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或明人对屈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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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为古今两部分 褒贬不一 希望有用 望采纳^_^！

前人评价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今人评价

　　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让楚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叛国，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体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

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 念。

何其芳：《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成因标签：

　　杂谈​ 摘要：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四点重要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关键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成因；盛唐土壤；屈原楚辞；道教思想；奇特人生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1月北京第三版

　　2、萧兵，《楚辞全译》，1998年10月第1版，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3、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一）》，2000年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83-95；335-343

　　4、《李白大辞典》，郁贤皓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一版

　　（作者：漳州市龙文区朝阳中学 王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