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真正的人民学习

刘刚和李东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随着体制内的史学日益僵化，当消费狂欢的兴奋点转向下一个目标时，在这些庄严热闹的场景之外，又诞生了新的好的历史叙事。中国三大新史学叙事分别是梁任公倡导新史学和夏曾佑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即摒弃以皇族血统为主轴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叙事的新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学或考证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解决了对众多具体史实的认识和理解问题。老师和老师陈最著名的贡献。二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梁启超、夏曾佑、钱穆、吕思勉等老师的传记和通史著作可视为代表。第三，大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只看到“规矩”和“阶级”，却看不到一个人，良莠不齐，主要是病。基本上都已经被有理性思维的读者抛弃了。当然，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基本依据。最近二十年，不时髦的、值得一读的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出来了，尤其是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然后两个方面，实在是欠缺。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日益被抛弃，而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没有提出来，或者有各种来自西方的历史理论，但没有发现运用这些理论的成功著作。于是，今天中国的历史读者失去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被哗众取宠的讲故事者、故意翻案的颠覆者、专事隐私的偷窥者、宁愿以歪曲历史为代价而参考过去和现在的影射者所困扰许多教授、副教授、博士依据"学术规范"炮制出具有"国家项目"地位的专著，在网络上处于"权威"和"核心"地位，历史叙事正借助网络作家之手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后现代文化消费狂欢。历史在这样的消耗中消亡。太炎老师说：“国若无史，人必留此。”今天，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今天中国的人都是没有根的人。极端的事情一定要反过来。当陈腐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腐朽，当体制内的史学变得日益僵化，当消费狂欢的兴奋点转向下一个目标，新的好的历史叙事就在这些庄严热闹的场景之外诞生了。什么是好的历史叙事，什么是好的历史叙事？首先，非功利的“利己”学习，而不是为了政治、威权、职称、地位而“代人”的学习。其次，是依靠知识和规范，但不以知识和规范为目的的真正的学术成果，而不是只有规范却空洞稀疏的假冒伪劣“杰作”。这些好的叙述者，当然是民间学者，而不是大学教授，或者其他，身在大学，心在江湖的边缘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和个人兴趣而从事研究的作家，而不是为了利益而想吸引大众眼球的学术贩子和文化商人。我这里说的历史叙事是《春秋故言检论》，具有通史性质，但与通史绝对不同。我们来看看作者开头说的：历史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熟悉的朝代中国，一个是贯穿各个朝代，容易被忽略的文化中国。中国朝代兴亡交替，没有长生不老的人，而中国的文化延续了几千年，而且还在发展。“朝代辉煌，是历史的表象，山河无声，是历史的本体。”看王朝的时候有三种眼神。
第一，从皇帝的角度，用司马光的眼光，看到朝代兴亡的经验教训；第二，从官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权术和经济利益与独立美德相结合的官员哲学，传统官员主要从其中汲取营养；第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胜负成为王朝兴衰的永恒逻辑。反叛是正当的，以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所有超越的价值观都被彻底抛弃。重读中国的历史，要放在山河之中。江山读什么？一个人：看看那些有人格、有人情、有智慧、有气节的人，从孔子到屈原，从孙武到范蠡，从夏杰的鄞州到茯茶的勾践。作者看到的不是皇帝，而是活生生的人。两首诗：诗中有真性情的表达；有“忧雅”的文化、礼仪、绅士风度的创造与传承，甚至有民主政治的尝试与探索。三个哲学家和思想。四个战士和顾问。五岳河山，香草细木这些是文化景观的灵魂和主体。如何读江山？用诗意的眼光。什么是诗意的视觉？即审美直观的认识和表达形式。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生命直觉在阅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在很多时候，历史的自觉不是逻辑演绎的必然结论，而是直觉洞察的收获。一是高度关联的语言表达形式，即诗歌的表达形式。这本书采用诗体，或者说散文诗性的语言，是为了突破科学史所必需的经验逻辑的语言规范，谁是压制甚至扼杀自由想象表达的刽子手。诗意的历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是罕见的。但作者推崇的司马迁和陈寅恪，才是真正的诗人。《文化的江山》是鲁迅的“《史记》无韵”。陈寅恪先生的诗就不用说了，《离骚》，是用史家的诗理解历史上诗人的最好例证。，是在形似的意义上，法律史学先贤的创新之作。比如从诗意的角度来说，作者喜欢伏羲的绅士风度和男子汉气概，但对勾践忍辱吃粪报仇的人生策略表现出极大的鄙夷和蔑视。个人尊严，在作者看来，远比任何伟大的成就都重要。同理，无论如何，韩信双腿受辱也不应该是真正的骑士、英雄、儒生的选项。相反，打了败仗的宋立科相公应该受到高度赞扬。中国历史上许多被肯定的人生观、生存观和成功策略，对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者卑微人格的塑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宋湘，鄙视勾践，是重建中国现代个体人格的应有之义。诗意的视野从何而来？出自“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总结中国近百年历史叙事最重要的结论。前人有此洞见，先作表率。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晚生的少年怎么能局限于赞美陈寅恪的伟大人格，一辈子无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如是别传》应该算是当代中国史家的忏悔、启蒙和崛起之作。独立的真谛是什么？确立人的文化个性。文化个性被作者定义为“自我意识、自我约束、自我确立”。“自我意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律是自我的本质规定，自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概括是这本书意义的哲学基础或基本观点。有了如此高度自觉的历史叙事意识，《文化的江山》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个体通史书写方式。
本书以全新的表达方式，诱惑读者进入青铜时代古老而崭新的世界，两河流域的世界，以司马迁线为标志的农耕游牧世界。进入历史上那些恶人、愚人、暴君、昏君、美人、丑人的内心世界；进入灿烂、辉煌、奇特、异己的思想花园；同时，它也带领我们回到古代雅典，回到今天的时尚。也带领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当代的愤懑，对追古君子、追古先烈、追古圣贤、追古英雄美人、追古典雅诗的浪漫情怀。是谁呀？岳，江湖人，民间文人。子曰：“礼失，而求野。”。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史学在付出了大学失去应有学术的沉重代价后，终于出现了一代来自中国的学者，尽管为数不多。我读《文化的江山》，有一种“真学在民”的感觉。从这本书里，我可以断言，中国伟大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即司马迁、太史公的传统，以及梁启超、陈寅恪的传统，很快就会回归。它成为现实只有一个条件，自由。在当前的文化形势下，如果中国还有复兴的机会，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出现大量像《文化的江山》这样的免费的、彻底个性化的作品。其实这样的作品绝对不止一种。从三年前张远山在天津胡安第一次车祸的《文化的江山》，到几乎与这本书同时出版的刘老师的《文化的江山》，从许多历经波折的人文学术著作的出版，到在民间和网上的流传，都是这样一种文化复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