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爱情出自那个朝代?

隋朝 =========== 卓文君 一位富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毅然同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才子趁夜私奔，这在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是极为可贵的。

这一伟大的私奔，连同那首流传已久的《凤求凰》，以及她当垆沽酒的故事，早已响遍全国，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感人、最浪漫的爱情故事。

她，就是蜀中名女卓文君。

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名女的历史，印象之中，似乎一个女人能够流传至今，仅凭自身的美貌是不够的。

比如貂婵、杨贵妃，她们能够流传至今，是和有关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花蕊夫人、薛涛，她们能够流传至今，离不开她们出众的才情。

可见，美的传播，是需要载体的。

而卓文君，她的出名，除了那惊世骇俗的私奔，还有她用诗赋劝感丈夫，保护自己爱情的传奇经历。

相如抚琴，文君沽酒。

这童话般的故事并没有延续多久。

凭着出众的才华，司马相如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

也许，传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们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在宫里，一个在宫外。

身份的改变和空间距离的相隔甚远，使得这位多情的才子开始恣意妄为了。

那是一个流行“三妻四妾”的社会，远离文君的相如没能抵挡住周围的诱惑，欲纳茂陵女子为妾。

想着昔日夫妻的恩爱，这位才子似乎并不好意思向妻子开口，于是便给文君寄了一封无字信。

文君接信后，明白其意，提笔写了一首《白头吟》和《诀别书》，作为回信寄给丈夫。

皑如山上雪，皓如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蹀躞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竹杆何袅袅，鱼儿何徙徙， 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在这首《白头吟》诗后，文君附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而不悟”。

随后，她再补写道：“朱弦断，明镜缺，朝露唏，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我不知道一位女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的。

长夜漫漫，孤独的灯影照着孤独的文君。

悲凉无奈的心情伴着她果敢自绝而又充满爱意的期盼，一齐揉和在这短短的几行诗句里。

默念着这些文字，我心中却满怀感叹。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我读到的是一种追求和渴望，那是一份暧暧的由爱而升华的亲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期望。

“闻君有两意，故来想诀绝”，我读到的是一种自信，是勇敢的自绝。

“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我读到的是一份无奈，是伴着回忆和依恋的期盼。

于是，注定了这首《白头吟》和《诀别书》，要流传与世，成为爱的宣言。

哀怨的《白头吟》和《诀别书》，使相如十分惭愧。

当年患难相随、恩爱如蜜的日子又浮现在他眼前。

相如终没纳妾，两人重归于好。

此后不久，他回到文君身边，两人又度过了十年恩爱的岁月，直到相如病逝。

第二年，文君亦离开人世。

我反反复复地想，究竟是什么使文君留在了历史里？她又在世人心目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良久，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一个名门之女，敢于为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而违抗父命与人私奔，她的勇气是可嘉的，她对爱是执著的。

面对穷困潦倒的司马相如，一个从小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富家**，能当垆卖酒，与夫相濡以沫，她是坚定而毫不畏惧的，并且无怨无悔地守候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当她得知丈夫怀有二心时，一方面坚定地提出要与之诀绝，这是何等的自尊和自信；另一方面又饱含对丈夫的爱和依恋，情文并茂，真诚感人。

她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感化了丈夫，保护了自己的爱情。

从私奔到沽酒到劝夫，无论哪一点，不仅在古代非常不易，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钦佩不已的。

我曾经独坐在文君酒家的长凳上，品着文君美酒，静静地等待夜幕的降临。

华灯初上，琴台路灯火辉煌。

星光雾霭之中，一位美丽勇敢而又充满才情的女人，隐隐约约向我走来，然后又飘向遥远的古代。

薛涛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也许是最繁荣、最浪漫的。

这是一个盛产诗歌和音乐的朝代，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它曾孕育诞生了无数的文化名人。

在这些如过江之鲫的文人当中，有一个女人，连同她的凄美艳丽和绝世才情，以及她所发明的一种专门用于写诗的彩色诗笺，从一千多年前的历史里踽踽走来，穿行在成都上空锦江两岸。

她就是薛涛。

我无法阻止自己去探寻她充满传奇的一生。

渐渐地，她的缱绻情怀，她的命运所透出的伤和痛，她对生命的坦然和大度，以及她对美的发现和追求，不断地在我的心中汇积起来，凝结在笔端。

薛涛字洪度，自幼便天赋过人，尽得父亲悉心栽培。

她八岁能诗，精通音律。

十四岁时，父亲去世，迫于生计，她只得沦为歌伎、诗伎（注意：是“伎”而非“妓”），凭自己的美貌和才情陪人赋诗、弹唱。

由于她诗才出众，名声甚广，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韦皋准备奏请朝庭封她担任女校书郎官职，“但格于旧例，未被应允”，实为遗事。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称她为“女校书洪度”，以示对她的尊敬。

在薛涛有生之年，镇守四川的节度使共换了十一位，每一位对她都十分敬重和青睐。

当时与她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杜牧、刘禹锡、元稹等，一时传为佳话。

晚年，她隐居城郊，死时62岁。

薛涛一生共作诗500余首，《全唐诗》收录其诗89首之多。

薛涛的诗清丽婉转，又不失意深境远。

幼时，父亲曾指着院中的一棵梧桐吟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要她应对。

她随声接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

续接的诗既生动又切题。

韦皋到成都上任时，为试其才，命其即席赋诗。

她从容题下了《谒巫山庙》一诗： 乱猿啼处访高唐，一路烟霞草木秀；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尤是哭楚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半画眉长。

