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一个浪漫诗人，为什么他的诗歌有侠义之气呢？

巍巍中华，星汉灿烂，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诗歌作为优秀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备受传颂。李白作为唐诗的优秀代表被后世奉为诗仙，他的诗流传千古、意境悠远。他一直是笔者景仰之人物，他的诗可堪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之作。雄浑豪迈、飘逸洒脱、意境悠长，读之浩然正气猛增。现在，当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李白，会发现其对我们依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对此，笔者将针对“李白诗歌的浪漫特质”进行研究，继而探究总结李白之思想精神，以作品观其人，感受他那“入世出世”之精神向往。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在唐代引起轰动，甚至在当今时代其艺术魅力、传颂热情依旧蓬勃而有力。君不见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大学课本中都有着众多李白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佳句。杜甫曾夸耀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贺知章也说他“真乃诗中仙人也”，足可见其诗歌之艺术成就之高。

李白之诗的最大特色就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清新飘逸、豪迈洒脱、旷达自然、雄浑壮阔、不拘一格。他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现存九百多首，几乎首首都是经典之作，其中最为著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将敬酒》、《蜀道难》、《早发白帝城》、《静夜思》等。李白遍游山水、热爱祖国的名山大川，一生仕途失意、纵情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长诗人。（默默提一句，现在在游戏里也有李白这个角色）

一、李白诗歌浪漫特质的成因

李白诗歌之所以表现出极大的浪漫主义特质，是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时代特色、身世经历、个人性格、人格魅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代风尚的影响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和唐肃宗时期，而这两个时期有着很明显的界限，就是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由于唐玄宗后期的荒*怠政而转向衰落。李白青年与壮年时代都是生活在国家一统、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的时代，那时大唐王朝盛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非常频繁，整个社会都洋溢着盛世积极景况。

在李白具体的诗歌创作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一种风格：高远博大、意境深远、清新飘逸，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活力，而这种诗歌特色也是非常明显于其他时代，具有特殊的时代印记。他的诗歌深受大唐雄风、大唐盛风的影响，同时我们读他的诗也能够读出一种“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比如在《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和《将敬酒》中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唐朝的诗歌可谓是百花齐放。无论是极盛还是极衰时期，都涌现出大批的诗人。但在这繁多的诗歌当中，大家却异常的喜欢李白的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李白天赋异禀的才华。再加上当时的人们对于李白所描写的诗句中场景和对李白生活态度的向往。当时的时代诞生出李白这样浪漫的诗人，写出洒脱且超现实的诗句。不仅是勾起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人们在诗句之中感同身受。

李白高超的诗歌创作技巧

对于李白而言，诗词的创作并不是简单的描写一个场景或是叙述自己的心情。他常常会将情寓于景中，一语双关。虽用简单的语言，却立意深刻，引人深思。因此，他的诗句会让大多数的人都能看懂，但真正读的懂的是少之又少。但这简单易懂的诗句也是为李白收获了大批的粉丝。

诗中所写契合人们内心所想

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世俗，而是自己心中所想要追求的事物。但世俗里面的人却并不能够做到如此。因此，大家都只能在李白的诗中去寻找自己内心世界的自己。做一个豪放的人，抛下世俗的一切，只为做自己。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李白的诗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乌托邦，只为寻找一个自己内心的慰藉。

李白处于唐朝的盛世阶段，当时诗人的人数可谓是与日俱增。但让李白被大多数人喜爱，便是当时的时代，让很多的人都有了思想的觉悟，但却还没有勇气去摆脱这个时代的枷锁。他们都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可能性。豪放的诗人，在山林间游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大多数的人所向往的。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特点范文

　　不禁要问：诗人为什么要用烘托、夸张等手法把天姥山写得那么高峻挺拔、举世无双是因为诗人要借此入梦，追求理想;诗人为什么要把梦境描写得那么清幽壮美渲染得那么热烈辉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丑恶，让诗人憎恶;是因为“洞天福地”的平等自由实现了诗人的理想。所以，诗人要骑鹿游山，寻仙访道，以示决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诗人要高蹈出世，傲啸林泉，以示决不向权贵低头弯腰的坚定信念。这，就是李白!这，就是照亮《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聚光灯!这，就是一代大诗仙魅力四射、辉映千秋的光源所在!

