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的从艺经历

林风眠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返国，20至25岁是在欧洲度过的。1920至1923年，他相继在迪戎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素描、油画。1923年赴德国游学。在德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作品，计有《柏林咖啡室》、《渔村暴风雨之后》、《古舞》、《罗朗》、《金字塔》、《战栗于恶魔之前》、《唐又汉之决斗》等。

据林文铮的回忆、遗存和部分经林风眠校阅过的《林风眠先生年谱》（朱朴编）的记述，可知《柏林咖啡室》、《渔村暴风雨之后》是以德国见闻和生活感受为主题的。前者描绘柏林一咖啡馆近景，画面人影浮晃，诸饮者在招呼、对谈、嬉笑。笔触奔放，光色交辉，使人想起马奈的《女神游乐厅的酒吧间》。一位研究者说《柏林咖啡室》是画家“目睹富豪之骄奢*逸，感慨德人精神之消灭，灵魂之堕落，”故作之。另一位研究者说此画是“反映德国人在战后复苏中欢快情绪的”。从画作印刷品看，此画确描绘了欢乐情绪，画家的主观意欲如何，似难作十分肯定的回答。

《渔村暴风雨之后》，画的是暴风雨后，渔家妇女在海边等待归舟的情景：人们面向大海站立，外表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的不安和紧张。视觉效果的戏剧性，对平凡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关心，是这件作品的特色。此画曾挂在杭州艺专的校长室内。50多年后，林风眠的学生李霖灿还清楚记着它的“沉重而凝实的黯然色调”和画中女子“在海边翘首天际”的情态及整个作品的“笔触、气魄、神采”！。

《古舞》“描绘希腊少女之晨舞”；《克里阿巴之春思》“描绘埃及女王思慕罗马古将，抚琴悲歌于海滨”；《罗朗》“取材于雨果之咏史诗，描写法国中古血战图”；《金字塔》“描写黄昏白翼天女抚琴于斯芬狮”；《战栗于恶魔之前》、《唐又汉之决斗》，“取村干拜伦叙事诗之作”。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古代和神话世界的向往，歌咏的是神奇的爱情和英雄主义，激荡着青年画家的诗情和幻想。

其时，林风眠遇德籍奥地利姑娘罗达（Von Roba）。她是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孤儿，毕业于柏林大学化学系。两人一见钟情，但受到许多阻力。这些作品所洋溢的热烈、憧憬、抒情乃至淡淡的忧郁，不免与画家的爱情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咏古抒怀的描画中，也寄托着一种动荡起伏的情绪。

1923年初创作的《摸索》是一幅巨构（2X4．5米），着意表现思想家们在摸索人生的路。中国《艺术评论》记者杨铮曾于1924年在巴黎采访了林风眠，他寄回国的专讯里说《摸索》“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且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荷马蹲伏地上，耶稣之沉思，托尔斯泰折腰伸手，易卜生、歌德、梵高、米开朗琪罗、沙里略等皆会有摸索奥谜之深意，赞叹人类先导者之精神和努力”。

这件作品在斯特拉斯堡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后，受到各界观众的注意和称赞，并入选1924年的巴黎秋季沙龙。探索人类和人生的出路与目的，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面对的永恒主题。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到欧洲寻求真理的许多留学生，思考这一课题完全合乎情理。

1924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提供的作品最多，《东方杂志》26卷16号曾著文介绍说：“新画中殊多杰作，如林风眠、徐悲鸿诸君，皆有极优之作品， 尤以林风眠君之画最多最富于创造价值。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赏不止。”这一年创作的中国画《生之欲》与《摸索》一同人选秋季沙龙，并参加了次年的万国工艺博览会。该画借鉴高剑父的画法，描绘大小四只虎，从芦苇中呼啸奔夺而出。命题用的是叔本华的诗句。

据林文铮先生回忆，蔡元培对此画十分欣赏，说它“得乎道，进乎技矣”！蔡元培在这里说的“道”，应是指《生之欲》传达的精神内涵，这内涵和《摸索》有着相近的意向 试图用绘画语言诉说形而上的理念。林风眠画《生之欲》，或许受叔本华的某些启示。但所画四只虎，分明是象征了一种生命的渴求与自信，与叔本华悲观论又大不相同，而表现出一种向上的乐观的撞憬。“万国工艺博览会”展出的许多件林氏作品中，还有一幅《饮马秋水》（水彩画）。描绘一着浅色衣装的骑士，跨深色骏马，向画面深处走去，显示出一种豪迈自信、策马长行的气概。其情调，又和《生之欲》的激动与哲思有别。 1925年冬、林风眠回国，由蔡元培推荐聘任林风眠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兼教授。奉系军阀入据北京，林风眠倡导的艺术运动被扼杀，他愤而辞职。时值蔡元培在南京主持大学院，聘他为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负责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事宜。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西湖之畔建校，林风眠任院长，不久，艺术院改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改任校长，直至1938年。

在这13年中，他先后主持了当时仅有的两所国立艺专，把主要心血用在艺术教育和艺术运动上。但他仍在教学和教务之余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以油画为主，兼作水墨画，并写了20余万字的论文、译文，力图从教育、理论、创作三方面推进美育和中国的艺术改造。能集中体现他的思想情感的，是油画《民间》 （1926）、《人道》（1927）、《痛苦》（1929）、《悲哀》（1934）等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热情的浪漫情调渐失，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急切关心成为主旋律。《民间》描写的是街头集市的一隅：两个赤膊的农民愁苦地坐在地摊旁，背后流动着为生计奔波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迫塞的画面，流露出沉闷和压抑。这是一幅写实之作：刚刚回到祖国的林风眠，敏锐地感到了民间的困顿疾苦。

