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代作家专题研究》作业答案

一 解释题

1 诗化现实主义

作为一种新剧形式，中国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自西方的一种戏剧品种。这一新的剧种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逐步实现了创造性的艺术转换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戏剧形式。

2 赵树理方向

是文学的一个流派，也叫做山药蛋派。有兴趣可以让他看下小说《小二黑结婚》。

3 “京味儿”

鸡贼----小气，吝啬，暗藏私心。

砸窑----为了不与大家分享偷偷藏起来。

局器----仗义，大方，豪爽。

4 湘西世界

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独特的功利原则和美学观的显现。

5 象征诗派

开放分类： 文学、诗歌、诗、现代诗歌、文学史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6 国民性批判

作者在小说中描写的人物表现出的愚昧，自私，自卑，狭隘，欺软怕硬等等负面人格代表了国民性中的种种弱点。

7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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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美学六点主张：

1．高扬主情主义。

2．重自我表现。

3．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

4．重视灵感的作用。

5．主张形式的绝对自由。

6．强调文艺的社会职能。

　　郭沫若"是中国新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又是对出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写作历史剧的完满条件的人

　　看看他的成就:

　　郭沫若在新诗、历史剧、散文、小说等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尤以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不仅确定了郭沫若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而且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在这以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写新诗的人，也已有新诗集问世。但不少新诗“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着重“说理” 而“缺少余香与回味”，在形式上旧的气味较浓，“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女神》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新的诗风，为自由体诗开拓了新的天地。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的诗作。“五四”以前的诗，诗人心中郁积着个人的、民族的忧伤和疾愤，诗的格调哀婉低沉；“五四”以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给诗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诗风变得雄浑豪放，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对于“五四”以后的祖国热情歌赞，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诗人以：火一样的心肠：，思念着新生的祖国——他所心爱的“年青的女郎”（《炉中煤》）。他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向俄罗斯和伟大的先驱者们，深情地问候晨安，召唤人们：醒呀！Mesame 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晨安》）《凤凰涅盘》是郭沫若新诗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是充满彻底反叛精神和热切向往光明的诗篇。诗人赋予凤凰以巨大的象征性；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和一代青年在烈火中获得新生。

　　在十月革命的阳光照耀下，郭沫若十分景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选集·自序》）。在《女神·序诗》里，他宣布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匪徒颂》里，他颂扬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也向列宁高呼万岁。诗人赞颂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的工人、农民，称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全人类的保姆”；诗人表示要学习工农大众，不停地劳动，来报答大地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这些诗篇，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它给整个诗章带来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火花。

　　郭沫若是一个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女神》许多篇什，塑造了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抒情形象。在“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歌唱自我，不独郭沫若一人，但他与一般诗人不同，他在诗歌中那种反叛一切既成的道德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尊重自我的呼声，那种提倡创造的热情，在封建宗法制度全然扼杀个性、禁锢人们思想的旧中国，可以说是生命穷促时全力叫出来的一种革命，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飞扬凌厉的朝气。郭沫若这时醉心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对大自然怀着深情。他赞美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雪雨，给大自然以生命，人和自然取得了和谐的统一，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望；但是当理想幻灭时，他就要返归自然，寻求“无”的世界，大自然成了他的逋逃薮。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第二本诗集《星空》于1923年出版。他自认这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序我的诗》）。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是“一只带了箭的雁鹅”，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沙场上感受着“沉深的苦闷”。诗人困惫了，想找一个酣睡的乐土，他想用北斗星的斗柄斟饮。“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拼一个长醉不醒”（《星空》）。诗人有时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仰慕寥寂的首阳山，低吟着“丁东，□琮，玲珑，一声声是梦，一声声是空空”（《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流露了浓重的虚无主义情绪。《星空》虽然仍保持诗人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某些诗篇仍吐露了诗人积极探索与追求光明的心情，但《女神》那种热烈奔放的诗情减退了，狂热浪漫的理想追求冲淡了，神奇美妙的诗意诗境也少见了。比起《女神》，《星空》的艺术技巧趋于圆熟，结构比较严谨，诗行比较整齐，语言也更加凝练、含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感情缠绵，诗风淡雅。

　　诗集《前茅》于1928出版。除《序诗》写于1928年外，收入作者1921年至1924年的22首诗。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情绪的变化。诗人力图摆脱泛神论的消极影响，去正视人世间的不平。某些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景，诗人希望正在“鼓荡出雷声”的中国革命，能“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为悼念列宁逝世而写的《太阳没了》，诗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要沿着列宁的道路，秉着“赤诚的炬火”，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前茅》的一部分诗，内容空泛，存在概念化的毛病。郭沫若承认“《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1925年写爱情组诗《瓶》以后，大约近三年时间，郭沫若没有写诗。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盲肠炎〉题记》）。诗集《恢复》是作者 1927年11月避居上海于大病初愈后所写，共24首，1928年3月出版。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的诗的宣言。诗人公开宣布他的诗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要为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重新到来而怒吼（《诗的宣言》）。这些“声浪喧天”的战斗诗篇，印记着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征北伐和奋发前进的足迹，显现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和力量。在“眼前一望都是白色”的历史氛围中，它起到激励斗志和抗击逆流的作用。郭沫若在实现其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曾经批判与否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表示他要从《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然而《恢复》以及后来的《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说明，勉强转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他的创作是不利的，其客观效果便是诗人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

