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逍遥游》为例，谈谈《庄子》浪漫主义色彩

庄子《逍遥游》的美学品质

最近在看一本中西哲学对比时,看到了西方的尼采和庄子有很多的共性,于是翻阅了一些庄子的书,喜欢上庄子那种出世的心境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坐忘"，强调"神"的概念，提出"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这些内蕴深厚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都是美学命题。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总纲，自然也较突出地表现出内蕴深厚的美学观，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品质。

一、审美心胸——"心斋"、"坐忘"

庄子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提出只要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体会，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从对物质世界的排除到对思想意识的排除与否定，庄子把这种最高层次称为"心斋"，又称为"坐忘"。

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燕雀，从大德至小德，都是"有所待"。也就是说主体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三无"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人物。他们为了达到"无所待"，就必然先要进入"三无"的境界，或如《大宗师》篇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外生"，亦即将个人的宠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生死都排除于心，创造出一种空虚的心境，只有这种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当然，仅仅排除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 还排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就是《人间世》篇所称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和《大宗师》篇所称的"坐忘"。人们要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忧虑中超脱出来，从对死和生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当庄子把对死生的认识从人本体移到超越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当庄子把人的精神世界都否定之时，"心如死灰"的"虚"的状态也就达到了。虚而待物，所谓"待物"，实为"不待"，这种精神境界便更加接近"道"的境界。庄子通过《逍遥游》，对这种人生态度做出了深刻的阐释。

从这种阐释中，我们看到，《逍遥游》的境界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

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②

首先，"无所待"的精神状态，是对审美主体的首要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到美的创造或者鉴赏状态时，他必须要抛弃任何利害得失的实用功利考虑，抛弃既有社会观念和人文观念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审美客体的雕琢与鉴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审美感受、情感、想象、理想等能力，物我两忘，获得审美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无所待"，依然为客观所累，那便不能进入到自然、天然、超然的境界，无论是精神还是创造力都会受到约束，从而影响了对审美客体的创造和鉴赏，也就不能在最后释放出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无论是在《逍遥游》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都强调着"无所待"、"虚而待物"的命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叔本华所说的"审美静观"。"逍遥游"的状态正是从一种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求主体放弃习惯看法，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人要最大限度地融合于自然，抛弃自己的物欲和意欲。《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更深刻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达生》篇的梓庆，削木为璩，至为精美。他强调的创造状态要"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念，"不敢怀非誉巧拙"之思，"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正是"无功"、"无名"、"无己"的状态，是一种审美的心胸。

其次，庄子"心斋""坐忘"的审美心胸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虚静说"的发端。"虚静"也称为静思、空静、澄心、凝心等等，指的都是主体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进入艺术构思和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无所待"的状态，是"游"的状态。庄子称颂梓庆的技艺高超，但对他的心理状态更加赞赏，这种心理正是"虚静"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时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这和"心斋"、"坐忘"又是相通的。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影响极为深刻，魏晋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要求"贤者澄怀味象"，《宋书•隐逸传》记载他晚年还感慨自己"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胸之意，实践的是庄子"心斋"的思想。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画家文与可画墨竹时的创作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与可的创作过程正是以"虚静"作为艺术构思和创作的基本前提。从老子到庄子，审美心胸说经历了开始发端到真正被发现、推广的历程，然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从李白到张旭，从宗炳到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始终影响着士人，影响着中国艺术。这种艺术的内在核心，便是《逍遥游》里"无己"、"无功"、"无名"的心胸，以及"虚己待物"的心境。

二、庄子的审美境界——"游"

我们看《逍遥游》中"游"的境界，首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在《田子方》篇以老子之语称"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逍遥游"。"游"是《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展示出这种审美境界的自由性和无边际性，展示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纵情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