他在1957年曾谈及此画的创作，说：“我的作品《北京街头》（即《民间》）是当时的代表作，我已经走向街头描绘劳动人民。”“五四”时期，先进的文化人提出了“大众的、民间的文艺”等口号，但在绘画界实行的并不多。林风眠在 1927年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大搞展览与演出，目的是推进“艺术社会化”，幻想以艺术运动补文学运动之不足。他对“大众化”的理解，是要关注对大众的描绘，反映他们的处境和苦难，《民间》即尝试之一。他以艺专校长、留法名画家身份，带头描绘北京街头的贫民，正体现了“五四”精神。

林文铮是林风眠留法的同学，国立艺术院教务长，与林风眠最为相知。他这番评论不免有所发挥，但还是为我们了解林风眠的创作意图提供了依据。1929年，在上海法比联欢会举办的西湖艺术院“艺术运动社会”展览会上，林风眠展出了油画《痛苦》。林风眠回忆这件作品的创作时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在法国的一位同学，到了中山大学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之后到黄埔，这个同学到了中山大学。当时国民党清党，一下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痛苦》巨画，描绘的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

这里所说在中山大学被杀的同学，名熊君锐，是他的同乡。1923年他和林文铮到德国游学，就是熊君锐邀请的。熊信仰共产主义，曾担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林风眠创作《痛苦》，不完全是针对国民党“清党”这一历史事件，也表达他对人类自相残杀这一现象的痛心，即在主题上仍是《人道》的延续。因不见人道而呼唤人道，因见残杀而表达痛苦，痛苦所呼唤的仍是人道 这是林风眠的创作动机。

《悲哀》（1934年）是《人道》、《痛苦》的姊妹作。源自同一精神母题。画幅左侧的壮年男子，双手托着一死去的、骨瘦如柴的少年，右侧是两个悲痛的人肩抬着一裸体女尸。调子浓重，人物以粗壮的轮廓线勾出，似是借鉴了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卢奥的画法，那沉滞的力感，使人觉得画家悲哀中，还含着一种愤怒。

林风眠这样赤裸裸地揭露人生痛苦和人的被杀戮，呼唤人道和爱，在中国美术史上是空前的。其精神意向，当属于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艺的大潮。这种揭露性的艺术出现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前期，和以珂勒惠支为旗帜的新木刻运动的揭露性有某种一致性。

不同的是，新木刻运动与政治上的左翼文化思潮和具体的社会革命目标联系着，林风眠的痛苦呼唤却只是出于近代人文主义和一个正直、爱国、具有悲天悯人之心的艺术家的坦诚心怀。恐惧木刻运动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林风眠的这些作品当然也不会欢迎。大约1931年左右，蒋介石偕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曾往艺专参观。他见到《痛苦》一画，就问林风眠是何意思，林说：“表现人类的痛苦。”蒋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这么多痛苦？”中国历史上，依靠屠杀上台的统治当局需要歌舞升平，是不愿看到真实人生的。

留学归来的林风眠，一心要复兴祖国的艺术，其在文化艺术界的地位不能说不高，又正当年少风华，何以有如此凝重的悲哀和沉郁？

这首先来自画家耳闻目睹的现实感受。“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九一八事变”……这一切，不能不给年轻的画家以刺激。在法国时曾浮荡心头的浪漫幻想，很快熄灭了。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不幸和残杀。1927年他被迫辞去北京艺专校长后发表《致全国艺术界书》，对当时的社会黑暗作了痛心疾首的描述：

这不正是产生林风眠创作心理的社会背景吗？

诚然不只这些。林风眠出生在一个石匠家庭，从小跟着爷爷凿石劳作，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是了解并深怀同情的。另有两件事情对他的个性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件事是1922年他父亲的去世，当时他正在巴黎只能独自悲痛。另件事是夫人罗达及幼婴的突然夭亡。林风眠伤痛之极，曾昼夜不睡，亲手在石面上为罗达镌刻了自撰的碑文。这一沉重的打击，给性格内向的林风眠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他对人生痛苦画题的敏感与真诚，与这深层心理创痛是不会没有联系的。

前面说过，林风眠喜读书。据林文铮回忆，他在中学时除了对绘画的爱好，尤嗜诗词，受古典文化情感上的陶冶较深 这一点在他后来的绘画创作中也能够看出。留学法国和德国的五年里，他熟读了圣经、希腊神话和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拜伦的作品，还接受了在当时欧洲及至“五四”前后的中国十分流行的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熏染。30年代在杭州艺专学习过的画家，有的还记得林风眠喜爱引用康德与叔本华的话来说明艺术审美。然而在叔本华那里，痛苦的人们无须为不公平抱怨，忍受宿命就可以了；林风眠则始终热爱自然和人生，始终抱着以艺术和美来拯救人类的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追求着可能的美好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华东，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0月，国立杭州艺专向内地迁移，林风眠通知回法国探亲的夫人、女儿回国，暂居上海租界，自己率艺专师生向江西、湖南转移。他的油画作品无法带走，俱毁于敌人手中。次年春，在湖南沅陵，杭州艺专与北京艺专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痛而辞职，在回上海安顿了家小之后，转贵州、河内、云南抵重庆。在重庆，他避开文艺集中的北培，独居长江南岸大佛殿的一间旧房，专心于绘画探索，他也创作抗战宣传画，但仍认为绘画有自己服务于人类的特殊方式和途径。

