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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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第5位粉丝

赵树理的主要代表作品有五部:

1、作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

2、作于1943年的《李有才板话》

3、作于1946年的《李家庄的变迁》

4、作于1946年的《富贵》

5、作于1958年的《邪不压正》

赵树理的作品始终以三农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

《小二黑结婚》主要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李有才板话》主要讲了抗战时期，李有才与地主把持的村政权、村干部，以快板书为武器，同他们进行斗智斗勇而取得胜利的故事。

《李家庄的变迁》通过把铁锁的个人生活为线索贯穿于整个李家庄的变化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叙述了农民于地主的斗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故事。

《富贵》讲述了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于各种人抗争的故事。

《邪不压正》是一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

说起赵树理的作品特色，我还要从头说起。那是1982年10月22日。山西刊授大学首届自学成才促进会，也叫“希望畅想会”，在太原召开。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代表们住在狄村红楼旅馆，在会议休息期间，会务组组织代表们参加了互赠礼品的活动，就是每一位参会代表准备一份礼品，包裹好，编了号儿，然后按抽签方式活动礼品。我抽到的礼品，恰好是刊大教务长杨宗参与编写的《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

那时的我学习劲头很足，又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获得知名作者签名的大作，杨宗老师在作品扉页的留言，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朋友，当你拿到这本书后，希望您学习赵树理，走自学成才之路，走为人民服务之路。”对于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阅读的非常专心。特别是《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特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学语言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语言，离开了人民群众语言这个源泉，文学语言就会干枯，僵化，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还不完全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经过加工，提炼，吸取和发扬了群众语言的特点，选择那些适合文学创作的一种语言。《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特色就是将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有机的统一在了起，分别安装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物身上，放在不同的人物嘴里，每一个人物一张嘴说话，读者就会感觉到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鲜活个性的人物浮现在眼前。

口语化：文学大师赵树理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注意口语化，要使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语言，我们不仅要在书本上学习语言，还要去向群众学习语言。我个人在写作时就想到从口头上学来的语言，要比书本上学来的多一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小二黑结婚》中就体现了人物语言口语化得特点。故事里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作家的议论，语言朴素无华，直截了当，十分简洁明快，一句一个意思，把时间，地点，人物的相互关系交代的十分清楚。读他的作品就像听农民讲家常琐事一样，娓娓道来，引入入胜。

形象化：是赵树理小说的又一语言特色。文艺创作必须运用形象思维，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那么作为构成艺术形象的语言，当然也应该的形象的，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象化，就突出的表现在表情状物栩栩传神，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书中描写“三仙姑”到区里告状的那一段描写，是我在多次写作课听到的最佳评价，也是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一段。“邻居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哪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在这段描写中，村中妇女对“三仙姑”的评头论足的热闹场面，三仙姑尴尬不安的羞态，都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描写三仙姑的还有更形象的语言：“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真是精妙绝伦的描述。这里所有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都出自农民口语的比喻，十分形象。

个性化：书中对二诸葛的描写更是出神入化，对二诸葛的描写中，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乡村阴阳先生那抬手抬脚都要论阴阳，看黄道看黑道的职业习性跃然纸上。让读者清晰的看的了一个说话就要论阴阳，谈婚嫁就要论属相，论命相的个性，把二诸葛独有的“阴阳先生”形象，活脱脱的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赵树理认为，写作要与口语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只要照搬口语就行了，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千锤百炼的。他说:“我是山西人，说话非说山西话不可，而写书则不一定都是山西话，适当用一点是可以的。作品中适当用方言，使作品有地方色彩，乱用了也会搞糊涂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语言就体现了。既有生动形象，朴素明快的群众语言特色，又没有那种滥用方言。土语的偏狭，既口语化又文艺化，犹如一池春水晶莹清澈，一块纯金金光闪闪。

