十三年（754）岑参在轮台写的一首送别诗，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正如诗题所标示的那样，这首诗以歌咏白雪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抒发了作者送别友人的深情厚意。诗一开头，就把边地奇寒、早雪的特异风光和壮丽景色，通过典型事物，用饱蘸淡墨的画笔，以浪漫主义手法氢它描绘了出来。北风卷地，连那坚韧不拨的白草，也为之摧折。那风啊，简直是一把锋利的铲刀，把大地乔得净荡荡的了。可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异样的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这玉树琼枝，千姿百态的冰雪世界，却春风阵了，象是醉人的芬芳灿烂的江南春色。这境界该是怎样的新奇壮美！在这壮观的奇景辉映下，诗人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描写了这早雪带来的令人难耐的奇寒。那飘飞的雪花啊，连帐内的罗幕都打湿了；狐皮袍子不暖啊，盖的锦被也嫌太薄；将军的手啊，已冻得拉不开弓；征战护身的铁衣啊，也冷得难以穿上。但就在这一派难耐的奇寒中，透出了一股雄的健的气息。珠帘罗幕，狐裘锦衾，是多么的富丽；将军角弓，都护铁衣，又是多么威严。它巧妙地把防守边疆，战胜奇寒的将士，生动而鲜明地烘托了出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毕竟还是奇寒，从而才能显示出防守边疆的将士，是怎样艰苦卓绝。八月在内地，正是桂子飘香，皓月增辉的美好时节，而边地呢，已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可是，这瀚海坚冰，万里凝云，虽然愁惨，但不萧瑟、凄凉，而是浑厚、沉郁，这正是岑参边塞诗歌奇峭的艺术风格的特征。正是在这漫天皆白，寒气袭人的时候，中军设宴，饯别归客。一时胡琴、琵琶、羌笛齐奏，伴着塞外风光，自是别有一番天韵。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丽、丽中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刚柔相同，急缓相济，是一乎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

[编辑本段]赏析

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武某或即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渼陂行》），读此诗处处不要忽略一个“奇”字。

此诗开篇就奇突。未及白雪而先传风声，所谓“笔所未到气已吞”——全是飞雪之精神。大雪必随刮风而来，“北风卷地”四字，妙在由风而见雪。“白草”，据《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乃西北一种草名，王先谦补注谓其性至坚韧。然经霜草脆，故能断折（如为春草则随风俯仰不可“折”）。“白草折”又显出风来势猛。八月秋高，而北地已满天飞雪。“胡天八月即飞雪”，一个“即”字，惟妙惟肖地写出由南方来的人少见多怪的惊奇口吻。

塞外苦寒，北风一吹，大雪纷飞。诗人以“春风”使梨花盛开，比拟“北风”使雪花飞舞，极为新颖贴切。“忽如”二字下得甚妙，不仅写出了“胡天”变幻无常，大雪来得急骤，而且，再次传出了诗人惊喜好奇的神情。“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意境，颇富有浪漫色彩。南方人见过梨花盛开的景象，那雪白的花不仅是一朵一朵，而且是一团一团，花团锦簇，压枝欲低，与雪压冬林的景象极为神似。春风吹来梨花开，竟至“千树万树”，重叠的修辞表现出景象的繁荣壮丽。“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东方虬《春雪》），也以花喻雪，匠心略同，但无论豪情与奇趣都得让此诗三分。诗人将春景比冬景，尤其将南方春景比北国冬景，几使人忘记奇寒而内心感到喜悦与温暖，着想、造境俱称奇绝。要品评这咏雪之千古名句，恰有一个成语——“妙手回春”。

以写野外雪景作了漂亮的开端后，诗笔从帐外写到帐内。那片片飞“花”飘飘而来，穿帘入户，沾在幕帏上慢慢消融……“散入珠帘湿罗幕”一语承上启下，转换自然从容，体物入微。“白雪”的影响侵入室内，倘是南方，穿“狐裘”必发炸热，而此地“狐裘不暖”，连裹着软和的“锦衾”也只觉单薄。“一身能擘五雕弧”的边将，居然拉不开角弓；平素是“将军金甲夜不脱”，而此时是“都护铁衣冷难着”。二句兼都护（镇边都护府的长官）将军言之，互文见义。这四句，有人认为表现着边地将士苦寒生活，仅着眼这几句，谁说不是？但从“白雪歌”歌咏的主题而言，这主要是通过人和人的感受，通过种种在南来人视为反常的情事写天气的奇寒，写白雪的威力。这真是一支白雪的赞歌呢。通过人的感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场景再次移到帐外，而且延伸向广远的沙漠和辽阔的天空：浩瀚的沙海，冰雪遍地；雪压冬云，浓重稠密，雪虽暂停，但看来天气不会在短期内好转。“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二句以夸张笔墨，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塞雪景，又为“武判官归京”安排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如此酷寒恶劣的天气，长途跋涉将是艰辛的呢。“愁”字隐约对离别分手作了暗示。 其中，“愁云”二字亦景亦情，为该篇只“诗眼”。

