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几次描写哈萨克人跳舞描写的场景有什么不同？

老舍按照初入草原、欢迎远客、蒙古包外、蒙古包内、主客话别的顺序记述，注意突出蒙古族人民远出相迎、热情款待、亲切联欢的场面，字里行间渗透着蒙汉人民间的血肉深情。

草原一文按（游览 ）顺序，先描写了草原的（美丽景色 ）;接着又描写了草原人民（远出相迎、热情款待远）的场面和主客（亲切联欢 ）的情景

扩展资料

后世影响：

这个作品被选进了北师大版的四年级上册语文书，部编人教版的六年级上册语文书第一课，冀教版五年级下册语文书和苏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书，作者老舍，原名舒庆春。作者表达了对草原的喜爱之情和蒙汉两族的深情厚谊。

文章主要讲了草原风光图、喜迎远客图和蒙汉联欢图。作者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叙述，先描写草原的秀美景色；再描写草原人民迎客场面和主客联欢的情景。

蒙古民族历来是欢歌乐舞的民族，宴会、婚礼、庆典、体育竞赛无不既歌且舞，而且宗教舞、宫廷舞、民间舞有着难以截然划分、千丝万缕的因缘关系，统治者宫廷中的盛大宴会，还保留着民间即兴舞蹈的习俗。《出使蒙古记》记载：“当他们举行盛大宴会时，他们全都拍着手，并随着乐器的节奏跳舞，男人们在男主人面前，妇女们在女主人面前。”蒙族民间舞如《踏歌》、《倒喇》、《筷子舞》、《酒盅舞》，至今流传在民间，成为娱乐性强的集体舞。

《踏歌》

蒙古族进入中原之前，流行氏族部落的集体舞，形式是绕树踏歌。《蒙古秘史》中有一段记载，说是立忽图刺（成吉思汗的叔祖）在成为合罕（部落的领袖）时，在豁儿害纳黑川举行了庆典，“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之”，既推举忽图刺为可汗，所以要“绕蓬松繁茂树而舞，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绕树而舞或围成圆圈起舞为游牧民族舞蹈的原始形式。“在繁茂的树阴下，跳舞欢宴，把杂草踏烂，地皮也踏破了”（均见《蒙古秘史》）。古代蒙古的游牧部落以“库伦”的形式居住，每个“库伦”都是圆形的，部落首领的帐篷居中，其他人家层层围着它，所以他们习惯于围成圆圈载歌载舞，还喜欢顿足踏步（莫德格玛《蒙古舞蹈文化》），元代从草原进入大都市仍流行这种舞蹈形式。而且在宫廷巍峨的殿堂里，宴会上也欢舞踏歌，《辍耕录》记载：“黄羊尾，文豹胎，玉液淋漓万寿杯。九殿高紫帐暖，踏歌声里欢如雷。”至今蒙古族民间的《安代》中还保留着这种即兴踏歌（还有移步动作）的形式，虽有种种不同的传说，但从动作特点看是和踏歌一脉相承的。莫德格玛的研究认为是《德布恩勒特踏舞》。

《倒喇》

《倒喇》（蒙语又歌又舞的意思）和现在流传于内蒙古杜尔伯特部族的《顶碗舞》（头上顶碗）以及广泛流行于鄂尔多斯民间的《筷子舞》、《酒盅舞》等，和佛教舞《灯舞》、《珠腊》都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历代旧闻》曾谈到：“元有《倒喇》之戏，谓歌也，琵琶、胡琴、筝皆一人弹之，又顶瓷灯起舞。”清代人吴长元著《宸垣识余抄》曾指出，《倒喇》是金代和元代的戏剧名，而且还引用了陆次云的《满庭芳》词：“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筝，冰弦忽奏，玉指一时鸣。唱到繁音入破龟兹曲，尽作边声。倾耳际，忽悲忽喜忽又恨难平。舞人矜舞态，双瓯分顶，顶上燃灯。更口噙湘竹击节堪听。旋复回风滚雪，摇绛烛，故使人惊，哀艳极，色艺心诚，四座不胜情。”从这一段生动的描绘，可以知道《倒喇》是一场优美动人的独舞，还有特技表演，不但头上顶灯，而且口里还吹奏着横笛。“双瓯分顶，顶上燃灯”，则指既顶双碗或顶点燃着的灯。蒙古族舞蹈艺术家莫德格玛集中杜尔伯特部族的顶碗和鄂尔多斯的《酒盅舞》的精华，创编了当代的《盅碗舞》，再现了高贵、端庄、典雅、秀美的古代蒙古妇女的神态风韵，在表演时，三只瓷碗好像长在人体上的零件，头顶不离碗，手不离盅，被誉为“东方一绝”。

