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人间三部曲和汪曾祺的关系

一　梁实秋、汪曾祺其气质偏向于儒雅脱俗，而这与两位大家无论是与其笔墨纸砚的浸*、琴棋诗画的熏陶，还是其从小家教环境及家世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要将梁实秋、汪曾祺两位大家的儒雅气质进行探讨，那么这与上诉所讲的不拘一格的家教环境肯定有着极大的联系。而这些也都能在其创作作品中有所体现，他们的作品不难看出其中具有一种不羁的浪漫主义情怀，也就是俗称的“随缘”，即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不去强求做不可能完成的事。

　　梁实秋中年时期，也就是以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从而参透其生活中所蕴含的哲理，也面对世间百态。从两位所创作的作品中，也都有体现无论是何等苦难的经历，只要有一颗对生活豁达的心，都能够发现其实人生是很美的。他们笔下所要表达的，与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对于人生乐趣的理解，可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　梁实秋的人缘非常不错，并且十分念及旧情，即便与旧日有口舌之争的朋友再次相遇，也不会心存芥蒂，只会主动交好。汪曾祺与朋友之间很少有过争执，这与他超凡脱俗的乐观处世态度有关。其实一句话就能将两人所总结，都是厚道人。

　　梁实秋曾有作《槐园梦忆》，对程季淑此已故之妻进行追忆，生活中的琐碎，件件小事，此几十年所共度的家常岁月，赫然一一跃于纸上。文中所写的“夜眠闻声惊醒，以为亡魂归来……”等句眼，让人读之不免感伤。有的人说友情不能够经历大风大浪，而爱情不能够经历平淡。不过我想最真挚的爱情却是在平淡之中。《亡人逸事》是孙犁所写，其间饱含深情，仅仅只是些残缺记忆，却单单凭借这些残缺记忆，将哀念之情尽数挥于笔下。此二者在情感方面，特别是对平淡的定义，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汪曾祺写予妻子的，也都是温情屡屡。此外因对父子情的感怀，所作的《多年父子成兄弟》，也是在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对真情所定义。譬如文中所作，也是前文所提到的，即在家写情书，其父都在一旁瞎出主意。读到这样的场景，我想都会这种父亲对儿子的爱，无疑使自然的，也是温馨的。

　　他们二人都用最为普通的话语，却是叙述那无比动人的感情。我想只有心中充满爱的人，才能够将这么美丽的文字挥于笔下，并写出这么无比纯真的情感。

　　三　梁实秋与汪曾祺皆是对名利不是十分看重之人，对于世事也看得十分清楚。梁实秋为翻译《莎士比亚》，曾坚持了三十多年，终是译完全套共37卷；汪曾祺也曾在荒野之地画马铃薯图谱。如果他们不是甘于寂寞之人，又怎么可能将如此乏味无比的工作，完成的这么雅致。这也足以体现两位大师身上所具有的硬汉精神。梁实秋在其作品中《雅舍》就曾说过“没有法子”，并暗示自己的不回避不恐怕，不动神色地提出要勇敢面对一切。只有笑到最后，才是一位真正的爷们。因此在过去的重庆大轰炸中，重庆的百姓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崩溃，在硝烟和废墟之中，他们依旧屹立不倒。汪曾祺在昆明，面对侵略者敌机的轰炸，认为只是吓唬吓唬人罢了，蛮不在乎。而恰恰就是这种“不在乎”精神，才是不能够被征服的。因此昆明的百姓也将侵略者的行为不当回事。这也正是体现了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百姓的草根精神。通俗来讲，即打不垮，压不扁，捶不烂。　在面对所到来的苦难的时候，将其淡然处之，以豁达乐观的态度笑以面对人生。因此梁实秋的笔下有着夜来赏月的至交；汪曾祺的笔下有着借着拉警报而去谈恋爱的罗曼蒂克同学。倘若不是这种骨子里所散发出来的硬汉气度，试问又如何能够将这样的一种灵魂所描绘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梁实秋与汪曾祺两位作家，自小就置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他们的处世品性是来自于儒家，超凡脱俗的情怀又是源自道家，再与他们的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无疑塑造了他们的这种散文风格。两人都将古代散文的流风所继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意为文”，但实际上却是浑然天作。梁实秋所作之散文大气幽默，汪曾祺所作之散文淡雅清醇。表面上两者行文如同亲兄弟一般，但骨髓里所散发的是不一样的气息及风范，不过却是拥有一样的不羁情怀和硬汉气度。

活着多好呀。我写着写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汪曾祺

汪老所写的文章将生活中的诗情画意融入文章里，清新隽永，回味无穷

汪老不仅是散文家，更是名吃货，不仅写吃什么，还写如何吃。他本人也写过自己自制菜，非常详细，如果有时间我想复刻下。

我标题所说的人间四部指的是《人间草木》《人间小暖》《人间有味》《人间有趣》

我读汪曾祺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在于儒道互补，水乳交融。富家死那个，在他那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轰轰烈烈，而是对有情人间的拥抱。孔子在他眼里，不是圣，而是“很有人情的人”“一个很有性格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对世俗生活保持浓烈的兴趣。

无论环境怎样，他始终不忘品味生活。无论世界怎样变迁，他始终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用悲悯的情怀观照着大千世界。

其人，其文，都融入了“士大夫”精神。

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一段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画马铃薯图谱，每天一个人独自对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又画。画完后，他将马铃薯烤熟，吃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谁像他那样，吃了那么多种类的马铃薯。

二、一种调子，一种温度

三、春初新韭，秋末晚菘

汪曾祺的散文于平淡含蓄中流溢着一种雅韵，一种隽永的天真。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他的小说，带有浓浓的散文化特色。不注重情节，不注重故事，注重意境，注重情感和意绪，注重内在的气韵，结构自然得没有丝毫人为的章法与痕迹。有人曾说，他的小说就是一篇篇抻长了的散文，是诗化小说。

复仇

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

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现在，残余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从这里开始了我今天的晚上，而明天又从这里接连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从蜜蜂的声音里。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不错，普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秋”。他想象和尚去找蜂蜜。一大片山花。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面，实在是好看极了，和尚摘花。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正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他喜欢这个和尚。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能只是一个劲地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宵，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

烛火什么时候灭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

老和尚敲着磬。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

他累了，像一根长线似的落在地上。

和尚，你敲磬，谁也不能把你的磬的声音收集起来吧？你的禅房里住过多少客人？我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我过了各色的夜。我这一夜算在所有的夜的里面，还是把它当作各种夜之外的一个夜呢？好了，太阳一出，就是白天。明天我要走。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你经过了哪里，将去到哪里？你，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在黄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着。你是否为自己所感动？

庙与僧

忧郁症

死了

首先，汪曾祺是男的。

最近刚看了他的散文集，《葡萄月令》，封面有这样的评价：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文章质朴、真切，富于感染力。

我个人很喜欢他的散文。

下面参考: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代表作：《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