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在先秦哪种哲学思想更适合治世

在先秦时期，儒家哲学思想更适合治世。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修养、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认为政治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礼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靠强制力。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了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治理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其他先秦哲学思想也有其优点和适用场合。例如，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对于调节政治气氛和统治者的心态有一定的帮助。法家思想强调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对于建立规范化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有指导作用。总之，不同的先秦哲学思想都有其适用范围，治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哲学思想。

儒家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流派，它与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历来把“诗”、“乐”、“艺”看作“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看成实现仁学、安邦定国的必由之道。因此，美学(诗论、乐论、文心、艺境)在儒家学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持征和演变作一番整体性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深入地了解儒家学说的整体思想，也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文化的根本特征。

孔子是儒家美学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挥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传统、以“仁学”作为分析和解决美和艺术的根本立场，为儒家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孔于以恢复和维护“周礼”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把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看成“仁”的根本。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能按本性欲求唤起亲亲之爱，注重孝，泛爱大众，那么，“礼”即可以恢复，天下可大治，而“仁学”也就可实现。孔子的美学是他的“仁学”的延伸、发展，其目的仍是为了“礼”的实现。他强调人的心理欲求的满足必须符合礼义，同时也肯定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求是合理的。孔子美学的基本点在于：一方面充分肯定满足个体心理欲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伦理规范。根据这一基本观点，艺术的愉悦作用被认为是必要的，可以发挥的，但这种作用同时也被认为只有使群体和谐发展才有真正意义。美学的合理性在于能导向伦理目的，个体的心理欲求必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达到统一。

孔子正是根据这个基本观点解决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命题的。首先，孔子把“诗”、“乐”、“艺”看成是实现“仁”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技艺的自由、熟练的掌握，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对人的成长完善才有真正的意义、他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在他看来，吟诗习乐对于掌握礼义是十分重要的，“诗”能激发人兴起扬善去恶之心，“乐”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唤起道德之心，这与强调以“仁”作为立身的根基是统一曲，目的都在造就仁人君子。：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艺”(“诗”、“乐”)统一，育入至善，美学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孔子很重视艺术的美与善的统一。他在评价《韶》乐时，强调既“尽美”又“尽善”。认为音东艺术尽可能既给人以审美愉悦，又使人提高道德修养。《韶》乐尽美尽善，所以孔子对之很欣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②。对艺术的美善统一的追求是儒家美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美学特点根源于孔子的“尽美尽善”论。再次，孔子还把美善统一的要求运用于人格修养，强调文质统一，提出了著名的“文质彬彬”说。在他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④。真正的仁人君子，修养必须是全面的，只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还不够。还须有审美和文化的素养；同样，仅有文饰之美也不够，还须有仁的伦理品质。孔子在人格修养方面所强调的仍然是美与善的统一，在这方面，儒家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作了深刻的发挥。此外，孔子还依据他的美学基本原则，即美善统一的要求，提出美学批评的“中庸”尺度，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艺术心理效果。他认为诗和乐的情感表现应该是适度的，如果超出适度，欢乐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艺术情感表现中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超度的情感表现不符合“中庸”原则，达不到美善统一的标准。

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且过多地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强调美统一于善，但孔子对美善统一的艺术基本原则的阐述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美学命题，为儒家美学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从根本上规定了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的形成。

首先，儒家美学最典型地继承华夏民族古老的礼乐传统，对远古的巫术礼仪进行改造、扬弃，使“诗”、“乐”及各类艺术成为“仁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礼乐传统是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的。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是长期地保留下来，氏族血缘宗法关系和统治关系紧密结合。血缘关系的长期留存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乐传统浸染着浓厚的伦理色彩。不难看出，从孔子开始，历代儒家的美学理论总是和礼义、伦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美学因其基于血缘关系而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儒家美学很注重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自先秦以来，大多数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不否认个人存在的价值，都肯定个体具有独特的情感、性格、知识长处等；另一方面，儒家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看成比个体的个性发挥更重要。社会的和谐，仁义得到推行，这是第一位的，个体的发展只有得到社会的肯定才有意义，个体个性的充分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才有真正的价值。在儒家看来，艺术(诗、乐等)作为“仁学”的组成部分，其真正意义在于引导、培养个体的健康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朝着有利于群体和谐的方向发展。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记》强调“致乐以治心”⑥，注重的都是艺术对于个体与社会统一和谐的意义。再次，儒家美学把美善统一的境界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主张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性。儒家美学的一系列命题，如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乐记》的“致乐以治心”论，《毛诗序》的“志”与“情”统一说等，都是把艺术(诗、乐)和伦理(仁、礼)结合起来，体现着美善统一的境界。儒家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是体现“仁”、符合“礼”，只有善的才可能是美的；美以善为内容和目的，善以美作为理想或适中的表现状态。儒家美学不仅把美善统一作为一种理论追求，而且作为一种高境界的人生目的。此外，儒家美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注重“天人合一”，在“天”(自然、自然规律)与“人”(人的意志情感)的统一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把自然看成是可以体现人的情感和道德理想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存在“比德”关系，天人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语)。同时。又把情感表现看成必须是符合自然的，是规范的和适中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孔子语)，人顺应天，天人和谐。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天人合一才能达到一种“中和”的状态，使情感世界处于和谐，使人心合乎规范，使行为合乎礼义。如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由天生成，天之美在于“和”与“仁”，“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仁之美者在于天”。当然，他的“天人合一”说的目的在于把天之“和”与“仁”贯彻于人间，达到政通人和。

