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特点及年代划分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

一、音乐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这一词的含义，原来是指用罗曼语（Roman）书写的故事，进而专指长篇小说或骑士故事，后来也包括传奇小说等。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首先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在作品里，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完全不受限制地表现出来。就是说，作曲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在理论上相对立。古典主义的音乐是线条式的而且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富于色彩和感情，含有许多主观、空想的因素。然而，这只是原则上的区别，实际上在古典主义音乐中，已含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而浪漫派的作品中，也多有古典式的内容。

二、浪漫主义音乐的形成

初期浪漫主义音乐与其它姊妹艺术一样，发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与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自由民主思想，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约晚数十年。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已成为初期的浪漫主义的先驱，其后的作曲家们都可划分为浪漫派。从时代上来说，十九世纪中叶是其全盛时期。

三、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在古典派作曲家贝多芬、罗西尼和韦伯的后期作品中，就已经明显地流露出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正是他们开创了浪漫派的先河。

1800年前后出生的作曲家们，形成了初期浪漫主义的中心。作为代表初期的浪漫派作曲家，可举出舒伯特和柏辽兹这两人。他们都是从格鲁克、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传统出发，而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后来，浪漫主义音乐经过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威尔第等人的进一步完善，在柴科夫斯基、李斯特和瓦格纳的时代达到了高峰，这一系列作曲家、钢琴家构成了中期浪漫主义的中心。至于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和拉赫玛尼诺夫等近代名家的作品，则在音乐史上归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

四、浪漫主义音乐的历史地位

浪漫乐派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不但这一时期盛产伟大的音乐家，而且音乐体裁空前广泛，出现了诸如无词歌、夜曲、艺术歌曲、叙事曲、交响诗等新颖、别致的形式，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个“宝库”。

浪漫主义音乐也是一座桥梁：韦伯接受了格鲁克和莫扎特的传统，传至近代的瓦格纳；舒柏特在器乐方面是贝多芬的继承人，但是他的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经过舒曼和沃尔夫传到现在；柏辽兹的标题音乐出自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后来又与近代法国的印象主义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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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上，隐喻、象征和暗示代之以明确的陈述，有意造成的朦胧和暧昧造成特有的艺术意境，人的内心体验和情感表达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艺术追求，所以音乐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艺术门类。从当时大环境看，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几乎受到当时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当时，对艺术家来说，无论是以现实主义态度批判社会的弊端，还是以新的眼光从中世纪艺术中汲取灵感，其中都强烈地突出了个人的精神情感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德国的早期浪漫主义者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在他的著作《关于艺术的遐想》中写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音乐开始的”，因为他认为语言来源于音乐。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这样说，“没有比声音更浪漫的色彩”，而舒曼则称音乐就是“浪漫色彩的本身”。舒曼（Robert Schuman,1810-1856）是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写作艺术歌曲中是自发的本能和敏捷的灵感。这种灵感来自于内心的感触和丰富的想象，并不在乎歌曲的结构。舒曼的艺术歌曲比较精雕细琢，完全的内向型。他的音乐从来不是戏剧性的，一切都化成了纯粹的感情。他的音乐内向而风格纯净，乐句简短而紧凑。内心世界是他音乐的主要对象。尼采则认为悲剧的来源是来自音乐精神，认为当语言文字枯竭了，无力表达艺术家的感情时，音乐就开始了。在舒曼的艺术歌曲中，对诗歌的阐发，分别给予了歌唱与钢琴，人声与琴声在互相对答。甚至在一些时候，较重要的不是歌唱而是钢琴音乐。例如在他的《诗人之恋》结尾，竟有一页的乐谱是完全没有歌唱而只有钢琴的独奏，他只有让无言的琴声才能吐露内心的激情。就连他的两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海涅诗）、《女人的爱情与生活》（夏米索诗），一首首歌曲在整体的构成中，与其说是成套的画面，不如说是一连串的情感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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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的浪漫抒情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特点？

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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