于是写到中军帐（主帅营帐）置酒饮别的情景。如果说以上主要是咏雪而渐有寄情，以下则正写送别而以白雪为背景。“胡琴琵琶与羌笛”句，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这些边地之器乐，对于送者能触动乡愁，于送别之外别有一番滋味。写饯宴给读者印象深刻而落墨不多，这也表明作者根据题意在用笔上分了主次详略。

送客送出军门，时已黄昏，又见大雪纷飞。这时看见一个奇异景象：尽管风刮得挺猛，辕门上的红旗却一动也不动——它已被冰雪冻结了。这一生动而反常的细节再次传神地写出天气奇寒。而那白雪为背景上的鲜红一点，那冷色基调的画面上的一星暖色，反衬得整个境界更洁白，更寒冷；那雪花乱飞的空中不动的物象，又衬得整个画面更加生动。这是诗中又一处精彩的奇笔。

送客送到路口，这是轮台东门。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大雪封山，路可怎么走啊！路转峰回，行人消失在雪地里，诗人还在深情地目送。这最后的几句是极其动人的，成为此诗出色的结尾，与开篇悉称。看着“雪上空留”的马蹄迹，他想些什么？是对行者难舍而生留恋，是为其“长路关山何时尽”而发愁，还是为自己归期未卜而惆怅？结束处有悠悠不尽之情，意境与汉代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名句差近，但用在诗的结处，效果更见佳妙。

充满奇情妙思，是此诗主要的特色（这很能反映诗人创作个性）。作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捕捉边塞奇观，笔力矫健，有大笔挥酒（如“瀚海”二句），有细节勾勒（如“风掣红旗冻不翻”），有真实生动的摹写，也有浪漫奇妙的想象（如“忽如”二句），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全诗融合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诗情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诗的语言明朗优美，又利用换韵与场景画面交替的配合，形成跌宕生姿的节奏旋律。诗中或二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转韵时场景必更新：开篇入声起音陡促，与风狂雪猛画面配合；继而音韵轻柔舒缓，随即出现“春暖花开”的美景；以下又转沉滞紧涩，出现军中苦寒情事；……末四句渐入徐缓，画面上出现渐行渐远的马蹄印迹，使人低回不已。全诗音情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称誉。

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1、新疆伊犁草原

伊犁草原也被称为“那拉提草原”，那拉提为“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的意思。那拉提草原是于第3纪古洪积层上发育的中山地草场，草原的东南连接着那拉提高岭，势如屏障。

西北方向沿巩乃斯河上游谷地断落，草原内山泉密布，河溪纵横。同时，伊犁草原又与新疆其他的草原一样，草原不仅与荒漠对峙，而且还与雪峰对峙，从而产生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立体的美感。

2、西藏那曲高寒草原

“那曲”在藏语中为“黑河”的意思，草原整体呈西高东低倾斜，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中西部多丘陵、盆地，东部属河谷地带，多高山峡谷，气候要好于草原的中西部，所以，也是藏北仅有的农作物产区。

藏北草原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为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原始淳朴的乐园。

3、川西高寒草原

位于四川甘孜州中部，以理塘、甘孜、新龙、白玉、巴塘草原为核心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草地海 拔3800-4500米，山原和丘状高原地貌发育充分，平坦宽阔。

4、祁连山草原

祁连山的平均山脉海拔在4000米～5000米之间，高山积雪形成的硕长而宽阔的冰川地貌奇丽壮观。

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称为雪线，祁连山的雪线之上，常常会出现逆反的生物奇观。在浅雪的山层之中，有名为雪山草甸植物的蘑菇状蚕缀，还有珍贵的药材——高山雪莲，以及一种生长在风蚀的岩石下的雪山草。

5、金银滩草原国家

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东距省会西宁100公里、南距青海湖28公里，占地570平方公里。西部与宝山和青海湖相临，北、东部是高山峻岭环绕，南部与海晏县三角城接壤，方圆1100平方公里，有麻皮河和哈利津河贯穿。