庄子用"游"来确定这种"至乐至美"的境界，如"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等等。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又超脱出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的"游"是"心斋"、"坐忘"的游，除了超越功利，还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更为飘渺神奇的美学品质。实际上，"游"的本义就是游戏，叶朗先生指出：游戏是没有功利性目的的。③功利是对"游"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威胁，是破坏自然箫声的杂音。纯然的"游"的境界是超脱物欲与功利的，它不会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所累，为名所累，因此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同样，从我们今天的美学角度出发，支撑着庄子的正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当然，庄子本人不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否定精神世界，同时也把美与丑同化，美学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意义只对后世对我们今人产生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有丰富美学韵味的游戏。在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游"的宏大气息。这种气息的实质，从美学角度看就是处于精神人格层次的审美愉悦。《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随意遨游的境界，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削木为璩的梓庆是相同的。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获得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正是"虚静"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们找到了自身的自由状态，也就接触到美和美感的实质。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逍遥游"里的"游"正象征"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着人生这一段路程，代表逍遥的人生，"游"更表示自由和快乐。逍遥的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凭空获得"游"的资格，要想尽情遨游，必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逍遥游》介绍了人生的四个层次，实际上，人的升华是无穷无尽的，这正是庄子认为的"无穷"，只有在无穷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游刃有余。

"游"的境界甚至被庄子在《逍遥游》中以神异的笔墨写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这里庄子打破了个体受外物的牵制而游离于天地之间，尽管还不是纯然的"无所待"，但这种对神异的描述，已经体现出对"道"的观照。这是放纵无碍的精神逍遥之旅，也是主体超越时空之旅。庄子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在"游"中做到主观精神与"道"的合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齐物论》）。这个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形象思维论奠定了基础。进入到今天的审美层次，庄子这种"游"的过程既是想象与形象紧密结合的过程，同时形象思维又包含着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既带给我们生动的物象，丰沛的情感，同时还带来许多飞腾的想象，这正是庄子对具体外物的突破和超越。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正是"心斋"、"坐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超越时空的自由境界为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三、《逍遥游》的审美观

《逍遥游》中的"游"，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在《逍遥游》中为了论证"道"的最高境界，"通篇以‘大'字为线索"，以"小大之辨"作为贯穿全文的纲绳。在《逍遥游》中，自然万物大至巨鹏，小到学鸠、斥鴳；寿命长及冥灵、大椿，短至朝菌蟪蛄；社会生活中大德如宋荣子、列御寇，小德如那些名利之徒，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德大德，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不但大小没有差别，而且美丑、贵贱、是非、生死也都同"小大之辨"一样，没有差别。在《齐物论》中，他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小草杆和大木头，最丑的人和最美的人，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用"道"这个本体去认识，都是等同的。

从今人视角出发，庄子的这种哲学把事物的规定性完全忽视，把"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完全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样他就从美学的相对主义走到了美学上的主观主义，无疑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误区。实际上，从庄子的思想出发，庄子不只否定了事物的规定性，甚至连事物本身都加以否定，他"齐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相对主义的破坏，庄子的时代没有美学，因此我们后人的归纳对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却能从庄子思想中探寻出一种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更是虚无的，只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宇宙间一气运化的充满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美。这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现象的大小美丑只属于较低层次的美学范畴。叶朗先生指出"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 ④这种"气韵生动"的最高范畴，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特征之一。

从审美创造上看，我们看到的庄子思想中的审美观不是着眼于逼真再现具体的物象，而是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它不局限于表现单一的物象，而是力求表现出对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表现出宇宙元气运化的生命力。即使是一草一木，一丘一石，也要点化出它的灵气、生机和力量。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讲的"写气图貌"，王微《叙画》中所讲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当然，不仅仅是审美创造，就审美欣赏来说，对于物象，庄子似乎不看中审美对象的感性外在形态，他更注重观察外在形态下隐含的精神与气韵。庄子在《逍遥游》以及其它文章中塑造了大量形态丑陋的兀者、支离者、瓮 大瘿的形象，他的这种塑造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来，表明的是这样的审美观：外在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和力量。美与丑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转化，同时美的极致也升华出来。这种美的极致显然发轫于庄子"小大之辨"、"道通为一"观点。

