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什么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起源于屈原的楚辞，浪漫主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在诗歌和戏剧中取得较多的发展，它们感情强烈，善于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夸张。

浪漫主义作品 中还多用夸张、生动的修辞手法，如《楚辞·国殇》是屈原对战士勇敢作战的赞歌，全诗用大量文学手法渲染战斗的惨烈，突出浓重的赞美、歌颂之情。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注重引入飘渺的事物，以大胆、自由的手法着重描写理想中的世界，通过直接抒情表达强烈情感。

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这是极度的夸张；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

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谈起卢梭，人们不免想起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卢梭是个启蒙运动中的异类。启蒙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奠定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而卢梭却象个闯入“启蒙”阵地的莽汉，要将启蒙大师们心爱的珍宝夺取打碎。卢梭痛斥“理性”，鼓吹感性与激情；否定文明与进步，高扬人的自然性。清明理性如伏尔泰，狄德罗的这些同时代启蒙大师，纷纷与卢梭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卢梭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仔细考察卢梭的思想，其论述不及洛克，霍布斯精细；在现实制度中的可操作性较后者也大有逊色。卢梭真正影响人类历史是他的灵魂与气质。卢梭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哲人，一生也未摆脱“恋母情节”的纠缠，他也从不掩饰对女性的依恋与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具有一颗“女人心”，细腻而又善感，喜爱审美与自然：厌弃理性与功利，强权与压制。因此，一直不见容于以男性气质为主流的思想界，只有在温情脉脉的，充满女性气质的“沙龙文化”中，卢梭才找到共鸣与寄托。虽然卢梭也有批判与控述，激扬的一面，但他反对的从来都是那些充满男性气质的社会特征。“理性，强权，功利”，这都是卢梭挥舞利刃与之搏斗的东西。具有这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与思想自古有之，但最早只是在文学运动中出现。通过卢梭，这种思想便与政治，社会哲学与法律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浪漫主义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他更象是一种气质，一些具有类似这一气质的人被归为一类。浪漫主义气质的特点主要有○1善感性；○2激进的道德；○3“取消时间”；○4审美特征；○5追求变化；○6强烈破坏性；○7打动人心的特征；○8孤独的情感。从本质上讲，浪漫主义具有阴性特质，与女性主义的许多特征十分相似。同理，法律浪漫主义也并非一个十分确定的流派，而只是具有这种气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思想的统称。他们强调用法律这种制度来改变现实，竟可能地缩短时间；相对忽视法律的统一，确定，理性与逻辑一致，而强调法律的多样性，灵活性，道德性；具有批判性与破坏性的特质。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流派在西方并非很多，流派如批判主义法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运动；著名人物如萨维尼，昂格尔，弗兰克等。法律浪漫主义长期处于主流法学话语之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性法律与法学思想肇始于主流启蒙主义运动，追求形式理性，统一性与确定性，逻辑上的严密自恰，并且相对独立于道德伦理等因素。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法律，与女性主义的法律浪漫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因而，与卢梭的命运一样，法律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是长期放逐于主流法学思想之外的边缘思想。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的命运有了另一种景况。在中国思想界，卢梭获得了远高于其他启蒙导师的地位，其思想被广泛宣传，作品几乎被全部翻译过来，尊荣备至，一时无出其右。这里面当然有用卢梭为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的考虑，但卢梭如此受欢迎，并非完全是政治需要可以解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阴性文化。追求自然和谐，重感情，伦理道德，审美多于理性。这与卢梭的气质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卢梭时毫无排异感，倍感亲切。同样，中国法学界在接受与卢梭气质一脉相传的法律浪漫主义时，也是顺手拈来，毫不排异。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上并非是没有法律，而是“中国传统法律是女性法律传统”。因此，中国法律传统与卢梭，而不是洛克或边沁具有结构同源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我们在接受洛克，边沁时倍感艰难，与实证主义法学始终格格不入；但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时却毫无障碍。因为它们暗合于我们的“本土资源”。但是，就象西方早已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一样，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各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狂飙突进”式运动之后，我们亦应当反思卢梭之类的浪漫主义情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具体在法学界，虽然我们对卢梭以及我们那温情脉脉的传统始终难以忘怀，但我们更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已经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法律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法律，从其核心本质上讲，是一种确定，刚性，理性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律类型。现代性的法律，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式，与现代工商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发展分不开。现代性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对最有效的功能，它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正是对于现代工商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类型，具有最大合理性。既然我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那么现代性法律的进路我们就无法退出。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当下正处于法治秩序建构的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是建立，而不是批判。而法律浪漫主义从本性上讲，在对现行法律秩序进行批判，甚至摧毁时作用不小；但在承载建构功能时却略显不足。当然，法律浪漫主义在批判与反思主流法学话语时自有其功能，但它不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法学话语的主流。考察历史趋势与社会需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并非是卢梭，而是洛克与边沁。

1、民族性、民主性

反对外族侵略和民族压迫，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分裂，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思想内容。为了表现这些内容，为了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反映爱国主义和民族统一思想，在音乐风格上特别注意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

2、人民性

浪漫主义音乐家受到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的启示，在他们的作品中力求真实地表现普通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道德、审美观和理想，同时为使作品被人所理解，发展了乐器作品的标题性，创作了大量的标量音乐。

3、抒情性

它与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不同，浪漫主义崇尚感性，注重揭示人类精神和内心世界，而这些又是通过作曲家个人的感受表现的。因而抒情性的个人心理刻划，自传性，则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特征，并促进了抒情体裁的发展。

4、幻想性

这是作曲家为了在他们的作品中解决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理想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手法。浪漫主义作曲家之所以喜欢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选取题材和形象，正是由于从这里可以为他们的想象，提供任意驰骋的天地。

5、新精神

浪漫主义作曲家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观念上反对因袭守旧，而且在艺术上，在音乐体裁、形式以及创作手法诸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发展和丰富了人类的音乐文化。

扩展资料：

社会影响：

初期的浪漫主义音乐与其它姊妹艺术一样，也是发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它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要晚数十年。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已成为初期的浪漫主义的先驱，其后的作曲家们皆可归为浪漫派。

从时代上讲，十九世纪中叶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全盛时期，因为欧洲通过传教等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促进了浪漫主义音乐派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势力的鼎盛时期，虽然浪漫主义思想逐步衰退，但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