70年过去了，再次捧起《小二黑结婚》，读起来依然是那么的亲切。愿那样的动人语言能够在文坛长久的延续！

有人讨论了四本着名书籍并收集了四个作品。这是一个在你的脑海里吗？在21世纪，四项工作已被边缘化，这四项作品在其他当代小说方面非常高。除了《废都》之外，其他三个已经适应了**和电视剧。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三级主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测试水。在四项工程中，《活着》，《废都》没有采取矛盾的文学奖，另外两个人惊慌，部件大而受到影响。让我们看看这四项工作。选择四个主要着名功能，你会选择这四个吗？

 《白鹿原》，“大学生认可”系列，作者陈中石，六年前雄心壮志致力于我的个人努力。 《白鹿原》也被评为国家的秘密历史，以及当代小说的巅峰之一。作者写了50岁50岁的雄伟史诗。白伟相信：“《白鹿原》本身几乎落在了所有的中国文学中，所有的史诗般的工作都是收获的。”选择了40年的影响力的小说，选择了“新中国70 70个部长小说”。

《白鹿原》，可能是一本书，对大学生对大学生的影响最大，六年以前，写作是严重的透支，写作是一种感觉，但道路因为疾病而言非常死亡。作者几乎写在生活中。百万字的黄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城乡社会生活的全景描述，陈中是被评为“毛丹文学奖冠”。

 《平凡的世界》是这四本书中最薄，1000万字，还有其他三件事不在体积中，作者故事的能力也很简单，只是一个相对于死亡，各种奇怪，相当一点死了它的味道，这觉得提交人不会安排一个故事，但仍然需要在脚下迫使。这样的书籍已成为玉华最着名的作品，大中，中学生遍布广泛。矛盾的文学奖中没有奖项。

最后，贾平辉《活着》 20世纪90年代的噪音的名称。毫无疑问，四本书的畅销。发布了半年，批准版的100万份副本。各种性盛宴的描述，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需求，吸引了巨大争议。李银河认为，大量的性描述过于暴露，庸俗，吉翔林也相信：“203010 20年后会大。”因为这是前16年。但是人民，摊位的盗版是无穷无尽的。这本书也在国外循环。也在法国。选择四个主要着名功能，你会选择这四个吗？

与其他三位作者不同，《白鹿原》,《活着》,《平凡的世界》是作者的所有代表，但《废都》只能被视为嘉平的特殊书，是作者的作者，是作者的特定精神状态。然而，这确实是他最着名的工作。此外，在四个作家中，贾平有最富裕的努力，有20个普通小说。据说今年有新的工作。

评论四个着名的功能，有些话在那里，因为时间近在咫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需要沉积时间，而他们在过去重新检查。经典的四本着名书籍是百年，数百年。这将利用粗糙度。

如果这些是候选人，是否有候选人？有什么可能是《黄金时代》吗？据估计，有很多人支持。 “王小波热”是很多人，高小松是忠诚的粉丝。是否有资格竞争《尘埃落定》？采取莫妍，余华认为“从文学标准，莫妍至少10次哀悼文学奖。因为90％的毛田文学奖项并不差，”钩01030,103010,《蛙》不能成为一部分？

赵树理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灵泉洞》、《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人物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

1、《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是现代小说家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小说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两个落后农民和小二黑、小芹两个年轻进步农民的形象，通过这两对思想观念截然相反的农民的对照。

揭示了当时农村中旧习俗的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说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同时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反映了解放区的重大变化。小说结构完整，情节跌宕，语言通俗，富于地方色彩，开创了中国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

2、《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编著，描写李家庄激烈尖锐的阶级大搏斗。主人公铁锁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

他是李家庄的外来户，一个勤劳、忠厚、憨直的贫苦农民。他安分过日，却遭到地主李如珍、小喜、春喜等人的欺压迫害，以致破产，为养家糊口去太原做工，又受到军阀欺凌。

在***员小常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团结群众，与地主展开正面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通过铁锁的个人生活的线索寓于整个李家庄的变化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大背景，叙述了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

3、《三里湾》

《三里湾》，赵树理著长篇小说，成于1955年(乙未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

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 、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

4、《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是现代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1943年发表。小说主要内容为：抗战时期，地主阎恒元把持了敌后根据地阎家山的村政权，村干部贪污盗窃，营私舞弊，欺压群众，却居然骗取了“模范村”荣誉。

