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热｜学者季红真：汪曾祺为民族保留文化史记忆

多年来,中国文坛严肃作家中,“热”出圈且阅读火爆几十年的不多。从庞大的出版数量和持久阅读热潮来看,汪曾祺就是那不多的作家之一。在近年来兴起的短、平、快浅阅读环境中,汪曾祺也备受读者宠爱,网络上他的真假金句满天飞。汪曾祺的长盛不衰也表现在学术领域,研究汪曾祺不甚著名的作品及挖掘其佚文也是热点,近日刚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也为全面研究他打下坚实的基础。汪曾祺文字的独特趣味以及耐读、值得细读,都是他流行不衰的因素。

上世纪40年代,汪曾祺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影响,写下的《翠子》《除岁》《灯下》《驴》等短篇与其名篇《鸡鸭名家》《老鲁》等品质不相上下；上世纪60年代,汪曾祺写的是民间文学、民俗与风土人情；“文革”期间,做编剧又创作样板戏；进入80年代,他把现代汉语从“文革”语体中解放出来,创作出《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名篇。同时其《蒲桥集》《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等写花鸟鱼虫、咸菜鸭蛋等人间烟火的作品更是沁人心脾,抚慰很多灵魂。汪曾祺的儿子汪朗透露,汪曾祺生前曾开玩笑说“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当下,汪曾祺早已进入经典序列。

本报记者专访《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从各个角度专业解读“汪曾祺热”。

季红真：著名文学评论家，1955年2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

全集不全，古来如此，遗落是必然的

齐鲁晚报：您写汪曾祺的传记，是不是对主编《汪曾祺全集》有很大的帮助？

季红真：当然有，因为有些佚文需要传记资料作为佐证。另外，写传记必须熟悉他的所有作品，所以多年来跟踪式的资料搜集是积累性的工作。而且，我不是孤军作战，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信息交流，还有相关选题研究者的助力。传记写作和编纂全集的工作骨肉相连，互相促进。

齐鲁晚报：在文献中寻找汪曾祺的作品难度比较大，找到一篇全新的，也很受读者关注，《汪曾祺》全集是不是尽力穷尽作者所有作品呢？

季红真：肯定是没穷尽。比如，有些系列文章只发现了其中之一，还有些文章线索断了，一时找不到，只能期待将来的机遇。另外，这部全集只是文字部分，他大量的书画都还来不及搜集，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初也想再编一套书画类全集，但需要时日，也需要更大社会规模的协作。他大量的书画属于未发表过的私人收藏。据高邮陈其昌先生掌握的信息，仅高邮民间保有的汪曾祺书画作品就有百幅以上。这更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的持续稳定，大概还需要比较雄厚的财力。还有书信，估计也会不是时冒出来。

不过，全集编纂一开始的体例就不是以文章的全为唯一的目的，而是以文体的全为体例特征。比如未发表过的手稿，戏剧卷就收录了韵文本的《沙家浜》。而且全集不全，古来如此，遗落是必然的，但追求文体的全则比较可行，因此这是一部结构性的全集，为以后的增补预留了空间。

就像按照国际前卫的学术通例编纂原则一样，统一底本，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确定校本、参校本，勘误时保留写作时代的文字样貌，为后人的深入注释搭建了底本的平台。尽管如此，错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但保留原始的历史信息的基本原则，也包括保留作者知识性“错误”的细则。

汪曾祺越来越被学院体制吸纳

齐鲁晚报：全集的出版，会不会再掀起一波汪曾祺研究热潮呢？汪曾祺研究这两年是什么情况？

季红真：热潮在全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2017年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出版了不少书籍，除了他自己生前编定的集子以外，还有包括年谱长编在内的学术丛书，以及各种文体与体例的选本，以不同的样式面市。比如，线装式样的汪曾祺经典散文选《人间送小温》。而且这个热潮至今源源不绝，还有各种名目的集子出版。全集出版只是这个 的一部分，是多年社会学术积累的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尚化的倾向，也有学理化的潜流。前者反映了他身后影响的持续发酵，后者则是他被经典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整个新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这套12卷本的《汪曾祺全集》试图成为这个浩大系统工程中的一块基石。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全集的编纂既是文献整理的总结与规范化，又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的研究会不会出现热潮说不好，文学和文化现象，像气候一样无法预报，但这几年以他为题目的硕博论文越来越多是一个明确的信息号。