“七七”事变前，他曾在《东方杂志》上参加“中日问题笔谈会”，明确地主张对日本侵略者“付之一战”，说：“东邻给我们的不是同情的友谊的手，而是无情的敌视的剑锋！所以，为实现与东邻互相提携计，我们不能不先用大炮震醒它的耳朵，用刺刀刮亮它的眼睛，然后英雄般的同它握手 这样场合的提携才是可能的。”此种社会政治态度和他的纯艺术探索并行不悖。

在重庆，林风眠极少参与社会活动。他虽然历任艺术教育界要职，却不喜欢社交场上的应酬，尤不喜交结权贵，或用非艺术手段达到艺术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曾十分看重他的蔡元培 虽然蔡元培历任要职，却守着一个学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从本质上说，林风眠是一位纯真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既缺乏活动家所需要的对变化着的环境有灵活的应变力，也没有要主持画坛、令群英拜服的领袖欲。他对于艺术教育是充满热情的，但既然在这块地盘上已难以发挥热力，他就毅然且安然地专心于创作。而且，融合东西方艺术，是他早在巴黎求学时期就已确定的奋斗方向，能寂寞耕耘也正中下怀。在远离文化中心地带的南岸土屋，一住就是六年多。

作家无名氏曾去访问他，在居室里看到的是“一只白木桌子、一条旧凳子、一张板床。桌上放着油瓶、盐罐……假如不是泥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桌上安着一只笔筒，筒内插了几十只画笔，绝不会把这位主人和那位曾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人联系起来”。他每天都埋头作画，醉心着水墨和油彩的交合与新生。据李可染、席德进等回忆，他的屋里总是放着厚厚的裁成方形的宣纸，画起来很快，有时一日能画数十幅。

从1938年至1977年，整整40年的漫长光阴，林风眠始终作着寂寞的艺术探索。这期间包括了重庆时期（1938－l945）、杭州时期（1945－1951）、上海时期（1951－1977）。三个时期略有变化，但内在的精神追求是一贯的。就题材而言，这一时期主要是风景、仕女、禽鸟、花卉、静物和舞台人物。作品的色调明朗，情绪转为平和，对现实人世的实感演化为对自然和虚幻人物情境的描绘；水墨和彩墨成为主体形式，油画渐少甚至不见了。激越的呐喊和沉重的悲哀转换为宁静的遐思和丰富多彩的抒写。

笔者在《论中国现代美术》一书中对他这时期的审美情调作过简单概括，说它们“有明快、艳丽、热烈、清淡、幽深、忧郁、寂寞、孤独、活泼和宁静”并在总体上“涌动着大自然的生命，编织着美和善的梦境”。长达40年的探索也经历了变化，如画题渐次广泛，情感渐次深挚，形式语言渐次成熟完整等。但基本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美与和谐、内在抒情性。

你看过他笔下的小鸟么？无论它们是独立枝头，还是疾飞而去；是在月下栖息，或是在晨曦里歌唱，都那么自如平和。抚琴的仕女，灿烂的秋色，窗前的鲜花，泊留的渔舟，江畔的孤松，起舞的白鹭，也都奏着同样的音韵， 没有冲突、倾轧、黑暗、丑恶和肮脏。它们独自存在着，自足自立着；它们沉静而自信，把力量隐在内里；它们远离血与火、是非纷争和喧嚣的市俗纠葛。它们从不张扬跋扈，狂怪奇异和歇斯底里，也不孤傲冷涩或顾影自怜。

这个和谐而美、绚丽而宁静的世界，不只是为了躲避什么，也是为了寄托什么和指向什么。疲惫受伤的灵魂可以在这里歇息，情感的倾斜能够借此得以平衡；花卉禽鸟并不喻比抽象的人格伦理（像某些古典花鸟画那样），也不是市井铺面上炫耀媚美装点高雅的摆设。无月份牌般的妖俗，也无文人土大夫式的古雅。这是一个深刻感觉到人间痛苦与不平的艺术家在相对与现实隔离的、温馨自足的境遇里贡献的艺术美。这美，诚如林风眠自己所想象的，“像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女，当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哀的情绪时，她第一会使人得到他所愿得到的那种温情和安慰。”

静物是林风眠4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最爱画的题材：大多画瓶花、盆花、玻璃器皿、杯盘、水果等。在这一些静物作品中，他探索构图、色彩、线描与色光的结合；探求水墨与水粉、东方神韵与西方形式的统一。在形式求索背后，是对美和生命活力的无穷追求。观赏这些静物，犹如面对一处宁静而灿烂的“桃源”，一片充满情和爱的光焰，一个变化着感觉、心境和情绪的内在世界。在中国艺术家中，还没有人能把静物画得如此丰富、精致，如此具有心理性。

林风眠的仕女和裸女，不同于任何古今仕女画和西方式的裸体作品。他用毛笔宣纸和典雅的色泽，捕捉着一种幻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如果说古典仕女画多传达压抑和遮蔽着的爱欲，西方裸体多表现张扬着和敞开了的爱欲，林风眠的作品就介于两者之间，表现的是升华了的爱欲，感觉朦胧化了的女性美和肉体美。