李有才带领小字辈，以“快板诗”为武器，同他们进行智斗，并取得胜利。作品采用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的板话形式，生动活泼。

5、《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与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要求体现国家意志和时代声音。

作为代表农民思想情感的赵树理在表面上不得不随时代强流而迎合国家政治的需要,但是在潜意识和灵魂深处却始终与农民共命运,同呼吸。《锻炼锻炼》无疑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代表。

——赵树理

赵树理是解放区成名最早、影响最大的写作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赵树理“可能是***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他的作品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贡献：他全身心描写解放区农民的新生活，新人物，新变化；生动表现农民式求生存、盼温暖的朴素理想和重和谐，不尖刻，少摩擦的生活方式；他歌颂新生活，也不回避农民的落后，不回避新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温和的批评落后人物，写出他们的转变或转变的趋势；他创造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评述体”形式；是真正实践毛泽东延安《讲话》、为农民而写作的优秀作家，其小说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楷模。

局限：由于写的是现实农民小说，其文学与革命的联系太大，成为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即政治附庸，导致其文学价值趋下，未出不朽之作，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希望能帮到你~~

　　《小团圆媳妇之死》评论：这篇课文节选自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第五章，作者以深藏同情又略带嘲谑的笔调述说了一个健康、活泼又纯真的少女被无情而腐朽的礼教摧残致死的悲剧故事。

　　被杀

　　主人公小团圆媳妇不过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她长得高大壮实，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嫁给了一像样的“大户”人家。而她却没有其他女人那种低眉顺眼、委琐卑贱的奴相。然而就是这种与众不同，令她成了街坊邻居、婆婆大婶眼中的“异类”。生活在呼兰河边这个封闭空间里的人群，他们不允许差别与个性，看不惯激情与生机，因此一致认定小团圆媳妇“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而且“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一点也不像团圆媳妇”。故而当小团圆媳妇遭到婆婆的毒打时，人们同声称赞“早就该打”；当小团圆媳妇要被“洗澡”时，左邻右舍、大妈大婶便蜂拥而至，一齐撕光小团圆媳妇的衣服，将滚烫的热水浇到她的头上，全然不顾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的死活。“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还没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

　　惨象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是啊，当我再次完整地读萧红的《呼兰和传》，再次在教学中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小团圆媳妇生命消逝的原因时，我分明看到上面爬满了虱子。

　　这个仅仅十二岁而被称作十四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这说明她原本是一个多么健康、多么活泼的姑娘，她生命最初曾多么美丽和茁壮。当被迫当众脱光身子洗澡时，“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要逃命似的狂喊”，刻画出她在危难时刻对生命本能的欲求和热望。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最后的注解：健康的快乐的女孩因为生命力的强盛，因为性格的直率，就被婆婆打，被众人一起“善意”地折磨，直至死去。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只要不顺心，就爱打人。打谁呢？相比之下，打媳妇是合算的。媳妇挨了打，就会害怕、躲避、尖叫，但这些在呼兰河人的眼里却是不能被理解的。相反，因为媳妇的病重，婆婆强忍了自己打人的念头，这却是令人同情的。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这一切发生的如此自然，如此顺利成章，如此符合常理：婆婆调教媳妇天经地义，这是传统，这是常礼；被婆婆他们打了，打疼了，打伤了，打怕了就哭，就叫，就躲避，甚至叫着“我要回家”，这是不懂礼数，是中了邪；为“生病”的媳妇请仙人诊治，跳大神这是习俗，更是亲情；一家有难，众乡邻岂能袖手旁观？这是邻里乡情。悲哉，痛哉！人的生命的被蔑视、被践踏、被戕害，被这群并不怀恶意的人们！

　　凶手

　　小团圆媳妇受虐致死的悲剧命运固然令我们无比痛心，但更使我们不寒而栗的是，残害小团圆媳妇灵肉的杀手却是一群与她有着同样悲苦命运的女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自相残杀”的女性悲剧呢？是由于婆婆及左邻右舍的罪恶本性吗？显然不是的。她们虽然偶尔凶蛮，但本质却还是善良的。她们的打人、杀人全部本着一种“善良”的愿望。

