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大师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有不少传闻甚广的有趣故事，但都不及他画猫赠“马”这两件小事能鲜明地反映他的个性和人品。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4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也就在这个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来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玉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大师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 黄霸--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况钟--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于成龙(1617-1684年)，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入仕，康熙二十三年逝于任上。为官二十四年，廉名传天下，康熙帝曰:“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授罗城知县。柳州罗城，地处万山丛中，偏僻荒凉，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至罗城县时，居民仅六家，县衙草屋三间。他“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后诸仆死逃殆尽，成龙“万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卧，床头树一枪以自防”。他殚精竭虑，肃清匪盗，数年，罗城大治。
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南疆，晨夕环集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间敛些微金钱跪进，以供其盐米等生活费用。成龙微笑答谢:“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众皆怏怏持去。罗城民众得知于成龙家人自北方来探视，大喜，“奔哗庭中”，言于公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馈赠金钱。成龙含笑答谢说:“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货，适为累耳。”挥手令去，民皆伏地饮泣，成龙亦为之感泣。
于成龙在回顾罗城七载生涯时说:“日二食或一食，读书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无复官长礼。夜以四钱沽酒一壶，无下酒物，快读唐诗，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为酒为泪也!”其苦可知，其情可想。因成龙治绩斐然，康熙六年晋升为四川合州知府。
于成龙后历任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直隶巡抚，都是励精图治，竭心尽力，廉洁奉公，政绩斐然，在为官之地都留下了极佳的口碑。辞别罗城时，父老遮道呼号:“耶今去，吾侪无天矣!”竟追送数百里，痛哭而返。离黄州赴福建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得民心如此，古史罕见。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受命为两江总督。成龙受命之日，即自直隶启程，直赴江宁，与幼子租驴车一辆，各袖钱数十文，自投旅舍，从未烦扰沿途府县。将抵江宁时，官吏畏其严明，出城远迎，至黄昏时犹不见人影。正在惊疑打探之际，逻卒来报，新总督早已单车入府了。
于成龙到任后，断然拒绝居住为他装修一新的府第，拒受礼品，谢绝接风洗尘之宴会，江宁为之震动。
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颁发《兴利除弊条约》，在条约中他郑重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
于成龙总督江南，虽身为封疆大吏，但喜接民众，了解下情，绝少官僚习气。他平时生活俭朴，每天只食用粗米、青菜，江南人呼为“于青菜”，遇灾荒之年，“屑糠杂米为粥，举家食之。”还以此招待客人，并说:“如法行之，可留余米赈饥民也。”
康熙二十三年，成龙病逝于任上。将军、都院察看他的遗物，“见床头敝笥中，惟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瓮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于成龙去世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廉名遂传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