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的朝代的是哪个朝代？这个朝代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唐朝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朝代，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稳定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文化都让唐朝百姓过着幸福而安定的日子，但最让百姓们兴奋的还属唐朝一年高达二十九个的节假日，在此期间，百姓可以尽情享乐。如果你是官员的话，你甚至一年将会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度假。唐朝官员的诗写得好，不仅有科举制度的因素，可能还有休假制度的因素，他们拥有大量的时间提升自己的文采，打磨自己的作品。

那么问题来了，唐朝为何会拥有二十九个节假日呢？这些节日在后来为什么又消失了呢？

宗教节日放假？

唐朝宗教文化开放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当时，只要你不造反和违法乱纪，没人会管你脑袋里想什么。这也带来了十分宽松的宗教氛围，形成了三个可以正式放假的宗教节日，它们分别是老君圣诞、佛诞日、中元节，这三个节日各休假一日，但人们的度假方式并不只是吃喝玩乐，也会进行相应的宗教礼仪活动。

三个节日中，老君圣诞是道教节日，佛诞日是佛教节日，很好理解。但是，中元节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有些出入了，它不仅是鬼节，也是道教里地官的生日，佛教里的“佛欢喜日”。这三个节日中因为后来的统治者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而不再正式放假，但中元节却渐渐变为以鬼节为主的节日，在民间形成了长久流传的习俗。

重要节气或年底到了也可以放假？

唐朝是一个农业大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保障，为了人们有充足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或进行农事休整，每逢重要的节气或年底，唐朝便会放假，让官员，士兵，工商业人员去支援农民以保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样的节日个数达到了八个之多，他们分别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腊、膢（立秋）、小岁会、岁除。

这些节日，虽然有官府人员支援农业的目的，但那些人到底支不支援，官府也没有强制安排或规定。就算有人偷懒趁此机会度假，游山玩水，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且，能在这样的节日里放肆玩乐的人中，必定有许多是有权有势的官员们。相反，穷苦的农民们就算在节假日期间，也要继续为生计奔波。

皇帝的特权——诞节

既然有老君圣诞和佛诞日，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以皇帝的生日做为节假日的日子？于是，浪漫的唐玄宗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将自己的生日设为全国节日，开启了唐朝的诞节（皇帝诞辰作为全国节日）潮流。在这个节日中，官员们集体放假，皇帝举行大型宴会，与众多大臣娱乐，并就官员们的政绩论功行赏。因为这个节日很容易给皇帝带来极致享受，所以唐玄宗的子孙后代中，也有十几个皇帝重复了先皇的操作。诞节也因此成为唐朝的一个重要节日。但后来有些朝代的君主，似乎不太看重自己的诞辰，觉得这个节日可有可无，于是诞节便没能继续延续下去。

伟人、先祖与历史不应遗忘

唐朝的节日当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纪念性的节日，用来纪念伟人、先祖或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中和节纪念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艰难复苏并象征复兴的希望；寒食节纪念名士介子推；清明纪念本家先人等。有些节日在之前的朝代就有，而唐朝也十分尊重传统文化，重视文化传承，就将它们保留了下来。在后来的朝代中，除了中和节只对唐朝有特殊意义，其他大部分节日都流传了下去。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清明节与寒食节并不在同一天，更不是同一个节日。清明节是由寒食节发展而来的，清明节在唐朝正式独立成型。因为寒食节一般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两天，所以许多地方会有清明节前一两天不能上坟的习俗。

年初的狂欢，欢乐延续

古代中国人对于年际变化是很敏感的，辛苦劳作了一年，人们需要得到放松；年初也要狂欢，来为新一年的劳作振奋精神。在唐朝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年初的节日，而唐朝的百姓也来者不拒，统统保留了下来。唐朝的年初简直就是节日的聚集地，有元日、人日、祖日、上元、耗磨节等，当时的正月其实是一个狂欢月。

但在狂欢之中，许多人容易忘记节日原本的内涵。比如，人日是古人天人感应思想下，上天造人的日子，它的这层含义在后世的庆祝活动中渐渐丢失。这些年初的节日有些因丢失了内涵而消失了。

节假日的形成与流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看着唐朝的二十九个节日也不要太羡慕哦。静下心来，我们或许可以想想，为什么历史上的有些节日会消失，而有些又能长久流传呢？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五岁时就开始学习读书认字。十五岁时就已经作出了多首诗作，并且开始得到了一些社会上流人士的推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李白开始学习剑术，喜欢行侠仗义。

李白二十四岁时，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写诗文娱乐。次年，李白厌倦了御用文人生活，离开了宫廷。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因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几年后，李白重获自由。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1、读书与蜀中游历期：5岁-25岁