《黑山鸡舞》

这是流行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古老民间舞，模仿黑山鸡的动作和叫声，翩翩起舞，舞者边舞边吹口哨或用舌头作响，学鸡叫伴奏（《布里亚特蒙古史》）。

乐器、乐曲和舞曲

元代的乐器除蒙古族固有的胡琴、号角外，也吸收了汉族乐器，如方响、羯鼓、竽、拍板等，山西曲沃出土的元延佑元年的砖雕四乐伎就是典型例子。蒙古乐曲散见于《新元史·礼乐志》以及《辍耕录》等书中。这些乐曲都和汉族曲调不同，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色彩，除大曲、小曲之外，也有从新疆一带传来的乐曲，即所谓“回回曲”。

《海青拿天鹅》

海青是鹰的一种，全身为白色，红嘴，红爪，善于擒拿天鹅，是成吉思汗部族的图腾。蒙古族放海青拿天鹅是很古老的习俗，因之也产生了反映这种生活的乐曲和舞蹈，叫做《海青拿天鹅》。元代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描述了这首琵琶曲：“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

根据内蒙古札木苏记录，兴安岭南麓的狩猎歌舞《海青拿天鹅》为两人扮演的小歌舞，据说蒙古族舞蹈的顺拐和小碎步向前跑，都是模仿海青的，这可说是蒙古族图腾舞的遗迹，值得重视。

《白翎雀》

《白翎雀》是元代著名的《答罕曲》。“答罕”为蒙古语，亦名《白翎雀双手弹》，见《新元史·乐志》。杨维祯《元宫词》有“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之句（十三弦为筝，是用筝奏的曲子）。最初元世祖忽必烈令伶人硕德闾作曲，表现在朔漠之地能制猛兽又能驾天鹅的白翎雀。此鸟雌雄合鸣，声音悦耳，曲子开始缓慢柔和，曲终急促，表现“白草黄云日色薄”，“啾啁百鸟纷参错”的朔漠风光，动人心弦。此曲后为舞曲。张昱在《白翎雀歌》中描述了女真族舞伎作此舞时的妙丽多姿：“女真处子舞进觞，团衫盘带分两傍，玉纤罗袖柘枝体，要与雀声相颉颃。”

《白沙细乐》——《别失谢礼》

这是至今保存在云南省丽江县的元代歌舞曲。相传南宋末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取道吐蕃之地，过大渡河抵金沙江，丽江摩些（纳西族）部土司阿良对忽必烈表示拥护并帮助他进军大理。临别时忽必烈将乐曲十章和乐工、乐谱赠送给阿良。这就是《白沙细乐》——《别失谢礼》的来源。《丽江府志》记载：元太弟（忽必烈）革囊渡江，其音乐相传有胡琴、筝、笛诸器，其调有南北曲，叨叨令、一封书、寄生草等名。名曰细乐。据调查，现在元代遗音仍保留在纳西族丽江地区，成为纳西族的古典乐舞。而且配以舞蹈，这原是大型套曲，有十个乐章，但现在仅存乐曲《笃》（序曲），第一章为《一封书》（即堪蹉），第二章为《雪山脚下三股水》，第三章为《美丽的白云》，第四章为《多蹉》（即赤脚跳），第五章为《三思吉》，第六章为《劳曼蹉》（即《云雀舞》），此外还有《哭皇天》等，其他已失传。“蹉”即舞蹈，《堪蹉》、《多蹉》和《劳曼蹉》都是舞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劳曼蹉》（《云雀舞》），该舞由二人分别着黑白长袍，腰间系带，扮一对云雀，持黑白双扇绕场飞翔，曲调活泼，舞姿优美而敏捷，颇有元代遗风。这和硕德闾所作白翎雀及女真舞伎擅长的白翎雀舞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陈卫业曾向云南老艺人学习此舞。至今云南大理仍保存元代乐队陶俑，这些陶俑有的吹大号，有的吹竽，均着长袍，长靴，有的戴笠子帽。