　三、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行成的原因

　(一)浪漫主义诗作形成的社会因素

　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昌盛，这种环境下形成了李白豪迈的性格、炽热的情感、敏锐的政治追求，这些条件奠定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

　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国力极度强盛，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就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激发了诗人们建功树勋的种种幻想。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李白以“济苍生”、“安黎元”为己任，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祖国的机会，“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报明时。”正是李白心志的表现。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宗族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放浪不羁。加之李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观念上较少受儒家传统的束缚。在时代大气候的影响下形成了李白“不屈已，不干人”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他以大鹏自比时刻准备“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不屑走科举进士的道路，他任侠、漫游、求仙访道、结交豪雄、干谒王侯，想凭借自己的才华、凭借知明人士的推荐，走“终南捷径”的道路去实现自己“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然而在李白生活的年代里，在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后面却隐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生活日趋糜烂，朝廷内权奸当道、政治黑暗，苛捐杂税日益繁重，安禄山此时也心谋不轨，各种社会矛盾都处在一触即发的时刻。李白第一次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追求建功立业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径，他在漫游的十八年中没能通过任侠、干谒权贵等途径实现理想，心中充满了愤慨与不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玄宗之征入长安，当他踌躇满志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时，却落了个权贵嫉妒、“赐金放还”的下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失败，使李白的内心极度痛苦,“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感到从政报国道路的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李白把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对统治阶级的蔑视、愤恨借助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表现在他不朽的诗作中。

　(二)特殊的个人因素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形成还有其个人因素。

　首先，他豪放的性格和追求人生价值强烈表现自我的精神，使他诗情喷涌、一泻千里。据推测李白的家庭曾是一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使他的思想束缚较少，任侠、漫游、轻财好施，在他的思想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在许多诗篇里都表现出不受羁绊的豪放性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求仙就“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当他喷涌的诗情用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就用大胆的夸张，如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用“白发三千丈”比喻“缘愁似个长”、用“桃花潭水深千尺”比喻“不及汪伦送我情”。当现实生活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用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来表现，如“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天台，高揖卫叔卿”。

　　李白是我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古典诗歌发展史达到了漫主义的顶。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逐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漫主义风格令其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酒，所以唐代社会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形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了一种群体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的时代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的轻狂之。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的特有个；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的狂傲个，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大显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的天真与不熟。李白因其特殊的质、出、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安史之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结果，落得个流放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的思考，而只是凭感的认识作出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先生传》，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了当时的思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先生传》的典型就在于此。所谓“大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时代的相似，“大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将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形象与阮籍之“大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已渐趋式微，济世活的儒家思想又一次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在新的高度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为李白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漫与痛苦的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泽畔，憔悴几时回”。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之志，因个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天入地、放无羁的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明云澈的圣质，其实这又是孟子。庄子与孟子在李白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格的完。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之时诸子以为本论对传统的天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所以事天也”。他从维养平旦之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秋战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的相似。他们都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在盛唐才俊之士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的不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平治天下也，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长安宫阙九天，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为道，并不起”。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不安，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

　　后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自我完。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禀赋、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的李太白

　　李白出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磨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中有豪杰之。赵蕤带侠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露锋芒便一鸣惊，令许多文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由是称誉光赫。”[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金龟换酒，却忆泪沾巾。”《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铿。”《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泣鬼神。”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诸多文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妻、劳动女、宫廷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物，是盛唐时代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观、出的作品。诸如《携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赴会稽戏有此赠》、《在军宴韦司马楼船观》、《邯郸南亭观》、《秋猎孟诸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出金陵子呈卢四首》等等，或以助兴、或观赏艺、或以追怀、或载随。宋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女，别无物与形容”。李白一生有四位夫：许夫、宗夫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所写。