这首诗不但格调清新，又有追古溯远之意，令在座的人叹服称道。

成都是镇守西南边陲的重镇。

韦皋离开成都后，继任节度使李德裕在城西修建了“筹边楼”，作为战时的指挥所。

楼落成之日，他在楼上宴请名流，席间请薛涛作诗。

她随手写下了《登筹边楼诗》：“平论重写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诗意豪迈雄浑，谁能想到此诗竞出自一个风尘女子之手。

薛涛非常大度和有气节。

她喜欢竹子，并在诗中把自己比作孤高的青竹，希望与竹林七贤共醉。

尽管她常出入灯红酒绿之中，但内心却很寂寞，深切地渴望一份爱情。

繁华掩藏了她感情世界的空白，却掩盖不了她那渴望的心。

一直到她四十二岁那年，她才与来蜀办事的著名诗人元稹相识相知。

她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两人在蜀度过了一年如胶似漆的感情生活。

这一年的生活，令她终身难忘。

一年后，无稹返京交差，一去不返。

薛涛苦苦等待了他十年，等到的结果却是元稹另觅新欢。

她满怀幽怨，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诗《锦江春望词》四首寄给元稹，其中一首是：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可见她的心境之悲怆。

一首小诗，终究没能留住执意离去的无稹。

这是薛涛的悲哀，也是成都的遗憾。

薛涛对元稹的感情是真挚的，对他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

从此之后，她终身未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度过了余生。

流年似水，她渐渐看淡了人间世象。

晚年，薛涛隐居浣花溪畔，遍种竹子，闭门居家，以诗抒怀，过着宁静平淡的日子。

闲来无事，她自己发明了一种造纸的方法，用一种叫胭脂木的材料，用井水经特殊加工，制成彩色别致的纸笺，用来誊写自己的诗文。

渐渐地，这种诗笺被人们争相摹仿，流传很广。

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曾写信向她索纸。

这就是后人所称的“薛涛笺”。

在浣花溪畔的竹林里度过了近20年孤独平淡的生活后，寂寞的薛涛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正如她在《锦江春望词》中所写的那样，“春愁日断绝，春鸟复哀吟”，“哪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

薛涛是寂寞的，也许《春望》这组诗，才是她花开花谢般无奈的绝望。

无疑，这首诗是她用流血的心吟唱的。

诗人已去，遗迹却存。

如今，薛涛的坟仍在锦江岸边，她的故居已开辟成一个公园，让人们凭吊着。

那口用于制作“薛涛笺”的古井，已被人们称作“薛涛井”了，只是不知“薛涛笺”现在是否还在生产。

或许，它已经失传了吧！ 花蕊夫人 在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唐宋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朝代，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五代十国。

这是一个征战频繁的动荡年代，也是一个文学发展成就较高的年代。

那时的蜀国，有一位名垂青史、广为传颂的人物，她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花蕊夫人。

细数成都3000年的历史，这个美丽的女人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书写成都的历史，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她的。

这一切，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还有她的诗，以及她留给这座城市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花蕊夫人姓费，成都都江堰人，歌妓出生。

她是后蜀主孟昶的贵妃，因貌美而号称“花蕊夫人”。

“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

我无法凭空想象她的美丽，更不能穿越时空去目睹她的芳容，一切就只能根据记载来臆断了。

想必这位深得孟昶宠爱的贵妃，应该是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姿吧。

美不是花蕊夫人留名青史的主要原因，因为漂亮的妃子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太多了。

让历史记住这个女人的，是她的诗文。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后人把她的诗编撰汇集成《花蕊夫人宫词》，共100多篇。

《宋词三百首》、《全唐诗》都曾收录有她的诗词。

翻开长长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上有一定成就和名声的女人并不多，花蕊夫人算其中之一。

然而，她是以贵妃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名单里，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诗词不是花蕊夫人留给成都的唯一，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更为重要的东西。

由于她喜欢芙蓉花，于是孟昶便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连寻常百姓也要家家种植。

每年秋季，待到芙蓉花开时，城中“四十里如绵绣”，花香袭人，锦团遍地，争奇斗艳，红火连天，远看如朝霞灿烂，十分壮观。

从此，成都有了“芙蓉城”的雅号。

这一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花蕊夫人也因此被人们尊为“芙蓉花神”。

中国没有一座城市曾经在它的城墙上栽满鲜花，也许成都是个例外。

一座城市的别名，因此而得名，这恐怕也是少有的。

而这一切，却起因于这位女人的爱好。

就在孟昶与花蕊夫人游宴寻诗的时候，“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第二年秋，他命部将率军6万攻蜀，次年初，无心恋战的孟昶自缚出城请降。

旋即，她和丈夫被押赴汴梁。

在一片杜宇声声中，囚车伴着她的哀叹，渐渐远离蜀国。

在途经葭萌关时，她提笔在驿站的墙上写下了“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的诗句。

一首好词，可惜只有上阕。

因为士兵催行，她只得停笔。

我不知道此时她面对离别的蜀国大好河山，在杜鹃的声声啼血里，是怎样的痛楚和遗恨。

到了汴梁不仅，孟昶暴病而终。

这位子承父业，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的年轻皇帝——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皇家画院和亲笔题写了中国第一幅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说是被宋太祖毒死的。

而他创造的贴春联活动，却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最普遍的风俗。

第二年，花蕊夫人被宋太祖纳为贵妃。

一日，太祖前去探望，并问她亡国的原因，她口占一诗道：“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这首《述亡国诗》悲愤婉转，不卑不亢，表达了一个有气节的亡国女的深深悲叹。