从以上对儒家美学基本特征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儒家美学的种种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追求美善统一境界，体现美学与伦理学的一体化。儒家美学理论的这一基本特征在中国美学史上是非常显著的，它不像道家美学旨在无为追遥，“乘物以游心”(庄子语)，也不同于楚骚美学追求人间情趣与浪漫理想的统一，更不同于禅宗美学强调直觉、顿悟，“非悟无以入其妙”(谢橡语)。儒家美学于美与善的关系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的这一根本特征在孔子的美学理论中已基本形成，孔子之后的各个时期的儒家美学代表人物，围绕着这一理论展开了丰富的思想历程。

孟子和苟于作为孔子美学在先秦的最重要的继承人，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孔子的学说作了发展。孟子和苟子虽然都继承仁学、都主张推行“礼”。都强调实行仁义，都是儒家美学的杰出代表，但他们的观点有重大区别，发展方向大相径庭：孟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苟则更重视天人关系；孟持“性善”说，所关心的主题是人格修养，苟主“性恶”论，所兴趣的主题是实用功利；孟发展了孔子关于人格的思想，苟则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观点。在美学思想方面，孟子更多的是以先天的道德规范去改造和制约人的感性欲望，使美服从于善；苟子则更多的是以现实的人间规则去同化和统一人的功利欲望，想以善来兼容美。孟子希望能修养成一种“浩然之气”，以理想的人性来实现“礼”；苟子则力图把功利需要的“人之情欲”与“礼”统一起来。显然，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原则在孟、苟的美学学说中的表现是明显不同的。

在孟子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对人格美的高扬。孟子继承孔子关于人格美的思想，明确把人格精神与审美愉快联系起来。他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说我口”。在他眼里，人格精神也是审美对象。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个体应自觉努力发挥自己善的本性，以养成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而“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乃“集义所生”。⑨只要养成这种“气”，就会无所畏惧而能奋发上进。个体人性只要能使这种“浩然之气”得到“充实”，并表现于外在的形体，就具有美的价值，进而达到“大”、“圣”、“神”的境界。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o孟子对人格美的认识和高扬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人生境界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特征的典型表现。后世称那些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仁人志士具有“儒家风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孟子所述的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与孟子不同，苟子对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肯定人的审美要求的现实感性的自然基础，肯定符合礼义前提下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他企图把“欲”和“礼”统一起来，认为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望的满足是合理的。他说：“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⑥他认为帝王的最大快乐在于能最好地满足各种欲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树甚高，园圃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悉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⑥苟子的这种兼容“欲”和“礼”，肯定功利欲望满足的合理性的观点，与孟子关于完善人格道德精神的看法是有显著区别的，与老庄超功利自然无为的审美观点更是大相径庭。苟子这种美学基本观点与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把美引向现实，表现了乐观进取的开拓精神，对《易传》及汉儒的美学思想有重大影响。

《易传》继承苟子注重天人关系、主张积极进取的思想，以儒家态度为基本立场，吸取道家的观点，把儒家的“人道”观与道家的“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模式。《易传》美学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实现仁义，完成安邦强国的儒家理想，对善的追求是第一位的。乾封的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⑥显然，正性命、保大和，万国咸宁是最重要的，这是儒家的理想，《易传》的美学观点都是以此善的追求为前提的，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淡化，反而是突出的。

