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以孙犁为代表。代表作品孙犁的《荷花淀》。该派作品，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划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三里湾》等。这一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如：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作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弦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二诸葛迷信思想很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12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撤去了香案，二诸葛也收起了八卦。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最终他们还是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作者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地摊文学家”。

打开天窗说亮话的解释 直率而 明白 地讲出来。 郑振铎 《黄公俊之最后》：“ 绅士 们的奔走，呼号，要求编练乡勇，以抵抗这 民族 复兴的 运动 ， 其实 ，打开天窗说亮话，只要 保护 他们那一阶级的自身的 利益 而已。” 马彦祥 《母亲的遗像》：“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五千块钱是不行的。” 词语分解 打开的解释 改变 关闭 状态 如一扇门或 一只 盖子 打开 门 开口子打开古代一些帝王的陵墓 ∶ 揭开 ;开拓打开 局面 拆散某些火器的机械装置打开猎枪,把两个枪管都装上 松开,解开打开他的 枷锁 ∶使处于一种展开的或伸展的 亮话的解释 坦 率真 实的话。 清 蒋士铨 《香祖楼·蚓悔》：“多年 朋友 ，说亮话吧。” 马烽 《结婚现场会》：“那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我只问你一句话：为啥非要五百块彩礼不可？”

荷花淀派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孙犁，河北安平县人。其作品大部分是小说和散文，不少篇章都具有抒情诗的艺术腕力，最能代表这种风格的，是作者的名篇《荷花淀》。

《荷花淀》写于1945年。发表后，在文学艺术界影响很大；有许多作家都努力探索其写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不久便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被评论界称为“荷花淀派”。其代表作家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派”的作品，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划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

荷花淀派开创者：孙犁

孙犁(1913—)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现代作家。

1927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后任职员、小学教员。抗战爆发后，在冀中从事抗日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

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这时发表的《荷花淀》等作品受到称赞。抗战胜利后回冀中编杂志、写小说散文并参加土改工作。

1949年1月随军入津，在《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副刊。

孙犁早期作品后选编、修改收入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初版)。50年代初出版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959年出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天津作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1955年后因病远离文坛的主流，并开始阅读大量传统文化典籍。1977年以来，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因自成风格而被称为“荷花淀派”开创者，有诸多后人效仿。

“文革”后出版了《芸斋小说》、《秀露集》、《耕堂杂录》、《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等散文集。

《孙犁散文选》于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早期作品明净质朴，勾勒出乡土民风，继承了废名一脉的抒情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荷花淀》、《吴召儿》、《嘱咐》等流传不衰。晚近所作由清新入于平淡，而在简洁之中更富于蕴藉。

馆藏孙梨资料：

手稿16篇，包括散文《保定旧事》、《删去的文学》、《平原的觉醒》等和评论《谈赵树理》。

文库图书：71部，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的《孙犁文集》，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孙犁作品。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如《泪痕》，由于**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泪痕》仍是“山药蛋”。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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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类型 名称 作者 整理人 编辑时间

1 中国·运城 China Yuncheng lemon0730 zzz123654789 2004-03-06 18:32:25

2 中国·大同 China Datong mgxz_010 zzz123654789 2004-03-06 18:32:34

3 中国·太原 China Taiyuan mgxz_010 zzz123654789 2004-03-06 18:32:39

4 中国·山西 China Shanxi mgxz_010 zzz123654789 2004-03-06 18:32:44

5 山西历史文化名人——司空图 kof810219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6:42