汪曾祺越来越被学院体制吸纳，传记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综合的主题与美学风格研究、文体的分类研究、包括赏析式评论中对他一些不甚著名的篇目的研究，等等，角度多样、方法多样、文体多样，观点也纵横交叉纷繁多样，他已经显示了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可阐释性巨大空间。

对汪曾祺的研究会越来越丰富，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与他相关的网页就有好几个，开阔了发表的途径。许多非学院派的声音开始喧哗，资料的搜集也更加便捷，对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多种的参照系和信息来源。将来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多元，从这个角度来说必然丰富，也会越来越深入细致、学理化。

汪曾祺取得了诸体兼备又自成一家的成就

齐鲁晚报：从出版数据上、读者阅读热度还有研究热度上看，是否代表汪曾祺已进入了经典序列？

季红真：汪曾祺处于一个历史转折频繁振动的时期，创作衔接着两个时代，贯通了从古到今的汉语文脉，兼收并蓄了各种传统，语体与文体骨肉相连，达到了诸体兼备又自成一家的成就。

从民间的阅读到官方评奖，从市场到课堂，从网络到印刷，他事实上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确认为经典作家了，至少我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经典作家来研究的。

汪曾祺

齐鲁晚报：《汪曾祺全集》让读者认识到，他并不只有散文，也有早期的很先锋的小说，以及后期的戏剧评论等。从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到后来散文、小说的平淡化，汪曾祺的这种创作脉络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说他的写作有平民意识？

季红真：这套全集在返归原典的历史还原中，必然展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汪曾祺，所有的作品即是生命过程的留痕，也是生命整体的全息显像。

他从新诗开始的创作经由散文小说到戏剧（话剧、昆曲、京剧、**）有内在的连续性，就是对母语变革的敏锐感应。这和他文风昌盛的乡土文化熏陶与情感滋养、维新倾向儒商家庭的启蒙、自幼现代体制内的教育背景和半生五方杂处的京城文化圈的濡染都有关系。变化来自历史大势的制约与文化思潮的激荡，以及生命周期变化中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说到底，人只是历史的产物，个人的抉择范围是很小的，历史大势不变，绝大多数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的转机中，写下了《受戒》，是感应到了全民族欣喜期待的情绪，晚年承认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汪曾祺与家人

汪曾祺本来就是民，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官职，靠写作为生，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尽管在体制内生存，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的工人农民也都在体制内生存。体制开始松动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更何况深受儒家影响到读书人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无论客观的生活处境，还是主观的意识，他都是民的一员。取材也必是和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生活世界休戚相关的普通人，他熟悉的就是这些人，写自己最熟悉的人与事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则。

我对于说汪曾祺有平民意识一类的说法向来不以为然，当然艺术的精神是超越现实，将爱憎寄托于自己熟悉的人与事，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就表达了其他“民”的意识，因为过去对于民的限定太狭隘，所以相当大的一个群体被排斥在外。比如，他从早期到晚年以各种艺术手法反复书写的江南水乡的各种私有制的手艺人和小商小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几乎都被排斥在民之外，但中国古代称商人为“商民”。

至于平淡的风格和他对生活的理解相关，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是平淡的，追求平淡的风格首先是适应表现生活原生态的需要，也是对长时期假大空文风的有意识反拨。还有他美学理想的追求：“看似平淡最奇崛”“苦心经营出来的随便”等，都和他早年对桐城派散文的习得与古代绘画流派的选择有关。

汪曾祺的平淡是艺术还原的结果，仔细解读起来平淡中玄机无限。其实，他也不是永远平淡，有时候也会破阵叫骂，而且是以民的立场和角度，特别反感别人把他说得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看过全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立体的作家。这就是鲁迅要论及全人的学术理念。当然，为他赢得最大声誉的是那些平平淡淡的小文，这久已违和的境界，缓解整个民族精神的疲劳，也适应了浮躁的现代人渴望宁静的内心需要，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功能。