　　究竟是什么让这群原本纯朴、善良的女人一听说“还有两次要洗的”就“……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 呼兰河畔的这个群落真如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延续千年的封建传统、民风、习俗，这传统如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梦想和情感，毒害并异化着女性的精神。她们丧失着母性甚至人性，一方面安于男性的压制与摧残，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男权社会的卫道奴仆，对一切“异端”采取本能地排斥，蒙昧地扑灭所有差别与不驯。因此，当小团圆媳妇健康、活泼的人性展露出些微张扬时，她们便不惜一切地对其压制直至窒息，直至一个鲜活的生命憔悴地凋逝。

　　她们

　　其实，和小团圆媳妇有相似命运的女子还有很多。

　　那个十七年有的是打骂、有的是服侍别人，她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但最终脸上挂着凄凉的微笑，呼唤着“三少爷”，一步步地走向湖底的鸣凤；那个因以陈姨太为首的封建长辈借口在家生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会冲犯高老太爷的亡灵，便被强迫到城外去分娩 ，难产时叫着“明轩…… 救我……”而悲惨死去的瑞珏；那个被封建迷信和贞节观念杀害的祥林嫂……她们，一个个难逃非死的劫难。善被恶虐杀，美为丑毁灭。

　　呐喊

　　萧红以一个女作家的细腻和敏锐清醒地书写着底层女性病态的精神状况，目的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小团圆媳妇“我要回家”的呼救声中为女性民主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作一声响彻天地的呐喊。探究学习本文，让学生清楚一段历史，明晓一种现实。在这个日益文明的社会里，让学生懂得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一切打着任何幌子的戕害都将永无容身之地。我们——伟大的人类——将在文明中走向和谐——实现人类真正的平等。

　　夙因

　　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优势一直在左右历史的发展。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除了物质上一无所有外，精神上也同样一无所有，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践踏。千百年来，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更可怕的是，女性自己又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性地内在化，使之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不幸，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可。她们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所以，与小团圆媳妇、鸣凤、瑞钰、祥林嫂同一阶层的女性，却充当了她们走向死亡的帮凶。

　　外界环境固然是造成女性卑微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但女性自甘于生生世世被男性所支配，为男性当牛做马，更是女性解放的自身障碍。妇女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包含自然的、社会的、思想的许多层面的内容。她们不仅要从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在社会上确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领域中彻底觉醒，从精神上解放，从而认识到：人生而平等，不分男女，不论尊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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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恨歌—围炉夜话》原文及相关评论（豆瓣）：

　　天冷了，王琦瑶和毛毛娘舅商量在房间里装个烟囱炉取暖，大家来打牌喝茶，也不必缩手缩脚了。毛毛娘舅很同意，说着就要去买炉子和铁皮管，王琦瑶拿钱给他，他怎么也不要，说明明是大家受益，怎能让她一个人破费。第二天，毛毛娘舅就带了一个工人来了。那工人骑着黄鱼车，车上装着东西，毛毛娘舅指示他炉子安在什么位置，怎样通出烟囱，又朝哪个方向出烟，不到半天便完工了。因管子接得严密，一丝烟都不漏的，火还上得特别快，中午饭就在炉子上烧的。房间里暖和起来，飘着饭菜的香。王琦瑶又在炉膛里埋了块山芋，不一会儿，山芋也香了。下午来喝茶时，点心也不要了，围着炉子烤那山芋吃，都成了孩子似的。还抢着加煤球，人多手杂的，险些儿弄灭了，赶紧再添劈柴，火才又旺了起来。渐渐地天黑下来，屋里暗了，炉火映着人的脸，都有些变形，做梦似的，还像幻觉。似乎是为了同这炉子作对照，第二天就下起了雪，不是江南惯常的雨夹雪，而是真正的干雪，在窗台屋顶积起厚厚一层，连平安里都变得纯洁起来。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女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然，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

