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女人,从她来到这个世界起,她就总是在逃避。
高中时为了逃避她哥的朋友的追求,本没有想要上大学的她,为了能逃避那个小伙子,她决定去考大学,远离他。
上了大学,当有两个男孩同时对她表达感情时,她傻眼了,不知咋办,再一次逃避。
大学毕业后,本不愿意结婚的她,在她单位的最后一位年龄比她大的女人都要结婚时,为了逃避别人的闲言碎语,她迅速地答应和她现在的夫君结婚。选择他是因为他离她很远很远,她可以逃避婚姻的责任。
也许这只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个案,要归于心理疾病的范畴。然而,有着类似逃避经历的女人并不在少数。“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软弱。”莎士比亚如果看到这个故事,也许会说:“女人啊,你的另一个名字叫逃避。”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逃避现实——女人不想长大,不愿面对世界的真相,因为现实太无情,而女人太多情。
女人不愿意面对现实,与其说她愿意屈从命运,还不如说她们更喜欢通过逃避获得怜爱,借助男人的帮助改变命运。女人身上常常汇聚两种矛盾的情感——“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的浪漫主义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情主义,或者而言之,可称为“浪漫的悲情主义”。这两种情感都与逃避心理大有关系。
女人有时明明知道可以通过主动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却不愿意这么做。一方面她期待男人的爱和拯救,并通过这种期待产生种种罗曼蒂克的幻想;另一方面,她又不停想象自己被男人抛弃后,如何得到周围人群的同情和怜爱;更极端的情况,她还会想象有一天自己因为相思或疾病死去,那个负人心扑在她身上捶胸顿足、懊恼痛哭的情景。她从这种悲剧中获得的精神满足,一点也不亚于喜剧。
其实女人最难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自己的内心,面对内心的痛苦、挣扎与无奈。虽然她常常成为别人的情感牧师,但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不得不另找情感牧师。
女人喜欢逃避,也与她们世世代代做母亲,与孩子长期相处所积攒的感性与柔情有关。女人逃避现实,可能出于“鸵鸟政策”,也可能出于“圣母情结”。本质上,逃避就是一种对现实矛盾的暂时回避甚至是永久性的牺牲,或者说成全。女人选择不逃避所导致的结局,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女人身上永不衰竭、却极其矛盾的两种特质(母性和女儿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女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逃避。
不要指望女人在一夜之间改变逃避的本能(文章开头的故事例外)。李木耳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
回答者:wnc7188 - 护国法师 十五级 5-16 06:31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
为什么男人爱逃避爱情
他们看似坚强,其实他们的心灵比女人的心灵更脆弱,他们也想有一个倾诉者,累了的时候有人陪伴,伤心的时候有人安慰,生病的时候有人照顾,人生的低谷中有人支持他、鼓励他、关心他,只因为他们是男人,什么事都自己扛,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只因为他们是男人,他要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为事业奋斗,只因为他们是男人,要为自己将来做打算。所以在事业还没有成功的时候,爱逃避爱情,因为他不确定现在的自己能不能给你幸福,一旦他决定爱你、接受你的时候,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认定你了!
为什么选择逃避爱情?为了爱才躲开!
不是不想爱
不是不去爱
怕只怕——
爱也是一种伤害!
不爱呢??
呵呵
暗恋是不会失恋的!
但是
不管怎么样,
爱都有它的美好!
为什么人要逃避爱情因为爱情是这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麻烦采纳,谢谢!
为什么人为了爱情要逃避?因为需要另一个人去追
爱情里为什么要有逃避,逃避意味着什么?爱,主要是看你怎么去对待它了,
我认为:平平淡淡的爱才是真,
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要去计较爱情的浪漫和很多种的爱情方式,
每个人去爱的方式不同,不要不知足,太贪心了,会失去难得的真爱,
有人说爱情是不会长久的,我认为是错误的,
爱情有长久的时候,因为没有做到保护真爱的时候,
才会导致爱情是短暂的,认为爱情不会长久!!