其次，《逍遥游》把庄子"小大之辨"的命题展示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标示出一种"自然之美"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建立起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相对的一种美感或美的理想。在《逍遥游》中，那种"御气而行"的潇洒状态实际上就是自然状态，人处于自然中，自然是美的。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及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无怪乎庄子在《知北游》中赞叹着："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传达了道家美学的一个最基本思想，即关于真与美的统一观。在道家看来，最美的即是最自然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就是合乎自然之道，体现素朴自然、恬淡无为。一切人为的、违背自然本性的事物，都是对"天地之美"亦即"自然之美"的破坏。由此，庄子认为，就自然界而论，《逍遥游》中的巨鹏，有待乎风；《马蹄》篇中的马，受笼络约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社会生活而论，《逍遥游》中的势利之徒，受名缰利索；大德如列御寇，亦"犹有所待"，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艺术而论，"文采"坏"五色"，"六律"坏"五声"，"牺尊"坏"纯朴"，"珪璋"坏"白玉"（《马蹄》）。凡是人为的东西都破坏了自然之美。只有那些动物在大自然中不受束缚的"天放"，艺术创作中不经人为的"天籁"、"天乐"，才是符合自然本性的美。甚至《逍遥游》中，巨鹏所适之处，也是"南冥者，天池也。""天池"，成玄英注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为，故曰天池。"这说明，无论是《逍遥游》还是庄子的其它文章，贯穿其中的是"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

当然，庄子的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否定了一切艺术，因为艺术品的诞生必然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纯自然的艺术创作以及审美状态是不存在、不现实的，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尽管如此，他的"自然之美"的观点作为一种审美追求，仍然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处处强调自然之美，论诗歌创作，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论作家的个性风格，是"自然之恒姿"；论文章体式是"自然之趣"。钟嵘《诗品》也提出"自然英旨"的美学主张。唐代李白更是明确标举"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如是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感或美的理想相对的审美理想。摘引宗白华先生的话，这种自然之美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它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解放。⑤庄子正是这种解放的先导。

以上，我们透过《逍遥游》，试图窥探庄子思想中蕴含的审美心胸、审美境界以及审美观。《逍遥游》带给中国古典美学一个全新的精神形态——关于人的审美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的哲学。《逍遥游》启发了古人的艺术精神，并且影响至今，具有十分丰富的美学内涵。闻一多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⑥郭沫若曾评价庄子："秦汉以来的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⑦这正是《逍遥游》的美学品质之所在。

《逍遥游》鉴赏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首篇，是庄子的代表作，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逍遥游》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论证世间万物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自己追求的是“无所待”的最高境界。第二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论证第一部分提出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以及通过“无为”达到这一境界的主张。全篇集中表现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虚无主义与绝对自由。课文选的是第一部分，共三段。

第1段，阐明世间万物，大至鹏鸟，小至尘埃，它们的活动都“有所待”，都是不自由的。这一段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描述鲲鹏的形象。鲲鹏形体硕大无比，变化神奇莫测，奋飞时气势壮美。

第二层，写鹏鸟南飞有所待，并以“野马”“尘埃”作对比，表明万物皆有所待。鹏鸟要在海运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然后乘六月的巨风南飞，鹏鸟所待的是海运时的六月巨风。山野中蒸腾的雾气，空中的尘埃所待的是“以息相吹”。为了强调鹏鸟的“有所待”，作者连用了大舟飘浮有待深水，芥草杯水就能负载两个比喻，说明鹏鸟要高飞九万里必须凭借大风，必须有辽阔的天空才能图谋南行。

第三层，反驳蜩与学鸠，说明这两种动物也有所待。蜩与学鸠，飞不高，行不远，却自以为得到逍遥，从而嘲笑鹏鸟高飞远行的壮举。作者以行路备粮的比喻进行反驳。“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的备粮各有不同，是因为行程远近的不一样。鹏鸟背宽翼大，要乘厚风行万里；蜩与学鸠身轻翼小，枪榆枋而知足。虽然所待各不相同，但都是各适其性而有所待。蜩与学鸠认识不到自己与鹏鸟的差别，反而嘲笑鹏鸟南飞是多此一举。