汪曾祺不断探索母语写作的可能性

齐鲁晚报：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创作脉络，对当代作家有何启发意义？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何启示性思考？

季红真：一个卓越的作家对后人的启示总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的，有文体的，也有风格的，越丰富的作家启示性也越多样。

汪曾祺已经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对知青一代作家文化寻根的启示，包括对京派乡土作家的重新发现，以及模仿者蜂起的风格启示等。

我觉得他对后来者最大的启示，应该是民间视角、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以及顺乎性情的选择，以之为本广泛吸收当代中外文化营养，不断探索母语写作的可能性。这需要长时间地积累，需要心灵的感悟，也更需要永不停歇的探索。他七十三岁的时候还立志衰年变法，主要是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这很有意思，他走了一个圆圈，从学习西方现代派开始，经由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 ，重新回到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原点。

但这已经是一次螺旋形的上升，是打通中西文化艺术之后，对多元传统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发现了中国小说戏剧等艺术中相通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元素。

汪曾祺的著作适应了社会文化的总体变化，所以市场蓬勃

齐鲁晚报：汪曾祺已去世整整20多年了，从1997年至今，再版汪曾祺著作可能已有已超过几百种，远远超过他生前出版的数量。汪曾祺的大面积流行，您怎么看当下读者的这种阅读趣味呢？

季红真：他身后作品的大量出版，首先显示了庞大的读者群，因为他“唯求俗可耐”“人间送小温”，他美学风格的覆盖面就比较大，人间大于社会、生命大于历史，平凡人的情感世界即是他美学情感的源头，又是他艺术表现的目的，拥有众多的受众就在情理之中。故事可能是过去时，但情感是人间恒定的，而且是以中国人的心灵形式容纳人类最永恒的基本价值。

有许多人能欣赏汪曾祺的文字，认同他的美学风格，也是整个民族文化水平与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艳俗的地摊货不再抢眼，粗制滥造的影视又倒了观众的胃口，知识精英的情怀与普通人的生活又相去太远，翻译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文体都隔着一层……汪曾祺一开始就自觉追求适应现代人生活节奏写作的短小文章，具有雅俗共赏的效果，适应了迅速膨胀的中产、小资以及其他阶层读者的欣赏水平与阅读节奏，自然顺理成章地长销不衰。

还有就是现代化的迅疾发展，导致几代人的怀旧，民族集体无意识寻找家园的精神冲动，在他田园诗、风俗画、民歌风的作品中获得认同。日常性的喜乐、平凡生活细节的美，都流露着大爱。

另外，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改善了民生，也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有财力，也有选择的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图书市场的运营机制的良性迅捷反应，也是他作品畅销的原因。

还有居住空间的改善，有放书的条件，比如，全集的规模三世同堂的狭窄居室就无法容纳。还有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不仅体制外生存的人有余暇，体制内的时间形式也调整了，比如双休日和传统节假日增多了，读书，读喜欢的书，特别是读颐养性情的书，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

总而言之，是汪曾祺的著作适应了社会文化的总体变化，所以市场蓬勃。或者说，他是和社会文化的整体一起变化，民间的立场成就了他艺术的长久生命。

博大的情怀来自丰厚的文化修养，这是他独树一帜的原因

齐鲁晚报：从汪曾祺对老舍、沈从文、赵树理、闻一多的描写来看，他最喜欢的是天真质朴的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等都是汪曾祺身上的标签。就汪曾祺这个人来说，您想在传记怎么呈现他，您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季红真：根据对汪曾祺多年的研究解读，我认为所有的标签都不合适，他是一个性情中人，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热爱家人邻里师友，体现着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他特别喜欢女孩子，而且是超越了世俗欲望的神性崇拜，和他的母亲崇拜一样，带有原始信仰的因素；他为人为文都潇洒，体现着老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作品里有着根深蒂固生命平等的意识，是佛家“众生平等”的体现。以儒为本，兼融佛老，以此为心灵枢纽，接受现代思想，打通古（原始信仰）今（外来文化）。