《易传》对儒家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首先，《易传》是以对短文的解释的形式来阐述儒家美学思想的，因此采用了许多与古代巫术文化相关的隐喻、象征手法，这类手法与艺术的“比兴”表现方法极为相似。而且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表明《易传》的作者发挥了直观、类比等“原始思维”的特点，这实际是一种准艺术思维方式。显然，《易传》发扬了古代巫术文化的积极成分，在表达手法和思维方式上，对艺术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次，《易传》突出生命运动的观点，把生命力量的展示看成是美的，这对于增加儒家美学的生机和活力是有重要意义的。《易传》认为生命运动是天地的本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②。注重天地的发展变化、强调生命的运动。这是《易传》的一个重要思想。《系辞下》提出“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说明“日新之谓盛德”，都是对生命运动和发展的很有意义的阐述和肯定。《易传》的这一生命运动观对中国艺术影响很大，中国艺术讲究飞动之美，讲究节奏、韵律，注重线的表现等都与此有关。再次，《易传》提出了一些新命题，对丰富儒家美学有重要意义。《易传》把“文”与“明”联系起来，阐述“文明”的意义‘既指天地万物文采光辉，又指圣人文章焕灿光明，德化万方。《易传》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⑥《易传》对阴阳的论述巨大地影响了中国美学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认识。《易传》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⑩这种阴阳刚柔的观点对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刚柔相应的性格、意境很有影响。《易传》提出的“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对中国艺术意境说也有重要影响。总之，《易传》在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前提下，提出了丰富的美学观点，虽然大都仅有命题，尚无详述，但其含义异常深刻，成了后来诸多美学观点的理论渊源。

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继承苟子，特别是《周易》的美学基本观点，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天”与“人”关系的学说，深入地论述了对中国美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董仲舒赋予“天”以“仁”的特性，将“天”人格化，同时又肯定人“为天下贵”，肯定人的主导作用。他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论述“天人合一”的，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⑥在他看来，“天人合一”突出地表现于人的情感变化同天(自然)的变化的对应关系：“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⑦这种“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美学观念，虽有其神秘性，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常常成为艺术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它影响了中国艺术美学中的文论、画论和书法理论，是中国艺术意境说的理论根据之一。

先秦《乐记》、汉代《毛诗序》和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儒家文艺美学的三部经典之作。它们分别把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展示于“乐”论、“诗”论和“文”论之中，对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有巨大的影响。

《乐记》的突出贡献在于深刻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乐记》明确地提出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Q6‘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生于人心，而“音”还不是“乐”，只有包含着伦理的内容才是“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e6‘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④《乐记》一方面把“乐”、把艺术看成是情感的表现，这是对先秦儒家美学的发展，它更深刻地抓住艺术的本质。另一方面，《乐记》的作者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所以仍然强调美善关系，强调“乐”的伦理政治价值。《乐记》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并区分了“礼”与“乐”的不同作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通过内心情感引导人们相亲为善，“礼”通过外部规范使人们的行为庄敬，所以“致乐以治心”，而“致礼以治躬”。“乐”在某种意义上比“礼”更有伦理功效，它能“反情以和其志”，使人归情于正道，以符合伦理要求，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毛诗序》是《乐记》基本思想在诗论方面的展现，它系统地表达了儒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毛诗序》提出了诗的“志”与“情”相统一的观点，把儒家“诗言志”的观点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这种“志”、“情”统一的诗才能有助于“治世”，达到“政和”。《毛诗序》详细分析诗的教化作用，认为诗有风、赋、比、兴、雅、颂等六义，对人能“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毛诗序》把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观点由“乐”论推广到“诗”论，肯定艺术的教化功能．这种观点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广为传播。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兼容佛道，承继《易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来阐发其“原道”思想，强调天地阴阳之“道”与社会伦理之“道”的统一性，并在此前提下论述文道关系。刘勰认为“道”生“文”，“文”是“道”的表现。他认为“文”分“天文”和“人文”，“文”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示“道”。具体说，“天文”指的是天地、日月、山川等的存在形式，“人文”指的是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人文”狭义上通“文辞”，主要指文辞之美。文辞体现“道”，是“道之文”，因而“文”有“文心”。有人的“性灵”参与。表现着人的道德追求。刘勰对文道关系的看法与先秦儒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超出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他在《文心雕龙》的开头部分就主张“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强调美统一于善。刘勰超越于以前的儒家美学之处，在于他更关心对“文”的具体分析，注重“文”之美的本质及表现。《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是分析和论述“文”之美的各个方面，提出关于艺术的各种新见解。《风骨》篇深刻探索艺术美的构成，认为“文”之美不能脱离“风骨”，离不开内在情感要素与事义、人格、文辞的统一：“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⑥《情采》篇对儒家文质关系论有新的理解，认为“文附质也”而“质待文也”，“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情于“文”具有根本的意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种以情为经而以理为纬的情理关系论是刘勰对儒家美学的创新。这一创新表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体，但也是对魏晋以来重视“文”与“情”的关系，主张“文”的自觉的美学观点的兼容和吸收。

