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的末尾,诗人似乎又将诗的开头所出现的那个镜头又重放了一遍。首尾两节的词句几乎全部相同,只是将其中的“我希望逢着”改成了“我希望飘过”。这一改,一方面表明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另一方面却让人感到诗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因而,读到诗的最后一节,我们不禁感到:诗中所渲染的那种理想破灭而又无法挽回的苦闷、哀怨而又无奈、惆怅的情感又加深了一层。
白墙黑瓦的建筑物之间,小巷曲折而悠长;正是梅雨季节,天空阴沉沉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小巷里空荡荡的,只有诗人
撑着油纸伞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诗人一人在雨巷中独行;而他彷徨不定的步态则分明透露着他内心的孤寂和苦闷之情。小巷、细雨、撑着油纸伞的孤独诗人以及他的彷徨步态——这就是这首诗的开头几句所展示给我们的镜头。在上述镜头过后,诗中出现了一段诗人的内心独白: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并非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而是诗人幻想出来的(他希望碰上的)一个虚拟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诗中接着写道: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丁香花开在仲春时节,花色或白或紫,给人柔弱、娇美而又纯洁、庄重的感觉。丁香花娇美却易凋谢,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对着丁香往往伤春,说丁香是引愁之物。中国古代的诗歌中有不少吟咏丁香的名句,如:“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南唐李璟《浣溪沙》词);“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等。由于中国古代诗人们的反复吟咏和广泛传唱,在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心中,丁香逐渐成为美丽、高洁、柔弱、愁怨之类性质或具有这类性质的事物的象征。《雨巷》中出现的“姑娘”就是全面具有中国古代诗人赋予丁香的上述性质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既具有丁香的美丽姿态和颜色,又具有丁香的高洁和芬芳,还具有(古代诗人赋予)丁香的忧愁与哀怨的特点。
这样一个宛如丁香魂魄所花的\'姑娘\',一经诗人的想象而创造出来之后,也就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在诗中,她也像一个现实人物一样活动起来: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诗中所写的雨巷里,本来只有诗人一个人独行;自“丁香姑娘”出现后,就有两个人在其中行走了;而且,那个姑娘的步态、表情乃至手上的油纸伞都与诗人一样。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显然使诗人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中,现在有两个各自孤独的青年男女在活动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可以推想,这)也正是诗人当时所想知道的。诗中接着写道: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她终于向诗人走近了,(我们可以想见诗人这时的心跳),可是,她却没有向诗人打招呼,而只是向诗人投出了一道叹息的目光,然后,像梦一般轻盈而不着痕迹地飘过去了!(我们在心底里叫:为什么只是这样啊?!)当她从诗人身边飘过去的时候,诗人看到她的表情是一脸的凄婉迷茫。这表情分明透露着:她心里实际上是不愿意与诗人分离的。但因为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她却不得不与诗人失之交臂!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一知己!这两位心灵相通(甚至连表情和步态都那么一致)的青年男女在雨巷中不期而遇后,竟然又失之交臂,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眼睁睁地看着一段可能的美好姻缘就这样失之交臂,(我们可以想见,)诗人是何等的痛心!在恋恋不舍而又深感无奈的情绪状态中,诗人目送着“丁香姑娘”在雨巷中渐行渐远: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等到走过一道“颓圮的篱墙”——这“颓圮的篱墙”正是诗人想与“丁香姑娘”相聚相守这一较为具体的希望破灭的象征——“丁香姑娘”终于消失在雨巷的尽头。但这时的诗人还是处在魂不守舍的状态中,即使不能再看到“丁香姑娘”,他还是在感受着 “丁香姑娘”遗留在雨巷的黯淡光线和清冷空气中的颜色和芳香,并为这种颜色和芳香的不断消散而伤感不已: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我们可以想见:)诗人一个人呆立在雨巷中,久久地回味着刚才与“丁香姑娘”相逢时所感受到的她的色彩、芬芳,甚至她的满含叹息和惆怅的目光。但残酷的现实却容不得美好的爱情或理想。在诗的最后,我们看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中,又只剩下了诗人在独自彷徨: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在诗的末尾,诗人似乎又将诗的开头所出现的那个镜头又重放了一遍。首尾两节的词句几乎全部相同,只是将其中的“(我希望)逢着”改成了“(我希望)飘过”。这一改,一方面表明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另一方面却让人感到诗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因而,读到诗的最后一节,我们不禁感到:诗中所渲染的那种理想破灭而又无法挽回的苦闷、哀怨而又无奈、惆怅的情感又加深了一层。
戴望舒简介
戴望舒(1905-1950),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出版的诗集有《我底记忆》(1929)、《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37)、《戴望舒诗全编》(1989)。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生于1905年3月5日,中学就读于皮市巷上的宗文中学堂。1923年,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同施蛰存(也是杭州人)、杜衡创办《璎珞》旬刊,译魏尔伦的诗。他译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次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6月以后戴望舒在北京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因病逝世。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原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余杭市)人,祖籍南京(生于杭县)。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 纯洁幽雅。
生平简历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
代表作
