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简介？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和史达尔夫人（1766年－1817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 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和阿尔弗莱·德·维尼（1797年－1863年）。前者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沉思集》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后者则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　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的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共有逾200万人来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　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曾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夜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将“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年－1855年）的抒情诗奇诡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大仲马（1802年－1870年）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将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极致。

　　俄国和东欧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失败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之后出现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年－1852年）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俄国军营的歌手》歌颂军人的爱国壮举，赞美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复兴。雷列耶夫（1795年－1826年）创办《北极星》，宣传浪漫主义思想。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等早年都是浪漫派，后来转向现实主义。莱蒙托夫（1814年－1841年）是俄国最坚定的浪漫主义诗人，长篇叙事诗《童僧》和《恶魔》塑造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反暴政的革命理念。小说《当代英雄》第一次塑造“多余人”形象，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　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855年）和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年－1849年）。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和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抨击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卖国贵族的行径。裴多菲则以《民族之歌》和《自由与爱情》等诗作歌颂为争取自由的斗争。

　　美国

　　由于美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以欧洲通行的文学流派的概念来衡量美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但由于美国文学也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通常人们也将美国文学史放入整个西方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研究。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高涨，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重视人的精神创造和追求自由的超验主义蔚为大观，至此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蓬勃发展。　爱默生（1803年－1882年）和梭罗（1817年－1862年）是超验主义理论家，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该回归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华盛顿·欧文（1783年－1859年）、詹姆斯·库柏（1789年－1851年）和爱伦·坡。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在他的小说中，“美国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浮出水面，不再深受英国文学的拘束。库柏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以《皮袜子故事集》为代表的边疆传奇小说，最重要的一部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爱伦·坡主张艺术要使读者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死亡、凶杀、复仇为题材，揭示人的幻觉状态和变态心理，他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共同被尊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美国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1864年）、沃尔特·惠特曼（1819年－1892年）和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1891年）为代表。霍桑在作品中对“隐秘的恶”进行挖掘，《红字》反映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以及教会的虚伪和不公，象征手法运用纯熟。惠特曼的耗一生的经历编纂、扩充诗集《草叶集》，歌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鼻祖。梅尔维尔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中成就最高者，擅长描写航海奇遇和异域风情，代表作《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小说中的“白鲸”已经成为一种超然的、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物的图腾。

《〈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两部作品引发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全面运用了对照原则，显示出丰富多彩的风格，堪称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

首演时遭到伪古典主义一派的捣乱，但在以戈蒂耶为首的浪漫派的喝彩声中，演出终于获得成功。“《爱尔那尼》之战”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克伦威尔〉序言》是雨果的创作进入第二时期的标志，他在这篇序言中正式与消极浪漫主义决裂。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雨果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增长着。另一方面，这种思想还具有不彻底性。三十年代后期，雨果的思想和创作开始发生危机，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危机才结束。

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其《克伦威尔序言》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他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作品；而法国又一位颇具影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波德莱尔则倡导了“以丑为美”理论，他的《恶之花》正是这一理论的代表力作。

对于这两位大家的文艺思想，人们已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是遵循了对比逻辑，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波德莱尔的以丑为美，则改变了矛盾双方事物的性质，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将他的美丑对照原则运用到了一种极致。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为了取悦于野蛮的人，

为了向魔鬼们神气十足的奴仆，

献媚，我们竟侮辱。

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奉承我们所厌恶的人们，

我们竟使被人无故鄙视的弱者伤心，

我们竟沦为奴颜婢膝的刽子手，

我们竟向极度的愚昧。

向公牛脑袋般的愚蠢致敬，

我们竟为腐败，

所发出的微光祝福。

我们竟亲吻呆若木鸡的蠢物，

并表示无限崇拜，

最后，为了把眩晕。

淹没在狂热中，我们竟至于，

仿佛因诗才而骄傲、以表现日趋，

没落的事物所引起的兴奋。

为荣的神父，

未渴而饮，

未饥而食，

快把灯吹灭吧，

别再迟疑，

让我们躲入黑暗深处。

文章简介：

《恶之花》是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的一部诗集，它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

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一种美。波德莱尔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

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心中的郁闷与苦恼。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19世纪的末期法国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上的焦虑孤独空虚与无聊，肉体上的欲望的沉沦，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精神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文学派别先后出现，到20年代形成高潮。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是法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失去了前期的热情和锐气，强调以“科学的精神”追求更精确的描写和纯客观的分析。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正式打出了象征主义的旗号，并逐步形成了象征主义作家队伍。

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波德莱尔不堪忍受家庭束缚，带着生父留给他的十万法郎遗产离开家庭，放浪形骸、标新立异，想以此表示他对正统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轻蔑。

波德莱尔的忧郁既与生俱来，同时也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人在失落其价值、找不到出路后内心的压抑、躁动的表征。它反映了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

他忧郁、孤独、高傲、悲观、叛逆，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从而也创作出更多焦灼的充满罪恶感的诗歌。

1851年波拿巴政变成功后，波德莱尔的革命激情很快便消失了。他对革命悲观失望，思想急剧向右摇摆，而且这种消极悲观、颓废的思想在他的头学观和诗歌创作中，他憎恨通行的和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憎恨平凡。

他甚至对健康的，自然和正常的东西也憎恶起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转向了内心的黑暗。他在本身就是与美感和道德对立的东西中寻找美感欣赏的对象，甚至不道德的东西，仿佛只要它不带有资产阶级作风的气息，他也乐意接受。然而，理想幻灭后，他又迅速恢复了文学生活。