6 山西历史名人——娄昭君 kof810219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6:49

7 山西历史名人——折太君 kof810219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6:53

8 山西历史名人——王琼 kof810219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6:56

9 山西历史名人——文彦博 kof810219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6:59

10 山西名人，那比我天水名人 fifan2003 zzz123654789 2004-03-05 19:57:03

马烽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成长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山药蛋派”第二号作家。194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后与西戎合著的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是建国前夕在工农群众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短篇小说《金宝娘》和《村仇》。1951年6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结婚》，带着翻身后农村青年的幸福与欢乐，得到读者的热烈称赞。中学语文课本选它作为教材，又迅速地增加了作者的知名度，马烽成为建国初年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马烽“文革”前共出版了以下几个短篇集：《村仇》、《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还出版了描述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刘胡兰的伟大事迹的长篇小说《刘胡兰传》。在这部长篇里，不仅让读者看到伟大的时代的力量，党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力量使刘胡兰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而且还让人们更加具体真切地了解了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深刻内涵。“文革”后发表了《结婚现场会》等短篇小说，出版了《马烽小说选》。马烽与**结缘很深，建国初年《吕梁英雄传》就搬上了银幕，故事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是建国10周年的10大献礼片之一，成为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影片。妇孺皆知的故事片《泪痕》(合编)、《咱们的退伍兵》(合编)，在广大观众中留下的印象也是相当深刻的。

马烽的小说主要描写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世界的变化，生活画面广阔，人物形象丰满，表现手法丰富，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为标志，形成自己通俗朴实、幽默明快、洗练流畅的艺术风格，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作品时代感强，他的短篇小说有如一组我国农村变革的画卷，展示了我国农民延着社会主义道路乐观而自信地前进的足迹。马烽擅长写普通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表现这些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使自己的作品总是激荡着一股正气。《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马烽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新颖独特，故事情节出奇制胜，成功地塑造了农建局田副局长的优美形象。文坛泰斗茅盾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

李殿林

李殿林，字荫墀，大同县西册田乡大王村人（原属阳高县，后归大同县）。据清代《大同府志》记载：“元丞相脱脱墓，府东百二十里大王村，有碑记，大同李氏，其后也。”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断，李殿林祖上系蒙古族人。

李殿林之父李增桂，共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李时中，次子是虚设，老三李士林，老四李毓林，老五李苑林，老六李殿林，女儿李美林。因为李殿林在李氏门中排行第六，故而，当地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六大人”。李家当时在大王村之中，虽然属于小康之家，但是常常遭受本村恶霸地主郝威的欺侮。所以，决心发奋图强改换门庭，不惜花费重金，延请浑源州水香寺的科举进士谢定书来到李家，专门教授六个儿女读书。由于谢定书先生知识渊博，督教学生有方，再加上李氏兄弟苦读不辍，因此，在同治、光绪年间，李家兄弟全部科考及第。

清朝同治甲子年间，18岁的李殿林赴太原乡试中文举。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土及第，多年来曾经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广西学政、咸安宫总裁、日讲起居官总裁、科举会试主考官、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广东乡试正考官、吏部主侍郎、江苏学政、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邮传部尚书、正黄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予政务大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礼学掌院大学土，赠紫禁城骑马，西苑门内乘二人肩舆，优礼有加。

李殿林平日居官慎守成法，廉洁奉公，馈遗无受，请托无听，循规任免，从未安置私人。在署邮传部尚书时，整顿吏治，革除积弊，一日内弹劾数十百员，营私渎职者望而生畏，因而使国家财经收入骤增，吏治廉洁，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辛亥革命时期，李殿林目睹清朝政府昏庸腐败，料知清朝气数已尽，难以挽回，只好上疏辞官。于1912年2月8日离职回到原籍大王村闲居。在此期间，曾于西册田村桑干河铁索桥北岸，亲笔书写普济桥碑文。石碑正面写有“普济桥”三个大字，其字体浑雄有力，气势宏伟，为世上罕见，石碑后面刻有铁绳桥诗一首：

层冰开（氵互）客心惊，每到春秋阻旅行。

西望河源来马邑，东连山势拱燕京。

悬崖陡立千寻峭，铁索凌虚一道横。

步步舆梁无痛涉，回头共说险途平。

1917年，李殿林因病去世，享年74岁。丧讣传到故宫，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甚表哀悼，溢号“文僖”，追赠相国。墓葬于大王村北，如今石兽、碑文并存。李殿林辞职归里之后，为人公正，恤老怜贫，很受当地人民爱戴。直到现在，阳高县和大同县一带的人民，经常传颂着“六大人”刻苦攻读、智审贪官和为民除害的故事，每逢清明时节，经常有人前往坟前祭祀。