他自诩为“抒情的人道主义”，就是比较笨拙地归纳表达，在他看来儒、释、道无不存在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元素。也可以说，他立足现代，以人道主义衡量传统文化重新择取，经由心灵的化合提炼出高古的精神，外化在各种文章体式中。博大的情怀来自丰厚的文化修养，这是他独树一帜的原因。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文化习得的结果。这种性情的养成依赖复杂的历史文化条件，不完全事在人为，是历史转型时期特有的产物，他得天独厚，是文化史的宠儿，所以模仿不得。他产生的整体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环境都消失了，今人只能神往，无法重复习得，语境的根本变化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品格。他以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形式唱着挽歌，为整个民族保留了一份文化史的记忆。

他本身也是这部文化史的细节，为他作传就是为这段文化史存留遗照。发现与还原是我基本的工作原则，所以资料搜集考辩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反复折叠式的互读中，尽可能还原一个最接近真实的、丰满的汪曾祺。人文地理、家族血脉、教育背景、婚恋情感，直至社会关系都要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做起来很累，也很有意思，迫使自己继续学习，要深入许多陌生或者薄弱的领域，不揣浅陋，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最终能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汪曾祺，我现在也说不好，要看最后的发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黄奕杨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文学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

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

文 / 陈红华

一

文史学者、出版人梁由之在《汪曾祺文存》前记里，写到他和汪曾祺的一次美好的、终身难忘的邂逅。少年的他，在长江大堤边的候船室，一个旧书刊的地摊上，翻阅杂志，不经意间，读到这样一段话：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

少年的心乱了，却也傻了。如此美妙不可方物，如此清新俊逸动人心弦的文字，让他心跳加速，他记住了作者和篇名：汪曾祺，《受戒》 ，这本杂志是1980年第12期《小说月报》。

我眼前的这全六卷《汪曾祺文存的》纪念珍藏版，梁由之编。卷一、卷二为小说，卷三为散文，卷四为随笔，卷五为文论，卷六为书信、剧本、杂缀等。

这位深受业师沈从文赏识和喜爱的汪曾祺，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人为文，梁由之最欣赏汪老的“随便”，一以贯之的真诚朴素，惊叹他观察描述平民百姓和生活细节的温馨细致，佩服他下笔如有神的不羁才气。

他写人物，写地方风情，写花鸟虫草，写吃喝，写山水，写掌故……惯于淡淡笔墨，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回甘独特的韵味。

从尽可能搜罗各种汪曾祺生前自编文集，做汪曾祺著作读者，到出版人的转化，梁由之用十二字评价汪老：活得实在，干得漂亮，走得潇洒。

二

散文卷《昆明的雨》，其中“草木春秋”52篇；“故人偶记”21篇；“西南联大”4篇；“彩云集散”33篇，“昆明的雨”22篇，51万余字。悠然心会，妙处自与君说。

我选“草木春秋”，并挑着题读。

《人间草木》里记载了三种东西：记得自己岁数的“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这东西，能活，皮实；到处都有的枸杞，家门头口种一丛枸杞，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好看极了；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雪，白得耀眼，养蜂人来了，后来槐花落了。

这位可爱老头儿笔下的人间草木，孰能无情？

《山丹丹》里，汪老和招待他的老堡垒户，有两次对话，说的是大青山的花，隐喻的是扎根在这里的人，和对这土地的情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写歌和唱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枸杞》篇里写一对老夫妻，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从里捡枸杞，“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更有意思。”

“您慢慢捡着！”

“慢慢捡着！”

回归自然的慢生活，其实只是玩，从生活中寻找乐趣。就像汪老对枸杞做美食的发现，“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

《槐花》里，“槐花”是引子，仅在开篇和结尾一句，由花及人，讲的是养蜂夫妇的故事。“哪里有鲜花，两口子就到哪里去。”