《回回曲》

这是新疆一带的乐曲。《辍耕录》乐曲条说：回回有《马黑木当当》（当当即曲调）、《清泉当当》。《马黑木当当》很可能就是新疆维吾尔族最古老的乐曲《木卡姆》。“木卡姆”当时称“马黑木”。成吉思汗西征，使东西交通畅行无阻。其后到至元间（1264年），忽必烈控制了岭北局势，势力已伸入畏兀儿（即维吾尔）地区，西域和边疆乐舞在元代非常盛行。“木卡姆”乐舞已成为大都（汗八里，即北京）和上都（开平）演出的重要节目，至今新疆地区仍保留“十二木卡姆”。据学者考证，“十二木卡姆”发源于南疆和田一带。

排舞舞台新颖的风格的舞蹈特点是什么：

一、傣族舞蹈。

1、风格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

2、特点。

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

二、藏族舞蹈。

1、风格。

由于长年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习惯上身总是很松弛并略带前倾。动律上膝部分别有连续不断，小而快的，有弹性的颤动或连绵柔韧的屈伸。而有颤动或屈伸的步法形成的重心移动，带动了松弛的上肢运动，使手臂动作多系附随而动，不管是颤动还是屈伸，都要求膝关节保持松弛状态。

2、特点。

膝部上下运动频率放慢，形成屈伸的动律，弦子连绵不断流动性强，达到了对膝部柔韧性、连贯性、控制能力的综合训练。同时弦子以优美著称，它上身随重心移动而晃动，上肢随上身的晃动形成动作和造型一环扣一环的运动规律。

元代回族诗人曾描绘了鞭鼓舞的情景：

马乳新桶玉满瓶，

沙羊黄鼠割来腥。

踏歌尽醉营盘晚，

鞭鼓声中按海青。

狞猎归来，人们团聚欢宴，品尝着沁人心脾的喷香的马奶酒，而且敲着鞭鼓，踏歌尽醉。鞭鼓，即挎在身上的长型蚊，据1982年考古发现：赤峰市郊一元代贵族弘吉刺部德薛禅的后裔贵族墓室的壁画上，画着一元代乐队，其中一人便身挎鞭蚊，右手持鞭击之。以手击蚊，边唱边跳，所跳所歌也是对狩猎的歌咏。

击拍而舞是蒙古族古老的习俗。甫宋人盂珙在(蒙鞑备录)中记“国王(指木华黎)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与鞭鼓舞不同，这里是“拍手为节”。而在汉族使者眼中感到奇异的不同凡响的舞姿，显然具有浓郁的草原特色。

牧人的艺术像浩瀚的大海，我们只是从大海中拾起几块贝壳，但仅仅这几块贝壳，已足以证明大海的丰富与富有。纵观草原区域的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可以看出：

牧人的艺术与牧人的生活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艺术产生于人的本能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总和，从具创作方式、生存环境、表现内容和功利特点看，它生存于牧人的生活之中，它与草原的生活环境互相依存、相互适应。以民歌为例，牧人在放牧时唱起民歌、热恋时唱起情歌、节日礼宴上的住祝赞，怀念家乡时的情曲，草原生活是人类文化艺术的母体——民间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壤”和“宝库”。草原生活与牧人的一体关系，反映了艺术活动与生活中的主体——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草原的艺术具有游牧文化的特征。地处中国北方，辽阔无垠的蒙古草原，是中国骑牧民族的发祥地，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生活繁衍。马在牧民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牧人与马的亲密关系，由此而形成草原艺术的特征。在文学上，关于马的传说故事与祝贺词数不胜数，在音乐上，有别具风味的马头琴声，在舞蹈中，他们把马的特征和牧人对它的深切的情感融汇在肩部的动作和腿部动作中，马是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中最为常见的美好形象。

