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是一回事吗，把我搞糊涂了！！

感伤主义和前浪漫主义的时期有交叉,所以容易造成误解,但是两者的风格和特点是不相同你在理解中有一大部分是很正确的

感伤主义顾名思义是作者作品带有感伤情绪,将他们对于新兴起来的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破坏和对人的道德沦丧的伤感情绪表现在作品之中这个派别的作家大多数都强调了要抒发个人对于社会中这个不可抗力的无奈之情比如墓地学派的诗歌都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墓园挽歌>是代表作,就表现了这一种忧伤和感伤的情绪在文学学习中,Gray是代表人物

前浪漫主义兴起于法国,之所以称它为前浪漫主义,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浪漫主义相似,浪漫主义主张对自然的深刻认识,1798年Wordsworth和Coleridge的<抒情歌谣集>发表预示浪漫主义的真正兴起无论是前浪漫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他们都强调的是个人的作用,强调自然的真情流露,他们通常都喜欢追溯模仿中世纪(Elizabethan Age和Jone Milton)的写作风格,他们更加关注普通百姓,他们对生活更加积极这几点就是前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最大的不同这个时期代表人物是Black和Burns,他们的作品很强烈的反映了这些特点,比如前者的<经验之歌>等作品,后者的<友谊地久天长>,<我的心在高原>等,风格和感觉完全不同与感伤主义,反映了积极的态度

浪漫主义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诗人又被称为"湖畔诗人",因为他们多居住在英国大湖附近,他们的特点是前期比较激进,后期比较保守,比如Wordsworth在评为桂冠诗人后就为皇室写诗,明显没有了早期的改革诗风的特点代表人物:Wordsworth, Coleridge, Southey后期的诗人和前期的不同在于他们大多数都终身投身于改革文坛的战斗中,比较激进,比如雪莱(Shelley)著名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拜伦(Byron)的拜伦式英雄人物(Byronic Hero)代表人物Shelley, Byron, Keats

论新人文主义理论对梁实秋文学观的影响

摘 要梁实秋在留学哈佛接触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后，在文学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梁实秋由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浪漫倾向转向了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倾向之中。本文将从梁实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两方面论述他在接触新人文主义理论前后文学观念后发生的转变。

关键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转变

近年来，关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的关系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事实上，在服膺了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中国留学生中，接触白壁德思想前后观念变化最大的是梁实秋，最为“活学活用”白壁德对西方浪漫主义运动批评语言和批评立场的是梁实秋，而在二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取得最大成就的也是梁实秋。建立在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才真正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中最早、最完整的系统理论体系。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并且在20年代引起广泛争论和社会反响的一种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是遭受着现代性弊病的西方社会，在20世纪初的文化上出现了一种自我调整和反拨。在白壁德看来，处于扩展时代的西方社会，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人道主义这两种人道主义把西方社会带入了罪恶与危机之中。这两种人道主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这是旧人文主义。旧人文主义，用他的话来说是受制于“物的法则”的，而不是人的法则。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要克服就人文主义之弊，倡导从古典文化传统中习得规范、标准和纪律，以理性、节制、自我约束来提高自我的道德，实现个体的完善。白壁德在文学上倡导一种节制、均衡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与伦理批评，反对卢梭式的浪漫主义的放纵情感与感伤弥漫。

梁实秋于1924年底留学哈佛，也正是再次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白壁德教授。关于梁实秋个人对于他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说明最早提到他们之间师生关系的是写于1927年6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这本评论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说“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与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先生ProIring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的几篇文章。” 在为吴宓等人翻译汇集的《白壁德与人文主义》这本集子的“序”中，梁实秋再次提到了自己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民国十三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我选了一们白壁德教授的功课‘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这是我认识白壁德教授之始。” 梁实秋正是在选听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一课之后，才开始了对自己原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清算。

作为创作者，梁实秋在接触白壁德思想的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作为批评者的在与白壁德接触前后，在批评思想和批评语言也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实秋在结识白壁德之前，其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浪漫的，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当时梁实秋对郭沫若的想象瑰丽情感热烈的《女神》十分赞赏而批评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的朴实、缺乏想象和情感。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曾把梁实秋与郭沫若并列为当时具有“幻想力”的诗人：“现今诗人除了极少数人的郭沫若君同几位‘豹隐’的诗人梁实秋君等以外，都有一种极沉痼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 《草儿评论》可以说是梁实秋走入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篇相对完整的批评论文。梁实秋指出，《草儿》创作太滥，虽然梁实秋认为诗是“表个人的冲动”，但根本的是“艺术冲动”才是艺术品的成就的初步。他指出“试把《草儿》读过一遍，我们立刻觉得《草儿》作者的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肤浅”，因为“艺术品所祈求的是美”，“诗的主要职务是在抒情，而不是在说理”，“诗的成就，即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作者又认为《草儿》情感太肤浅不真挚浓烈。梁实秋又指出了《草儿》的 “病症不全是情感的缺乏——想象薄弱亦是大原因在。”作者指出诗歌文字比较少，所以需要想象力的必要比较大，“诗里无处不需要想象”，“作者想象力薄弱就是艺术手腕之肤浅。”。他比较了《草儿》诗集中对声音表面和表现力的写法，认为作者想象力之薄弱，艺术手腕之肤浅。梁实秋对《草儿》的批评，对诗的艺术特征的强调归结起来就是：诗应该是艺术地写真挚浓烈的情感，他把诗歌的“情感”与“想象力”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情感、想象，可谓是诗的扶翼又轮”。