感官刺激淡化了，对肌肤质感的描绘转移为对姿致情态和文化气质的塑造。爱欲的流露敞开了，但又是东方的、中国的、潜意识的。它有古典仕女的风韵，又有马蒂斯式的轻松优雅；无珠光宝气的华贵，亦无堆粉积脂的香艳；一方面流溢着异性的温馨，又一方面透露出对人欲物欲的厌倦。并无“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感怀，却可以感觉出“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老传统的影响。不妨说，这是林风眠创造的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女性美。

50年代以后，戏曲人物成为林风眠喜爱的绘画题材。他曾说：“我喜欢看**和各种戏剧，不管演得好坏，只要有形象、有动作、有变化、对我总是有趣的。”其实“形象、动作、变化”远不是他唯一注意的。作品中无意流露的东西，远比他说出的意识到的多。他一再描绘舞台上的关羽、红娘等，已经袒示了他的选择和意向；而他最多画的《宇宙锋》，把赵高与女儿的对峙，画作一丑一美、一黑一白的对照，不只出于形式的需要，也出自爱憎的投射。他有时把赵女和哑奴以明亮的色调画在前面，而把赵高和赵高式的脸谱作为动荡不安的背景，使人感到比舞台表演更丰富的涵意。

林风眠第三阶段尤其是50岁以后的作品不乏轻快、明丽、辉煌的色调和情境，但许多作品笼罩着一层孤独寂寞的薄雾。林风眠一再重复这寂寞的意境，或者并非有意，只是喜欢而已。但正是在无意中的情感流露，才发自灵府。真诚的画家选择某种形式和结构，创造某种境界，总是与他的某种情感倾向和意识层面相对应的，诚如心理学家所说的“异质同构”。

林风眠早期的水墨画还有灵动飘逸的特色，后来渐渐转向沉静与孤寂，即便那些热烈浓艳的秋色或和煦明媚的春光，也带有此种特色。当然，林画的孤独感并不是空虚感，也不同于佛家说的空茫境界，更没有现代西方画家如契里柯、达利作品中那种荒诞式空漠；换言之，它只是一种寂寞，一种独自欣赏世界的自足的寂寞，不妨再作个比较：八大山人的画也充满孤独，但那是孤独而愤，演为清狂。

渐江笔下的黄山也透着一种孤独感，不过那孤独化作了冷峻，直在他那钩所的松石和严若冰霜的境界中显示孤绝清澈的人格。蒙克的作品也是孤独的，然而蒙克骚动变形的画面没有宁静自足，只有受伤灵魂的恐惧和痉挛。林风眠作品中的寂寞孤独感是诗意的、美的。这诗意既来自艺术家对自然对象（亦即移情对象）的亲切和谐关系，也来自对个人情绪的一种审美观照。而这，又深植于他的气质性格、文化素养和人生际遇。

林风眠幼时受祖父的影响最深。他祖父是个倔强、勤劳的山村石匠艺人，最疼爱他。直到晚年，林风眠总是怀念儿时与祖父在一起的情景，记着老人家“你将来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的教导。他毕生独立倔强，数十年孤身奋战而始终坚定不移，以至作品也表现出虽孤寂却刚正的特色，这正透射出石匠祖父默默雕刻石头的精神。

林风眠艺术的精神内涵由前一时期向这一时期的转变，从客观方面看，是跟环境的压力（如前述）直接有关的，因此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这转变与林风眠的艺术理想和气质心理并不矛盾。从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知道，他的青年时代虽然感受着社会变革大潮的涌动，也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思虑，但根本的着眼点和核心只是复兴中国的艺术。

当他在倡导艺术运动、推行美育的过程中碰到政治这块巨大魔方的压迫和捉弄失败后，他献身于艺术的意志更单纯专一了。而他对艺术的观念，向来不特看重题材，而看重情绪和审美自身 在这点上，康德美学的影响（直接和间接通过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是明显的。他努力追求能够超越具体的社会功利和有着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审美价值，因此包括他早期的油画创作，也不是为宣传和配合某种社会政治任务而作的。

林风眠的执着纯朴的艺术求索不免孤独，他在各时期总被人觉得“不合时宜”。细心的观者可以发现，林风眠艺术的疏远政治主要还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如何，乃出于他对艺术本质和功能的看法，以及对艺术创造本身的痴情。他为此曾被批判为“形式主义”、“情调不健康”，乃至遭受政治上和肉体上的迫害。这真是一幕悲剧。 1977年，林风眠被获准出国探亲，并从此移居香港，直至逝世。在港十几年，他数度赴巴西探亲，重游了阔别60载的巴黎，先后在日本、法国、香港、台湾办了个展。香港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卖画方便，信息灵通，闭塞耳目的日子永远过去了。但他年逾八旬，习惯了安静生活，不轻易待客，也极少参加社交活动。身边有义女冯叶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及展览、卖画等诸事宜。这是他数十年来最舒心、自由的时期。

作画勤、作品多，被收购、收藏的也多，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他在40至70年代的作品，大部分毁于“文革”。到港后，他画了不少追忆旧作的作品，还是风景、静物、仕女、花鸟和戏曲人物。新增加的画题，有基督、修女、梦境、屈原等。总起来看，他重现了呼唤人道、吟颂生命两大主题，风格更加自如、奔放和强烈。

这时期的风景画，许多是对西湖的回忆。他曾说，在杭州时天天到苏堤散步，饱看了西湖的景色，并深入在脑海里，但是当时并没有想画它。在上海时最多画的是西湖秋色与春色，嫩柳、小船、瓦房、睡莲，无限宁静优美。到香港后，这些景色再次出现在笔下，以秋色为多，金**的枫林、青色的山峦，在阳光下灿烂而又凝重。低矮的小屋，在暮色中闪亮的溪水，又与他晚年的乡思连成一片。