（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著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一、 古典音乐及其美学精神在国外，古典音乐类型被称之为“classical music”，“classical”有“古典的、正统派的、古典文学的”之意，所以我们国人将之称为“古典音乐”，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洋古典音乐”。首先从概念上解释，“古典音乐”是一种音乐类别的名称。然而即使在国外，对于“classical music”一词的具体意义，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异议来自于对“古典音乐”时代划分理念的不同。最狭义的解释是，把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20年代，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巨头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品特指为“classical music”。最广义的解释则是，把时间前移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直到后来的巴洛克时期、维也纳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民族乐派、印象主义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乐派，甚至包括所有非纯粹娱乐性质的现代专业音乐，统称为“classical music”。在我们国家，很多人喜欢把“古典音乐”与“高雅音乐”、“严肃音乐”混为一谈，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古典音乐的“推崇者”。粗看之下似乎并不不妥，但这两种观点在某些人理解下，却很容易成为“让古典音乐走向大众”道路上的一道鸿沟。第一个问题，古典音乐是不是“高雅”？我觉得应该肯定这种说法，不过我们对于这里所指的“高雅”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有些朋友之所以认为古典音乐“高雅”，是因为瞧见了台上指挥家们西服笔挺、冠冕堂皇的庄重模样；是因为看到演奏这些音乐的乐团演奏家们整齐划一、一丝不苟的装束；是因为注意到了音乐厅典雅华贵、祥和隆重的布置气氛；甚至连观众们都要衣冠楚楚、注重礼节。其实，这些表面的“高雅”并不能体现出古典音乐的精髓所在，音乐的高雅气质是从旋律中透出来的！严谨而完整的结构、优雅而曼妙的旋律、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涵，这些才是古典音乐“高雅”的根源。其中我们可以听到属于人类最圣洁的情感、发自心灵最深处的呼唤和最崇高的理想。表面的高雅其实只是长期以来西洋音乐发展中形成的定式与惯例，虽然我们可以将之看作一种“浮华”，但却又很难想象，一群衣冠不整、装束各异、甚至蓬头垢面的演奏家、指挥家出现在观众面前，能够演绎出好的效果。因为表面的堂皇正好可以烘托出西洋古典音乐中那独特的严谨、庄重气质。其实当今的欧美古典乐坛也在力图改变自己过于拘谨、与大众较为疏远的形象，著名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那里人们可以无拘无束的以悠然自得的方式欣赏古典音乐，不必拘泥服饰是否得体，也不必正襟危坐，更可以随心所欲的鼓掌喝彩甚至一边野餐一边听音乐。当今中国的教育界尤其喜欢把“古典音乐”称作“高雅音乐”，原因很简单，老师们看不惯学生沉迷于对港台歌星的追捧，所以时常组织学生去欣赏一些所谓的古典音乐会，美名曰“陶冶情操、提高品位”、“让高雅音乐进入校园”等等。这种做法的初衷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简单的组织学生去看、去听，而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很难有实质性的效果，甚至会让学生从小就在心中埋下对古典音乐（高雅音乐）的厌恶之情。加上如今的大环境、大气候，通俗娱乐占据了大部分视线，或许很多人就会终生对古典音乐心存畏惧。其次，一些媒体把古典音乐和“严肃音乐”之间划上等号，我觉得更是一种极大的不妥。很多外行人对古典音乐的第一感觉就是“晦涩、难懂”，如果再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冠以“严肃音乐”的统称，恐怕今后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人将越来越少。虽然从某种角度来看，一部分古典音乐的表达形式以及旋律主题确实是“极其严肃”的，但同样应该看到大部分西洋古典音乐的主题是歌颂、是赞美，拥有美妙明快的旋律以及无比欢畅的情怀。而且即使是某些主题严峻、思想深邃的古典音乐，也往往想要传达出一种“严肃中的快乐”。譬如贝多芬著名的《欢乐颂》、勃拉姆斯著名的《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和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虽然这些作品都饱含着高尚而深沉的哲理，但最终无不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振奋之感。其实入门之后，听众们就会发现其实古典音乐并不难懂，也并不只有严肃和深沉。之所以在国内出现古典音乐的这两个并不准确的“别称”或者说“代名词”，我只能遗憾的说，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古典音乐的推崇只停留在一个十分形式化的层次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对古典音乐有系统的、深刻的理解，以至于弄巧成拙，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古典音乐之间遥远的距离，成为一个误区。二、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史音乐是人类不能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从原始人不断抗拒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音乐，到现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于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三、中国五声、七声音阶的起源发展 中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中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比欧洲早一百多年，声律学领域是非常先进的，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出现十二平均律音乐作品。中国人很了不起，在以农业为主的荒野时代，能有那么多的发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中国音乐过去的辉煌成就，曾震撼了无数世人。稽康善古琴，《广陵散》、《梅花三弄》慷慨激昂。从那时起，音乐成为了知识分子阶层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中国古典音乐与诗人所创作的诗词歌赋一样，诚可谓“阳春白雪”。而这一切，都是思想体系形成一定高度的产物。谈到中国古典音乐，就不能不提起古代的五声音阶。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D、E、G、A五个音阶。严格的说，五声音阶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在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七声音阶的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微、徽、羽、变宫，也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公元前6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问乐官伶州鸠什么是七声音阶，什么是十二律。伶州鸠在回答问题中，历举了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的阶名，并且说明了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又将七声音阶的出现推前到周武王代纣的时候（公元前1O66年）。我国的七声音阶，主要是以雅乐和燕乐为载体。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度，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飨、宾客等]、射乡[统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对上述不同场合中的仪式和曲目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相传为黄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乐，用于天子和少数王侯亲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动，后世的儒家把它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雅乐的音阶：（又称古音阶、旧音阶或传统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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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商 角 变徵 徵 羽 变宫