爱一个人:要互相信任爱一个人要互相理解
爱一个人:要多多用心去包容
爱一个人:要心胸宽阔
爱一个人:要尊重对方的思想和主见
爱一个人:要背后多多支持他(她),而不是阻拦
爱一个人:要面对他(她)不能陪伴你的时候,不要有埋怨,要用笑脸对他(她)说我很好,很开心
爱一个人:要把自己内心的脆弱和委屈收藏起来,不要让他(她)知道
爱一个人:太多太多的爱
也许很难,做不到吧其实并不难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爱要无私无悔,爱要清洁纯净,没有一丝的杂质,甘心情愿为他(她)做任何事情,
当你爱上的时候,就要让他(她)幸福,
只要他(她)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巨蟹座男生为什么喜欢逃避爱情?
他非常需要别人的信任,需要温情。他对异性情感方面的需求胜过另一方面,或者二者兼需。性
格内向,且带有某种被动性。敏感使他很容易由于别人有意或无意的缺乏热情或怠慢而受触怒。
他宁愿离那些纠缠不清或不愉快的事情远远的,因为他本身很容易受各种烦躁不安的影响。在好
些与自己志趣不相投的人面前,他会感心情不畅而宁愿沉默或离去。
巨蟹座的你虽然是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却不善于在大众面前表现出热情的一面,喜欢秘密地交往。相对于美貌的女性,你更青睐于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女性,与善于包容的女 往会感到幸福。约会时喜欢选择安静温馨的场所,不喜欢在繁华的商业街会面。婚后忠于自己的妻子,但同时又会与其他女性有亲近地交往,甚至于倾心。自我意识强烈,如果对方认可自己或吹捧自己,会很容易地产生好感,相反,如果对方指出自己的弱点,态度就会转为冰冷。爱情运势不佳,需要温暖的家庭,如果遇到温柔诚实又富有人情味的女性,会生活得非常幸福。
为什么说哲学家逃避爱情简单来说,是因为哲学家进行理性思维的精神快乐幸福要往往远大于感性的爱情或 的快乐幸福!哲学思考分泌的往往是强度愉悦兴奋的强啡肽激素,而爱情分泌的只是兴奋强度较低的多巴胺激素。
为什么我们喜欢逃避爱情呢?逃避比一定躲得过。 面对不一定最难受, 孤单不一定不快乐。 得到不一定能长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有, 转身不一定最软弱。
求采纳
中国诸子百家里面也没有浪漫家,在中国的封建思想里面,人们都没有过多的自由,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从官僚制度到科举制度,所有的条条框框已经把人们的思想限制了,我们很难逾越超脱。就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就李白比较鲜明,首先他是个官,住在皇宫里。比较悠闲,然后他爱喝酒,喝了酒的人就飘飘然,可以把自己看得比天还高,可以暂时无视当世的烦恼事。但这样的人也只有在繁盛而开放的唐朝才能昙花一现。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足够开放了,为什么浪漫主义思想没有成为一种思潮呢?因为中国的福利还没跟上,人们的生活还没得到保障,为了房子,为了结婚,还有父母孩子,生活把人压得喘不过气,何来的浪漫?要浪漫,首先要让人们的心放轻松,不要有太大压力。你觉得中国现在做得到吗?这样的教育制度,这样的就业压力,这样的国民经济。想浪漫,还有很长的路。
动机与目的
他们很珍情自己的爱和情感,所以想好好地滋养它们,并用最美、最特殊的方式来表达。
能力与力量的来源
他们总是希望以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生活中充满着幻想力、自我察觉力,以及不断自我探索的能力。而这些力量也正是让他们创造出不朽作品的力量来源。
理想目标
他们想创造出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形象和作品,所以不停地自我察觉、自我反省,以及自我探索。他们相信创造所有美事物的能量都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们努力超脱平凡,以达到自生存的意义。
逃避的情绪
他们想要了解自己,又害怕了解自己,因为他们害怕了解自己以后,会发觉自己竟然是如此的平凡。这时他们可能会自我憎恨、自我折磨,但由于不了解自己,就又不知道自己生存的目的,并且也无法发展创造力,所以在面对自己时,他们显得如此的胆小,因此很容易逃避到幻想的世界去。从这些充满自我矛盾的情绪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心灵的跷跷板,一边是自我觉醒,一边是自我超越,而他们就在这生活天平的两边摇摆着。
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特质
1非常情绪化的人,一天的喜怒哀乐多变。
2用幻想来丰富自己的情绪,并享受它。
3缄默、害羞,活在自己的情绪中,不容易让人了解,充满神秘感。