　　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他们像一家人似的。王琦瑶和严师母织毛线，毛毛娘舅和萨沙就为她们拿着毛线团，负责放城。她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他们则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他们说话也有些随便，开着玩笑。他们开玩笑的对象总是萨沙；把那苏联女人作材料，问他是不是永久性地吃苏联面包了。萨沙便说：苏联面包还可以，苏联的洋葱土豆却吃不消。大家听出他话中隐晦的意思，又是笑又是骂。萨沙厚着脸说，诸位若有兴趣，他可以提供苏联面包，但是要措洋葱土豆。他们又骂他，他就委屈地说：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琦瑶不平了，问：谁是资产阶级？要说无产，她是第一个无产，全靠两只手吃饭。萨沙便说：那你不帮我倒帮他们，我和你是一伙的呀！严师母说：产业都给了你们无产阶级，如今我们才是真正的无产，你们却是有产！王琦瑶说：我任凭有产无产也不帮你萨沙的，我们是吃中国饭，你是吃苏联面包，才是真正两路的人。严师母和毛毛娘舅都拍手称对，萨沙便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他们联合起来欺他没爹没妈。听他这一说，别人还真惭愧起来，纷纷抚慰他。他却一把拉住王琦瑶的手，涎着脸说：让我叫你一声妈吧！王琦瑶甩开手，唾他一口道：你是拿亲爹亲妈都来取笑的。大家便笑，见他无所谓的样子，也就趁着开玩笑一味地追问。萨沙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大家更是开怀。笑归笑，心里不免要把萨沙看轻，想他可算得上半个瘪三的。

　　萨沙见他们乐不可支，心里也是好笑，他暗暗说：看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渣滓，浑身散发出樟脑丸的陈旧气，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可他确也喜欢他们，一是他们可提供他吃的，简直是变化无穷，层出不尽的吃的花样。萨沙有一张好嘴，大约也是肺结核的后遗症之一。他特别爱吃，没个够的时候，因为吃的多，便练出了品味。他是能吃出王琦瑶这里的好处的。他喜欢他们，二是他们可帮他消磨时光。正和他的没有钱相反，他的时间真是多的吓人，早上睁开眼就在想着如何打发时间。他们是一群和他时间一样多的人，且还挺有趣，有着另一路的见识，大可充实他的社会经验。萨沙是个重视经验的人，经验可帮助他去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弄潮的。因为他们这两样无可取代的好处，萨沙便也愿意付出些代价。其实他也不把他们当真，趁着势胡来，什么样的诨话都敢出口。这些诨话里且有着些真货色，一古脑儿夹带出去，叫他们不收下也收下。什么叫作混，这就叫作混。一日复一日地厮混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知道的装不知道，不知道的装知道。太阳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月亮也是这样。这城市的夜和昼就是这么来去着。

　　有一日，大家又逗萨沙，要给萨沙介绍女朋友。萨沙谁也不要，只要严家女儿。严师母说她女儿还小得很，他就说情愿等，等白了头也不悔的。严师母说这样你就要叫我丈母娘了。萨沙说：有严师母做丈母娘很光荣。大家简直笑得不行，砂锅里的汤烧溢了，滋滋响着，场里的蛋饺肉丸上下翻滚，也是乐开花的样子。萨沙忽而正色道：我倒是想给一个人做个介绍。大家问谁，萨沙说：就是他。将手指向毛毛娘舅。那两个就笑着问介绍的又是谁，心里却有些忐忑，想这人什么话都可说出口。萨沙笑而不答，她们就逼着，萨沙说：你们会骂我。在场的都有些心跳，脸上也有些绷起，却依然笑着，还是催问。萨沙说：你们保证不骂我？这时候，人们心里都有些明白，三个人脸上都有些异样，笑也勉强了。王琦瑶说：当然是要骂的，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呀！萨沙说：这样说，王**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要不怎么说一定要骂呢？王琦瑶不想一下子被他套住，窘得脸刷地红了，笑也挂不住了，带着几分真地说；你哪一句话不是找骂？萨沙还是涎着脸：要是说出来不骂呢？王琦瑶就有些气急交加，手里的瓷勺重重一放，那勺柄竟在砂锅沿上断了，气氛陡地紧张起来。这一日，无论萨沙再说了多少自轻自贱的话，毛毛娘舅再是及时及境地应和，却也缓不回来了。勉强坐到傍晚，屋里还没暗，便散了。外面正在化雪，叫人踩得东一摊西一摊，淌着污浊的泥水。天已经晴了，出奇地明亮着，彼此能看见脸上的毛孔似的。王琦瑶将大家送到楼下，互相说着再见的话。那热烈中都是存了心的，显出些虚张声势。