另一些风景，墨色浓重，境界晦冥，犹如彤云密布、夜色初临或黎明未开之时，在阵阵雷鸣中所望见的山景，云雾飞动，连山石林木也呈奔腾之势，与上海时期风景画的清寂特质大不相同，好像埋藏着的原始生命力爆发了出来，溢于画幅。林风眠在50年代游过一次黄山，画了几十张草图，心情很激动，但归来后并没有专题的黄山创作。70年代末，他忽然画黄山了。这些黄山图并没有表现云海的缥缈、山峰的青翠、境界的幽深，而是以粗犷的笔触、热烈的色彩描写山间灿烂的晚照，表现出一种痛快淋漓的恢宏气象。这是老画家对黄山印象的抒写，也传达了他历经“文革”劫难之后，在新时期新环境所获得的生命感受。

这个时期，仕女画多了些，大致保持着如诗如梦的一贯性格，但也增加了动势，变得姿情活泼、妖冶艳丽了。40年代曾画过的裸女题材重新出现，丰满的肌体、圆润的曲线、马蒂斯和莫底格里阿尼式的姿致，表现出青春生命的娇鲜与渴望，令人想起毕加索晚年富于性感的人体作品。当然，林风眠单线平涂的裸女，洋溢着东方式的节奏和韵律，和西方人体艺术有很大区别。但无论如何，像林风眠这样追逐现代情趣、表达生命爱欲的老画家，在中国是罕见的。

古装人物和戏曲人物也相对增加了。有些还沿着60年代的形迹，捕捉动势，探索变形，赋予舞台人物以新的感受，如《芦花荡》里的张飞，《白蛇传》里的青儿和白素贞，以及《宝莲灯》中的人物。80年代的《火烧赤壁》，借鉴舞台形象，用平面切割、符号象征和狂放的直线，以及黑、红两色的对比，刻画出空前强烈的戏剧性场景。画家对力与美、善与恶、历史与现实的感受，都收纳在悲壮而纷乱的画面中了。

总的说，林风眠50 60年代的舞台人物画，侧重形式探索（如尝试立体分离的方法等）。晚年的戏曲人物作品，也有形式探索的因素，但主要转向了精神方面，即借戏曲故事抒发他的情感，表达对善恶的态度。500年代，戏曲人物较多保留着舞台形象与舞台空间特征：晚年则经常跳出舞台空间与舞台情节，只借助于舞台化的造型表现画家的情思与观念，而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注入其中。这可说是林风眠对戏曲人物绘画的一大突破。

1988年前后，林风眠多次以基督、修女为题作画。水墨着色，方构图，以黑色的基调，线描退居其次。林风眠早年不信仰基督，也没有见过关于他晚年入教或信教的记述。为何临近90岁画起了宗教题材？一般而论，《基督》应是他的借写之作，即借这一题材表达他的人生体验：受难的和在受难中升华自己精神的体验。

1989年的《恶梦》、《痛苦》、《屈原》把上述主题推到了极点。《恶梦》和《痛苦》都是横幅，宽1．5米以上，在林风眠的水墨绘画中均为罕见的大幅。

这几件作品，是早年《人道》、《痛苦》、《悲哀》主题的重现。画家晚年的创作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甚至比青年时代愈加强悍和勇毅。悲哀已不多，孤寂的抒情也一扫而光，只有涛声般的沉吟与响雷般的呐喊。对这一巨大的变化，我们应给予充分的重视。《春晴》、《江畔》、《仕女》等。著有《中国绘画新论》，出版有《林风眠画集》等。 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等，都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是已经接近了“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

林风眠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

林风眠终生致力于融合中西绘画传统，创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生于1900年，卒于1991年8月12日。终年91岁。

　　工笔画亦称“细笔画”。属中国画技法类别的一种，与“写意画”对称。工笔画属于工整细致一类画法，如宋代的院体画，明代仇英的人物画等。工笔画要求“有巧密而精细者”（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水墨、浅绛、青绿、金碧、界画等艺术形式均可表现工笔画。

　　油画（an oil painting；a painting in oils）是以用快干性的植物油（亚麻仁油、**油、核桃油等）调和颜料，在画布亚麻布，纸板或木板上进行制作的一个画种。作画时使用的稀释剂为挥发性的松节油和干性的亚麻仁油等。画面所附着的颜料有较强的硬度，当画面干燥后，能长期保持光泽。凭借颜料的遮盖力和透明性能较充分地表现描绘对象，色彩丰富，立体质感强。油画是西洋画的主要画种之一。

　　水墨画：由水和墨经过调配水和墨的浓度所画出的画，是绘画的一种形式，更多时候，水墨画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也就是国画的代表。也称国画，中国画。基本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黑与白色，但进阶的水墨画，也有工笔花鸟画，色彩缤纷。后者有时也称为彩墨画。在中国画中，以中国画特有的材料之一，墨为主要原料加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画出不同浓淡（黑、白、灰）层次。别有一番韵味称为“墨韵”。而形成水墨为主的一种绘画形式。

