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问题》读书报告（一）

苏珊·朗格是西方美学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功绩卓著的女性美学家。她的书《艺术问题》在西方文艺理论界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作者以符号论美学为中心着重探讨艺术本质论。其中收集了10篇讲稿，本文将从前5篇讲稿的文本出发，选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自我见解。

一、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

朗格对艺术本质的论述首先是从对舞蹈的哲学探讨开始的。一个舞蹈表现的是一种概念，是标示情感、情绪和其他主观经验的产生和消失过程的概念，是标示主观感情产生和发展的概念，是再现我们内心生活的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内心生活”这个概念，是指一个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心写照，是他对世界生活形式的内在感受。这一类经验通常只能被我们模糊意识到，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大部分是不可名状的。然而，这种主观存在物事实上是具有一定的结构形式的，我们不仅能够时时与它相遇，而且可以从概念上去认识它，反映它，想象它，甚至还可以用符号将它细腻而又深刻地表现出来。例如诗人在写诗时，便是用艺术符号的方式表达人的情感。

诗人在写作中要表现“内心生活”往往不会用普通的语言符号，因为普通的语言符号并不能表现出诗意和美感。苏珊·朗格说：对情感生活的认识，“是不可能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之所以不可表达，原因并不在于所要表达的观念崇高之极、神圣之极或神秘之极，而是由于情感存在形式与推理性语言所具有的形式在逻辑上互不对应，这种不对应性就使得任何一种精确无误的情感和情绪概念都不可能由文字语言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如所以表达人类情感的诗，只能用艺术符号的方式而不用一般语言符号的方式。

例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里面的常用意象月便是诗人情感的艺术符号，通过月这个客观景物来表现主观情感。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诗人的职责就在于：把他自己从这些形象和感觉中所得到的愉快和热诚传达于他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斯达尔夫人说，诗表现的是诗人“灵魂中的感情”，当热情激动灵魂时，诗人就借助形象和比喻来表现“内心的东西”。

那么表现某个人对于某些内在的或主观的过程的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朗格说：“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这样一种形象，不管它是一场舞蹈，还是一件雕塑品，或是一副绘画、一部乐曲、一首诗，本质上都是内在生活的外部显现，都是主观现实的客观显现。这种形象之所以能够标示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这一形象与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含有相同的关系和成分的缘故。”李清照词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以花之瘦，比人之瘦。将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面词人用她愁苦的心情看一切，无不给菊花涂上了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文学创造中的主体通过情感体验。把自我的意识、情感对象化，即将客体“主体化”，在观念中创造出源于客体又超越客体的审美形象。诗或词中的自然景物并不是纯粹的，而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是主体的客观映像。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再现外部现实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都是为了将内在现实即主观经验和情感的对象化而服务的。

二、艺术符号体现的情感

从第二讲中我们知道了，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形式，这种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而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这里的情感指的是指广义上的情感。《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在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而朗格也提出同样的观点，她认为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的人类情感；艺术的认识不仅仅在于把握它所表现的人类普遍情感，更重要的是学会通过理解把握情感而进行情感教育。

例如在讲到朱自清《背影》这篇文章时，就不仅仅从作者的情感出发，更要上升到一个高度。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明争暗斗，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朱自清作为一名正直、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感受到社会的压抑，产生一种落寞凄凉的情绪，作者的家庭，因为社会的黑暗而日趋窘迫，“光景很是惨淡”，“一日不如一日”。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奔波劳碌，境遇艰难的现实。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写出了简单的父子伦理之爱，也暗含着一种深刻的时代之难和心灵之痛。所以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情感，不仅仅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还饱含时代精神折射下的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

作品中蕴涵着丰富情感。朗格曾深刻地阐述过真正艺术创造的秘密：“艺术品就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得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让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征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供我们认识的形式。

所以，教师在讲散文这个文体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将作品中传达的情感讲清楚，从而进行情感教育。这与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不谋而合。

三、艺术符号活动的创造性

苏珊·朗格在探讨艺术家“创造”时，曾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创造了什么？”他创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四、艺术是一种生命的形式