儒家美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已完全失去了对“文”的自觉的重视，在文道关系上，朱熹等宋明理学家所主张的基本观点是：“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②在理学家们看来，“文”比起“道”来是次要的，不必予以重视，所以，在理学论著中，没有对“文”之美方面的详细论述，更不会论及“情”与“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美学因忽视了“情”和轻视了“文”而走向了非美学，实际上成了注经阐道的伦理哲学。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就理学美学的实质而言，是把“文”视为是体现“道”的，认为“文”即是“道”，艺术与道德合为一体，艺术体现着人生的伦理境界，所以，理学美学实际上是把艺术上升到伦理境界的高度，把儒家的“礼乐传统”作了最为彻底的发挥，使美与善从根本上合为一体，创造了美善统一的人生本体境界、从而完成了儒家美学的逻辑进程。

总而言之，从孔子直到宋明理学，儒家美学有其完整的逻辑发展过程。儒家美学的思想学说，有其保守的方面，常常过分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的独立特性，重善轻美，重“理”轻“文”。然而，儒家美学也有刚健、进取的一面，它与道家美学的自然无为的超脱态度成为互补关系，与禅宗美学的顿悟直感观念成为对抗和对立，对中国艺术和人生有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理论中的“比德说”、“明道说”、“美刺说”、“中和之美说”以及“文”以载道说”等，都直接是儒家美学的体现或从根本上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基本上都具有美善统一的风格。中国文人历来在为人处世上追求一种“儒学风范”，这是儒家美学对人格美理想的重要影响。华夏民族的文化风采，有着儒家美学的深刻印记

荀子是怎样总结先秦哲学的

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实际上已经开始诸子百家的融合了

论先秦哲学的天命观。

天命观在先秦时期特别盛行。

天命这一名称是由周人提出来的，但它源自上古时期人们对“帝”这一神灵的信仰。周人以“天”来替代此前的“帝”或“上帝”，并从中引发出一些新的有别于“帝”的观念。

三代文化中，天命中“天”的内涵大致有三项内容:一是指独一的最高主宰上帝;二是指泛化的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和祖先亡灵的鬼神;三是指人。三代对“天”的认识，具有一种从一神(帝、天)到泛神(天地鬼神)再到无神(自然现象、人)的下移过程。《礼记·表记》以“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而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仰发展线索:从敬上帝，到拜鬼神，再到尊人崇德。

中国上古时期天命观的起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过程，这一顺延的选择方向决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此后的中国儒家文化都是在这一人本主义的方向上延伸与发展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这一人文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传统的独特特点。

中国先秦哲学特点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属于《论语》类文献。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首先，《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其次，郭店竹简《天降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天降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天降大常》。

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

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则是子思本人的著作。《五行》显然是子思的著作。一则史载子思倡导五行之说，二则此篇的范畴概念和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络。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四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所附《五行说》的作者亦当属子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

例如，心、性、情虽然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关系。现在，这批竹简的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与1500年以后朱熹提出的“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之论何其相似。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

《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储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

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整合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

从《论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情况看，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刘歆说《论语》的原始资料虽为孔子弟子所记录，但其结集者为孔子门人，是正确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子弟子被称为“子”可得到印证。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上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公元前402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定有大量记录孔子语的笔记。而孔子去世后，后学即分化，“儒分为八”，故所谓“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一定只是各小集团之内的事情。

由此可知，当时一定存在许多结集孔子言行录而成的《论语》类文献。

当然，各小集团在结集孔子言行录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进行取材的。今本《论语》特别注重道德修养。由此可以推知，此书是由孔子德行科的弟子门人结集的。

那么，《论语》之外那些《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在现存西汉以前的文献中，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这就是《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其史料价值与《论语》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孝经》、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等。现在，《缁衣》出土于战国楚墓，说明这种论断是可靠的。

综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各学派之间的关系

（1）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

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而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战国时期。

这从太史儋和庄子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简写杂记之说，而《语丛》皆为短简，且言简意赅，其性质为墓主东宫之师的札记，故应更名为《东宫之师札记》或《札记》。这部竹书兼综儒道，内容涉及墓中儒道两家的著作，故当为墓主阅读所藏儒道两家著作的读书札记，其中既有原书抄录，亦有个人感想，而《语丛四》可能抄自别家文献。这是现存最早有意识地将儒道熔为一炉的作品。