身陷宋宫的花蕊夫人是抑郁的。

她并没有因为新主的宠幸而乐不思蜀。

据说由于她非常思念孟昶，便悄悄将他的画像挂在卧室里拜祭。

后来，此事被宋太祖发现了，便问她挂的是谁的画像。

她巧妙地回答挂的是送子图，方解了围。

此后，这一做法被其他妃子效仿，并逐渐从宫中传到民间，成为一种风俗。

于是，人们又尊称她为送子观音。

花蕊夫人怎么死的，史无记载，流传的版本却很多。

较普遍的说法是她是被赵匡胤的弟弟用箭射死的。

花蕊夫人死了，成都城墙上的芙蓉花也渐渐被人废弃了。

一个美丽的才女就这样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然而她把她的诗留给了成都，把她缠绵的爱情故事留给了成都，也把美丽的芙蓉花留给了成都。

站在21世纪的门槛，漫步在蓉城的大街小巷，一切都显得那么普通和空荡，心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遥想着这里曾经遍布的芙蓉花，思绪象停滞了一般。

历史是最无情的，它亘古不变地演绎着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真理，并毫不保留地带走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

然而历史又是有情的，它总会留下些什么，也会让人们记住些什么。

这就是花蕊，一个美艳的夫人，一个极具胆色的贵妃，一个充满才情的女子。

皇后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自古以来，它一直被贴上皇帝的专业助手的标签。在古代官媒的辞藻中，它代表了母仪在世界上的光辉形象。不同的是，皇后身边的男人可以到处沾花惹草，已经成为一种帝王血统的大无畏传承。女王本人，在人前往往摆出一副严厉的口吻，暗地里只能在袖子里写下能守空房，能讨小三，能在奢华的生活中哀叹自己衰老的信条。当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凤凰高的女性要么是在孤独中变态，要么是在孤独中堕落。

当然，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变态，而是那些干瘪的女人们。女王的名字叫吉莉安。她的丈夫，刘彻，汉武帝，在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至于第一次见面，他们也很浪漫。故事可以这样讲：刘彻小时候，有一次去他姑姑馆陶公主家。大妈见他可爱，调侃道：“雪儿，你长大了要不要讨个老婆？”刘彻小子眨了眨眼睛，说：是的。长公主笑着指着左右的婢女，问雪儿要哪一个？阿姨答应给你的。小刘彻拒绝了。

阿姨一惊，问，雪儿，你想干什么？刘彻小声说，雪儿只想要她的阿姨。当然，如果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神雕侠侣。然而，在刘彻说完之前，他补充道，雪儿只想要阿姨的妹妹吉莉安。馆陶公主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女儿阿娇，拍了拍刘彻的头，笑着问，车二会从阿娇那里拿走什么？刘彻郑重地说：如果我能娶阿娇为妻，我会建一座金色的房子给她住。

可见，刘彻不愧为千古一帝的好苗子。年纪轻轻就有超现实主义般的战略眼光。几千年前，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豪宅是取悦未来丈母娘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在得到刘彻的回应后，馆陶公主笑了，于是她让弟弟汉景帝预定了这门年轻的亲事。

可惜是一见钟情，没有猜中。这个像教科书一样美好的爱情童话，其实只是一个成人童话。这部儿童剧是由两个小婴儿的母亲导演的，她们是馆陶公主刘飘和王婉。原来我们刘票**一直有男人的野心，总想着在朝廷上有话语权。她的弟弟景帝在位的时候，自然要说，但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恐怕就要让茶凉了。于是，未雨绸缪的刘朴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安安静静地爬上未来皇位继承人的大床。几经选择，刘朴看中了王毅的小宝贝刘彻。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的小刘彻被邀请到他的姑姑家吃糖时，其实他的名字不叫刘彻，而是比尔。“毕”的意思，通俗地说就是猪。帝王之家，有了这样的名字，似乎还不够优雅。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原来刘彻的父亲汉景帝在床上相当有效率，一生有十四个皇子，而刘彻的排名只是第十。刘彻的母亲王仪女士知道皇宫是险恶的，她出生在一个偏房子。她总是担心她的宝贝儿子，因为宫里女人的诡计，她第二天见不到太阳。所以她以许多现代农村孩子的名字命名，被称为狗蛋和猪宝宝。

所以，刘彻口中的豪宅，其实只是小娃子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即虚假拍卖。当然，在准婆婆的运作下，拍卖成为现房只是时间问题。当时的太子名叫刘融，他的母亲李记，仗着母亲的贵姿，在宫中走了八字步。走了一段路，自然引来非议。馆陶公主与宫中其他嫔妃商议，带着韩晶皇帝建了一个后宫QQ群。日常群里的热点自然是收集李记的丑态，比如辱骂宫里扫地的大妈，让贴身丫环在小三背后吐槽。

久而久之，耳根子软的韩晶皇帝自然对这个该死的王子无动于衷。而我们的李记，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QQ群的消息，居然还挺配合的在韩晶皇帝耳边吹起了风，说等儿子转正了，一定要把这些多嘴的女人都收拾干净。这样看来，恐怕离刘融成为废黜太子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故事后来的演绎，自然是刘彻在丈母娘的运作下，成为了太子，然后登上了龙的宝座，而我们的陈阿娇，带着当初那个愚蠢的誓言，成功坐上了凤凰的宝座。

然而，童话里的爱情故事都是骗人的。何况这个童话只是长辈们精心安排的一场政治婚姻。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分歧终于出来了。当然，年轻情侣之间最初的矛盾大多是由女性挑起的。比如女人总是更喜欢问男人你爱不爱我，你爱我有多深等等。刚刚登基的刘彻正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务。当她回到家，她不得不面对唠叨的吉莉安。起初，刘彻还耐心地解释，但过了这么长时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干脆睡着了。

家中青梅竹马的阿娇，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这对于一个男人，一个以食物为食的动物来说，是很正常的。对老婆没兴趣，但不代表我对性没兴趣。恰在此时，我们的同志刘彻患上了一种顽固的贵族病，叫做性瘾。于是，刘彻开始频繁出入宫外的娱乐会所。关于有趣的是，在每次快乐的时光之后，刘彻都很诚实，并在QQ空间写下他的经历。比如有一个规定，我可以三天不吃东西，一天没有女人签名不能走。一直很流行，甚至流传到今天。