苏珊·朗格认为，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高级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这里的情感就是上文提到的广义的情感。说一件作品“包含着情感”，恰恰就是说这件作品是一件“活生生”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具有艺术的活力或展现出一种 “生命的形式”。因为他们的基本形式是生命的形式，它们的产生与消失也就是生命的成长和死亡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不是那种机械的物理活动形式，它们之间（即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就反映了生物存在的方式。因此，如果想要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这就把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纵观经过岁月洗礼留下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具有生活活力的作品。

那么什么是生命的逻辑形式？或者说什么是生命形式的基本特征？朗格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将其概括为有机统一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了）。

朗格还从艺术自身的基本特性来说明艺术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这一问题。她说到：“艺术具有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表现性规律，它的构成要素都是虚幻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物质材料；这些要素不仅本身不能与物理要素相比较，就是它们的机能也不能与物理机能作比较；我们所要比较的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产品——表现性的形式或艺术品——的特征与生命本身的特征，是这两种特征之间的象征性联系。”

一种十九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文艺思潮。以写实的态度反映社会，并以批判的精神揭露社会罪恶与贵族奢靡的生活。代表作家有英国狄更斯、法国巴尔札克、俄国托尔斯泰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它的成就最高，名家名著数量最多，在教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从现在看来，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不是当时的产物，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只知道自己是浪漫派作家，果戈里只知道自己是自然派作家。而批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高尔基、卢那恰尔斯基在评价十九世纪这类主潮文学时所称呼的。他们的评价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中间对批判现实主义又有各种议论。现在进行重新思考，十分必要。

一、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全是批判现实主义吗？

是否有非批判的现实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也不应例外。以法国文学为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有“七星诗社”那样的具有贵族倾向的团体，也有拉伯雷这样有民主倾向的作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莫里哀吸收民间营养而面对现实，显然同马勒伯、夏普兰这些上层作家不相同。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作家中伏尔泰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艺术上脱不了古典主义窠臼。而卢梭却提倡共和主义，创作上开浪漫主义先河，二者是有区别的。至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浪漫主义，分为积极的（斯达尔夫人、雨果）和消极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那么，难道唯有现实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批判现实主义吗？不尽然。卢那恰尔斯基说当法国大革命已平静，大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它用文艺歌颂自己，则产生“静止的、肯定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见《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书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而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则有“否定的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可见也是一分为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都内容。

二、批判现实主义难道如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

说的“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吗？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在对现实的批判，它得名也是由于这一点。的确，有的作品如萨克雷的《名利场》副标题就叫《没有正面人物的小说》。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第一部，也尽是被批判的反面人物。赫尔岑说《钦差大臣》，有个正面人物那就是“笑”，他是从“转意”上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最善于讽刺，也同它重在否定与批评不可分。但是，它并不是只否定而不肯定什么。歌颂与反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作家有所恨、也必有所爱。批判现实主义在否定反面人物时，也肯定它所树立的正面人物甚至理想的英雄人物。“主人公”这个词，在西方诗文中，就是“英雄” 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乔万尼奥里写出斯巴达克思、聂姆卓娃写出野姑娘芭拉、伐佐夫塑造民族解放战士奥格涅夫、尔尼雪夫斯基塑造了拉赫美托夫、罗普霍夫等形象以及西欧文学中巴尔扎克笔下的共和英雄克里斯蒂安，狄更斯笔下的大卫·考柏菲尔，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都是作家们所肯定的。俄罗斯文学中优秀妇女的系列形象，托尔斯泰笔下的思想探索者和忏悔贵族，都是作者的理想的人物。至于欧洲文学中的众多复杂人物如于连、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巴扎洛夫、霍克·海因（施托姆小说《骑白马的人》中的人物），很难说作家对他们是完全肯定而无丝毫微词，或者说对他们是完全否定而无任何赞扬之处。由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作者本身的思想矛盾与认识的程度，这些复杂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对待的，也不能简单地判断作家及批判现实主义本身对它们的态度。

