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语法特点
文字形成形声字
合体会意字
简化汉字
文字拼音化问题
汉语方言
汉语分支
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时代的变化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近现代汉语
口书差别
汉语发展
常用相关词语及英译语言概母。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l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00099987fggffdddfggggggggggggggggggg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历史渊源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编辑本段语法特点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语素虽然在现代汉语里不能作为一个词单独用，但是有时候在借用古汉语的词句时，也偶尔作为词来使用。
编辑本段文字形成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朝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 仓颉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合体会意字
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朝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连使用汉字的日语，在部分使用汉字的地方，说汉语的人都能够看明白意思。
简化汉字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000多个简化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但只用于古汉语教学和书法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
编辑本段文字拼音化问题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例如，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书名中的“Q”字，据鲁迅自己说，也是受拉丁化的影响。 汉语不能拉丁化的有力证据 《施氏食狮史》赵元任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备注 《施氏食狮史》是一篇由赵元任所写的设限文章。全文共九十二字，每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这篇文言作品在阅读时并没有问题，但当用普通话朗读或者拉丁化作品时，问题便出现了。这是古文同音字多的缘故。这篇短文都能看懂，可是如果你读给别人听，他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
编辑本段汉语方言
汉语，又称中文、汉文，其他名称有国文、国语
卞毓方 煌煌上痒
卞毓方
今年的腊月真是有点腻怪，天奇冷，却很少下雪。
而对于补树书屋的主人来说，蛰伏似乎已成为过去，他好像开始忙碌起来了。
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水磨年糕菜泡饭，就合坐一辆包车去了北大。
钱玄同已成了这里的常客，昨晚还特地赶来邀请，说仲甫想请二位去商量如何办《新青年》，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见见树人先生呢。周树人笑着答应了，心想所谓其他几位，大概是指住在预科平房里的卵字号名人了。
房间不大，却早已坐满了人。周氏兄弟一进门，钱玄同便热情地起身招呼，向诸位介绍头一次来开会的周树人。周树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见屋里的炭炉温度很高，便解开衣扣，坐在靠墙角的沈尹默身旁。他们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两人已有些来往。那时周树人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常听说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和刘三在一起吟诗喝酒的逸闻。因马一浮也是绍兴东关人，与周氏兄弟曾一起参加县试时名列榜首，而他们兄弟俩那次却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对马一浮这个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刘半农忙着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边。周作人愉快地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缓缓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亲热地挨着这位性格活泼的新同事坐了下来。
刘半农瞥了一眼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说：
“启明兄气度非凡，颇有点像**上的俄国英雄呢！”
周作人自认识了这位好与人抬杠的新朋友，就从心里喜欢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风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见你头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惊，还以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陈独秀主动地拿了几期去年的《新青年》给周树人，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
钱玄同低声告诉他，今年的刊物将改成横行印刷。周树人点点头，他知道这又是钱玄同的主张。
最后一期三卷六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陈独秀见周树人在低头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释说：
“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咱们发行量少，又耽误了。嗨！”
“那新的一期何时出版？”周树人对陈独秀的《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关切地问。
“本月15号，以后每期都是这一天出版。”
陈独秀见除了胡适因婚假未归外，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
“去年我们的《新青年》发行了一万多册，书社仍嫌过少。今年想将它改为同人刊物，相信依靠诸位的努力，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周树人静静地点燃了烟，他不在北大任教，自然是抱着一种听听的态度前来观望的。
“要办同人刊物，最好实行轮流编辑，但对稿件要建立集体讨论的制度。”
这是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声音。周树人以前不认识李大钊，但知道他也在日本留过学。听启明说，守常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养大，老人怕今后没有人照顾他，就在十一岁那年为他娶了一位大九岁的妻子。守常这人忠厚，夫妻倒还很恩爱。他想起了自己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对李大钊深感同情。觉得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但有古代圣贤的浩然之气。
“我呢，还是那个观点，《新青年》的文风必须用白话文体！”
这是钱玄同慷慨激昂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那只形影不离的大皮包，说话时气壮如牛，总是希望有人立即响应。
作者简介
卞毓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长歌当啸》
编辑推荐
本书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卞毓方近年来在深入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结合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而创作的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结集。部分篇什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以同名专栏形式发表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内容提要
全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人物作较为具体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记录着对于历史人物的崭新理解，展示着历史帷幕后的真实面貌。《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以韶峰湘水为依托，描绘了世道人心的巨大变化，写出了人们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从仰视而到平视的全过程，且点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神话传说，忠实于生活而又不失浪漫色彩。《高峰堕石》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试图从周作人充满争议的驳杂人生中，找寻一条前后连贯的文化心理线索，理性而超拔地反映其重大的政治际遇及文学经历。《文天祥千秋祭》则扣住“正气”这一围绕文天祥最本质的属性展开，在如歌如叹的行文风度中，不断提示死与生的转换可能，引领人们进入一种苍凉悲壮的意境。《煌煌上庠》、《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凝望那道横眉》、《隔岸听箫》、《张謇是一方风水》等同样雄厚丰繁，沉郁悠远，堪称其中的代表。 既有记叙描绘，又有政论评判，是大散文又似报告文学，构成全书最为显著的特色。同时，作品始终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旅程与存在价值的关怀，努力开掘蕴藏丰富复杂的人文主义遗产，相信对于每一位有着精神诉求的当代人来说，都会显得尤其的重要。
目录
序
自序
[font=仿宋_GB2312]
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
煌煌上痒
独秀的另类“文存”
凝望那道横眉
梦灭浮槎
高峰堕石
沧桑诗魂
蔼蔼绿荫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隔岸听箫
南天拭剑
千山独行
瀛海征帆
魔鬼再访钱钟书先生
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
大匠运斤
北大三老
谁也不能就《圣经》向上帝责疑
文天祥千秋祭
悲壮的超越
张謇是一方风水
后记
附录[/font]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根据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大肆地歪曲。蒋介石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共抗俄”，自由、平等、博爱等；蒋经国则认为三民主义就是要缔造一个均富、安和、乐利的社会；有的人还把它解释为：“自由、民主、均富”等。这些解释的实质与孙中山先生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成立。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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