老公天天晚上呆在家里，哪怕住的是有黄金的豪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恐怕只剩下空虚，孤独，冷漠。我们的阿娇，看到老公整天在外面泡妞，尽管把自己的经历挂在个人签名上，最后，还是生气了。看着满脸愁容的阿娇，刘彻也严肃起来，拍拍妻子的肩膀说：“老婆，这是一种病。病了就得治，对不对？”你以为我整天在外面开心，其实我在治病，你知道吗？

看到丈夫浮夸的样子，阿娇发脾气了。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惩罚那些不要脸的女人。如何惩罚从小就在宫中的阿娇，没有太多办法，于是想起了巫术。巫术是指秘密使用纸人物、草人物、木偶、泥人、铜像等的身体替身。作为表演者，诅咒他。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一般就是雇一个网络水军在小三的QQ空间刷屏虐他。但古代朝廷的毒罪要严重得多。

因此，我们刘彻认真开展了一项名为净化网络环境的专项整治活动。以巫楚夫为首的网络推手相继被革职。他们不是丢了脑袋就是进了监狱。至于幕后操作者阿娇，刘彻更是毫不手软，抛下多年的情分，直接跌入冷宫。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坚强的阿娇并没有放弃爱情。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阿娇拍拍身上的灰尘，再次扛起网络舆论的大旗。当然，这个时候阿娇请的不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水军，也不是专业的关系老师，发一组有内涵的照片，而是当时的人气博主司马相如。这位司马老师，大笔一挥，一夜之间成就了历史性的名篇长门赋，几天之内，成为各大网站的头条博客。不幸的是，阿娇在宫中的地位从未随着刘彻的铁石心肠而达到高潮。

我们几乎只听到漠不关心的低语：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

——福柯

引言

在法学语境中，历史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其解释目标在于通过对立法历史的探究确定法律规范的价值和目的，以对当下案件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法律家毕竟不同于历史学家，对法律的历史解释不是单纯地对立法历史进行考古，因为随着时过境迁，法律制定的社会情境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严格的追寻立法者原意可能有违法律的实质正义价值，因为立法者不是全知全能，也不是先知先觉，立法者并没有为法官的裁判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这样，在法学的语境中，历史的真相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立法者的意图容易被人们搁置，法治的稳定性和客观性甚至因此遭到解构。因此，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历史哲学中的双子星座在法学语境中演变为有法司法和无法司法的双重变奏，使法学学人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中迷茫失措，当他们确立法律的实质正义追求时，又面临着法律安定性的拷问；当他们以立法者意图作为裁判的决断标准时，司法裁判的妥当性又成为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已经向我们说明，在历史观上我们应实现客观历史观向效果历史观的转换，在解释观上我们应实现从求真解释观向独断解释观的转换，才能在法律解释的语境中对历史解释进行反思性重构。尽管，历史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是出于对民主价值的维护和立法者权威的尊重，然而，只有重新理解法学中的民主命题，才能对历史解释进行清晰的定位和崭新的认识。

一、 历史解释：徘徊在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

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受启蒙思想现代性思维的影响，并受到现代解释学的改造，因此，历史解释在哲学上处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夹缝之中，对历史解释的定位因此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也具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气息。

在哲学上，启蒙运动的一个炽热愿望是希冀对历史和传统进行毫无偏见的理性解释，启蒙时代的哲学造就了理性的狂妄，在人们对理性万能的崇信下，历史由神的启示录被还原为人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一旦还原为人自身的历史，绝对的神性被降为相对的人性，在历史没有超历史的神性保证历史解释的客观性时，历史意识又试图在历史之外找寻客观的解释标准，这样，思辨哲学中的理性又代替神性担当起客观性解释的标准。理性被视为能超越个人的存在，自由进入不同的历史时代，在解释和理解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理性主义的历史观相信理性的认知主体能够彻底的排除认识先见，再次进入过去的历史时代重现历史。理性主义的历史观使人们陷入对过去的遥想与追忆中，而被伽达默尔批判为解释学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施莱依马赫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作为重现作品意蕴的解释方法，语法解释将理解建立在语言的联系上，而心理解释要求解释者完成从自己向他者的心境转换，既为解释学埋下了解释要关注历史背景的历史意识，又要力求克服解释者自身的“先见”，避免解释者自身带来的历史局限，这种对解释者个体性和历史性的消解又为解释学开启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解释取向。

启蒙运动后，神性被请下历史的舞台，然而，神性的去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理性的入魅。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成就了科学主义思维的一统天下，即使在人文科学的领域里，也处处弥漫着科学（实证）主义的气息，实证主义试图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解读世界上的一切现象，甚至将历史现象也作为具有机械因果链条的必然现象。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历史解释中体现为历史实证主义，历史实证主义“将意义关联转变之标志停留在历史事实及历史变化的单纯知识上，而没有依据对我们而言的历史事件及其意旨的意义上”，[1]狄尔泰因此向历史实证主义发难，指出了现代史学理论假定人们对历史的观察是超越于历史之外，是理性主义给人们造成的错觉。人是历史的存在，历史不能被视为完全外在于人的研究对象，人对历史的理解并不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和反观而实现的，而是在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中达成的。正如尼采所言，人是尚未决定的动物，人对自身的知识，也象人生一样，处于一种未决的状态，那么，对历史的理解就不可能是对历史的盖棺定论。每一个时代所理解的历史，实际上是每一代人在历史中选择而出的历史，包含着选择者对他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他未来的期望。狄尔泰认为，在精神科学中“意义的理想性不可归入某个先验的个体，而是从生命的历史实在性中产生的。正是生命自身在可理解的统一性中展现自身和造就自身，正是通过个别的个人这些统一性才被理解。”[2]狄尔泰以此作为其出发点，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贯穿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从而通过理解进行的历史解释成为可能。然而对历史中人的自我理解的强调，也暴露了历史主义的难局，既然历史知识包含着人们的自我理解，那历史知识如何又能避免主观的意见和曲解呢？如何保证历史真理具有客观的普遍性呢？