　　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也写了许多小说。自1919年11月在北京《新中国》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至1947年1月发表《地下的笑声》，写了近40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身边小说”与“寄托小说”两类。“身边小说和他的诗很相近，主观的燃烧强烈地吸引读者”（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漂流三部曲》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代表作。这些“身边小说”，仿佛是信笔写来，一览无余，结构比较散漫，不耐咀嚼。但在主人公真率的内心告白里作者所喷涌的炽热情感，在那时还颇能激动读者的心。历史小说集《豕蹄》于1936年出版，收《孔夫子吃饭》等1935、1936年的6个短篇。这些小说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带有明显的讽喻现实的意味。《司马迁发愤》借司马迁《报任安书》演化成篇，是《豕蹄》中最能表现郭沫若亡命日本时的精神世界的一篇小说。郭沫若在失去行动自由时，仍自励坚贞，潜心治史，提笔称赞司马迁身受屈辱而发愤著述的博大精神，就是有意识地在学习司马迁的人品和文品。这些历史小说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古人身上铸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保持了作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此外，为读者所称道的郭沫若的传记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洪波曲》等，在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具体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学术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前进的生活道路。这些传记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珍贵文献，在艺术上也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郭沫若“是中国新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写作历史剧的完满条件的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历史·史剧·现实》），因此他所强调的历史剧要灌溉现实的蟠桃这一创作意图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代表作《屈原》便是在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历史加以新的解释，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战斗效能的新型历史剧。40年代初期，作者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他“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于是决定“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剧本通过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天的生活和斗争，概括了他的悲壮战斗的一生。剧本结尾，屈原出走汉北，继续坚持同黑暗势力斗争，表现了作者对黑暗世界的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据《史记·魏公子列传》创作的历史剧《虎符》，主人公信陵君不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贤公子”，他的“宽厚待人”已被赋予积极的思想内容，通过“窃符救赵”这一典型情节，展现了他的热爱国家、团结民众，目光远大、见义勇为的品质。如姬的形象，在剧中尤其显得突出和鲜明。如姬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又刚强的女性。她反对国王的专横暴戾，主张联合抗秦，拥护信陵君的政治主张。她的窃符与自杀，构成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这些剧作虽以悲剧结束，却摒弃了在悲剧文学中常见的哀婉凄凉、悲观绝望的情调，更多地注入了作者那种彻底反叛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作斗争。在历史题材中蕴含着严峻的现实，力图在实质上写出历史的精神而又能针对现实，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这显然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戏剧含有丰富的情感，如同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歌一样。他的戏剧，可以作为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感情的微波。他在塑造古人形象时，从不采取客观描写的态度，在不违反人物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内容的条件下，往往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融化在艺术形象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大体保留了他过去历史剧创作的风格，坚持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在历史剧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上，作者作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历史剧《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着力渲染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为发展民族文化而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大业，也赞美了蔡文姬为继承父亲遗业、决心撰述《续汉书》而离别儿女归来的宏大志向。蔡文姬这个艺术形象饱含着郭沫若的生命和血泪。作者说过，蔡文姬就是他，是照着他自己写的，“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蔡文姬·序》）。剧本用《胡笳十八拍》来表现蔡文姬悲楚的经历和归汉途中的矛盾心情，这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历史气氛，而且也使全剧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历史剧《武则天》里，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对历史人物和既成史实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使剧中主要人物以一种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剧本以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安排人物和情节，地点局限在洛阳，时间局限在调露元年（679）至光宅元年（684）的6年间，把武则天写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一心辅助皇帝管理朝政的明敏果断的女性统治者。郭沫若说，武则天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做过皇帝，“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是在她的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是“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我怎样写〈武则天〉？》）。为了替武则天翻案，作者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在顾及历史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一些艺术想象与虚构。在这些剧作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大胆地进行新的评价，作出新的描绘和塑造。尤其是为曹操翻案，完全改变了千百年来曹操在舞台上的形象。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缺点是人物语言有时过于现代化，因而某些人物或情节给人以失真的感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但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诗多好的少”。这些诗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生产任务或外出游览访问即兴写下的，缺乏严密的构思和艺术的锤炼，有时不免流于概念化。不过有些诗篇仍保留着《女神》的气韵，显示了诗人的浪漫主义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骆驼》一诗，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倾注了诗人丰富的感情。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在沙漠中导引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的骆驼，字里行间氤氲着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强烈气氛。在《新华颂》等诗里，诗人讴歌新中国的成立，期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百花满地开放、百鸟弥天翱翔的新天地，期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能够出现一个百花齐放、争妍斗丽的新景象。“雕刻刀从此会更加灵活地运用，指挥杖会洒出无比雄浑的乐音”。

　　郭沫若还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一些诗词，意味隽永，寓意深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写于1955年12月的《访日杂咏》（十首），写于1960年的《重庆行》（十六首），以及《黄山即景》 （1964）、〔水调歌头〕《题卧蕉图》（1966）等，诗人追忆往事，含有无限亲切的情味，描写眼前风光，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旧诗，有的以婉约见长，有的以豪放著称，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有的侧重于表现人民的高昂情绪和雄伟气势。他的旧体诗词，在成规中敢于大胆创造，有守成也有突破，不过有些诗词，同样存在堆砌标语口号的毛病。

　　在文艺理论方面，郭沫若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1961），除批评袁枚诗论所反映的封建意识外，对于文艺创作规律、文艺的特性以及文艺家审美意识等有许多精当的论述，它是郭沫若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写于60年代末期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围绕李杜的评价，郭沫若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他的扬李抑杜，颇受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古人；当然扬李抑杜也反映了郭沫若早年就已形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倾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学术上值得重视的见解。

《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简述《屈原》的现实战斗意义：

《屈原》作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其主题则是富有战斗性的。因此抗战时期的现实，和屈原时代的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表现在：剧作中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强秦妥协的精神，具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屈原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雷电颂”，更是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