他从此一直埋头于诗歌创作，在文学领域里进行旅命。而在文学领域里的革命却充分体现了他积极向上的。因此，1852-1857年间，他先后发表了20多首诗。期间他还翻译了大量爱伦·坡的诗文，后者作品强调写忧郁的情绪，大多古怪、传特、病怒的形象。

爱伦·坡“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作品对波德莱尔影响很大，使波德莱尔脱离了法国浪漫主义所陷入的个人多愁善感，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巨大作用。

于是，波德莱尔发展爱伦·坡的理论，使浪漫主义诗歌演变成象征派抒情体。诗人经过十余年的艰难创作，经过反复修改，《恶之花》在1857年最终发行出版。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得没错。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巴黎，虽然聚集了全世界最先锋也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可能比毕加索更配担当起伟大二字，更富有巨匠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而言，毕加索不仅是这一批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且无形中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他爱过的女人，他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画商、诗人抑或同样具有绘画天赋的同行)，甚至包括他的对手(譬如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恐怕都无不承认这一点。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能量在巴黎发迹了的西班牙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王者之气。“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了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当然，毕加索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果然像一路飙升的股票一样所向披靡，直至成为巴黎这座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中心中的中心——他刷新了一个时代。艺术史因之而改写。

巴黎曾经属于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属于莫奈、高更、梵高。在毕加索之前，巴黎还属于过波德莱尔——这位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鼻祖，写过一部《巴黎的忧郁》。然而在毕加索出现后，忧郁的巴黎才真正开始变得放荡了，以苦难为宿命的饥饿艺术家们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这位绘画界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也带给了他们以希望。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气候转温，春意萌动，一个可能大施身手的全新的时代终于姗姗到来。他们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朦胧的使命感：自己不仅是为现实而活着，也在为未来的艺术史而活着。于是，现代艺术的飞船选择了巴黎作为着陆的地点：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推动了历史。不管怎么说，跟梵高、高更等人相比，毕加索这一代艺术家基本上还算是幸运的，更有身逢其时之感。

《巴黎的放荡》这部书，堪称是这一代艺术家的集体传记：卢梭、布拉克、莫迪利阿尼、藤田、朱勒·帕森……他们的生活与创作都在其中占据了相应的篇幅。尤其重要的，还记录了跟这些画家同根共生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学活动：阿波里奈、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乃至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不管他们是巴黎的主人抑或过客，都以各自的膂力推动过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进程。但必须承认:毕加索的影子一直贯穿这部书的始终。或者说，他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群像后面至关重要的背景。要想彻底地了解放浪形骸、恃才傲世的那群人，只能从了解毕加索开始。这是走进现代艺术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同时还打开了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一个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放荡的巴黎。巴黎的天空与巴黎的星相图。

塞纳河右岸蒙特马特洗衣船的画室内，曾经蜗居着一大批落魄的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老死在那里。青年毕加索初到巴黎，也曾在这座后来名扬四海的贫民窟栖身，后来就头也不回地搬到富人区去了——可见毕加索也体验过一段捉襟见肘的生活，只不过他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它。贫困对于毕加索仅仅是中途换车的驿站，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则是难以抗拒的宿命。毕加索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身后的大多数难友，不仅因为他懂得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而且因为他不愿过多回首早期的贫困：“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的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特马特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被巴黎所重新塑造了的这个毕加索，在绘画创作中充满 ，在人情世故方面都掩饰不住他内心极端的冷酷:“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的地位。”我们只能善意地揣测，他并不是厌弃周围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行，而是厌弃贫困本身;虽然他一生只有过短促的贫困，却是很记仇的，他永远都把贫困视为头号敌人——这导致他爆发出非凡的能量，几乎是借助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心理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幸运儿，反而使其他人遭受的不幸显得更为强烈——那些生病的画家，欠债的画家，失恋的画家，醉酒的画家乃至自杀的画家，对毕加索只能望尘莫及，他们理解不了毕加索的奋斗精神(也可以说是世故)，也无法分享到毕加索的那种胜利感，这多么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毕加索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他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多多少少维护了集体的尊严。至少，画商们乃至世人在艺术家面前下意识流露的那份傲慢与偏见，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毕加索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毕竟，有更多的画家，追随毕加索的足迹走上了一条新路。不仅有一个毕加索的巴黎，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可见阿波里奈既是立体主义的命名者，又是毕加索艺术最忠实的吹鼓手。在立体主义初问世而四处碰壁之时，阿波里奈最先跳出来为其担任辩护的律师:“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里奈。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里奈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于是他成为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作为其主帅的毕加索本人还要激进、还要狂热。

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0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神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他身后依次是其他画家、诗人。或许在那一瞬间，铁石心肠的毕加索才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这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巴黎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故乡。巴黎，不断举行着婚礼，又不断举行着葬礼——就像那些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在不断地飘散，不断地变换。谁能够分得清自己是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客人即使毕加索称得上是艺术天空一颗难得的恒星，但在他周围，乃至在他之前之后，更多的则是流星式的人物——在重复地表演着一闪而逝的命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谓的卢浮宫(或其他艺术品博物馆)，不过是他们的集体墓园。然而，他们的消失丝毫未影响巴黎存在的意义——即使那样，他们永远是巴黎缺席的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