对于这一相对主义的难局，狄尔泰提出了历史自身具有“客观精神”的解决方案，即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环境。狄尔泰虽然否定了不变的人性存在，但是他提出的“客观精神”实际上又假定了一种共同的人性存在，只不过这种共同的人性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人们在历史中约定俗成的规范与习俗，文化环境为人们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提供了共同的解释标准，文化环境的改变为解释标准的改变提供解释，在共同的文化环境下，历史知识就不再是人们任意的主观选择，从而保证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也成为可能。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的，然而，这个文化背景却是由历史来提供的。狄尔泰的“文化环境”固然为历史的理解者提供了共同心理、理解基点和共同规范，但是历史在理解自身时，并不是由作为“客观精神”的文化环境进行的，解释者在解释历史时，同时是对他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行解释。因此，历史意识的矛盾再次暴露，不是用“客观精神”判别历史知识的真伪，“客观精神”就是历史。在这里，历史主义试图由主体意识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客观精神”去衡量历史，判别历史知识的真伪，实际上又犯了思辨哲学的通病，试图在主体中分离出一个能够审察主体意识的超历史的思辨主体，使主体意识立足于“客观精神”之上客观的解释历史。在这里，狄尔泰用其“经验”观念发展了解释学，他的解释学不再致力于设法摆脱个人的经验，力求去发现超越个体经验的客观真理，而是标举出蕴涵于人类经验之中的“客观性”，他假定了一种共通的人性贯穿于人生经验之中，从而使理解成为可能，狄尔泰一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不认为客观真理存在于超历史的个体之外，而是存在于共同的经验之中，这种真理观颇有“真理共识论”的意蕴。同时，狄尔泰将理解独立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区别于自然科学因果关系的说明方法，把理解的过程由知识的说明过程转化为意义的自我发现过程，这正如他所说，“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3]狄尔泰把理解设想成精神科学的基石，理解不再是重构作者的思想，而是体验过去的精神，而这种体验是建立在表达与被表达者的关系上。因此，理解一直同时是社会的传承关联体的表征。主体不再是作为单个主体，而是作为生活关联体的代表阐明的。狄尔泰尽管试图将精神科学从自然科学的规定中解脱出来，凭借主体性的经验把握过去的精神，然而，他试图在具体有限的历史理性基础上重建一种客观的理性，在他那里，历史解释仍然是朝向客观的历史知识迈进的，然而，理解的主体本身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主观的自我理解和客观的历史知识难舍难分，狄尔泰因此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困境。

狄尔泰历史主义的困境寓示着历史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的两难，对历史客观性的固守导致对人的历史性的遗忘，然而，对自我理解的强调又意味着对历史的抛弃。历史主义困境的摆脱有赖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批判性的拯救，哲学解释学以效果历史代替了客观历史，以独断的解释代替了求真（探究）的解释，带给我们对历史解释的崭新认识，从而带来了历史观和解释观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效果历史不仅仅关注历史现象和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而是关注现象和作品在历史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效果历史并非是伽达默尔的创造，然而，伽达默尔利用效果历史原则对人文科学进行方法论反思，赋予效果历史原则崭新的历史使命。在伽达默尔那里，效果历史意识成为理解活动的要素，“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诠释学处境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理解的流传物相关联的处境”，[4]因此，在伽达默尔那里，人的历史性不再是自我认识的可能性，而成为传统对理解者的束缚性，历史和传统成为理解无法摆脱的“前见”，也是历史解释得以进行的前提。在效果历史原则下，解释学的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一种以探求真实诠释为目的的求真（探究）型解释学转化为以追求富有成效地应用为目的的独断型解释学。在独断型解释学的视域里，客观的历史真理不再是历史解释的追求，独断型解释学的真理“不是通过方法来达到的真理，不是一种科学地和方法论地确立的真理，而是一种当它出现以后即被我们作为真的东西接受的信念性真理。”[5]

二、 无需立法原意的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立法者意志的探寻，因此，在法律解释中，历史解释又被称为法意解释。①德国法哲学家魏德士认为，“历史解释力图从法律规定产生时的上下文中确定规范要求的内容和规范目的。”[6]可见，历史解释的核心意义在于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但是，在历史解释的标准选取上，又存在着法律是按照产生时还是按照适用时来解释的问题，解释标准的选择产生了历史解释的方法之争，如果严格按照法律产生时来解释，历史解释则成为一种原旨主义的解释，历史解释的目的是重建立法者赋予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目的。原旨主义的历史解释实际上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历史观，试图实现从自我向他者的心境转换，通过心理解释对立法者的原意进行施莱依马赫式的想象式重构；如果按照法律适用时进行历史解释，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内容则体现为包含“客观法律意志”的文义和体系中，“历史解释的目标不是立法参与者事实上的内心意志，而是可以从产生历史的上下文中认识的历史的调整目的。”[7]这样，历史解释不再是对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心理解释，而是通过对立法历史的考察和对法律文本的理解而对法律客观精神进行把握。