草原艺术的特征不独表现在对马的形象的模拟和摧豢上，还表现在其具有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民族艺术传统上。牧人的文学一歌谣、祝赞词、史诗、民间叙事诗、说书、好来宝，常用马头琴、四胡、三弦或笛子伴奏，无伴奏的“徒歌”也同一定的曲调相结合，有的还辅之以动作。游牧民族是喜爱歌舞的民族，<魏书·高车传>有“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的记载，描绘了游牧民族盛大的歌舞活动。在歌舞活动中，往往有说有唱。因此诗歌舞一体构成游牧艺术的另一特征。

草原艺术的特征还表现在其强烈浓郁的抒情色彩上。广阔的草原，地广人稀，游牧生活交往较少，而牧民郁积的情感在草原长调牧歌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听到草原长调牧歌，那类“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的自然美，只淡淡地解释一举说：”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长调草原牧歌如泓泉水，一杯醇醪，表达出牧人对草原、对家乡的如醉如痴的厚爱，表达出牧人旷达、豪放、坦宕的胸襟。“音乐是表情的艺术，它是擅长与抒情的，草原牧歌正是抓住了音乐这一特殊本质。”以其动人心弦的抒情性使人充分感受到草原独特的生活韵律。

强烈鲜明的色彩美是草原艺术的又一特征。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野、红色的花朵、白色的羊群，五彩斑斓的草原生活的色彩反映在其艺术上，使草原的艺术表现出强烈的色彩美。它表现在文学语言的描绘上，表现在绘画和乐器的色彩上，表现在音乐的旋律上。“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最大众化的形式。”圆色彩最广泛、最生动，最直接地反映着一个民族草原艺术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草原艺术是草原文化模式的物化形象。冈布里奇指出：“艺术史并不是一部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而是一部观念变化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艺术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某些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可汗>是牧业艺术的奇葩。其结构之宏大、情节之繁复、场面之壮阔、语言之典有的上层艺术、专门家的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它不仅在蒙古族的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增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

以强烈迷人的抒情而感人心脾的草原牧歌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人们常常把中世纪后世界音乐文化复兴归功于西方，其实草原牧歌完全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音乐相媲美。“如果说，蒙古新兴封建阶级以摧枯拉朽之势沉重打击了中世纪后期腐朽没落的东西方封建势力，重新打开了长期中断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通道，从而客观上为后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在艺术领域里，蒙古草原牧歌的产生和发展，则可以说是世界音乐文化终于走出中世纪的低潮，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先声。”草原牧歌不仅体现出游牧民族在发展时期的沸腾热情和浪漫精神，而且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成为人文主义的先声。

在中华民族的区域内，草原艺术与农耕艺术总是处于不断交流、补充、融合、发展中。尤其在元代，蒙古族步入中原，把具有浓郁特色的草原艺术传播到农耕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据<南村辍耕录)卷28载：“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南村辍耕录)所列大曲类16种，小曲类12种。其曲调虽已失传，但当时在中原地区风靡一时。<草木子·卷二·原道篇)云：“俗乐多胡乐也。声皆宏大雄厉，古乐皆严和……毋但泥古而废之，而长用胡乐也。”“胡乐”为中原地区所接受，而农耕民族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情趣也影响着游牧民族，(白翎雀)这首著名的古筝曲所弹奏的凄婉哀怨之音为元世祖忽必烈所慨叹动容，就是两股文化交流的佐证。元杂剧中大量蒙古语的运用更说明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的发展。由于蒙古族的舞蹈音乐音声宏亮，极富节奏感，清代康熙皇帝把这套蒙古乐典列入国乐之中，在宫廷节日和赐宴蒙古王公贵族时演奏。据(清会典·乐部)载：“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曲。”1749年“诏以蒙古各曲皆增制满洲曲文。嗣后每用乐，择其曲名之佳音，或满洲曲二，蒙古曲二，或满洲曲一、蒙古曲一，先朝奏闻，至时承应。”每年除夕和正月十五日，清廷都在保和殿赐宴外藩蒙古王公，演奏蒙古乐曲，足见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奔放的草原音乐在清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