李平生以书法、诗词自娱，著有“铨政管见”、“云中草堂诗文集”、“江左校士录”等书，前两部书之手稿和后书刊印本，都在山西省图书馆收存。

郑光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号称元代四大杂剧家之一。

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他本来颇具文学才情，使他开始了杂剧创作。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慑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本中，《迷青琐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一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这一剧堪与《西厢记》相媲美。也正由于此，使郑光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郑光祖的历史剧，似乎不及他的爱情剧引人人胜，但是，他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还是独具一格。

《王荣登楼》虽然在剧情、结构方面无甚可取，但词曲工丽，对人物心境的描写却颇具匠心。明人何良俊认为郑光祖元曲，当在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之上，他说；“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刘大杰也说，这些曲词，“表现出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情感的真挚，意象的高远，语言的俊朗，能与人物当时的心境相映衬。”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火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数世纪来为人传诵，但他们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郑光祖也是这样，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虽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稿子用了《且说李国涛》这个题目，大家一看便知是套用李国涛先生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且说山药蛋派》的题目来的。之所以叫“且说”，是因为实在不敢说对李国涛先生有所研究，只是因为看到新出版的《李国涛文存》，引起我对同李国涛先生交往的回忆，也想说说对李国涛先生的印象，就写了这篇稿子，因对李国涛先生没有深入研究，姑且成文，故曰《且说李国涛》。　三晋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国涛文存》，包括47万字的理论卷、52万字的随笔卷和29万字的小说卷，共128万字，显然不是李国涛先生著作的全部，而是一种选编。仅以作者自己所言，出版了的两部论文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专著，其字数也远远不止于百万字。这部32开本的文存，装帧简朴，素净大气，没有当今一些出版物的豪华气派，而内容厚实，格调高雅。更令人感叹的是作者自言：“爱写稿，乱投稿，偶发稿”，这对于李国涛这样一位大家来说，又是何等的低调、淡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信然。　李国涛先生是山西文学批评界的****，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学者。李国涛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诗爱好者的意见》，发表于1955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是评论闻捷诗歌作品的，时年25岁，至今写作生涯已经是59年了。李国涛1957年来到山西，至今也已57年。1972年他从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调到山西省文艺工作室（这是“”后期成立的机构，1978年5月恢复了省文联和各协会组织），至今亦有42年。李国涛先生是江苏徐州人，可以说是把近60年的宝贵岁月都献给他的第二故乡――山西的文学事业了。　我同李国涛先生的交往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那时他在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学术通讯》，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助教。省社科所在省委党校院内，和山西大学同在城南坞城路，两个单位一街之隔，步行可到，往来甚是方便。李国涛常来系里组稿，也给我在《学术通讯》上发过几篇文章。当时李国涛先生正年轻，身材高挑，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由于是文人相惜，很能谈得来，便同李国涛先生结识并有了交往。　在我的印象中，李国涛在省作协担任过副主席，但是没有做过行政领导工作，只是走着一条写作、办刊的传统文人道路，在《汾水》和1982年改名的《山西文学》担任主编。正如李国涛自己所说，“我同《山西文学》的关系最深。”（《李国涛文存》“评论”下卷第59页）1979年夏，省委宣传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组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撰写文章，我写了一篇题为《围绕“写中间人物”的一场斗争》，发表在《汾水》杂志1979年第6期。有一天在省作协大院遇见李国涛先生，他说文章写得很好，下了功夫了。　这是我同李国涛先生最直接的几次文字之交，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和蔼亲切，温文尔雅，一派学者模样。　李国涛先生近六十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研究范围包括鲁迅研究、汪曾祺研究、小说文体研究、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各个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李国涛的文学评论涉及面广、研究领域宽，但他始终以研究山西的作家作品为主。在对山西文学的研究中，又以提出和确立“山药蛋派”在文学界的地位，扩大“山药蛋派”在全国的影响为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常说“著书立说”，李国涛不仅有多部大作问世，而且做到了“立说”，就是从理论上确立了“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山药蛋派”形成于19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5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山药蛋派”的名称，但一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正式的确立，直至李国涛发表了《且说“山药蛋派”》（1979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和《再说“山药蛋派”》（《山西文学》1982年第12期）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在提出“山药蛋派”这个名称20年后从理论上正式确立的。　1980年4月3日，马烽同志在省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山西“各个作家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探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一些风格相近的作家，也就逐渐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对于这个流派，外地的同志有的把它称为‘山西派’或‘《火花》派’，也有人把它贬为‘山药蛋派’。但山药蛋也是一种食物，同样富有营养，在全国众多文学流派之中，作为一种流派也没有什么不好。”马烽同志讲得非常中肯。“山药蛋派”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以农民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运用质朴通俗的语言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为全国文学界所公认的。　风格和流派的存在，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标志。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往往会对整个文学运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均是如此。