第2段，对上文归纳、补充、印证，说明万物在“有待”的范围内，存在着“小大之辩”。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归纳上文，阐明“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不及”，包含不可达到和不能了解两重意思。作者举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彭祖以长寿闻名于世为例，说明小知不能了解大知，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小知”与“大知”，“大年”与“小年”的不同，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认识上的大小区别。在庄子看来，万物既有所待，又要人为地以小及大，是非常可悲的。

第二层，引“汤之问棘”的一段话对前文补充印证，并点明“小大之辩”。“汤之问棘”一段话与第1段“北冥有鱼”内容好像重复，其实不然。今人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对这两段话有很好的解释：“前语近怪，且出《齐谐》，恐人疑其不典，故引汤棘问答以实之。且前后详略各异，足以明之。前言鹏背几千里，当指其修也，此则以泰山形其高与大。扶摇不知其状也，此则以羊角形之。野马等不知其实也，此则以云气二字释之。腾跃而上，明枪之势也。数仞而下，明枪之高也。非此，则前语未了，前意未申，且不足征，故复而非复也。”由此可见，这段文字不是第1段的重复。在论证上，它与篇首的内容相照应，并归结前文所述种种现象，点明为“小大之辩”。

第3段，由对万物的泛论进入对社会中人的具体论述，阐明逍遥游的境界，即庄子理想中修养的最高境界，点明全文的主题。

能够“效”“比”“合”“征”的四种人，虽然有一定的才智和修养，但都被功名利禄所束缚，都被世俗“一”隅所累，无法摆脱主、客观的限制，就像斥、蜩鸠一样见识短浅，远没有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宋荣子能够对世人的赞誉与诽谤置之度外，能够认清内我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但他的修养“犹有未树也”，还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列子御风而行，轻妙可观，外部世界对他似乎没有多少限制，身心也没有什么束缚，算不算逍遥游呢回答是否定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仍有待于风力。列子和宋荣子固然比前面的四种人高得多，正像鹏鸟比蜩鸠、斥高得多一样，然而这高低之间的共同点是“有所待”，因此他们算不得逍遥游。那么，怎样才算是逍遥游呢庄子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万物的本性，达到物我一体，才能无所待，才是逍遥游。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做到这些的只有“至人”“神人”“圣人”。至此，文章的主题豁然明朗。

鉴赏要点

1借用寓言说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论庄子散文的特点说：“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逍遥游》运用大量的寓言把“无所待”的思想寄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例如本篇中的鲲、鹏、蜩、学鸠、斥，有的是根据神话故事加工的，有的是杜撰的，但都纳入他的寓言中，寄托他的思想，使人不知不觉进入他所创造的意境，接受感染。

2想像丰富，意境开阔。如文章开头写鲲的神奇变化，鹏的遨游太空，想像十分奇特。写鹏的南徙，一“击”，一“抟”，“三千里”，“九万里”，“扶摇”直上，意境何等壮阔。丰富的想像使文章汪洋恣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看来荒诞无稽，却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

3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如第1段，写积水负舟是以水比风，以大舟比鹏鸟；写鹏鸟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是夸张；描写学鸠，赋与人的情性，是拟人。这些都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参考资料：

http://fox314159blogchinacom/882940html

生平简介

白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佑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屡造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与置评。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便携手，眷恋香衾绣被。”（《长寿乐》）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此行考中进士的目标，只是他“自负风流才调”，自信“艺足才高”，“多才多艺善词赋”（《击梧桐》），没把考试当回事，以为考中进士、做个状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经向可以的心上人夸口说，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不料事与愿违，放榜时名落孙山。他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词坛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正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再度的失败，柳永真的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

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编辑本段]柳永的家世

柳永的祖父为柳崇（？-980），有子六人——先夫人丁氏生宜、宣，继夫人虞氏生寘、宏，举进士，又生寀、察，并以词学自立。宜、宣、寘、宏、寀、察都有官职:

柳宜(939-？):仕南唐，官监察御史（郑文宝《江表志》卷下，载柳宣官监察御史），入宋自太平兴国元年（976）至淳化元年（990）先后为濮州雷泽、沂州费县、济州任城令。淳化元年（990）起通判全州，后为赞善大夫，至工部侍郎。登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梁灏榜进士，