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法在美国的宪法解释中表现为传统的原意主义（originalism）和新原意主义。传统的原意主义围绕着制宪者的意图而展开，传统的原意主义预设了在作品中存在着独立于读者理解之外的作者意图。通过对制宪会议、国会等立法机构立法活动进行考察，或者通过对人民投票表决结果进行研究，或者通过研究影响宪法条文、宪法修正案的历史事实、历史背景以确定当时制宪者的心理状态。原意主义的解释实践反映在战后美国50年代的司法实践中，美国的哈特(Hart)和萨克斯(Sacks)在这个年代在他们的《法律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将法律解释作为“想象性重构”(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理论，即法院应该努力通过想象将自己放在采取这些步骤的立法者的位置上……除非出现了勿庸置疑的事实，法院应假设立法是由合理地追求合理目的的人制定的。[8]原意主义主张读者模仿作者的心理状态，切实恢复作者的心理意图，对于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来说，由于立法过程的复杂性和立法价值的多元性，我们很难确定法律的真正作者，更难以确定集体性的立法意图，因此，原意主义作为解释方法很难在法律解释中扎下根基。然而，原意主义在法律语境中对民主和宪政的维护无疑具有强大的道德正当性，美国司法自治主义的忠实信奉者伯克因此对原意主义进行改造，而提出了新原意主义。新原意主义“并非是要去寻求制宪者或批准者内心的意图，乃是强调根据当代人对于宪法文字的一般理解或通常用法，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来依据制宪者当时一般人对于宪法的理解来解释宪法。”[9]伯克的新原意主义不再去追究人格化的制宪者和立法者，而是主张通过对立法历史的考察来把握立法所呈现出的“客观法律意志”。

追求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历史解释可以从解释学中找到根据，这渗透着施莱依马赫式的浪漫主义解释观，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受现在的观点影响去完全重构过去，所以想象式重构不可能取得有意义的效果，当我们声称我们仅仅在遵循立法者的意愿时，我们的想象性重构更多可能反映了自己的偏好而非立法者的意愿，这样一来，“人最后在事物中找出的东西，只不过是他自己曾经塞入事物的东西……”[10]因为传统是理解者无法摆脱的前见，前见是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当然前提。客观的法意解释似乎可以从狄尔泰那里得到理论上的支持，然而狄尔泰历史主义的困境已经向我们说明，任何理解者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能动性的个体对流动性的历史的解释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的视域融合过程，试图通过自我理解把握历史的客观精神已经不可能。因此，试图发现立法意图的历史解释面临着诸多理论的挑战和责难，正如德沃金所说，要将追寻立法原意的历史解释付诸实践，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即“历史上哪些人算是立法者？要如何发现他们的意图？当这些意图在某种程度上互不相同时，它们要如何被结合为合成的整体机构意图（institutional intention）？”[11]立法作为一个集体性的选择过程，而不是人格化主体的个人创作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原意主义的解释理论受到公共选择理论关于“作者是谁”的追问和责难。公共选择理论立足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把经济人的假设扩大到人们在面临政治选择的行为分析上，作为政治过程的选举过程也成为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选举过程成为带有不同价值观偏好的人们集体博弈的过程，因此，在公共选择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我们很难确定真正的决策者，更遑论决策者或者立法者的真正意图。在现代的政党政治下，多元化的政治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而立法的过程是合众为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仅仅是形成统一决定的过程，对于消除多元的政治价值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试图在充满歧异的政治争论中试图寻找统一化的心理状态无异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决定，而不一定是一个人格，因此我们应该控制自己，不要赋予立法机关某些心理状态，”[12]现代政治中的立法过程似乎应验了解释学上的著名断言，“作品一产生，作者就死亡。”对于通过公共选择而形成的立法产品来说，我们难以确定法律文本的作者，立法机构只是形成了统一的法律文本让司法者去解读。这样，正是司法机关所表述的才是何为法律的最后语言。据此，德沃金认为：“法官形成并精炼对那些决定案件法律解释问题敏感的政治理论，据此产生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每个法官关于最好解释的观念均是其他法官不需具有的信念结果。”[14]

三、立法原意的破灭与反多数民主的困境

立法原意的破灭很容易让我们从法律解释的作者决定论滑向读者决定论，法官成为法律最好的解读者，这样，对法律的历史解释抛弃了追寻立法原意的使命，个体的自我理解成为法官解读法律的方式。然而，这又容易遭到相对主义的责难，因为在读者那里，只要有理解，理解便有不同。因此，为维护宪政的民主价值和法律的安定性，立法原意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对立法历史的彻底抛弃，只是，历史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并不是优位选择的法律方法，历史解释方法往往运用于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中，通过对立法史的运用对当下案件的解决提供参考。然而，我们对立法史的运用不能停留在表层，解释者应该批判性地运用立法史，并且立法史不具有与立法文本相同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解释者应当对立法史进行深入考察以发现作为法律基础的背景预设，这些背景预设的效力应当接受当前案件的事实的检验。”[15]对立法历史的批判性运用与当下案件事实对立法背景的检验体现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立法史在诠释学境况中的作用只是解释者进行理解的前见和要素，不能将立法史作为解释的对象，因为对于法律解释来说，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的，解释的目的在于当下案件中的应用。我们一旦在法律解释中树立独断型的解释观，立法者的原意将遭到搁置，立法历史不再是独立于解释者之外的客观历史，历史解释成为法律解释中辅助性的解释方法。然而，解释观的转换是否违背了宪政中的民主价值而陷入反多数民主的困境呢？对立法历史的批判性应用是否违背了体现民主价值的多数人意志呢？毕竟，在启蒙思想那里，法治和宪政的根基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民主最为主要的是体现为多数人的自治与管理。权力分立的理论已经告诉我们，法官所司之法乃立法者所制定之法，法官对法律的过度解释将造成司法权向立法权的僭越。笔者认为，在历史解释中坚持效果历史原则和独断型的解释观不会陷入反多数民主的困境，对于此问题的解答，我们无须从解释学内部寻找答案，而应该从对民主命题自身的剖析开始，即民主并非是多数人意志的教条式民主，而是作为权利和自由的宪政式民主。