探究近代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不应忽视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 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具体体现。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或者说首先是教育。以美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表现出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传统，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腊为源头的欧洲传统教育思想。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连续通过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展普及教育，规定每50户以上的乡镇，必须指定专人教儿童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学校。美国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哈佛学院(1636年)，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此外还建有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后改为普林斯顿大学)、英王学院(1754年，后改为哥伦比亚学院)、费城学院(1755年，今宾州大学)、布朗学院(1764年)、王后学院(1766年，后为拉特格斯学院)、达特矛斯学院(1769)等9所学院。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是这些大学办学的榜样。由于“教育是人类所必须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国内战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学。自开国总统华盛顿始，美国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实现国民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因为这是和培养公民的“美国精神”，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即美国迅速崛起，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美国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大学课程的设置一改远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状况，开设经济发展急需的新课程，同时开办各种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养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迅速发展，对于提升美国科学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9世纪后半叶，电力已经得到广泛采用。1851年，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系统开始应用于美国的铁路线；1867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6年，爱迪生制造了电灯，1877年又发明了留声机；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试制飞机，飞行成功。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和美国在19世纪的 教育——文化建设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所特有。自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教育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影响最广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成为参与这些竞争和对抗的重要内容。1861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从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出发，阐释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强调要教授“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进而才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只是一切身心过程的基础，同时也间接是街头屋内一切来往、一切贸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还强调，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同时将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原理用于 教育理论，成为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组成部分。

自19世纪70年代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免费教育法令，创办公立的国民小学和职业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公民、道德、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主要表现在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国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拨款，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综合学校”和职业教育，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办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开放大学”，以及改革学制，进行学科调整，大力提升理工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开设有“使用价值”的课程，提倡“实科教育”等，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特别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前沿的科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些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总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断增长，满足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启迪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西欧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熔铸在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中，使这些文学艺术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非是简单的、平面的折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学艺术只是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在创造历史，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民族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是推动民族国家走上强国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为什么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西欧产生。这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预言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 ”。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但是赤贫化的劳动者却日益增加。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分裂之中，还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浪漫主义是对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艺理论或文化思潮，但是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古典”的涵义是“典范”，即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艺思想为典范。如果说17世纪时的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古典主义，那么，到了19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浪漫主义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很大。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作用；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性和完美性，他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士；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同样十分推崇人的独创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最早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所谓 “启蒙”，原来的含意是“照亮”和“启迪”。启蒙运动是强调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辉 ”，冲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束缚，建立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理性王国”。由此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先驱。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都反映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18、19世纪之交，弗·施莱格尔发表了《片断》，强调艺术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19世纪初，奥·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较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理论，影响颇大。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雪莱在《诗辩》中，论述了文学和社会密切相连自古已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休斯》和《自由颂》、《自由》等，在欧洲19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19年，他在《西风颂》中写道：“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他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5](p528)。继德国、英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大抵在19世纪初形成。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严厉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在分析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批判了古典主义理论。她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创性问题，提出“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以文学为武器，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润物细无声”，无形 地，却是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命运。

浪漫主义虽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关注社会现实，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复辟王朝严厉的批判，以及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雨果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雨果对社会历史分期的认 识，和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认识十分相似。

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类的壮年、老年时代。“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6](p459)。只有“人的时代”才有权力的平等、经济的昌盛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雨果则认为，文学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近代是戏剧性的。雨果还进而解释道：戏剧描写人生，戏剧的人物是凡人，戏剧以真实来维持。如果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p618)；雨果则认为古典主义在19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义。在法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发展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的法兰西应该有现代法兰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来，高扬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在发展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恒久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通过歌颂民族的伟大、宣扬民族的理想，培育着、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长，这是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世纪是西方美术发展历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媲美。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就如同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一样，不是偶然的。强烈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以古代罗马作为借鉴。19世纪的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绘画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体，而是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新印象主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推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卫不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马拉等过从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过对古代英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歌颂，鼓舞着法国人民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厅宣誓》、《布鲁图》等，也直接或间接和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1793年，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马拉被暗杀，JL大卫立即赶绘了举世闻名的《马拉之死》，生动地再现了战友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历史悲剧，严谨的写实主义 手法使其成为世界美术珍品。