柳宣:仕南唐，官大理评事。入宋以校书郎为济州团练推官，后为大理司直、天太军节度判官。

柳寘:字朝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齐榜进士。

柳宏:字巨卿，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榜进士，知江州德化县。天圣年中，累迁都官员外郎，终光禄寺卿。

柳寀:官礼部侍郎。

柳察:年十七，举应贤良，待诏金马门。仕至水部员外郎。

柳永的父亲柳宜是柳崇的长子。柳永弟兄三人，柳永最幼。他和哥哥柳三复、柳三接都知名，当时号称“柳氏三绝”。

柳三复: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王整榜进士。

柳三接:字晋卿，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张唐卿榜进士，与柳永同榜登第。官至都官员外郎。

柳永有子名涚，字温之，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贾黯榜进士，曾官著作郎及陕西司理参军。又柳永有侄名淇，字润之，柳三接之子，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郑獬榜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相传柳淇工书，李泰伯的袁州学记就是他手写的。

[编辑本段]趣闻轶事

一、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北宋仁宗曾批评他：“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自称：“奉旨填词。”

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编辑本段]写作风格

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

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柳永家乡

柳永于雍熙四年（987）生于京东西路济州任城县，淳化元年（990）至淳化三年（992），柳永父柳宜通判全州，按照宋代官制，不许携带家眷前往。柳宜无奈将妻子与儿子柳永带回福建崇安老家，请其继母也就是柳永的继祖母虞氏代养，直到至道元年（995）才又回到汴京。所以四至九岁时的柳永是在故里崇安度过其童年时代的，此后柳永终身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崇安。《建宁府志》中录的那首写在崇安中峰寺的《中峰寺》诗，就出于童年柳永之手，也可称之为神童了。

柳永系崇安五夫里(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上梅乡茶景村)人，那里兴植荷花，他家前是一片偌大的白蕖之象，钟灵毓秀之山水，养育汲乃更塑造了柳永洒脱飘溢的人生情怀和浮世苦短，何来云归的经世之观，故柳永一出家门，便没再回来，那个美丽的家乡，那蕖白荷只能留在他心于四方的纯粹思念中。在今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的武夷山，风景区内武夷宫古街中段建有柳永纪念馆，还有一尊2米一般高的青铜柳永像。

[编辑本段]柳永后事

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资料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各家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阳说。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 ”，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二、葬湖北枣阳花山说。宋曾达臣（敏行）、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耆卿墓在枣阳县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陈在《岁时广记》中亦载：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枣阳县志》记载：“宋词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兴隆镇花山”。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妓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还是歌妓们凑钱将他安葬在兴隆镇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卒京口、葬北固山或银山说。宋叶梦得（少蕴）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据传北固山下有已湮没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 ”，万历《镇江府志》不但有同样记载，而且记载了在土山下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碑的部分内容。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七说：“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唐刘禹锡诗：‘土山京口峻’）。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而北固山，东晋以来就很出名，人们并没有称它为“土山”的。可见，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今天镇江五十三坡下仍有叫银山门的地方），就是云台山北面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北固山。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有一首凭吊柳永墓的《琵琶引》词，上段开头就说：“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中间又有“春去也，荒坟一掬”等语；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指柳永墓残碑）等语。从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紧靠“西津”（即西津渡）。这首词，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证，更是“土山”就是“银山” 的明证。清代考据家叶名沣在《桥西杂志》中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的故乡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纪念馆一块与柳永铜像齐肩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着：“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行碑文写着：“ 公元二00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四、葬仪征说。清王士祯（渔洋）持此说。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征仙人掌。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诗文相互印证，当不致有误。但有一点存疑，仪征四郊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不知王士祯以柳墓在仙人掌何据？而明《隆庆仪真县志·免谈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据此，柳永墓在仪征胥浦较为可信。

由于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记载，所以连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没有定论。而现在所有关于他卒葬地的说法都来自宋人和清人的笔记，且是零星记载，传闻各异，要下一个定论，就更难了。这也是词人的悲哀！但换一种想法：这也是词人的一种荣幸，让更多地方的人记住他、关心他！幸与不幸竟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