民主命题是要解决“谁来统治”的问题，启蒙思想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卢梭说，“确切来说，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16]受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法律人对“多数人（人民）统治”的民主抱有深深眷顾，而对多数人如何统治的问题却反应冷淡。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固守着民主的伦理基础死死不放，他们或坚持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政治学，利用关于民主的“众办宴会”的隐喻，①认为民主可以使众志成城、可以集思广益，但是，民主的政治学始于“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虚幻的人性假设，只存在于古典的雅典式民主中，然而，即使在城邦社会中，众口铄金的苏格拉底审判已经证明“集思广益”的民主也可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这将希腊城邦中曾经的雄辩滔滔淹没在汹涌的历史洪流中，雄辩滔滔的雅典民主并未带来正义，反而以对正义的毁灭而告终。这是因为，“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成为任何行为和规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天然证明的时候，多数的要求能够构成某种政治活动或政策的性质为良善的依据的时候，一种暗藏的危机就显露了，因为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点中得到反映。”[17]民主主义者或固守着对民主的功利主义论证，将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描述为对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促进，功利主义的论证无疑为民主披上社会福利的道德外衣，将每个人的投票动机预设为实现个人的幸福，多数决的结果即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体现，然而功利主义对理性的投票动机为毫无根据的预设，忽略了政党政治下投票者的政治信念等复杂因素，并且在“何谓幸福”、“何谓最大”等问题上语焉不详。作为社会选择理论的“孔多赛悖论”甚至质疑了多数决原则的有效性，认为在作为集体行动的投票过程中，只会产生循环的大多数，而不会产生确定的大多数，①因此，通过投票不会告诉我们社会到底想要什么，孔多赛悖论对民主困境的揭示也告诉我们多数人统治的不可能性，应抛弃对将民主作为多数统治的教条式理解。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逐步分野，作为公民私人生活空间的私域与作为公共政治空间的公域逐步隔离，文化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又极大张扬了个人的意志自由，因此，在现代社会，与其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毋宁说民主是一种不参与、不表态和不站队的消极自由，作为消极自由的现代民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既成事实。作为消极自由的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生活并非国家强制性的要求，反而意味着每个人都可固守不受国家公权力侵犯的底线和空间，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的自由，也具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公民具有表达此种政见的自由，也具有表达彼种政见的自由。因此，“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择与多数尊重和保障少数自由权利，实际上都是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民主规则是每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无论个人处于多数或少数之中，都会自愿服从这一正当性规则。”[18]可见，在作为消极自由的民主概念中本身包含着对少数人自由权利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解释抛弃对立法原意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反多数”，因为民主并非是多数人统治，立法原意未必是多数人意志，通过能动性和独断性的历史解释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恰恰是对民主规则的运用，因为权利和自由乃民主应有之义，对民主的尊重未必是对多数方的尊重，更大意义上是对民主程序和民主权利的推崇。“议会通过的成文法是议会做出的行为，不是议会多数一方的行为。多数方所倡议的立法之所以受到尊重，这是因为人们尊重立法机关以及组成立法机关的那些程序和制度形式，而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多数方本身。”[19]

四、动态性的历史解释：一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美国学者Eskridge在其著作《动态的制定法解释》中，通过提出一种进化论和动态论的制定法解释观点，列举了“韦伯诉联合钢铁公司工人”一案，具体展示了动态性历史解释中的效果历史原则和独断性特征，主张无法利用国会意图理论对该案进行历史解释，追寻国会意图或者制度意图的历史解释无法为该案指明清晰的方向，坚持动态性的历史解释可以得出公正的司法决定。

基本案情：1976年，在路易斯安娜州格莱姆塞地区的帝皇铝业公司，由于黑人劳动技能的缺乏，他们难以适应熟练工种，为了保障黑人的就业机会，该公司同意工会为技能性工种建立一个培训计划，并依照在职员工的资历和工龄作为他们可以参加培训计划的评价标准，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以一比一形式参加培训，一直到在熟练工种方面的黑人数量达到所有黑人熟练工人在格莱姆塞地区劳动力构成中的相同比例。布赖恩•韦伯是受雇于该公司的白人，他申请了该培训计划，但是因资历不足没有成功，尽管他的资历比相同岗位下的黑人申请人资历要深。韦伯于是起诉帝皇公司，其诉由为帝皇公司使用了种族定额体系，违背了1964年民权法的相应规定。按照1964年民权法第7章第703（a）项规定，雇主以下作法是非法的：（1）由于某个体之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民出身，没有雇佣，拒绝雇佣，或者解雇任何一个个体，或者就其就业报酬、期限、条件或待遇歧视任何一个个体。（b）由于某个个体之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民出身，以剥夺任何一个个体就业机会或者对其作为一个雇员的地位产生不良影响的任何方式，限制、隔离、归类其工作申请或就业申请。该案涉及到美国宪法中的“反向歧视”问题，但是，因为在前案贝基案中已经认定，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是对“国家行为”的要求，要求美国各州平等地对待人民，帝皇计划为私人行为非国家行为。因此，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很快认定该案不涉及任何宪法问题，韦伯的诉求只是帝皇计划是否违背了民权法的规定。所以，在这里，对于民权法中“平等”的理解法官们产生了分歧。多数派意见认为，为了促进美国在教育、就业和其他领域的种族平等，改变黑人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上的劣势状况，民权法中的平等观反对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并允许对黑人采取优待措施。异议意见认为，种族平等禁止任何基于种族的区分，既反对不利于白人的种族歧视，也反对不利于黑人的种族歧视，因此，反对帝皇计划因对黑人采取的优待措施而造成的“反向歧视”。[20]