（2）道家和兵家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

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因而，今本《老子》与兵家相通之处，乃太史儋对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权术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3）道家和法家的关系。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对这次转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过程。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应该归之于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过祖先神来传达的，而祖先神当然首先要保佑本族类，这使天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这个中介，拉近了人与天帝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所以，当一些特殊事件发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对天命发生怀疑并进而肯定人的价值。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奠定的。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过去，胡适先生从老子写起，冯友兰先生从孔子写起，影响很大。我认为至少应该从文王、周公写起。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先秦时期，儒家侧重于伦理说教，道家侧重於哲学探讨，这已成定论了。

但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这一成说。尽管简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讨论形上学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内容，却是在阐述伦理价值，这正与《论语》相似。此外，这部《老子》的风格相当古雅、朴实，又与《论语》相合。这就是说，侧重伦理价值、风格古朴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道家的太史儋、关尹，抑或隐逸家的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简本、今本《老子》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先秦哲学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建立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

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评价。

先秦哲学存在的价值化

从哲学的定义看，狭义哲学指的是西方哲学，而广义哲学在生活中都有，不分东西

所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老子道德经是在探讨哲学，而且很浅，很原始

在以后的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老子道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其价值

其影响了中国产生了一种向稳的事态，以形成一种平衡

在历朝历代维稳时期大多可以看成是老子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其价值

演讲：中国先秦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亲 快哦！ )

先秦诸子哲学的主要派别有

①儒家。这是创立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

②墨家。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学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③道家。传统认为老子是其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通过相对主义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稷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战国时期道家的一派还和名家、法家相结合，发展成为黄老之学，为后来的汉初统治者所推崇。

④法家。其先驱为管仲、子产，真正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

⑤名家。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⑥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他把阴阳五行说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顺序来说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终始”说，为新兴封建政权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

求告知 对话先秦哲学 好过么

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

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秦哲学

这要看楼主对哲学定义的理解了。

倘若哲学定义顺西方来，是一种依据逻辑、有体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就鲜有可称得上哲学的东西了（有还是有，但不是二楼说的儒家思想，而是重逻辑的墨家与名家思想）。

但是哲学重点应该还是对世界与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活动（这是我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诸子除了兵家、农家等具体技术学派以外，应该都属於哲学。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时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但中国有思想和智慧。”但是包括他自己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不断地突破著传统西方哲学体系化的定义了，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不属於哲学，那西方最源头的思想、现当代的哲学也会出现“是否是哲学”这样的危险。

因此中国学界一方面强调不要过分重视中国思想是否是“哲学”这样一个资格问题，因为这终究是个文化差异导致的话语权问题，哲学是西方词汇，不应该降低我国古代智慧的价值；另一方面普遍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是哲学，起码是能够引发人们哲学性思考的智慧，而且作为与西方哲学传统不一样的、在当代处于边缘地域文化体系，它的时代价值更应值得人们重视。

希望采纳

先秦哲学家，文学家有哪些？

先秦十大哲学家包括：

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子、邹衍

先秦文学家包括：

屈原，《离骚》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庄子（庄周），《庄子》玄远、高深的哲学思想迄今无人超越，同时在文学上也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庄子的文章，想像力无比强大，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

左丘明，《左传》，一气呵成之势，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

孔子，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此外还有《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对话先秦哲学 庄子的三言指的是什么

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秦哲学

现存的《庄子》文字是谁整理的A郭象 B庄子 C孔颖达 D王弼

庄子的三言是什么交流方式 A直接 B间接 C都不是 D都是

孔子的思想具有现代性 是 否

1、A郭象

2、文学上,庄子开创了“寓言”“重言”“卮言”三言并用的手法

C都不是

3、这与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有关

我个人选否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自己也曾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庄子•寓言》）。

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

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至于这些前贤古人是否讲过这些话，无从考证，通常都是庄子为了增加自己言语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假借这些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卮言：就是那些写起来行云流水，读起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浪漫主义美感的语言。

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的评析：

拓展知识：

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曾为维护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人在研究和评价儒学时,更多的是着眼于它的"伦理学"方面,而较少关注其经济思想方面。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构造其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以"富民"为中心内容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本文试对此作一粗浅探讨。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

