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楚汉文化是在历史上的什么时期？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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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16]《汉书·董仲舒传》。

鲁迅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包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蒲松龄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楚文化的特点：勇猛好战的民族特性、独特的文化传统、重视人文精神。

1、勇猛好战的民族特性。

楚国位于江南地区，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勇士的聚集地。楚人勇敢、好战，曾经在历史上多次与中原诸侯进行战争，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不屈的精神。

2、独特的文化传统。

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楚文化以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为主要表现方式，其艺术风格独具特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3、重视人文精神。

楚文化强调人文精神，注重人的感情和情感的表达，强调个性和个体的尊重。在楚文化中，人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这种人文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文化的影响：

1、楚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史价值，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楚文化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3、楚人对自然的景观和自然现象有着深刻的感悟和理解，他们通过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和赞美，这种崇尚自然的精神也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4、楚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融体，它融合了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楚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浅谈楚辞的产生

　　我国战国时代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大约到了西汉末年，许多“楚辞”作品就被编为一部总集。但是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一词永远是与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 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楚国建立于西周初期，当时“辟（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楚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到了春秋时期，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一年》），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春秋晚期，楚国就有了中原地区很少见的冶铁业，近年在河南淅川县发掘的楚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柄铁匕首，更说明楚国冶铁业的进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应该记住，远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只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因素”》）。楚国发达的经济，只是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某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根于传统文化，并受着社会、时代的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国、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国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 中国古代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说得好：“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与他本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①），名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是楚国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属于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当太岁逢寅（旧星历学称为摄提格，即《离骚》所说的“摄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他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平”，字叫“原”，与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征；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这样，屈原的名、字与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看来，当然是幸运而又值得骄傲的事。但屈原并没有沉醉于这种幸运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阴，努力自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坚持不懈地追求高洁的品格：“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坚定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屈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代的兴衰治乱进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称说古代圣君贤臣成功的事迹和暴君奸人失败的教训，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话。《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当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 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他不仅忠于国家，而且对楚国的乡土山川、风物人情都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历史渊源，并且与楚国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后来，楚国却长期受到中原列国的歧视和敌视，被看作“披发左衽”的异族，被诬称为“荆蛮”。这就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有一种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长在这块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必然过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朝着平灭诸侯，统一全国的“帝王之业”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战国策·燕策二》），在兼并过程中相当残暴，如秦赵长平之役，秦将白起竟把赵国战俘四十余万全部活埋。充满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衷心希望楚国强大起来，要求楚王仿效尧、舜、禹、汤等圣君贤王修明法度、举贤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贤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为榜样，想依靠楚国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统一整个中国。 屈原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崇高的政治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创造了璀璨绚丽的诗篇，屈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这正是“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道理。 然而，上述种种对一个伟大诗人的产生、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的开创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谓“契机”也必不可少。“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丹纳《艺术哲学》）。 这个“机会”，这个“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国的动乱、衰败，就是屈原个人的极度不幸。这对楚国人民和屈原个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屈原的创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屈原生活在大动荡的战国后期，诸侯各国面对强秦的威逼，产生了联合抗秦的“合纵”政策，而秦国则千方百计地分化“合纵”，即所谓“连横”。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当时曾下过结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叙录》）。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或“连横”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存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力主联齐，并几次出使齐国为之奔波。然而，“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以楚怀王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不仅屈原遭到他们的嫉恨、迫害，而且联齐抗秦的主张也被抛弃。这样，形势必然朝着屈原所预感到而又极不愿出现的方向发展，楚国得罪了盟邦齐国，在与秦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不肯妥协，因而也就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和打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竟先后两次被放逐，“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受尽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怀王竟被骗到秦国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这对热爱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来说，怎能不悲痛万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愤怒出诗人，正是由于放逐、亡国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 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屈原对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产生楚辞的直接原因。从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约作于他政治失意前外，其余都是他在被放逐后用血泪写成。其中有对祖国的讴歌，对人民的同情；有对楚王的大胆揭露，对佞臣的无情抨击。他驰骋想象抒发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悲壮奔放的感情结晶，也就构成了楚辞的主体。 屈原的楚辞，标志了战国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它一问世，文人们便“惊其文采，竞相仿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很多人仅仅看到楚辞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华丽的文辞只有在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后才能放射光芒。脱胎于楚辞的汉代辞赋，文辞虽华美富丽，铺排渲染，但内容空泛，因此毫无生命力。而楚辞则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伟大而不朽的光辉诗篇。①关于屈原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今取郭沫若说。