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同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创作中看出其此时创作上的浪漫倾向，它们分别是《苦雨凄风》、《海啸》、《海鸟》。《苦风凄雨》写的是一个即将远行的游子“绿哥”临行前因为要与家人爱人、告别而生发出来的离愁别思，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恋情。诗中表现的情绪以及表现这些情绪的语言，都是属于五四新文学初期的那种“个人性”、“印象式”的浪漫的感伤。年轻人的激动和热情使梁实秋倾向了情感丰盈的浪漫主义。《海啸》则是一首新诗，抒发的是梁实秋在赴美的船上所感念的“乡愁”。《海鸟》是借一只孤独飞翔的海鸟来比拟一个初次出门的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恋，表达的是当时留学生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和情绪。梁实秋此时对新诗的认识就“新诗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园地，有青春的热情就可以写诗。” 梁实秋此时的创作倾向基本上是当时创造社的浪漫情绪的路子，实际上此时梁实秋与创造社主要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极其密切，梁实秋曾经在《海啸》这篇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当时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密切交往，1923年所写的记述自己离愁别绪的唯一一篇小说《苦雨凄风》交给创造社发表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梁实秋那篇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包含钦佩的评价文章中看出其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拜伦与浪漫主义》写于1923年底的科罗拉多大学。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辨析了“浪漫主义”的概念，总结出浪漫主义的三个特点：自我表现之自由、诗的诗体自由和诗的题材的自由，指出浪漫主义的精髓是“解放”，即作为诗人的人之解放、诗体之解放和诗的材料之解放。梁实秋逐条分析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在审美观念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并极力贬斥了古典思想。作为新文学阵营中一员大将的梁实秋，自然会极力张扬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反动。作者极力赞扬了卢梭，认为浪漫主义思想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意义，还饱含激情地赞扬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特别是其“极端的反抗精神”。

在梁实秋留学于哈佛大学并接触到白壁德思想之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从最初的浪漫倾向向古典训练和人文主义标准转化。1923年底地在科罗拉多写的《拜伦与浪漫主义》盛赞拜伦的“像一阵不羁的西风”，并标举出浪漫主义的精髓就在于自由与解放。而在不久之后的1924年，他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选修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后之的文学批评”的课程，并且“他在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提交给白壁德的学年论文《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成为他初步接触白壁德思想后的一个转折点。与一年前叹服于王尔德文笔的精彩绝伦并奉为英文中的典范不同，梁实秋开始了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的初步清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与人生结合起来”，“文艺必须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文学称为道德的，这是无谓；不道德的文字就算是文学，这简直是狂妄了。”而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恰好反应出梁实秋对浪漫派文学的赞扬到对“唯美派”的纯艺术主张的清算告别的思想转变过程。写于同时期的《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批评了卢梭的“天才”“想象”流于“变态”，无节制的扩张自我，无纪律的抒发情感，沉溺于纵乐而造成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梁实秋因而提出建立在“人性常态”为基础之上的“纯正想象”。

接触到白壁德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后，梁实秋除了大规模的介绍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外，自己也写也一些论文以构建自己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文艺批评论》系统性地以古典主义眼光评述了自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西方各大批评家与批评流派，并借用白壁德的批评方式将所有的文学分为古典与浪漫两种倾向“‘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词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我们纵观西洋文学批评史，实在就是健康的学说与病态的学说互相争雄的记录。”

在《文学批评辨》中梁实秋提出批评是一种判断，“所谓判断包括两层步骤——判和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是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因此判断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确定价值与标准。梁实秋在这里引用了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定义“‘文学批评者’，乃一种无所为而为之努力，借以学习并传播世上最优美之智慧思想者也”。在此也显示了梁实秋延续了阿诺德、白壁德的古典主义标准——在批评中寻求很久、统一的固定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基于纯正、常态的普遍人性。批评家的职责是在判断并发现文学的标准与价值，因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行为，这与敏锐、感性的文学鉴赏是不同的。但是，“在自近代以来的文学注重个人的独创性，文学批评也渐渐的成为了创造文学，文学创作本身也倾向于‘情感之自然流露’”，因而文学批评都被这种鉴赏式或印象主义的批评方式所扰乱，文学批评应该坚持客观判断和基于一定标准之上。文学批评有一定的标准就在于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普遍、固定和常态的人性。具体到梁实秋那里，这种常态的人性又落实到伦理之上，文学批评因此必须肩负着伦理把关的重任。沿着这样的思路下来，梁实秋严厉地批判科学的批评、社会学批评和心理学批评，这些批评都只是一种外在的事实归纳、统计、考据或变态的心理分析都背离了固定的人性标准，放弃了批评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担当。