同时,一部分诸侯国通过"变法",初步确立了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样就导致了新的生产关系与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新的封建地主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一部分诸侯国通过“变法”,初步确立了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样就导致了新的生产关系与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新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旧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严重对抗。随着一些诸侯国力量不断的壮大，旧的统治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面对这种社会剧变,先秦儒学家从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以“富民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思想。

所谓“富民”,就是要让人民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先秦儒家认为:“何以聚人，曰财。”(《周易·系辞》,“若民······无恒财，固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因此,统治者只有让人民聚财,才能巩固其统治。

先秦儒家把战争作为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看待，认为文、武之道不可偏废。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性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战争目的或动机的正义性是战争正义性的前提，而战争的正义性又取决于战争的过程是否保民、恤民，保民恤民的仁义思想则源自儒家厚生利用、无伤为仁的深厚生命精神。保民恤民、厚生利用的原则就必须反对战争，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而即使而“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是必要的，那么它也必须最大限度地不伤及无辜，不破坏民生。先秦儒家“敌国不相征”观点乃认为平等的国家之间，一方纵然有征讨另一方的道义理由，但它也没有发起征讨的权利，而必须由超越国家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更高组织付诸实施；但是，先秦儒家并不以为“敌国不相征”可以成为对内持续暴政且拒绝外国正义性干涉的绝对理由。为抵御外侮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先秦儒家以为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战备，加强对国民的战事训练，以低伤亡、低代价赢得“救无辜，伐有罪”之战争。

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特征：

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整理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先舜 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为提倡古道。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

2、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3、在治国方略上主张德治，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强调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对德政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的总的描述。孔子还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应该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群众，认为理想的政治是免刑。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礼化为主，强调道德礼教在稳定社会次序方面的重要性。而德治的主体是统治者，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正人。

4、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

5、和贵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道德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核心是“致中和”，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要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6、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

二、伦理特征

儒家的基本范畴是仁和礼，仁是思想的内核。仁，其本意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密的关系，故儒家讲尊贤也讲亲亲。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就意味着不仅要求仁者爱人，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道德要求：“恭，宽，信，敏，德”这五者之中孔子比较重视信，他认为“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其性格具有刚、毅、木、讷的特点，也主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等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其“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以人性论、良知论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性善论是他学说的核心。礼则是仁这一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即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的“礼”却是积淀在仁中的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认为克己复礼是最能直接实现仁的。即“克己复礼为仁”。只有按照“仁”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才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构成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

三、经济特征

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从先秦到西汉初似乎只讲重义轻利，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为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后人便以为孔子说的义利也是对立的。但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说明他并非将义利绝对对立起来的。对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另外，先秦儒家具有明显的财富观点，在儒家来讲，认为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很大的关系。孔子把民众的富贫看作是关系到五朝存之的重要原因。孟子则提出了“恒产”说。但同时他们都提倡对财富欲望加以强制，要重义轻利。孟子更是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四、教育特征

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开创了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新时代。先秦儒家除了学礼、义、信等知识外，还考察为政治国的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另外还重视“学知知之”和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孔子要求弟子应具有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五、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中普通存在着“和合”观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乃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儒家思想，是一种思想理论学派，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广为人知。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有不同的称呼，这些不同的称呼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比如，“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儒家思想的发展，孔子功不可没。

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初期，孔子奠定了儒家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且收取了大量的弟子，比如儒家七十二贤者、三千弟子等等。

儒家成员众多，口才又好。孔子周游列国，带着弟子们宣扬儒家思想，广为人知。

汉代，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儒家思想变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思想的种种特性，有利于统治人们的思想，再加上董仲舒等人专门收集各种统治思想的理论，致使儒家思想成为古代社会统治者的一种工具，禁锢人们思想，统治力量强大。

儒家思想横行天下，其他思想学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挤压，儒家的力量一家独大。

强大的儒家，儒家思想有利于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种种因素结合，儒家在古代社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个：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等人。

这些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儒家思想上，有些人的理论比较科学合理，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多人崇拜学习，有些人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太适应当今社会。

儒家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到很多方面，有些人的思想主张还有不同，比如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的思想这么复杂，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家思想呢？当然可以。

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家思想，就是这样的：做一个圣人。

做一个圣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确实概括了儒家的思想。

无论是仁义礼智信，天人感应，还是存天理灭人欲，又或者是心学等等，儒家的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理论不同，本质上确实一样的。

儒家的代表人物，大多主张人们做一个圣人。当然，圣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儒家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根据古代历史的记载，来理解儒家思想中圣人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做一个听从统治者命令的人，乖乖听话，不要反抗。