凉爽的秋风随着秋日轻抚人间，吹落一地的忧伤，秋晃晃悠悠的到了中年。站在光阴的路口徘徊，秋褪去了夏的狂热，迎来了秋的凉爽。

用一缕秋风裁剪光阴，用一抹秋色晕染山河，在天高云淡间，叶子开始一点点的变色，无论多姿还是落寞，都是生命里最美的赞歌。

红尘陌上，四季轮回，我们在春风中相依相守的身影还在眼前浮现，不经意间，已经到了秋的中年。

当第一片叶子奔向大地，秋开始行使它的权利，我们沿着叶子的脉络，可以明确的看到叶尖已经被染上了黄，秋风摧残了叶子，叶子告别了树。一地金黄，开始一点点的变厚，一层一层，堆积起来，变得绚烂。清扫开始变得麻烦，清扫一层，还有一层，就像我们的回忆，总是一层层的在内心深处堆积，然后我们用乐观的心态一层层的清除。

**是秋天最基本的色彩，一切都在**中孕育，秋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情怀，秋是分阶段的，浅秋和深秋是两种不同的阶段。

秋风起，浪凫雁飞，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心摇曳微甜，回忆总在某个瞬间出现。浅秋的风，温柔，带着一丝的凉爽，吹进心里，吹在身上，秋风与岁月有染，相思与秋雨重逢。相思总在岁月中被唤醒，于是故事上演深情。

深秋的色彩让人着迷，秋天也是四季里最多姿的季节，五彩斑斓的颜色，组成人间最美的画卷。

无论深秋还是浅秋，秋终归要有秋天的样子，秋代表丰收，多姿，多彩，秋还代表别离。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秋雨迷离，相思离愁。一步一步走进秋，也是一步一步调整自己，我们总在生活的奔波中，忘却自己，忘记自己身边的风景。

秋风开始变凉，蝉鸣时停时歇，天空开始高远，花儿开始退场，叶子开始登上绚烂的舞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

秋日的时光能将思念的影子拉的很长，就像夕阳下站立的你我，当想念在相思的心上长上情结，情丝开始泛滥，爱成灾，回忆成了一场盛大的告白。

秋有斑斓的色彩，浪漫的情怀，站在秋天我们欣赏，看桐花落尽，唯美了山水，唯美了日月，山河换装，层林尽染。看光阴遗忘在人间的美丽。荒草醉了山河，山河醉了斜阳，无边落叶萧萧下，红霞漫天。叶老去，凋零。把最后的壮美留给了人间。

老去，也是一种美，美得从容，平淡，乃至绚烂。风吹落一地金黄，雨淋湿一季的惆怅，我们在秋天的路口，看叶子渐渐老去，体会另一种苍凉。

每一片叶子都写满希望，每一片叶子都镌刻了思念，在时光的缝隙里，叶子在重生。

叶落，是一场凋零，落叶，是一场重生，终归一地繁华，金黄满地，我们守在光阴的拐角，看叶落归根，季节更迭，终归明白死就是生，去又何悲，来又何喜，缘聚缘散，因果循环，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终归去。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秋的风景，有水墨，有油彩，有涂鸦，只属于自己。

我们在秋日里，深情地活着，岁月漫长，我们值得等待，我们在春日里看一树花开，看桃花落英缤纷，看小草坚强的成长。而到了秋天，我们收获硕果。看落日昏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一色。

我们在秋日里，深情地诉说，时光荏苒，抚平了岁月，抚平了你我，远离喧嚣繁华，回归平淡，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从从容容才最美的道理。

我们深情地活着，在暖阳下，在秋风里。

1 青花瓷歌词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2 青花瓷MV舞台布景具有中国风的气息

周杰伦08春晚版《青花瓷》http://vyoukucom/v_playlist/f614677o9p1html

3 填词人对青花瓷的解释

填词人方文山对歌词的解释

首先跟亲爱的网友们分享此次填写杰伦新专辑里这首“青花瓷”的创作过程。前一阵子我认识了几个鉴赏古董艺术的朋友，在与他们时而青铜、时而宋瓷、时而明清家具等横跨千年谈古论今的聊天中，触发我想用那些传世的中华艺术品来当歌名的动机。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青铜器，原本是要以殷商时期开始铸造的青铜器来做为歌名，以青铜的厚实来象征爱情的坚真；以千年斑驳的铜锈来比喻世事的沧桑；以器皿上难解的铭文来阐述誓言的神秘。但刚开始落笔时却发现杰伦这首“青花瓷”的曲调温柔委婉、淡雅脱俗，以至於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烟雨江南的画面。又因当时的青铜器也同时制作成杀敌的兵器，这显得“青铜器”这三个字太过厚重笨拙，充满厮杀的硝烟味，于是尚在构思中的歌词尚未落笔便已放弃。