《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 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poesycom/XianDaiAuthore17a9104-05ba-40e0-a5ab-ce63ba323e87html戴望舒 雨巷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chì | chù)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pǐ)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一生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诗作数量不满百首,但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诗歌本身的质量决定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的诗歌风格多变,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段时期中国诗坛的演变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诗人生前出的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其诗歌按照诗风的变化,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早期(1924年-1929年)、中期(1929 年-1937年)、晚期(1939 年-1945年)。
《我底记忆》为第一期,包括戴望舒早期诗作二十六首,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这三辑中也体现出在同一时期内戴望舒诗歌趋向的微妙变化。《旧锦囊》有着旧体诗词,特别是晚唐诗、宋词的哀艳感伤缠绵华丽的特色,也显现出英国颓废派和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雨巷》辑则体现了诗人“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的主张,对他的影响甚为明显”[1],而《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则追求诗的口语化和淳朴自然,受到法国后期象征派果尔蒙、耶麦等人的影响。施蛰存曾说: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 “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2]。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每次诗风的转向都与西方诗歌的影响有关。
戴望舒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当时诗坛的状况一方面正流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新诗,另一方面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又正在进行新诗的格律化实验。戴望舒的诗作是对前一种取向的反叛,而对新月派等人的成果却有所借鉴。《旧锦囊》辑尚未脱去旧诗的痕迹,除了诗的外在形式是新诗而外,辞藻华丽雕饰、色彩浓艳,其意象古典化、题材意境也接近古诗,诗歌的情绪情感则显豁明白,悲哀伤感。从其用词中,我们可略窥一斑,如其景物词汇多为晚云、溪水、古树、远山、落叶、寒风、残花、蝴蝶、香泪等,抽象词汇则大多是忧愁、寂寞、伤感、孤苦、凄凉等,更像是古诗今译。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多方面的尝试,除对旧诗词的模仿外,也有注重口语化的《静夜》以及十四行诗的拟作。
戴望舒很快转向了《雨巷》阶段,着重表现在对新诗音韵的追求上,虽然此辑中的诗仍还有浓重的古诗意味,但已化用得很自然了。戴望舒虽非新月派诗人,但他《雨巷》一诗对新诗音乐化的贡献,却使得叶圣陶称赞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雨巷》以三顿诗行为主,间以二顿诗行,皆以双音节收尾,交错押韵,每节诗末一行以相同的脚韵呼应。间用句中韵,首尾二节重复一遍,特别是用了连续意义音节的跨行法,使音节的停顿若断若续,使诗义的连绵与音节的回环相应相合,同时又采用了几组排比句,更增加了诗的音乐感。朱湘曾赞美《雨巷》兼采有西诗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另一首《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则很注意音韵的回旋往复,全诗共五段,一、三、五段的前三句重复同样的内容,只有末一句稍有变化,形成反复咏叹的效果。
-戴望舒并未在追求音韵上停留太长时间,不久之后,他写出了《我底记忆》,从对外在韵律的注重,上升到追寻诗的内在情绪的节奏和旋律。中国最初的白话新诗追求自然音节,近乎散文而失去诗的韵味,后来新格律诗派矫枉过正,对诗的音乐化作出了贡献。戴望舒在经历了新诗的格律化后,另辟新路,他吸取两种方式的优长,使不讲传统音律的新诗,在散文化的外表之下,也具有了内在的音乐美。《我底记忆》句式长短不齐,而且没有固定的韵脚,诗句舒缓自然,为其后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开了先声。《独自的时候》以两组对立的意象相互映衬,一边是笑声、梦、音乐、白云等流逝把握不定的东西,一边是稳固不变的物象木器、烟斗等,形成诗歌的张力,写出了“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这样具有表现力的句子。《秋天》中“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等自由的语句,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亲切。
二
戴望舒中期诗作包括《望舒草》和《望舒诗稿》,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象征派诗反对客观描述,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而这种对于内心的表达又不是用理智解释得明白的情绪,而是一种朦胧、复杂、幽微、深潜的感觉和情境。象征派主张这种情境应该通过对与之对应的大自然等外在景象的暗示描写才能捕捉到,因此在写诗时多采用象征、暗示等手法。象征派的这些特点又与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含蓄、比兴的特点相契合。因此,新诗人们将其用来矫正新诗平白浅露的弊病,形成现代诗派。戴望舒就以其《望舒草》成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望舒草》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派诗歌特点,摒弃了《雨巷》时期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口语入诗,注重感觉和情绪的微妙对应,也注重通过暗示、通感等手法来表达内在不确定的情感。正如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诗论零札》所提倡的一样: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就像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这一时期的诗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夜行者》《寻梦者》《乐园鸟》等诗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每首诗中都有一个整体的象征笼罩。《夜行者》中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行走在黑夜中,像夜一样静,而围绕这个主体意象,则有冷清的街、黑茫茫的雾。全篇没有直接抒写诗人及同时代人的苦闷,但却借助这些自然物象恰切微妙的传达出了诗人的情绪,与前期诗作充满眼泪和哀叹的直抒胸臆相比,更含蓄也更有艺术的回味。
