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写过什么诗歌？

严格的说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作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想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生养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们儿，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双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势利眼是一个词语，读音是shì lì yǎn，一般指对有钱有势有权的人趋奉，对无权无势的人歧视的恶劣行径，眼里只有趋炎附势。

对于势利眼人来讲，他们只是一个群体，但是喜好也不是相同的。也可能会有浪漫的观念，有可能会性格木讷。

对于这些人来讲会交朋友，只要是适合自己的朋友他们都会去积极的去交往。当然也是分人的。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和史达尔夫人（1766年－1817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 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和阿尔弗莱·德·维尼（1797年－1863年）。前者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沉思集》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后者则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　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的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共有逾200万人来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　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曾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夜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将“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年－1855年）的抒情诗奇诡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大仲马（1802年－1870年）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将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极致。

　　俄国和东欧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失败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之后出现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年－1852年）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俄国军营的歌手》歌颂军人的爱国壮举，赞美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复兴。雷列耶夫（1795年－1826年）创办《北极星》，宣传浪漫主义思想。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等早年都是浪漫派，后来转向现实主义。莱蒙托夫（1814年－1841年）是俄国最坚定的浪漫主义诗人，长篇叙事诗《童僧》和《恶魔》塑造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反暴政的革命理念。小说《当代英雄》第一次塑造“多余人”形象，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　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855年）和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年－1849年）。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和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抨击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卖国贵族的行径。裴多菲则以《民族之歌》和《自由与爱情》等诗作歌颂为争取自由的斗争。

　　美国

　　由于美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以欧洲通行的文学流派的概念来衡量美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但由于美国文学也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通常人们也将美国文学史放入整个西方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研究。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高涨，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重视人的精神创造和追求自由的超验主义蔚为大观，至此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蓬勃发展。　爱默生（1803年－1882年）和梭罗（1817年－1862年）是超验主义理论家，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该回归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华盛顿·欧文（1783年－1859年）、詹姆斯·库柏（1789年－1851年）和爱伦·坡。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在他的小说中，“美国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浮出水面，不再深受英国文学的拘束。库柏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以《皮袜子故事集》为代表的边疆传奇小说，最重要的一部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爱伦·坡主张艺术要使读者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死亡、凶杀、复仇为题材，揭示人的幻觉状态和变态心理，他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共同被尊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美国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1864年）、沃尔特·惠特曼（1819年－1892年）和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1891年）为代表。霍桑在作品中对“隐秘的恶”进行挖掘，《红字》反映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以及教会的虚伪和不公，象征手法运用纯熟。惠特曼的耗一生的经历编纂、扩充诗集《草叶集》，歌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鼻祖。梅尔维尔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中成就最高者，擅长描写航海奇遇和异域风情，代表作《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小说中的“白鲸”已经成为一种超然的、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物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