　　对于李白的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开朗的盛唐时代，则为抒达英逸之的媒介，生活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为盛唐诗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女的歌，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女命运的同”。李白诗的清雅之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肠与侠形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的基本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他把一生著作全部给李冰，李冰把它们编《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祖、同民的炽感，他望自己的才能为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世。诗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漫主义这一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了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有人说，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出了两个旷古绝今的人物，一个是苏轼，另一个，就是李白。那么这位号称谪仙的“楚狂人”，到底是何许人物？从史书上干巴巴的记载，我们当然可以知道他的生平轶事，真正难的却是从一个人的思想与精神层面来分析他的性格。何况我们如今要谈论的还是一位“仙人”，他的人格意志与精神自由的矛盾更加剧了分析的复杂性。在李白身上，既有屈原式的对现实、对人生的眷恋与执着，有屈原那种独立不迁、好修为常的人格精神，也有庄周式的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这种精神自由的追求一旦被现实生活否定，他又企图在纵酒迷醉、隐游山水、寻仙访道的生存方式中得到无意志的解脱。因此，他又有庄周那种悲观厌世、人生若梦的消极情绪。但是无论这种矛盾深刻到何种地步，我们可以断定一点：李白就是李白，除去那些后天形成的复杂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真正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乃是那近乎与生俱来的横溢才华，还有他那深入骨髓的浪漫潇洒！ 之所以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情怀深入骨髓，绝非是捕风捉影。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从来没有如李白这般，在自己所作每首诗中都浪漫得如斯自然而深刻，在自己所写的每句诗里，都能浪漫得如此信手拈来。 水与离情 李白好交友，自赋诗云“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古时交通不便，每次与友人相聚都只是短短数日，临别如同诀别，再相见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唯其如此，古人们总是极其珍视友谊，临别之情总是极其悲壮。对于如此感情丰富的李白，这点更是显露无遗。李白一生留下许多经典的送别诗句：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 这些经典的诗句，可谓句句情深，感人肺腑。然而我们除了感动以外，更应惊叹于谪仙的敏捷才思。在李白心中，水的意象似乎与离情别恨紧紧相连，以致每每送别或留别，总是“寓情于水”。但以其惊人的才思，每次所用水之特性，竟都绝然不同：“桃”句说的是水深，“请”句用的是长度，“思”句却是借流水之动态漂泊来联系相隔两地之人彼此的思念。何等天才！何等豪情！ 当然，李白对水的情感并非局限至此，《将进酒》中开篇第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是语出惊四座的名句，它歌颂的便是黄河水的气势磅礴，岂不知这诗句本身便与黄河水一般气势磅礴；然后笔锋一转到“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感情上一波三折，语句上愈显深刻，诗意却渐渐谈到了人生的大问。这些诗句，尽含庄子的乐生哲学，尽含李白的飘逸洒脱，实乃诗中的极品。 最后，谈到李白与水，自然要以《望庐山瀑布》来压轴。这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可谓是路人皆知。对于诗句本身，各位与我实在是熟悉到无需多讲。我只想说，这首诗让我懂得什么叫诗人，这首诗让我懂得什么叫浪漫。无怪苏轼在看到徐凝与李白同样是写庐山瀑布的诗后失笑道“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诗。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为徐凝洗恶诗”。附庸风雅，本非坏事，坏就坏在挑战的是李白，结果自然是自取其辱了。 人生苦难 李白一生颇不得志，当然要说苦难自然是比不上杜甫的穷困潦倒了。李白的仕途不得志，自己却颇为富足，所以即使总不能“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沦落何地，李白的诗中总是豪气不减，浪漫到底的原因吧。虽然如此，李白终究是不得志，所以他自然要咏唱人生的曲折，当然其中的诗句还是一样的富于想象，夸张浪漫： 行路难 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的行路难共有三则，然而我最喜欢第一则。二、三的诗句也是绝佳，但缺少了那种英气。想是在仕途挣扎太久却无所得，即使狂如李白也会身心疲惫。 古来咏诵自己不得志的诗，不外乎那些顾影自怜，恨无明主，心灰意冷的句子，虽然不无道理，但总给人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李白的这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却很不一般，在不得志的同时还保留着一股激情，虽“心茫然”却也能“拔剑四顾”，那种跃跃欲试的激情跃然纸上。到后面就慨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即使描绘人生的曲折也十分浪漫。最后又突然转折“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驾驭文字的能力实在是炉火纯青，这么突然的转折，用到诗中竟然是恰如其分，可见其时李的心目中仍然是饱含希望的。当然，李白晚年修道，与那份英气可谓诀别了。普天之下似乎只留苏轼一人“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他们的时代虽然不同，但同是仕途失利，苏轼的强韧似乎是更值得称颂的了。 梁甫吟 长啸梁甫吟，何日见阳春？ …… 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 再看梁甫吟，感觉报国无门的郁闷真的是如出一辙，何时都那么急切。有趣的是李白将自己与皇帝比作干将莫邪，最终会“神物相合”，未免有自作多情之感，却不知君臣始终有别，李白不愿低头的个性决定了其仕途的无所建树。 酒与人生 李白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嗜酒与做诗的名声几乎是一样响亮。更有传说贺知章拜访李白之时，看完《蜀道难》后大叹奇才，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酒与李白的生命几乎不可分割，所以李白关于酒的诗，便是他写得最深刻，写得最飘逸，写得最浪漫的一首：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每次看这首诗，总会感慨万千。它让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对人生的开朗与浪漫绝非无用的情感。我们何时不是孤身一人？我们何时真正有人相伴？李白却能“花间独酌”，“对影成三人”。仿佛自己从来就是孤身一人，却对这份不可抗拒的孤独从不解怀，反能自得其乐。到后面的“月徘徊，影零乱”，仿佛让人看见那人、影、月，皆在一片朦胧中飘离散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又道尽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傅庚生有评论说：“青莲奇才，故能尔尔，恐未必苦修能接耳。”我则说，纵有青莲之才，若不像他这般嗜酒如命，若不像他这般及时行乐，若不像他这般豪情万丈，如何作得出此等诗句？ 这便是李白的浪漫主义，并非单单是在诗文中的浪漫，而是在人生中的浪漫。有时候我觉得，李白用尽了自己的一生去实践了一条彻底浪漫主义的人生路，他的诗文，犹如天马行空一般的记录的那些种种，乃是他的一切，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