“山药蛋派”不仅有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而且有当时的一批的中青年作家，如大同的陆桑、马骏，忻州的杨茂林、田昌安，晋中的刘怀德、彦颖，临汾的谢俊杰，运城的李逸民、义夫，晋东南的韩文洲，还有当时的青年作家张石山等。这个流派实力雄厚，佳作纷呈，群星璀璨，活跃在文坛上。一直到2004年1月31日马烽同志逝世，2011年1月17日胡正同志逝世，被认为是“山药蛋派”的终结。如果从赵树理发表小说《小二黑结婚》的1943年算起，这个流派存在了有70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不再存在，但“山药蛋派”所体现的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为众多山西作家所延续和发展的，并出现了许多文学佳作精品。　在李国涛的评论中还有一部分值得重视的是他写的《编稿手记》。李国涛说：“我在《汾水》和《山西文学》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常有一些偶然产生的感想。这些感想，大都是由于看稿、改稿、编稿而引起的。这些感想，有时也还有点意思。要把这点意思写成评论或随笔来发表也未始不可，但是自己没有这样从容的时间，刊物也没有这样从容的篇幅。所以我就想出‘编稿手记’这样的小栏目。”“这些小文章，有时向读者谈谈，有时又向作者谈谈，有时就诉说点编者自己的心情。”“所言都无高论，然而皆系实话；每则大都仅仅三五百字，所以必须少说废话；又欲引起读者的兴味去读有关的作品，就力求写得有点趣味。”“我甚至觉得，编辑在编稿过程中的一些随时的感想，对作者对读者往往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因为编辑是第一个读者，读起来又较为细心。可惜不是每一位编辑都有写这类手记的兴趣和机会，这使许多编辑的许多好想法只在脑子里一闪，永不为他人所知。”李国涛就写《编稿手记》说得够清楚了，展现的是一位编辑同志的良苦用心和责任担当。　《编稿手记》在李国涛的《文坛边鼓集》中选了24则，这是真正起到了文学评论要启迪作者和引导读者的作用的小文章。他点评的对象有老作家李束为、胡正，有青年作家张石山、成一、马骏、权文学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发表的处女作，他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汾水》1980年第8期发表了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李国涛说，张石山的这篇小说“是写农村生活的，又带有‘山药蛋派’的意趣”。《汾水》1981年第5期发表了梁衡的评论《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李国涛说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笔下很有文采，“作者确是有感而发，且是积学而成。听他侃侃而谈，令你频频颔首。”他说：“我喜欢这样的评论文章。评论文章应当文情并茂，有艺术性，并且可以有作者个人的风格。我国文学理论的宝库中，多的是这样的文章，它们本身常常就是灿如珠玉的漂亮的散文。”李国涛真是慧眼识珠，对梁衡三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竟如此赏识，而如今梁衡已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大家。　李国涛作为评论家他强调的就是要为年轻作者“鼓吹”，所以他1986年出的一个集子就叫《文坛边鼓集》。在这个集子里，李国涛有多篇文章是评论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老作家的，还评论过焦祖尧、成一、张石山等。此外，他还著文评论到李锐、蒋韵、柯云路的小说，潞潞、秦岭、梁志宏的诗歌，赵瑜的报告文学。让我惊奇的是李国涛在上世纪80年代年写的《大同的作家们》一文中竟然关注到那么多的大同作家，有焦祖尧、九孩、陆桑、黄树芳、郭书琪、张枚同、程琪，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特别提到曹乃谦的小说《温家窑风景》，说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一共四千字，但是由五个短篇组成，短的六百字，长的也才一千字。”“在写法上这是很地道的‘截取生活横断面’方式，所以能集中一点。而由于集中，又不重在细细叙事。讲究跳跃和含蓄，每篇都深有情趣。”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在《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一文中说到曹乃谦，“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马悦然的话是2005年说的，而李国涛早在1988年写的文章里就对曹乃谦小说的特点作出了与后来马悦然相似的评价。　李国涛用了很大篇幅评论的另一位大同作家是王祥夫。他说：“王祥夫是最近几年间写得最多、进步也最快的青年作家。在王祥夫的身上已经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他写出的小说大体都能保持一定的水平。”李国涛在文中重点分析了引起山西文学界讨论的王祥夫的一个中篇《永不回归的姑母》，认为“这是一篇好小说。在王祥夫的小说里属上等的。”李国涛说：“王祥夫的一贯写法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多写凡人小事，写亲切、温暖又带一些凄凉的人生。”李国涛评论王祥夫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王祥夫开头挺顺。但现在应当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色彩，在当代小说创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他行。”李国涛说对了，王祥夫确实是行。他在中国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王祥夫成为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全国知名作家。　李国涛先生作为评论家，对山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如此关注，深入研究，撰文著书，真是难得，体现了一位评论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李国涛评论过的老作家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评论过的中青年作家现在都是山西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一位评论家的价值和贡献。　李国涛先生的另一个成就是他的小说和散文。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李国涛以“高岸”署名的小说创作，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先后发表了《郎爪子》《炎夏》《紫砂茶壶》《云水图》《往事凄迷》《故城旧事》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是199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文存”小说卷仅收了6部中短篇和1部长篇，所作小说并未全收。　李国涛的小说创作大都以古城徐州为背景，再现徐州特有的民俗风情，描写旧人形象，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了作家浓厚的乡土情结。　李国涛近年来写的文化散文，反映了他阅读的广泛和文笔的老到。他读的书很多很杂，几乎是每读一部书，都能读出学问，写出文章，见诸报端，令人称奇。这些文化散文大都收在“文存”的两卷随笔里，“老年情怀”“大题小作”“书里情趣”“窗外风光”等栏目所收的文章，无不语颇隽永，耐人寻味，可谓脍炙人口的美文佳作。　李国涛先生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对当代山西文学的关注，对家乡本土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读书不断，笔耕不辍，为山西文学评论界所尊崇。　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李国涛先生做人的低调，做学问的高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省里组建作家系列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省委宣传部决定请李国涛担任评委，但他谢绝参加，因为他不愿意为读书写作之外的事情所干扰，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能够担任高评委说明组织上对这一同志专业成就上的肯定和秉公办事作风的认可，并且有一定的报酬，这在许多同志来说是都会欣然接受的，但是李国涛谢绝了。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反映了李国涛先生的独特个性和人生准则。