五岁随父到江油县，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读书，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二十五岁李白出蜀。

2、壮游与求仕期：26岁-42岁

李白不屑参加科举，希望通过漫游求得引荐的机会。二十六岁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到湖北安陆时，与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此约十余年。

3、长安三年入仕期：42岁-44岁

有人考证，李白曾两入长安，开元后期一次，但无功而返。天宝元年可能由于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召入长安作家供奉翰林。而李白自恃太高，无心理准备，依旧纵酒狂歌，桀骜不驯，后受排挤，赐金放还。二入长安在李白一生中很重要，使其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4、再次游历期：44岁-55岁

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到了去长安的杜甫，杜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李白有二诗与杜，杜有十二首诗赠白）。之后，白与武后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结婚。这期间，白热衷于求仙访道。

5、安史之乱期：55岁-62岁

安史乱后，白隐居庐山。玄宗奔蜀，马嵬后，肃宗在灵武继位。玄宗在成都尚不知时，发布公文，命其子平定天下。永王李璘在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东下平乱，实则别有野心。他经庐山辟李白为幕僚。李白是不懂政治的人，只是出于报国安民的意图而入幕。

肃宗以逆反镇压永王，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玄宗还都，大赦天下，白得还。据郭沫若考定“朝辞白帝彩云间”一诗即是李白听到遇赦而作，极高兴。他丛九江到三峡走了一年多，而回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62岁的白死于当涂，一说患腐胁疾而死，一说是因醉入水捞月而死。

李白的人生是错落复杂的，他在一方面接受了儒家思想，秉承着接济天下苍生，安居乐业共享同乐，但是另一方面又接受道家的思想，追求着个人的自由。除此之外他还承受着各种游历侠士的思想，勇敢地与封建社会做抗争，勇于打破传统观念，只为塑造自己的个性自由。

怀才不遇是李白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思想格调，与这个格调共同存在的是政治上对他的不重用和无所依靠的情感，而李白在年少时就有着很强的报负心，想要出人头地，赢得一片天下，他的思想是将天下人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来自儒家对于他的影响。

李白这一生都有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且有着高远的抱负，他想要接济苍生，安居乐业，让世间都和平美好，即使在他遭到他人的陷害被贬谪，他也是保持着自己慈悲的心怀保持善良，而并不是避开官场隐居，所以也就有大量的歌颂了古代的功臣英雄的诗词歌赋都出于他的手中。

李白追求自由，这往往是来自于道家思想，大多表现在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认同上，在李白所羡慕的古人当中，他感触最多的，就是这几类人物，第一类是纵横家世的奇人，第二类是帝王的老师朋友的各种位分高的将相，第三种是不贪恋功名甘心隐退的宰相，第四种是有着高尚情操的隐士。

李白这一生飘荡于江湖，浪迹天涯慷慨自负，不拘泥于平常琐事，他不拘小节，不看重钱财经常对贫苦人家施予援手，有着豪迈大气的侠士气度，这也养成了他十分的崇尚英雄的性格，这反映在他的诗歌当中。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得没错。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巴黎，虽然聚集了全世界最先锋也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可能比毕加索更配担当起伟大二字，更富有巨匠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而言，毕加索不仅是这一批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且无形中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他爱过的女人，他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画商、诗人抑或同样具有绘画天赋的同行)，甚至包括他的对手(譬如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恐怕都无不承认这一点。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能量在巴黎发迹了的西班牙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王者之气。“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了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当然，毕加索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果然像一路飙升的股票一样所向披靡，直至成为巴黎这座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中心中的中心——他刷新了一个时代。艺术史因之而改写。

巴黎曾经属于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属于莫奈、高更、梵高。在毕加索之前，巴黎还属于过波德莱尔——这位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鼻祖，写过一部《巴黎的忧郁》。然而在毕加索出现后，忧郁的巴黎才真正开始变得放荡了，以苦难为宿命的饥饿艺术家们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这位绘画界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也带给了他们以希望。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气候转温，春意萌动，一个可能大施身手的全新的时代终于姗姗到来。他们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朦胧的使命感：自己不仅是为现实而活着，也在为未来的艺术史而活着。于是，现代艺术的飞船选择了巴黎作为着陆的地点：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推动了历史。不管怎么说，跟梵高、高更等人相比，毕加索这一代艺术家基本上还算是幸运的，更有身逢其时之感。