戴望舒在诗体的实验演变中,实际上内心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仍会重回到诗歌的音律性上,诗人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去写诗,但此时的音乐性已不将诗囿于格律之内,而是注重新的自由诗的音律。《寻梦者》胜在作者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上,诗歌音乐感仍很强,但不曾像《雨巷》那样刻意追求音律。音韵运用自然,流畅的音韵排比的句式,便于作者抒发久藏于心的激情、沉郁与梦想。《寻梦者》如依据象征诗派的原则也许是不太标准的,但仍是一首好诗,因为诗歌的激情弥补了它不够含蓄的缺点。“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当人们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会被它深深打动,而忘记它的技巧。余光中在批评戴望舒的诗论“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时曾说: “诗情原藉字句以传,本无所谓谁更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字句能否密切配合,正如颇普所云‘音之于义应如回声’就诗而言,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而不是在镜花水月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味其妙变。”[4]虽是批评之辞,我却觉得倒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的成功之所在。戴望舒的创作虽属于现代派,但并不像现代主知派一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诗歌的重心还是放在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其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的是在隐藏和表达之间。
《乐园鸟》对理想的寻觅和求索是与《寻梦者》一样的,只是其中充满了更多的怀疑和绝望,再不像《寻梦者》那样怀抱着希望,诗人问着“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表现出诗人的彷徨与抑郁。《乐园鸟》在诗歌节奏上实现了诗人的主张,即强调诗歌情绪的内在起伏,诗句长短搭配,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用短促的顿来表现乐园鸟飞翔的情景。
这两首诗可以看作诗人中期的代表作,是诗人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经过审美抽象凝结同时又通过贴切的意象和诗情形象化了的象征体。
此期戴望舒也有其他诗体风格的尝试, 《印象》《秋天的梦》如轻轻的铃声的音乐美, 《烦忧》整齐匀称的回文形式美, 《村姑》富有戏剧色彩的白描, 《妾薄命》对古诗的仿拟, 《旅思》中现代白话与古典意韵的完美结合以及《秋蝇》对日本俳句的化用。说明戴望舒中期诗作虽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但也未放弃多种样式的探索。
三
戴望舒晚期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灾难的岁月》中。当抗战的烽烟燃遍神州,惯于歌咏内心的诗人也不满足于一己的小悲欢,在大时代的震荡和巨变中,诗人改变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二十五首诗中有十六首写于抗战中,其诗风的转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诗中。诗人的这种转变并非很轻易,内心也并非毫不矛盾,他自己就曾批评过国防诗歌: “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5]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对自己抗战以来的诗很少满意,抗战初他还处于将诗艺探索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尝试中。
不过,这种苦闷并未持续多久,从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写出《元日祝福》开始,他后期诗风逐渐成型,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拓展,在诗歌艺术上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转折。“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土地将从而滋长”。这样的诗句中再也找不到那个伤感徘徊的“雨巷诗人”的任何影子。在香港沦陷后,诗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写了《狱中题壁》,出狱之后则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待·二》《口号》等。诗作中有了亮色和力度,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得其诗较以前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并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些诗篇大多都没有使用政治口号,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尤为可贵的是他克服了“国防诗歌”之弊,诗歌传达了民族情爱国心以及处于沦陷区的苦痛,但却未流于空洞和愤怒,激情充沛语言平易练达。正如孙玉石指出的那样: “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6]
戴望舒这些诗作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并突出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更注重表现由激情而产生的内在节奏。如果说《口号》太直白,宣传味太浓, 《等待·二》则沉郁有力,诗用叙述的语调简洁的短句抒写了诗人苦痛的心境。《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此期的代表作,特别是后者,诗歌很有张力,节奏随着诗情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也很大,长短句错落有致,达到了既为自由诗同时又具有音乐美的较完美的境界。
戴望舒的后期诗作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仍然创作了一些表达内心低徊情绪的诗作,如《白蝴蝶》《寂寞》《致萤火》《过旧居》等,不管他的诗风如何演变,这些悲哀的感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他的《萧红墓畔口占》则赢得了余光中、臧棣等诗人的一致称赞,这是一首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好诗,余光中评其像唐人绝句的意境“初读似无文采,再读始见真情”#,戴望舒的多种风格的实验在这首小诗中达到了一个圆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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