在诸多艺术领域中，可能最能够激发人内在情感的，莫过于音乐。正如19世纪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所言：“音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有更高的启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音乐文化的繁荣，就难以有整体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上，古典主义在贝多芬时代已经达到顶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音乐虽然在音乐的体裁形式以及创作和表现的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特点，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重视艺术家主体意识的阐释。这一切同样折射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贝多芬是一位有独创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乐家。在著名的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个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部分内容作为歌词。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人世上的欢乐都来自大自然的胸膛，……拥抱吧，千百万人民!吻着整个世界” 。无论是交响乐，钢琴曲、歌剧，还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现出贝多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以及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纪的德国，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标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为不断地推动着社 会历史变革的因素之一。

三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扩张和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诚然，文化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是通过“扩张”，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过”，何况，那些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时的反动文化会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甚至推波助澜，不过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 旋起旋灭的浪花，毕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扩张，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们不仅有侵略扩张的行动，而且还有五花八门的理论。例如，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著有《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0年)、《海上力量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上力量的关心》(1897年)。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强调军事的和商业的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建立海上霸权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对美国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海军的崛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运动”[8](p270、273)。马汉认为，美国这种从不停顿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 ，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对中国，他曾狂妄地说：“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针对“义和团运动”，他还颠倒黑白地说：“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 ，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9](pp1-2)

16—18世纪，可被认为是西欧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欧洲在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农场、牧场，将铁制生产工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文化对美洲(包括欧洲人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体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欧洲人也进入非洲。到18世纪末，西欧列强已经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18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是西欧对外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欧凭借着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强同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性的影响逐渐加强。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第二次是公元 7世纪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认为当今中国第四次崛起有着全新的历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其如王赓武教授所言，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不如说，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政治沦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文化选择将使中国在发展中，不仅保持国内社会发展和谐、稳定，而且始终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保持良性互动。这是21世纪中国持续发展的保证。

世界十大文学巨匠：

1、古希腊诗人荷马；

2、意大利诗人但丁；

3、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

4、英国积极浪漫主意诗人拜伦；

5、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

6、法国著名作家雨果；

7、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

8、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

9、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

10、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主、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以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紧密联系。

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艺术风格，早在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中就开始运用，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有直接渊源，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前奏，英国的感伤主义则被称为前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流派，其作品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强调主观情感，注重抒发自我；

2推崇想象力；

3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

4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

5夸张的手法、强烈的对比、离奇的情节。

补充：

1浪漫主义以表现自我、抒发主观情感为主导特征是法国大革命后因为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连绵不断的战争流血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产生的自我崇拜、自我哀怜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

219世纪前30年，法国政治领域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要求反对政治、社会和宗教的束缚，主张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要求国家保证个人的人身、信仰、言论、职业、经营、选举、集会等自由。自由主义论著、作品和文学活动直接影响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个人独立、极端自由成为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产生了“世纪病”、“个人反抗”等主题。

3空想社会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消灭阶级对立的方案，并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他们宣扬的天才论、崇尚个人品德和才能，以及对未来美好蓝图的描绘，对浪漫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4德国古典哲学的基调是唯心主义，突出“自我”，夸大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对美、崇高、悲剧、创作自由、天才等美学范畴的重视和研究，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宗教、神秘主义以及“自我高于一切”的观点，也有消极的影响。

5德国代表作家：“耶拿派”施莱格尔兄弟，诗人诺瓦利斯，诗人蒂克；“海德堡”阿尔尼姆，布伦塔诺，格林兄弟；“柏林”霍夫曼，沙米索；海涅。

6英国代表作家：“湖畔派”华兹华斯，阿勒律治，骚塞；拜伦，雪莱，济慈，瓦尔特·司各特。

7法国代表作家：雨果，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乔治·桑，缪塞，大仲马。

8俄国文学：茹科夫斯基，普希金，雷列耶夫，莱蒙托夫。

9东欧代表作家：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匈牙利裴多菲。

10美国代表作家：欧文，库珀，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