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分类
积极浪漫主义——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消极浪漫主义——不具有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上分发明显不科学,但从作品的感情抒发的方式不同,积极和消极的概念仍可保留,不过需要重做定义:
积极浪漫主义——以直白宏大的语言表达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雪莱、屈原、普希金
消极浪漫主义——以含蓄内敛的语言表达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英国湖畔派、中国新月派
以作品表现形式
浪漫主义以作品表现形式分类可以分为两类:有神浪漫主义与无神浪漫主义。
有神浪漫主义——以传说或自创的“神”的形象为载体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泰戈尔、屈原、但丁
无神浪漫主义——以自然或社会现象为载体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应该湖畔派、中国新月派
文学作品各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比消极浪漫主义文学更优越,无神浪漫主义文学也不比有神浪漫主义文学更先进。之所以对文学作品分类,只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与品读,除此之外并无实际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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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科学幻想小说(英语:Science Fiction)简称科幻小说(英语:Sci-Fi),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的虚构性文学作品。 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 体裁 。它的 情节 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 宇宙起源 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 科幻小说 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像。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一般认为英国诗人 雪莱 之妻 玛丽·雪莱 (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是第一部科幻小说, 法国 作家 凡尔纳 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我国 高士其 等也写过不少优秀科幻小说。
中文最早也有译作 科学小说 。虽然从科幻史的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一个能被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定义标准。在科幻爱好者中盛传的一则“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是这样的:“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可以说,这比一个精确的定义更能概括科幻小说的特质。美国著名文学 评论家 伊哈布·哈桑曾说:“科幻小说可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主观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它似乎触及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深藏的某些幻想。”
科幻小说也是通俗小说的一种,与一般的传统小说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它又是一种文艺创作,并不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
从抒写幻想的方式来看,它应归属于 浪漫主义文学 的范畴。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也像优秀的 浪漫主义 作品一样,扎根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某些杰出的科幻小说,往往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上,提供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预见。有时,某些科学发明尚未出现,科幻小说里则已经进行生动的描绘,如潜水艇、机器人、 宇宙航行 等。
唯美旨趣与科学精神在福楼拜小说创作中是通过虚幻与真实交织在一起的
举例《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悉心五年,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当他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死去时,他痛哭流涕地叫着“包法利夫人死了!包法利夫人死了!”那位在场的朋友不解地说,“既然是你写的人,不让她死不就是了。”福楼拜却坚定地回答,“可她必须死。”是的,按照福楼拜这部小说的逻辑(那种缜密的生活逻辑的推演,丝毫不亚于科学的严谨性),爱玛必须死。
福楼拜为他这部精心结构的小说小心翼翼地安放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这部杰作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郝麦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是的,那是个科学爆炸式发展而宗教不断式微的时代。可怕的是,人性中的愚蠢没有丝毫的减少,反而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而水涨船高。窃以为,爱玛与其说是死于欲望,不如说是死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就是欲望的一种形式。
爱玛的悲剧在于,一种将虚幻与真实相交织(甚至演变到将虚幻凌驾于真实之上)的欲望逐渐吞噬了她。在此,福楼拜非常精妙地描述了一个关于爱玛的日常生活细节:沉迷于浪漫小说。是的,我们的包法利夫人沉迷在那些浪漫主义小说所勾画的幻象之中。19世纪中叶是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阅读浪漫小说成为一种风靡的时尚,爱玛的行为绝不是一个孤例。然而,她越是沉迷,就越是虚荣,越是抵拒现实。她要的浪漫爱情需要用金钱堆砌,可是他的乡村医生丈夫的诊费并不能满足她。于是,她就各种借钱,以满足她在生活上的虚荣和奢侈。莱昂也曾想让她明白,住在便宜的旅馆里并不影响约会,可是她总能找各种理由否认,继续奢侈的生活——浪漫爱情小说里从没有主人公被催债的桥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浪漫主义思潮对美国精神建构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HB12WX008 )的研究成果。赵朝霞黄天娥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始于18世纪末期,以先验主义为高潮,到美国内战爆发时开始衰落。18世纪末期,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仍然依附于英国,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随着政治经济力量的日渐增强以及领土的不断扩张,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日渐高涨,于是在文学领域产生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浪漫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些作家开始了文学创新之路,真正的美国作家和诗人成长起来,他们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摆脱了英国文学的影响,散文、随笔、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开始体现美利坚合众国独特的民族精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以及爱国主义热情。
一、创作题材的本土化激发了爱国主义
从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到“西进运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开始用美国人自己的语言创作以美国本土为题材的作品。他们力图通过对美国本土自然风光的描述突出本土文化特征,刻画本土人物,反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气质。美国本土特色的新时代是美国文化独立、美国精神确立的重要标志,确立了美国的民族文学和民族精神,激发了美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在创作题材上为美国文学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了解风土人情,搜集民间传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着力发掘和表现美国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他的名著《见闻札记》和《瑞普·凡·温克尔》是本土化题材最为突出的代表,作品以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题为特点,成为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欧文致力于创作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在作品中,他描写了哈德逊山谷的独特景色和生活气息,并选择美国本土的小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通过幽默夸张和生动形象的语言突出了独特的美国本土气息和美国式的人物性格原型,并用讽刺的口吻嘲笑美国人的自大、实用主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美国在取得独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领土从200多万平方公里扩展到900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原野为边疆题材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他的《皮袜子的故事》以美国向西部边疆开拓和印第安部落的灭亡为背景,表现了美国人如何勇敢地开辟美国文明的过程。在《皮袜子的故事》中,库柏刻画了主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浓厚的美国浪漫主义色彩和民族精神。库柏的边疆意识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是美国文化本土化和美国文学本土化的过程的体现,是美国自由、民主和个性的源泉。