《巴黎的放荡》这部书，堪称是这一代艺术家的集体传记：卢梭、布拉克、莫迪利阿尼、藤田、朱勒·帕森……他们的生活与创作都在其中占据了相应的篇幅。尤其重要的，还记录了跟这些画家同根共生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学活动：阿波里奈、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乃至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不管他们是巴黎的主人抑或过客，都以各自的膂力推动过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进程。但必须承认:毕加索的影子一直贯穿这部书的始终。或者说，他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群像后面至关重要的背景。要想彻底地了解放浪形骸、恃才傲世的那群人，只能从了解毕加索开始。这是走进现代艺术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同时还打开了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一个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放荡的巴黎。巴黎的天空与巴黎的星相图。

塞纳河右岸蒙特马特洗衣船的画室内，曾经蜗居着一大批落魄的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老死在那里。青年毕加索初到巴黎，也曾在这座后来名扬四海的贫民窟栖身，后来就头也不回地搬到富人区去了——可见毕加索也体验过一段捉襟见肘的生活，只不过他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它。贫困对于毕加索仅仅是中途换车的驿站，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则是难以抗拒的宿命。毕加索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身后的大多数难友，不仅因为他懂得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而且因为他不愿过多回首早期的贫困：“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的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特马特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被巴黎所重新塑造了的这个毕加索，在绘画创作中充满 ，在人情世故方面都掩饰不住他内心极端的冷酷:“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的地位。”我们只能善意地揣测，他并不是厌弃周围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行，而是厌弃贫困本身;虽然他一生只有过短促的贫困，却是很记仇的，他永远都把贫困视为头号敌人——这导致他爆发出非凡的能量，几乎是借助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心理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幸运儿，反而使其他人遭受的不幸显得更为强烈——那些生病的画家，欠债的画家，失恋的画家，醉酒的画家乃至自杀的画家，对毕加索只能望尘莫及，他们理解不了毕加索的奋斗精神(也可以说是世故)，也无法分享到毕加索的那种胜利感，这多么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毕加索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他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多多少少维护了集体的尊严。至少，画商们乃至世人在艺术家面前下意识流露的那份傲慢与偏见，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毕加索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毕竟，有更多的画家，追随毕加索的足迹走上了一条新路。不仅有一个毕加索的巴黎，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可见阿波里奈既是立体主义的命名者，又是毕加索艺术最忠实的吹鼓手。在立体主义初问世而四处碰壁之时，阿波里奈最先跳出来为其担任辩护的律师:“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里奈。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里奈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于是他成为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作为其主帅的毕加索本人还要激进、还要狂热。

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0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神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他身后依次是其他画家、诗人。或许在那一瞬间，铁石心肠的毕加索才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这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巴黎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故乡。巴黎，不断举行着婚礼，又不断举行着葬礼——就像那些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在不断地飘散，不断地变换。谁能够分得清自己是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客人即使毕加索称得上是艺术天空一颗难得的恒星，但在他周围，乃至在他之前之后，更多的则是流星式的人物——在重复地表演着一闪而逝的命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谓的卢浮宫(或其他艺术品博物馆)，不过是他们的集体墓园。然而，他们的消失丝毫未影响巴黎存在的意义——即使那样，他们永远是巴黎缺席的在场者。

浪漫应该说不上吧，题主是清宫剧看多了才会有这种感觉。帝王浪漫的也不少，不过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浪漫归结为有钱，有钱是制造出巨大浪漫的基础保障，乾隆确实挺有钱的。

与其说是浪漫，我认为更应该说重情义，当然，帝王自己称自己为寡人，我们也对历史有所了解，皇上是整个皇宫里最为孤独的人，很少有哪个皇帝重情重义，站在至高无上皇权巅峰的他们大多凉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乾隆重情义也只是与历代帝王相对而言。

乾隆酷爱写诗，他后半生写下了许多诗篇，虽说不那么著名，但是乾隆本人比较自恋。乾隆还被叫做弘历时，就喜欢富察氏了，他们是少年夫妻，二人拥有最好的时光与陪伴。弘历登基之后富察氏虽说贵为皇后，却因病早早离世，此后乾隆把对富察皇后的思念之情全部写在了诗中，借此聊表相思，仔细想来还没有哪一个皇上为谁写过这么多诗篇，因此乾隆这一点还算称得上些许浪漫吧。

说起浪漫，其实并非一定要和爱情相关。乾隆在位时清朝达到盛世巅峰，乾隆身体非常好，在他六十六岁那年，亲自监督命人为母亲打造了一座十分奢华的宝塔，塔身全金制作，做工十分精细，可以说乾隆的这一举动轰动当时乃至现代，借此表达儿子对去世母亲的思念以及尊敬之情。令人感动的是，当年乾隆已过花甲之年，还能有此心思，可以说是十分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