　　燕乐是中国隋唐至宋代宫廷宴饮时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又称宴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 隋唐燕乐继承了乐府音乐的成就，是汉族俗乐与境内其他民族以及外来俗乐相融合而成的宫廷新音乐。它在隋、唐几位嗜好音乐的皇帝的推动下，得到了很大发展。隋炀帝有专业乐工3万人。当时把大型的宫廷乐队按照所奏乐曲的来源分为九部乐，即清乐（传统音乐）、西凉（今甘肃）乐、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天竺（印度）乐、康国（即康居，今新疆北部及中亚）乐、疏勒乐、安国（中亚细亚）乐、高丽乐、礼毕（最后所奏，一说即文康乐）。唐玄宗时宫廷中乐工多至数万 ，设5所教坊加以管理，并设别教院教练宫廷音乐创作人员。唐初改九部乐为十部乐，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伎（传统音乐）、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在今新疆）伎。到唐玄宗时，又根据表演形式将十部乐改为坐部伎、立部伎两大类。坐部伎在室内坐奏，人数较少，音响清雅细腻，要求乐师有较高的技艺；立部伎在室外立奏，人数较多，常有很喧闹的合奏，有时还加入百戏等。燕乐中包括多种音乐形式，如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其中歌舞音乐在隋唐燕乐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多段的大型歌舞曲叫做大曲，在唐代燕乐中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燕乐所使用的主要乐器有琵琶、箜篌、筚篥、笙、笛、羯鼓、方响等。安史之乱以后，宫廷音乐衰退，宫廷乐工多散落民间。宋统一后，虽设教坊，沿用唐代旧曲，但宫廷内外演奏的大曲只是唐时盛况的一部分，且规模大为缩减。宋代的大曲开始向歌舞剧演变，许多乐段逐渐变为曲牌，分散于词曲、戏曲、说唱和器乐中，大曲作为独立的音乐体裁则日渐消亡。南宋以后，音乐发展的主流转到市民艺术（戏曲、说唱、城市歌曲等）中，宫廷的燕乐和雅乐都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势头。四、探讨中国音乐的单音性不论是雅乐体系还是燕乐体系，都是建立在单音体系之上的，这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有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这样两点：一是“虚、静”。即人的心理处于虚、静的状态，不受外界干扰，才能认识世界。苏轼的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二是中和之美，即《论语》中“乐而不*，哀而不伤”。可以说，“空灵”、“中庸”两点，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核心。道家的思想也影响中国音乐的生成和发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此在“律学”上有了“五度相生律”。时至魏晋，中国的美学思想有了一个突破，一反道家那种清静无为，否定五音、五色的思想，以山水诗、画取代玄言诗。但也并非全然背叛，而是反对自然主义地描绘，要求“神明降之”，要“神似”。于是有了“宫、商、角、徵、羽”五音。西洋音乐是建立在复音体系上的。笔者以为，这同西洋美学思想中的“摹仿自然”息息相关。我们知道，音乐是在自然界一切音响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自然界的音响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况且西洋更注重科学地解释他们发现即使是单音，在其发生音响时也有许多泛音在支持着。因此，西洋有了“纯律”；也因此，西洋有了“对位法”，有了“和声学”。而复调音乐正是在此基础上（至少可说是基础之一）发展起来了。中、西方在美学思想上的不同之处，即中国音乐强调的是情感对艺术的作用，注重的是“质美”。而西洋音乐强调的是摹仿自然，更注重“形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