　　骚体诗，就是指《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屈原创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诗人用这种文体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句尾多带“兮”字。这也就是骚体诗的基本特征。 这种“骚体诗”，较之于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 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 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用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诗，只在每章中变动几个字，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递进（如《芣苡》、《将仲子》等）。这种形式，与诗歌合乐有关，是乐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记唱和加强情绪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使全诗的容量相应缩小了。 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诗”，虽然也合乐，但章法却已大为不同。他放纵自己的思涛，在诗中自由奔泻；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到，全不拘古诗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些注楚辞者，想要按说《诗》的办法，也给屈原的诗分一下章次，结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钱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这一革新，明确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 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却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诗，有发端，有展开，有回环照应，甚至还采用“乱曰”的形式结尾，对全诗内容或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其脉理是极其分明的。这显示出屈原诗歌既具有“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运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变化”的特点⑥。 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怀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即眼前景，就身边事，述胸中志，表现一时、一地的某种感触和心境。反映在诗歌体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诗经》中也有一些表现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史诗（如大雅《生民》、《绵》，鲁颂《阔宫》等），或反映当代政治、军事重大事件，表现朝廷近臣忧虑国事的抒情诗（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农事诗（如豳风《七月》等），在体制上出现了向中、长篇演进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诗三百篇以短章为其基本体制，即使是规模最宏伟的《閟宫》，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骚体诗”，特别是《离骚》，虽然仍属抒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了。他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历程，和在这一斗争中所经历的欢乐、忧虑、痛苦和失望。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几句、几十句的篇章中，是怎么也容纳不下了。为此，屈原一面从《诗经》中那些已经突破了抒情短章体制的诗歌吸取成功的经验，一面又将战国以来纵横家们铺陈排比、恣肆不羁，非把所思所虑说得云诡波谲、淋漓尽致才罢的游说之辞的特点，运用到抒情诗的创作中来，从而把旧诗的体制大大扩展，造出了一种气势宏伟、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体制。屈原的主要诗作《天问》，虽还采用四言句式，体制上却已实现了对于古诗的大突破⑦，达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余言。而此后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四是多种形式的交互为用。“骚体诗”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已如上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诗体，在屈原手上并不是凝固不变、单调划一，而是极其灵活、极富于变化的。屈原适应不同内容的表现需要，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体式上，都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创造。 从句式上来说，《离骚》所用的就是“骚体诗”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长句，但又掺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参差多变，在节奏上比较舒徐，适合于抒发诗人那沈郁顿挫、悱恻缠绵的感情，表现出回肠荡气的情韵。而《九歌》，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句式，节奏轻快、跳跃，适合于表现娱神歌舞的欢乐、婉转的情调。在《怀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乱词”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顿、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节奏短促相承，语气劲捷有力，表现出强烈感情的突然迸发。 从体式上说，屈原不仅有“长篇抒情体”《离骚》，表现他那时间上跨度较大、空间上又无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际和浪漫主义神游；并在情节结构上创造了客主诂难、问答的形式（“女嬃”劝告、“灵氛占卜”等），使之在“铺叙中有峰峦起伏”、“长而不漫”⑧，有如“黄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还创造了《天问》这样“镶琦卓诡”、一问到底的“问难体”，《招魂》这样排比铺张、“艳绝深华”的“赋体”，《九歌》这样由多首短章串联而成的“组歌体”，《橘颂》这样托物寄兴的“咏物体”。如此多变的体式，交互为用，使得屈原的诗歌，呈现出“变动无常，淜浡不滞，体既独造，文亦赴之”⑩的缤纷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云蒸霞蔚、璀灿夺目，毫无汉代效颦者的那种板滞、沉闷和单调。 正是由于屈原这富于革新勇气的创造，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区别于先前的《诗经》，又有别于后起的五、七言诗的诗体出现了。它的出现，给春秋以来的诗歌体式带来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吴景旭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总览斯文风格，凿空不经人道，自应别名一体，以‘骚’命之可也。”⑾李维桢也称赞屈原“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⑿对屈原来说，这样高度的评价，可谓当之而无愧！

　　①后世曹操四言诗较之于《诗经》，颇有创新。

　　②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③见施补华《岘佣说诗》。

　　④如朱熹说《楚辞》，即每首分章。其《楚辞集注·离骚》说开首四句曰：“此章，赋也……”即是一例。

　　⑥沈德潜《说诗晬语》。

　　⑦笔者以为《天问》之作早于《离骚》。拙作有《对〈天问〉写作年代的推测》，载《争鸣》82年4期；《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载《复旦学报》82年1期。 ⑧沈德潜《说诗啐语》。

　　⑨刘熙载《艺概·诗概》。

　　⑩陈第《屈宋古音义》。

　　⑾吴景旭《历代诗话》。

　　⑿《楚辞集注》明李维桢《序》。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於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於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於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著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著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