1、我国传统音乐和传统戏曲唱腔的节拍。每一小节中的强拍，多以鼓板敲击按拍，称“板”；次强拍及弱拍，则以鼓签或手指按拍，称“眼”。合称“板眼”。

明杨慎《丹铅总录·物用·鼓刀中音》：“庄子谈庖丁解牛处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节合拍也。刀声亦合乐府之板眼。” 明王骥德《曲律·论板眼》：“古拍板无谱，唐明皇命 黄幡绰 始造为之。牛僧孺目拍板为‘乐句’，言以句乐也。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谓之板眼。”《儿女英雄传》第三八回：“他说完了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个鼓。”老舍《四世同堂》十九：“﹝ 晓荷 ﹞右手的食指中指与无名指都富有弹性的在膝盖上点着板眼。”

2、比喻规矩；秩序。

老舍《四世同堂》四四：“他很爱说话，但是他留着神，不让他的话说走了板眼。”吴组缃《山洪》二三：“吃饭睡觉以及喝茶歇肩，都吹哨子，一点错不得板眼。”

3、比喻主意、办法、手段。

克非 《春潮急》八：“看不出你个老实人，还会耍这个板眼儿。”

4、比喻关键的地方。

马烽《结婚现场会》：“不，你说的都在板眼上。你批评得很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