4常常表现出不快乐、忧虑的样子,充满痛苦,面且内。
5初见陌生人时,表现得很冷漠、神秘又高微的。
6感情很容易受伤,一副好像常常看人眼色无辜的样子。
7懂得享受,让享受来补偿自己所欠缺的、受伤的部分。
8常被生活中多样化及不寻常的东西所吸引,活得飘忽自由,像一朵云彩。
9常常觉得好累,常把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隔得很远,这时候好像整颗心被困住,无法正常地运作。
10能量较低,常常懒懒散散,生活得不起劲。
11是很真诚、很善良的人,由于心地善良,所以总不愿伤害了别人,但常觉得别人伤害自己,所以显得自怨自艾。
12常说一些抽象、幻梦的比喻,让别人听不太懂其隐验常常出现的情绪感受经常不了解也不确定自己的情绪感受。有时觉得自己充满动化、能量十足、灵感源源不绝;有时又会心情沉重。能算定全失失,做任何事都不带劲,甚至觉得自己十分可怜。他们自己可以借艺术升华自己的情感,并让人分享自己的创作,但有时却又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庸庸碌碌,平凡一如常人,这样他们就会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情绪马上陷入无底深渊。
常常掉入的执着陷阱
艺术的表演如果没有通过真、善、美的标准表现出来,其作品是感动不了人的,所以浪漫型的人总是力求于自己的情感、忠于自己的品位,也因此常常忍受不了别人的太社会化或太注重传统习性而失去自然。此时此刻他们会将此感觉坦诚无违地告知别人,常常会让别人下不了台,不知如何反应,而引起他人对浪漫型人的误会。而这种令人窘困的场面,又常使别人觉得气愤或无趣而不想与之交往。
防卫面具
浪漫型的人有极高的敏感度,能发现每一件事物内在的生命国此他们最喜欢用艺术和创造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又由于他们很内向、害羞,所以情感表达及沟通也常通过作品来呈现如此委婉、间接的表演方式,是为了隐藏自己,因为赤裸裸地摘下情绪的面具,对他们而言,是很难堪的事。
两性关系:竞争与幻想
在两性关系中,浪漫型的人会变得极具竞争性,不管是对第三者、朋友或是自己的伴侣。他们以嫉妒代替了羡慕。一个浪漫型的女人可能会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女人身上,和她们做比较;而对男人,她则会设法让对方臣服、着迷,来证明自己是独特的。
浪漫型的人在两性关系中常常出现两种困境:第一,在爱情中,有些感觉其实是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然而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事情原来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也许就会失望、伤心,而毅然决然离开对方。其二,他们试图想满足对方的期望,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爱,但却往往为了一点点的难题,便痛苦不已,而止步不前。
身为浪漫型人格人的伴侣,神经最好要细致一点,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想传达的意思,欣赏他的细腻,这样才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是充满浪漫的。
精力浪费处
无端的自怜、幻想、多疑、骄傲等,浪费掉他们所有的外出精力。
人格形成
不管他们早年成长的家庭背景如何,浪漫型的人总觉得生活得孤单,因此总把自己放在幻想的象牙塔里过日子。久而久之,他们靠幻想所形成的信息,逐渐被自己的情感认同了。而他们长大之后,也一直任由内在的感情和妄想的世界相结合,去找寻自我的信息,从而脱离真实生活的轨道,而使得人们无法了解他们。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英国的湖畔派,他们在诗中回归自然,开创表现人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以诗人华兹华斯为例,他在诗的建构中认为人性只有重返自然才能洗掉一切精神上的烦忧和污垢,进而恢复淳朴的人际关系。但是社会的现状似乎与他的信仰截然不同,工厂的灰烟一缕一缕的漂浮在天空,工业的机械化使产品的生产技术不断加快,乡村的百姓纷纷涌入城市讨取生计,城市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乡村也在朝着现代化的进程前进。
笔者认为虽然工业化有坏处,但是总体来说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的,科技在工业化中得到了发展,人类的生活也在不断便利,浪漫主义者们却在这场进步中提倡停下脚步,倒退到过去,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
浪漫主义者们的反文明倾向还体现在他们由于逃避社会,对现实漠不关心,从而产生的过于孤独感伤,甚至成为多余人的现状上。