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在创作题材的本土化方面描绘了美国本土的自然风光,也为美国文化的本土化进行了探索。亨利·大卫·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细腻地描绘了瓦尔登湖的优美景色,倡导人们走近大自然,并有目的地探索人生,以追求心灵的升华。《瓦尔登湖》的精髓是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解放,这是任何自由的起点;爱默生强调自然崇高、人的神圣和自力更生的思想,认为人和自然界都具有神性,因而人应该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不言而喻;惠特曼在他的《草叶集》中歌颂劳动,歌颂大自然,歌颂“个人”的理想形象,他以丰富、博大、包罗万象的气魄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乐观向上精神,蔑视蓄奴制和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理想的社会现象,表现出对人类的广泛的爱。
二、超验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
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的超验主义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起源于单一神教的超验主义强调人与上帝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认为上帝、自然和人类都通过共同的灵魂相联系,结果是解放了人性,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超验主义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其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完满、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超验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进入全盛时期。
1836年以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俱乐部成立,在此后七年的时间里,超验主义主张以意识为武器,摒弃以理性为主的经验主义,主张意识是人的心灵的真正所在。爱默生的《自然》宣扬 “上帝与我同在”“人人心中见上帝”的人本主义思想。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和《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等作品主张人应该做心灵的披露,这样才能摆脱人性的枷锁,不断认识自我,通往心灵的自由境界。超验主义推崇人的能力,颂扬人的本质精神,即自由和民主的精神,这里的民主是指宽泛意义上的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完满状态的一种理想。在那个充满自信、希望和进步的时代,超验主义者看到了真正民主和自由实现的希望,1838年超验主义者奥利司特斯·布朗森表达了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乐观情绪:“这里是一块处女地,一个广阔的田野,一个新的民族,拥有未来、无尽的思想和无穷的自由。在这里,唯有在这里,哲学家们可以在人性上做实验,展现何时何地拥有自由,如何保持自我。”①超验主义者对真正民主自由境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思想领域,也试图在现实中去实践这种思想。梭罗到瓦尔登湖结庐而居,过了两年零两个月自给自足的生活,积极倡导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个体的自由,以领悟精神的崇高、追求心灵的升华;超验主义者建立布鲁克农场的目的就是把推崇自然和个人主义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希望过一种简朴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超验主义是美国精神独立的宣言,尽管超验主义提倡的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思想是乌托邦式的,但它能振奋人心,给人以希望,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以解脱,孕育了美国人民自信、自助、自强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推动了美国民族精神的确立和发展。
三、创作形式上的自由创新
在创作形式上,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但大部分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更加强调个人主义和直觉的价值,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形式和语言上也更加突出了多样化和创新性。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下: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和《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还有普希金的诗歌
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缪塞,这些人的主要作品。
《暮光之城》蛮好看。
巴黎圣母院,神曲,唐吉可德。
文学:
雨果――法国――《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雪莱――英国――《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海涅――德意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大仲马――法国――《基督山恩仇记》
音乐:
肖邦(1810-1849),波兰,有“钢琴诗人”之誉。作品:《降A大调波兰舞曲“英雄”》《革命练习曲》、《离别练习曲》、《一分钟圆舞曲》、《降E大调辉煌的大圆舞曲》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作品:《第二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匈牙利狂想曲》、《爱之梦第三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个特别好听!!)、《降D大调音乐会练习曲”大海》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作品:《童年情景》、《蝴蝶》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作品:《第一钢琴协奏曲》、《1812序曲》、《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悲怆”》。舞剧:《天鹅湖》(1876年)、《睡美人》(1889年)、《胡桃夹子》。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1879年)、《黑桃皇后》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曾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尼采有过交往。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漂泊的荷兰人》
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作品:《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涯》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仲夏夜之梦》
肖邦(1810-1849),波兰,有“钢琴诗人”之誉。作品:《降A大调波兰舞曲“英雄”》《革命练习曲》、《离别练习曲》、《一分钟圆舞曲》、《降E大调辉煌的大圆舞曲》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作品:《第二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匈牙利狂想曲》、《爱之梦第三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个特别好听!!)、《降D大调音乐会练习曲”大海》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作品:《童年情景》、《蝴蝶》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作品:《第一钢琴协奏曲》、《1812序曲》、《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悲怆”》。舞剧:《天鹅湖》(1876年)、《睡美人》(1889年)、《胡桃夹子》。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1879年)、《黑桃皇后》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曾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尼采有过交往。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漂泊的荷兰人》
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作品:《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涯》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仲夏夜之梦》
现代法国人的起源非常复杂,主要由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罗曼人构成。法语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拉丁语的一种现代形式。那些古罗马的拉丁语天才尽管早已作古,却似乎始终左右着法语文明发展的轨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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