　　过后的一日，严师母私下和毛毛娘舅说，王琦瑶也忒没意思了，萨沙明明是开玩笑，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发这样的火，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毛毛娘舅息事宁人地说，王琦瑶也并没有发火，失手打碎了汤勺，也是常有的事。严师母说：我又不是指她弄断勺子的事，我是觉着，萨沙开玩笑是无意，她倒是有心。说罢，还往她表弟脸上看了一眼。毛毛娘舅有些不自然，笑着说：我看是表姐你多心，什么事情也没有的。严师母哼了一声：其实你心里都是知道的，你是聪敏人，我也不多说，我只告诉你一声，如今大家闲来无事，在一起做伴玩玩，伴也是玩的伴，切不可有别的心。毛毛娘舅笑道：表姐你说我能有什么心。严师母又哼了一声：你保证你没有别的心，却不能保证旁人没有。听她这话似是不肯放过王琦瑶的意思，又不便为她作辩解，就只有不作声。严师母见他沉默不语，以为是听进了她的劝告，便缓和下来，说道：你在表姐我这里玩，要出了事情我怎么向你爹爹姆妈交代。毛毛娘舅说；我这样一个大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严师母就点了他的额角说：等出了事就来不及了。两人说罢就下楼去王琦瑶处，到了那里，见萨沙早来了，在烤火，一双白瘦的手，在炉上烙饼似地翻着。王琦瑶在一边灌开水，两人没事人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阳光照进来，房间便有些灰的，有无数尘屑在飞舞。严师母和毛毛娘舅也围炉坐下，将那日的不快尽数忘记，开始新的一日。

　　临近过年，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她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就胀得很鼓。萨沙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田春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恨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沙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萨沙有些感动，甚至变得有些严肃，很虚心地请教为什么要水浸了糯米磨粉的道理，还请教做黑洋沙的方法。她们便—一解释给他听，他一下子成了个乖孩子，人们把他以往的淘气都原谅了。她们向他约定过年时做种种好东西给他吃，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一件件，一宗宗，如数家珍一般。萨沙想：这真是一个吃的世界啊，每天忙着做忙着吃就不够的。他不禁感叹地念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严师母嗤一声笑了，说这还只是辛苦的一半呢，还有身上衣的另一半，只怕你萨沙听也没有听说过。一说起衣服，那话就更没得完了。王琦瑶和严师母一人一件地说，眼前像有羽衣霓裳在飞舞。萨沙听得忘了手里的事情，那磨就一圈圈地空转，摇磨的毛毛娘舅也是出了神的。那容是外外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多少的心细如发，才可连成周身的美仑美奂。严师母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说到这里，严师母不觉有些伤感，声音低了下来。方才还是热烈的劳动场面，这时也沉寂了，磨和石臼发出空洞的声响。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黯淡而苍白。一切都有着不洁之感。这不洁索性是一片泥淖倒也好了，而它不是那么脏到底的，而是斑斑点点的污迹，就像黄梅天里的霉。

　　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陡地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剥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说着最最闲来无事的闲话，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底里吐出来，带着肚腹间的暖意。他们在炉上放了铁锅，炒夏天晒干的西瓜子，掺着几颗大白果。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隙，好都好不过来了。他们简直是柔情蜜意，互相体谅得要命，这真是善解的时刻，除了善解又能做什么呢？外面的冷和黑，都是在给这屋内加温加光的，雪还是不要化的好，要是化尽了，这炉火便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他们还是说话，轻言慢语，说的什么，都是说过就忘，这才是心声呢！无痕无迹，却绵绵不尽。他们说的不外乎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是一笔带过。他们还说糯米圆子的细滑，酒酿的醇厚，还有酒酿汤里的嫩鸡蛋。好了，天已黑到底了，再黑下去便要亮起来；知心话儿也说到底了，再说下去难免又要隔起来。他们嘴里说着走、走的，就是不走，挪不动脚步似的。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给时间做个漏真是对得没法再对，时间真是不漏也漏，转眼间不走也要走。