　　大背景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仍，动乱不已。政治中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 浪漫主义文学

　　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社会和历史因素

　　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也给整个欧洲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潮。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对旧的封建文化秩序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在法国，执政府时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主张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到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描写个人失望与忧郁的“世纪病”，并颂扬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反抗。 此外，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势必导致不同阶层的人们心态的变化。城市中的资产者追逐自由竞争，幻想在这种“平等”的社会氛围中达到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另一方面，大革命使贵族阶层逐渐落魄，于是悲观颓唐、人生虚幻的情绪滋生，对神秘彼岸的向往也成为流行的思想。这种种社会图景和人生境遇都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行提供的土壤。 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德国的图宾根，为了庆祝攻陷巴士底狱，歌德等作家在城郊种下自由树，德国的文化刊物也纷纷追随法国革命思想，开始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的讨论。英国湖畔派诗人无一例外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按照自然的一般进行产生的，只不过它的好处推迟到来”，骚塞则公然自称自己是共和派。过去的批评家曾依照作家们对革命的态度而强分“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派，这是一种偏颇的做法，现在已经很少提及。

　　哲学和文化因素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浪漫主义文学

　　康德的形而上学区分了本体和现象，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人是自然法则的制订者，由此制定了世界的理想性质和神秘性质。其追随者费希特认为现实只是人的一种创造，强调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谢林认为世界中搬演着悲剧，整体中存在不和谐，人们必须从自然出发，超越这种不和谐，寻求自我。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社会的真理在于其历史中，而人的精神是历史。人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具有显著的唯心色彩的德国古典哲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视角。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揭露资本主义的贫困现象、民主自由的虚伪、婚姻制度的腐朽和殖民掠夺的残酷，并提出建立未来理想国度的前景。在理想国度里，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英国的欧文则更具改良意识，寄希望于仁慈的统治者身上，强调阶级调和、阶级互爱，以此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很多浪漫主义作家身上都能看到显著的乌托邦意识，就是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结果。

　　文学与艺术因素

　　尽管浪漫主义文学直到19世纪才蔚为大观，但实际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声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与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对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手法的概括。 《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都大量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至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则与浪漫主义有直接渊源。18世纪英国的伤感文学实际就是浪漫主义的雏形，法国启蒙文学家卢梭主张回归自然也是浪漫主义在近代的滥觞。 浪漫主义文学

　　横向上看，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思潮，而是涵盖了艺术的其他门类。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和籍里柯就曾创作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浪漫主义绘画，表达自己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的理解；肖邦、李斯特等音乐家风格幽婉深邃，比才的歌剧热情奔放，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典范。文学和艺术各门类之间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声势浩大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风潮。

诗经其书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称“诗三百”。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风》、《雅》、《颂》三部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划分。

诗经名句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解读：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一个长途跋涉的行者，在饥渴难耐之时，别人赠与他木瓜或者桃李之类的鲜果以解渴或者止饥。但受惠之人并非就此忘记了这滴水之恩，而是以涌泉报之——拿出随身携带的贵重的美玉相赠。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解读：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充满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奢求。高远的苍天啊，是谁把国家害成这样这是在抒发抑郁孤独的心情。知音难觅，所以要珍惜朋友，多理解他人。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解读：小心谨慎，好像走在深渊边上，好像走在薄冰冰面上。这是在形容做事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我们能有这种如履薄冰的态度，就能办好每一件事情。

哀哀父母，生我劬(音渠)劳。

解读：悲伤啊，父母生我养我多么辛苦。感恩和孝顺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父母的辛劳都是儿女前进的动力和情感的依托。孝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解读：其他山上的石头，也可以用来为我雕琢美玉。善于向别人学习，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解读：既明辨是非，又聪明过人，这样的人就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我们现在常说明哲保身，就是要懂得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这样才能在社会中不伤害他人，而又很从容地生活。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解读：白玉上的斑点还可以磨去，但是言语上的污点，是无法收回删去的。所以，说话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言，不能因为一时生气就说出伤人的话，那样的伤害是无法磨去的。

不忮(音置)不求，何用不藏

解读：不抱怨不嫉妒，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善呢与人交往，的法则就是不要去要求他人，这样也就不会伤害他人了。

予其惩，而毖后患。

解读：我要将过去的错误作为警戒，以防止后来再犯错。现在说“惩前毖后”，就是要不断吸取过去的教训，纠正以后的行为。这样以前的错误才会变得有价值。

诗经故事

诗经的整理

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据说孔子参与选编过《诗经》。由于年代久远，《诗经》作者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这本书是经过很多人改编的。

一般认为，《诗经》最初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对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一致的情况。可以认为，它是由官方制作的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

坦率地生活

《诗经》与以往民间流传的诗歌有所不同，它很少幻想和虚构，而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直接反映人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自然、淳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尚且可以做到如此真实，我们的生活也未尝不能做到。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心理，觉得社会过于复杂，害怕受到伤害，不愿意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拒绝虚假。当我们尝试着敞开心扉，将那层把别人隔于千里之外的面具拿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本身并没有过多的负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自己在折磨自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这个也是需要分人的性格的方面

但是诗歌的创作都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比如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望庐山瀑布》就是由自己看到的景象来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的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现实中真的有瀑布有三千尺嘛，这可不就是传说的银河嘛。这里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以及展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给庐山瀑布添加上的了神秘的神话色彩。、

  有浪漫主义诗人就有写实，批判性的诗人。他们所描绘，揭露的是关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又或者是战争等等

所以历史上的诗人不一定都很浪漫。

个人见解，如果有错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