儒家思想，很多人都有所了解，那么，大家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又是怎么样的呢？

祝所有努力生活的正常人开心快乐！

凡尘云仙，当代诗人、作家。诗词、对联、文学文化、哲学，用心创作精品佳作，传承发扬中华文化。

感谢关注和支持！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中华民族发源于大河流域，沿岸的肥沃土地滋养着先民的幸福家园。而频繁的洪水是打破完美的一大忧患。由此而必须的长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使先民们习惯于服从统一的领导，颂扬着勇敢忘我的治水英雄。而集众人之力抗拒自然之力并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亦是先民们很好的认识自身的契机。较之于缥缈无迹的上帝，先民们更多的崇拜传授给自己生存本领的祖先和领导他们治水的英雄，也更多的关注得之不易的安宁生活。这种理性的关怀映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便出现了关怀人本身和生活本身的思想言论。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形成的先秦儒家思想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关于先秦儒家的涵盖，争议的焦点往往在荀子身上。笔者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也即孔孟之道的精髓在于“仁”，而且重视人的修身内省，即所谓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而荀子“虽为儒家，但得于外面者多，得于内心者少”，其着力处全在外部的约束和建立行为准则“礼”上，故未得孔孟的“根本意思”。所以，本文将先秦儒家思想界定于孔孟之道，而不将荀子的思想列入讨论范围。

二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仁

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现实地全身心地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不谈鬼神也不谈“彼岸”。他借“仁”树立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想。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种“仁”，也即对人类深广之爱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确实是仰之弥高，连尧舜这样孔子称赞不已的古代圣贤都不能完全进达。对于中国人来说，“仁”的神圣高度，绝不亚于人格化的“上帝”。所不同的是，人格化的“上帝”在“彼岸”，而“仁”却在现实世界的峰巅。孔子又确立了一些与现实密切联系、有确切内涵、人们可以作为目标为之奋斗以“近仁”的仁德，如“爱人”、“泛爱众”、“孝弟”、“忠恕”，以及为政者的“先教后诛”。使人们感到“仁”之道德巅峰仍是植根于大地，而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故而有了近仁的勇气和信心。

孟子为孔子哲学中的“仁”的理念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学根据。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告子上）”“恻隐之心，即不忍之情。这种动人的柔情是无所为而为，不是本能，似乎无关生命而在生命之外。它是由有所为而为的路子上解脱出来而成功地无所谓为而为 ，它未尝含有一个意思， 它表露出对他人的情不是预备作什么的。”（梁漱溟语）这有似于希腊伦理思想以及佛教华严宗对“善”的精神的诠释。

(二)礼

礼是仁这种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孔子的“礼”的概念传承于周礼，周礼中的“礼”提出的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礼”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人们对礼的遵守主要是作为外在的典章制度去执行。而孔子的“礼”则是积淀在“仁”中的“礼”，已经扬弃了它的他履行性。“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有己，而由人乎？”由此看来，“人而不仁”，则“礼”对于他完全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是不情愿的束缚；“人而成仁”，则礼就成为他内在的本能一样的自觉德性或精神。“内仁外礼”就此统一起来，有了“仁”这种人文精神贯通的“礼”不再是拘泥僵化的典章制度。他已摒除了“不仁”的“麻木”，周流着“仁”带莱的灵动的活血。这是孔子对于以“仁”为内心导向的外向行为的最高评价标准。

(三)人治

以儒家对人和生活的关怀，必然对人所依存的群体社会寄以关切。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其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予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可归纳为“内仁外礼”，即以内化的“仁”的道德修养和外化的“礼”的规范典章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成社会的和谐状态。

管理学中将社会组织过程中，人们行为得到规范的原因来自于外部，即由他人控制而达行为规范的情况，称为“他组织”；而把人们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导致的心理默契，自觉规范个人行为的情况，称为“自组织”。借助这两个概念及“和谐化辩证法”思想，可以得到“内仁外礼”的“自组织—他组织”谐协特征。

首先，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他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于是“内仁”在强调发挥个人主观精神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仁德”便成为人们内心体验和外在实践的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人生论的道德修养与为政治国的手段相结合，个人道德修养变成社会组织的手段，促使“内仁外礼”具有了“自组织”的功能。

其次，周公旦制周礼后，“礼”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行为规则之总和。正因礼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君主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功能，使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获得强制性权力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礼”实质上是先秦儒家的“法”，作为客观、外在的制度，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并使“内仁外礼”获得了“他组织”的功能。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他们互为因果、相伴相生，借助内外对耦结构产生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具有了“自组织—他组织”的谐协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所讲的“礼”的自律性，是孔子建构的完美的“仁礼统一”，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状态，不能看作是孔子对“礼”的他律性之绝对否定。而“礼”的他律性正是通向“礼”的自律性这一境界的必经之途。关键在于“礼”必须是纳仁作其圭臬的礼。