　　他们的白天都是打发过去的，夜晚是悉心过的。他们围了炉子猜谜语，讲故事，很多谜语是猜不出谜底的，很多故事没头没尾。王琦瑶说，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毛毛娘舅说，他们是将夜当成昼的，可任凭他们如何唱反调，总还是日东月西。严师母说他们还像守灵，不过那死去的人是上几辈的高祖，丧事当喜事的。萨沙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他们各形容各的，总之都是爱这样的夜晚，有许多吃食在炉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世界的整块砖和整块石头，全是叫这些细碎的填充物给砌牢的。他们在炉边还做着一些简单的游戏，用一根鞋底线系起来挑棚棚。那线棚捆在他们手里传递着，牵着花样；最后不是打结便是散了。他们还用头发打一个结，再解开，有的解开，有的折断，还有的越解结越紧。他们有一个九连环，轮流着分来分去，最终也是纠成一团或是撒了一地。他们还有个七巧板，拼过来，拼过去，再怎么千变万化，也跳不出方框。他们动足脑筋，多少小机巧和小聪敏在此生出，又湮灭。这些小东西都是给大东西做肥料的，很多大东西是吃着小东西的尸骸成长的。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

　　 2011-02-25 10:05:57 留得残荷听雨声 (做梦大王) 这样看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书是作家出版社96年的版本，那个字体宽宽的，很细，跟文章的调调搭配的真是严丝合缝……

　　> 删除 2011-03-08 02:06:06 sikong 可见生要逢其时，得奖也要逢其时，否则短期有益，长期倒变作障碍。

　　其实王安忆的诸多作品中，《长恨歌》算不上好的。在茅盾奖诸多作品中，《长》也不是上乘之作。当年就是要给王安忆一个奖，对人不对书的，那时候她还没写《富萍》，《流水三十章》写了没有我忘了，《米尼》大概是比较负面情绪重吧总之是就把《长》拿出来交了作业。

　　反正我今天看人们一提王安忆就是《长恨歌》实在觉得不平，开始还逢人必推荐《米尼》和《富萍》，以及几篇短篇小说，后来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敌不过奖项效应。

　　> 删除 2011-03-28 10:37:23 扫雪工 同感,《米尼》《富萍》印象更深，《长恨歌》不期然迎合了大众时尚,作者用王琦瑶的时代批评当代的粗糙,但王琦瑶的时代并非作者理想中的世界,作者也并不是认同王琦瑶

　　《小二黑结婚》 评论 如下：

　　最近看完了《小二黑结婚》这本书。它的作者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重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重在真实可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信手拈来的调恺笔调，于诙谐中见真、善、美。由于时代的因素，大家都只看到这本书批判农村的封建和土霸权势力和宣扬普及婚姻自由，人人平等的教化作用。但我认为，好的小说除了可以担当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外，它本身也必定是丰富饱满，值得回味的。

　　这个故事很简单：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可是遭到了多方的反对。一是小二黑那个学道算卦，看着黄历过日子的爹，因为算出了两个年轻人八字不合，命相不对，所以极力反对；二是小芹那个从来就有点小风流的娘，也借着跳大神来以不投姻缘为由大肆反对；三就是那对一直垂涎于小芹美貌的村里的恶霸——金旺兴旺两兄弟，他们甚至借着手里的小权，把两个处于热恋的年轻人捆到了村公所去。到此开始了故事的高潮，村公所里的区长于法于理上给小二黑他冥顽不灵的爹上了一堂婚姻自主的课；小芹她那个偏爱老来俏的娘却因为城里人“异样”的眼光和讥笑改变了初衷；最畅快人心的当然是揭发了金旺兴旺两兄弟的恶行，除去了他们在村里的权力。于是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借着自由之风之先河，有了大团圆结局——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