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目

历史题目,第1张

这位朋友,《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在《笑面人》(一
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久前者始终没有写
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
流亡归来;他在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
逆施的拿破仑第三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
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
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
思想。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
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
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
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
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0三-一八0七),
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
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
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
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
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
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
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
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
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
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
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
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
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
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
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
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
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
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
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
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
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
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
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
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
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
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保王主义在一些
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例如
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
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
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
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
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
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
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
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
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
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
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
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
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
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
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
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
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
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
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
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
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
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
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
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
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
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
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
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
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
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
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
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
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
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
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
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
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
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
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
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
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
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
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
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
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
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伪。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
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
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
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
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
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
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
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
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
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
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
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
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
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
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
“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
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
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
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
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
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
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
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
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
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
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
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
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
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
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
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
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
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
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
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
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
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
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
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
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
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
“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
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
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
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
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
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
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
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
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
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
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
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
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
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
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
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
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
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
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
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
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
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
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
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
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
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
《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
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
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
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
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
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
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
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
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
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
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
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
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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