应该说梁实秋所倡导的一条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在论述方式上与阿诺德和白壁德并无二致，甚至其许多批评语言和批评方式就直接照搬了阿诺德和白壁德。这种论述方式更明显地体现在其另外一篇重要论文《文学的纪律》中。在该文中作者提出文学纪律就在于“内在的制裁”而非新古典主义的“外在的权威”的清规戒律；“文学应该是男性的，强健的而非女性的轻柔的”，文学的想象应该是理性的制裁与道德的想象。可以说在这里梁实秋的批评方式与语言是清一色的白壁德与阿诺德的语言与思想。

自然，梁实秋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白壁德的古典主义理论，现实需要与解决问题的实际才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理论论证的真实目的所在。1925年底写于纽约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是梁实秋第一次运用白壁德的文学观点对中国当时文学创作进行的系统的批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标志着梁实秋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的诞生。《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出现，是现代文学中第一篇有完整的理论分析的批评论文，这篇论文确实对新文学发生的第一个阶段做了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与反思，对新文学发生初期的脆弱、纵情、感伤、散漫、思想的缺乏冷静观察与大量吸收外国文学手法而消化不良、批评上的随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新文学初期的要害。

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梁实秋直接借用了白壁德在清理西方近现代思想时所使用的一个观点，即将西方思想史看成为“古典的”和“浪漫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将此种法称为“西洋文学批评的正统” 。带着对不无情绪化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点，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加讨伐。梁实秋没有从“浪漫主义”本身的定义出发，而是从白壁德的阐释方式出发，认为一切非理性不符合常态的现象的都统统纳入他的浪漫范畴。论文开宗明义就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陷入了一场浪漫的混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走错的方向。梁实秋从“新文学运动根本的是受外国影响、新文学运动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性、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是印象的、新文学运动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性”四个方面来论证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并将其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手术台上。梁实秋批评新文学“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就因为“浪漫主义蓬蓬勃勃、不守纪律的自由活动”“所以浪漫主义者就无限制的欢迎外国影响”“无暇顾及选择性”；同时新文学运动的柱石——翻译文学，“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珍宝，争相模拟”而呈现一种“无标准”的“浪漫的混乱”；梁实秋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受外来的影响而发生的‘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梁实秋从其古典主义理性标准去衡量新文学，要求“抒情主义的”自身“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从这两方面观察，他就“觉得新文学对于情感是推崇过分，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而流于颓废主义与假理想主义”。梁实秋指责“情感的推崇”“不加节制”的深层担忧还是来自白壁德对卢梭式人道主义的抗拒。故而梁实秋指责早期新文学初期中出现的描写弱者与弱小民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梁实秋看来，人道主义基础上 “普遍的同情心”是居于“平等”观念的“假设”而这种平等观念不是理性的，是“自爱”、“自怜”之扩大。“无限制的同情”造成了情感的推崇，失去了理性的选择。梁实秋在此显露的相当贵族化的思想观和五四新文化派的人道主义与民主观念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现在中国文学就是被印象主义所支配”。在梁实秋看来，印象主义便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其人生观是建立在“流动的哲学”之上。他把新文学中的小诗、韵文和散文的互相渗透和日记体小说、游记文章等都说成是印象主义的表现，这些文章只是个人情绪的随意抒发而丧失了理性。同时，他还批评这种“灵魂的冒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方式了理性的判断力，否认了标准的存在。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趋势第四点就是推崇自然与独创。在梁实秋看来，文学应该描写普遍的人性，然而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独创与个性“势必将自己的怪僻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人性的中心”“打破一切天然的和人为纪律法则”而造成混乱。梁实秋在这里完全与符合伦理的节制所谓的“纪律”来排斥一切独创和个性、天真自然的文学。

总之，梁实秋在1924年接触到白壁德并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理论之后，实现了他从五四式的浪漫热血到古典的静穆的转变。作为新文学阵营中的大将，梁实秋几乎是在新文学阵营中，在接触到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前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戈相向”。可以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直接促成了梁实秋创作与批评的转向，并此理论为基础在现代文论史上最早建立了最有体系的批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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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学批评论·结论》,《梁实秋论文学》,第233—224页,转引自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85页

[1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1页

[12]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2页

[13]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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