人治即是仁治，即是礼治。

三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儒家以礼为“法”，以化民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直至完美的自律为社会运行保障，再佐以明君贤臣的统筹，构成其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一时效验而是百世楷模，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而是天下太平，这和执政者以一己之私益为前提的现实考虑大相径庭，所以并不得志。

然儒家思想自始葆有孔子所倡导的“损益”精神，因而有了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中的能力。其后继者为使儒家思想能为执政者采行，不断作出许多“损益”，由此得以跻身并长踞历史舞台。但先秦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也已被“损益”得几乎面目全非，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体系已沉泯于历史长河。只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和精神尚为后世儒家继承，得以源远流长，甚至化入中华民族的骨血，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1． 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仁”学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它否定执政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做法，指出顾及“民”的利益的重要性。因发现它在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间的关系上功效显著，历次“治世”莫不奉此为治政立法的方针。先秦儒家所憧憬的太平治世获得一种异化的实现，对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起到难以抹杀的作用。这一点前人已有诸多翔实的析证，这里笔者不再作赘述。

2．对现实的执著

正如本文开篇便指出的，先秦儒家先天的带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不语怪力乱神”，所推崇备至的“仁”虽有Paul Tillich指称的“终极关切”，但其“宗教性”不走向超升和理想的天国，而是依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中庸路线，落实到广大社会的日常人生中。这一主旨对后世的深层影响甚巨：

(1)使我国文化中伦理理性极为发达。伦理学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观念深植人心。

(2)过分地执著于现实，不向超越“彼岸”致思，到了一定时期思想就难免发生僵化、异化、庸俗化。譬如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本是基于承认必需“人皆有之”的前提，从维护家庭、宗族、国家这些共同体出发，强调理性，用仁义理智信等道德规范来限制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人之非理性欲望，使欲望适度。但后世太注重如何现实地制民了，到了宋明理学，就被“发展”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3)这种对现实的执著同样体现在求知态度上。虽然先秦儒家思想具有极丰富的知识内涵，虽然“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并进被特别强调，但它的“智性”并不表现在纯理思辨的欣趣，而是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原则，集中于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几千年来，国人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得相当功利，进而发展成一种直觉能力的繁荣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凋零相伴的景象。所以国人可以凭直觉创造出四大发明，却不明了其科学道理；国人会囚禁萤火虫、映着雪光以苦读经世治国的典籍，却不会出现闲闲地对果熟蒂落作些冥想的牛顿之辈，去分心神思考光源与折射。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法律思想上犹为突出。孔子在其仁学体系中提到“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其方法是学尧舜，这便是很直觉的思维方式。乍看相当完美，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尧舜，所以这方法其实不是方法。千年来的贤臣士人们不住地构设着“德主刑辅”、“以刑止刑”、“恤刑慎杀”、“张法纪”等诸如此类的治世理论。乍看相当完美，但最高权力的垄断者未必乐于采纳，特别是象范仲淹的“反独断”这种限制君主为所欲为的理论。而一时的接纳也未必能免掉“人亡政息”的结局。然则，无论顺逆，无人对整个政体架构作一个逻辑分析，而只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治乱交替循环中作或弱或强的挣扎。总的看来，先秦儒家思想的对超越的抗拒遗传了下来，并经过微调的变异，后来的儒家对现实的思考也止于如何治的层次，无法超越。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异常漫长，民主思想晚产的原因之一。

3．厚群体薄个体

先秦儒家对人的关注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关注，是为“有教无类”。其基本立足点在于家庭、宗族、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维系，坚持的是一牺牲个体差异性和个性来维护共性和普遍性，并且赞扬“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见危致命”的带有武士道精神的君子。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确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用。这种价值取向作为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并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而缺乏独立的个体性和主体意识。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拉长、发展缓慢的思想文化条件。对于近代民主自由以及人权观念的启蒙，也是一个极为深固的阻力。甚至在新中国的立法中，这种对道德的过度要求也难以避免的出现。民法中关于无因管理不得要求报酬等的规定，便是这种伦理鼓励思想的体现。

以上是笔者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几点浅薄看法。由于知识面的狭窄，想在这么短的时间以这么小的篇幅阐述这么博大繁杂的命题，我只佩服自己的胆量。本文的观点相当的偏狭、不成熟。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