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就被称为消极的浪漫主义,比如说德国"耶拿派"作家诺瓦利斯的《夜的颂歌》,他在诗中歌颂黑暗与死亡,这明显是在向社会传达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但这种表现不仅仅存在在早期的运动中,一种悲伤抑郁的凄美之感,成为了浪漫主义者们的审美,其中在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身上就有所体现,他有很大一部分诗篇表现了自我的孤独忧郁,孤独成为他的一种情调,这样出世的情怀对于积极向上进取的社会显然格格不如,前中期的浪漫主义家由于时代的影响,多是悲观的,法国作家维尼的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可能信仰的唯有苦闷和死亡",还有俄国的作家普希金,在其小说人物塑造出,就通过小人物的形象描绘了一个充满怀疑和宿命论的主人公。
许多许多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浪漫主义中找到了排泄自我烦忧,怀疑的出口,他们通过幻想来应对现实的冷酷与挫折,在自我的乌托邦世界中找到慰藉,但也在无意中透露出了自己面对现有社会无法改变的一种妥协与回避,但是一时又无法找到恰当的办法去解决,因此只能将以往的好时光无限的放大,现在的缺点弊端处处挑剔,最后得出返回到过去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应当就是浪漫主义反文明的原因吧。
这位知友,你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喜欢逃避”,其原因就是人们往往不能面对现实,因为现实是极端残酷的。对于那些没有自信,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的懦弱者来讲,只有逃避才能没有底气的生活下去。因为他害怕面对,害怕知道结果,害怕今后的人生道路,但适得其反,越逃避,生活和工作越“不得安宁”。所以,逃避不是办法,而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迎难而上、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才是智者的最佳选择!
浪漫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文化运动,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其主要特点是强调个人感受、热情和创造力,反对传统和理性主义。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而兴起的。然而,在某些地区,如文化沙漠中,也能看到浪漫主义的存在,这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浪漫主义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注重感性体验和情感表达。即使在文化沙漠中,人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仍然存在,并且需要通过一些形式来表达和展现。浪漫主义提供了一种情感和内心表达的方式,可以让人们在文化沙漠中找到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其次,浪漫主义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可以带给人们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在文化沙漠中,人们可能会感到生活单调乏味,缺乏激情和精神寄托。浪漫主义的理念可以让人们逃离现实,找到一些虚幻的美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浪漫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实和传统的反叛和批判。在文化沙漠中,人们可能会感到无力改变和反抗现实和传统,但是浪漫主义提供了一种反叛和批判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方式。这可以带给人们一些启示和勇气,让他们在文化沙漠中也能有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方式。
因此,尽管文化沙漠中缺乏传统和现代化的支持,但是浪漫主义可以通过强调个人感受、情感表达、逃避现实和反叛批判等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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