后来我再选定宋朝时曾盛极一时的汝窑瓷，主要是因为它的珍稀度。因为战乱的关系，与釉料配方与烧制过程的窑变等因素，全世界现传世的汝窑珍品竟只有70余件，堪称国之重宝，弥足珍贵。但问题又来了，因为纯正上品的汝窑，只有一种颜色，就是“天青色”，完全没有任何花俏的纹饰，而且造型简单素雅，在我看来犹如现今极简主义大师的作品，虽有一种朴素的内涵，与经久耐看的质感，但总觉得不足以形容诡谲多变，爱恨兼具的爱情。虽然最后还是没有用汝窑当歌词名，但我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中，却因为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词句，触发我灵感而写下副歌的第一句“天青色等烟雨”。此话据传语出宋徽宗，因当时的汝窑专供宋皇室使用，而窑官将汝窑瓷烧制完成后，请示宋徽宗为其色定名时，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此后，天青色即为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此句另有一说为五代后周柴世宗所说)但后来我还是放弃用汝窑当歌名，除了因为它的特性不适用於缠绵悱恻的爱情外，汝窑的名字也稍嫌不够凄美。几经转折，最终歌名才确定用初烧於唐代至今已绵延一千多年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青花瓷”。当初当我确定了“天青色等烟雨”的歌词后，没多久就又顺手写下副歌第二句“而我在等你”，於是副歌第一行的关键词即孕育而生：“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因我歌词里所描述的天青色，是无法自己出现的，它必须耐心的等待一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雨，才能够在积云散去的朗朗晴空以天青的颜色出现。因为雨过天晴后才会出现天青色，先降雨才能有天青，但我倒过来说，想看到天青色唯有先等待下雨。还有，之所以用“烟雨”，而不用“下雨”，则纯粹是因为烟雨的意境比较美。而我用“天青色等烟雨”此句来对仗较为白话的一句“而我在等你”，一连用了二个“等”字，是为来强调爱情里最无力的无奈就是“等待”。换个散文式的说法就是：“那天气的变幻莫测，那里是我们平凡人所能掌握的呢？想看到纯净被雨洗涤过的天青色，就只能耐心的等待骤雨自然的停，就如同我也只能被动而安静的等待著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你。”这首青花瓷里还出现“芭蕉”这个歌词里较不常出现的植物，实在是因为个人对“芭蕉”这款植物的莫名喜爱，情有独钟。就像椰子树会让人联想南台湾，棕榈树等同於热情的海滩，仙人掌的场景则理所当然在沙漠一样，不知怎地，对於“芭蕉”我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起宋词中烟雨江南里的苏州林园。如李煜的长相思里就有“……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棵，夜长人奈何。”其实你只要仔细观察宋词里常出现的植物，“芭蕉”出现的频率还颇高。另外日本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也是取芭蕉为自己的别名，这又让芭蕉这植树增添些文人气质。

还有顺带一提的是“惹”这个字在歌词中的用法，是我从六祖慧能那句著名的谒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得到的体会。因为“何处惹尘埃”其实也可写成“何处“沾”尘埃”，或“何处“染”尘埃”，但因为沾与染的语意都没有“惹”来的强烈，沾与染只是一种与他物接触的用词，但“惹”字却有不请自来的招惹之意，主动性很强，比较具侵略与戏剧性。也因此，我用“门环惹铜绿”，而不用“门环染铜绿”；还有另一句歌词我也是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也不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遇见”你”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在“南拳妈妈”的《花恋蝶》中我就已经用了“惹”这个字，在第一段歌词里“幽幽岁月、浮生来回、屏风惹夕阳斜”，我用“屏风“惹”夕阳斜”来表示夕阳西下时因屏风的阻挡斜射进屋内的光线，而不用“屏风“遮”夕阳斜”。

最后，关於“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的词意，在此容我再累字赘语的解释一下；一场大雨后满园的翠绿，空气里充满湿润的水气，芭蕉叶上滚动著晶莹的雨滴，此时此景，最是诗意；还有那历经风霜风吹雨打后，依旧镶嵌在门板上只是多了些锈蚀斑驳的铜环，最富古意。我先用“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这段文言词句以景入情，然后再承接较为白话的下一段“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以为对仗。因为芭蕉与门环都是静态的实物，只能被动的等骤雨，等岁月侵蚀后慢慢氧化的铜绿；但人称代名词的“我”却跟芭蕉与门环不一样，因为“我”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於是我偶然间经过江南小镇邂逅“惹了”你，并不是被动的等你了，而是主动的去认识你。所以虽然同样都是用动词的“惹”，但其主动与被动性却迥然不同，而且在这段词里我一连用了三个“惹”字，字义相同，用法却不同，饶富趣味。总之这首歌写的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

4 青花瓷的深层含义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

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无疑是2008春晚的一个亮点。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中却存在着错误———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马未都说，该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谬误”。

对于这首歌曲，马未都认为最好的一句是开头，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但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700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马未都还指出，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

为《青花瓷》平反——裴光辉驳马未都之谬误说

裴光辉：原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鉴定家，青花瓷学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转变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学术著作多部。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门事件”中，因质疑该公司拍卖的成交价为23亿人民币天价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声海外，被称为是第一个向国外著名拍卖公司说不的中国文物专家。

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歌星周杰伦演唱的一首《青花瓷》，成为晚会亮点，好评如潮，并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二等奖。这是一首以中国青花瓷为创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为“中国元素”来创作歌曲，思路新颖，开拓了“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路。歌词和演唱都十分维美，舞台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图更增加了节目的视觉冲击力，可称是视听皆佳的一个节目。难怪其一播出很快就在国内广为流行传唱起来。

然而歌曲的热度还在强劲上升之际，京城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发话了：《青花瓷》歌词出现谬误，并且“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娱乐新闻界的过敏神经马上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报章马上端出这样“夺人眼球”的标题：《周杰伦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新闻晨报》）、《藏家马未都称周杰伦歌词错得离谱》（《成都商报》）、《马未都：周杰伦的歌词错得离谱》（《新闻午报》）《周杰伦有硬伤，专家称作者不太懂瓷器》（《现代快报》）《周杰伦歌词大穿帮》（《长江商报》）《是赝品》（《青岛早报》）……

那么词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级”的错误呢？马先生挑出了两处：

“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北京晨报》：《著名鉴定家：周杰伦《青花瓷》犯了低级错误》）

原来马先生是要求词作者像写学术论文那样来写歌词，不能使用虚构、想象、夸张等等文学手段，否则就难免犯“低级错误”。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闹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宋代诗人王祈创作了两句“竹诗”，他很得意地在苏东坡面前吟诵起来，诗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心里颇不服，挑刺道“好确实是极好，但这样算起来，十条竹竿才有一片竹叶啊。”事后还对人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宋朝杂记》下）其实该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不应该连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都不懂，而用加减乘除这样的算术工具来给诗作挑刺，文学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算术运用的是逻辑思维，岂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笑话，明代的杨升庵也闹过，他曾给杜牧的名诗《江南春》挑刺说：“千里莺啼绿映红”原来应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杨慎《升庵诗话》八)

对于这种迂腐的见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经举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马先生的不通之处恰恰正是犯了这种“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的错误。故其“棒喝”一出，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责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讶异的是：经我反复琢磨，《青花瓷》歌词中被马先生挑出来的两处“毛病”，即使从“考证事理”的迂腐的“学术角度”来苛求，结果竟然是无“毛”可吹，无“疵”可求。也就是说，《青花瓷》歌词关于青花款识的描写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实际，并不存在马先生指出的“低级错误”和“谬误”。现不妨就马先生挑出的两处“硬伤”分析如下：

一、按马先生的说法，最严重的谬误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一句。外？因为青花瓷“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其实，在明末清初（学术上称“转变期”）的青花瓷上，隶书款识大量存在，隶书款乃转变期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是出现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绝非不见，只是相对较少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婴戏夺标图钵式炉，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隶书款；泉州的晋江博物馆也有一件明末青花麒麟纹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隶书“鹤台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艺术品拍卖会更出现一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宝缠枝大瓶（拍品号1317 ）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隶书款。说明青花瓶底部书隶书款的做法不但转变期存在，还延续到了清中期。一般青花琢器（包括炉、瓶、花觚等）底部的隶书款的以堂号款为多，也有少数赞颂款及年号款。

二、马先生挑出的另一出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外？因为“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先生对什么是宋体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者说还不够正确、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蓝料款、红料款乃是宋体字的其中一种，即所谓的“宋椠体”。（按“宋椠体”一词不是出版业的正规术语，它是传统古玩界对一种明代宋体字的俗称，最早见于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其实宋体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成于宋代的“仿宋体”（日本称“宋体”）和形成于明代的“宋体”（日本称“明体”，也就是古玩界所谓的“宋椠体”）。两种宋体都是从毛笔的楷书演变而来，是楷书运用于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体。但仿宋体由于形成较早，故保留了较多毛笔字特征；宋体由于形成时间较晚，刀刻特征更多。两种宋体其实也不难辨认：即“仿宋体”的横画和竖画粗细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别，风格接近于手书；“宋体”则横细竖粗，横竖差别悬殊，风格接近于刀刻（见图3）。长期以来，古玩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即将主要出现在珐琅彩瓷上的所谓的“宋椠体”（即明代形成的那种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当作宋体字的唯一风格，却将在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风格接近于手书的仿宋体称为“楷书”。其实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识以来的实际情况则不难发现：自明代永乐宣德以讫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体（绝大多数是具手书风格的“仿宋体”）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体年号款，还有宋体堂号款、吉语款、赞颂款等等。然而因为古玩界许多人一方面误以为“宋椠体”是唯一的宋体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仿宋体”等混同于楷书，有这样的误区，则他们对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宋体字竟然视而不见就不足为怪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体”的落款，还有“宋椠体”的落款，后者并非“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为数数量不如仿宋体多而已。故马先生所说的“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并不符合事实。

顺便更正一下马先生的另一个错误，即关于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问题。马先生说：“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行内人都知道，所谓“赝品”的认定是有时间相对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时代的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赝品”，但如这件瓷器传到了光绪，在光绪时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古董”了。同理，如果一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是一件很够格的古董了，如何还称之为“赝品”？莫非马先生把自己当成了“晚清人”了？故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指责并不成立。

但是马未都在他开在新浪上的博客中评论此歌的末尾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可以表示他的意思：不管如何，青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情人，周董将七百年来的大众情人描眉画眼，重新打扮一番，推至春晚前台，功不可没。

希望你辩论能够获得胜出！

以上解释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指教(^__^)

沈梅，安徽人。自幼酷爱书画艺术，毕业于北京画院，现为北京画院王培东艺术工作室画家；中国国际精典书画院客座教授；受教于王明明、王成喜、王培东、王文芳、石齐、霍春阳、邢少臣等著名艺术大师，并得到精心指点。擅长于大写意花鸟，尤精画梅，并有“沈梅画梅”之称；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大展和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

上海市美学学会审美时尚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梅芳主持开幕式 新华网发

“走进临港新片区时尚艺术展”开幕式剪彩 新华网发

本次艺术展由上海建桥学院、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美学学会审美时尚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以“临水而兴、港通万界、大鱼天地、尚美生活”为主题，展现临港新片区鲜活面貌和文化精神。展览内容由临水而兴的国际化港城、以滴水湖为标志的城市景观和鱼水和谐的新城故事起源等提炼出大鱼天地、中西对话、尚美生活三个模块呈现。

为彰显和表达这个故事和这座城市的灵魂，艺术展特别展出上海著名海派油画家金柏松先生的《大鱼天地》系列油画，意喻讲述着临水而兴的港城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也体现新片区鱼跃前进的精神和风貌。临港发展史中常常萦绕“大鱼”“司南鱼”“信息飞鱼”等一个个充满温情与寄予的地域符号，在金柏松的一幅幅画中成为这片新土地新地标的共同记忆。此番，这一系列的油画引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