三十出头的四川女人，跟了五十岁的石家庄男人，很满意，不后悔。女人有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跟着脾气好的男人，东南西北到处跑， “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槐花的盛开又落了，平和有爱的人生还在继续。

一草一木，凡人小事，独到的捕捉，小视角切入，乡情民俗，于不经意间，妙笔传神。

“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侍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

谁都会喜欢汪老的这段话。

三

《四方食事》里讲“口味”与“切脍”，还提到“河豚”和“野菜”。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好吃的东西大家都爱吃。羊肉是很好吃的，但不吃羊肉的不在少数。汪老以为最好吃的羊肉是手把羊肉，几次到内蒙，吃得很过瘾。同行的一位女同志却真是苦煞，闻到羊肉就想吐，只好每顿开水泡饭，吃咸菜。一对比，说尽了“口味”。

大暑日，来一碟白切羊肉，蘸一点小米椒醋料，实为下酒之美味，与“醉虾”有一比。冬日入夜，偶有大雪，炖一锅羊肉，一家子围坐，暖了整个屋子。

“鱼羊为鲜”，对“鲜”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人吃羊肉，觉得东西吃着“香”就是鲜。汪老说最能代表鲜味的是家乡的虾子，虾子豆腐羹、虾子冬笋，都很鲜。我的理解，“鲜”，首先是新鲜，食材本身新鲜；然后是口味、口感；再是河鲜、海鲜；至于如何提鲜，看厨子们的手艺了。

爱吃辣椒的省份不少。四川不怕辣，贵州辣不怕，湖南怕不辣。这三个地方的人们，几乎每一个人吃饭都离不开辣椒。汪老随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这里无菜不辣，重口味，有人实在受不了，去吃汤圆，进门就嚷，“不要放辣椒！”店主白了她一眼：“汤圆没有放辣椒的。”汪老的故事里都是幽默。

人说吃辣椒爱上火，我爷爷吃辣椒下饭，顿顿如此，后来胃就不好了。偏于江南一隅，我等也好辣。炒粉干，来碗面，放点辣，又蘸点桌上店家备的辣酱，才爽。学校里人多，口味不一，有人说菜偏辣，大家朝她看看，心里嘀咕着，“入乡随俗，将就一下吧。”有一段时间，后厨也做了些改变，菜里不放辣，只备罐辣酱，没玩几天，惹了众怒，罢了。

北方人爱吃生葱生蒜。山东人吃葱饼、锅盔，没有葱是不行的。他们的大葱，是甜的，葱白长至半尺，的确好吃。汪老讲了个笑话，婆媳吵架，儿媳跳了井。儿子回来了，婆婆说，“可了不得啦，你媳妇跳井了！”儿子说“不咋！”拿根葱，在井口逛了一下，媳妇就上来了。

  有些东西，本来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汪老说到自己曾经夸下海口，说什么都吃。第一次吃香菜、苦瓜，尴尬了，没法子，一咬牙，吃下第一口，还行，后来吃吃，也就习惯了。

  我小时候不吃面，只吃粉干；也不吃鸡蛋，还有臭豆腐，现在一点也不挑食。正如汪老说的：“一个人口味宽一点，杂一点，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也有犟头的，譬如我四弟，“四只脚的不吃”，“臭豆腐”碰也不碰的，着实辜负了人间美味。

再说“切脍”。

《论语 · 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的切脍，不知始于何时。汪老引经据典，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杜甫诗句“无声细下飞碎雪”，谈到《东京梦华录》及关汉卿“望江楼中秋切脍”，再言《金瓶梅》与《红楼梦》中未提及。纯粹的文人士子之言，用词用典皆讲究，必无虚妄。

那么，脍是什么？汪老引杜诗邵注：“脍，即今之鱼生、肉生。”他记得北京西四牌楼的朝鲜冷面馆卖过，切成一寸见方、厚约二分的鱼片，蘸极辣的作料吃。

与“切脍”有关联的，是“生吃螃蟹活吃虾”。汪老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说到解放前杭州楼外楼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活虾置于大盘中，上覆大碗，上桌揭碗，虾蹦得满桌，客人捉而食之。”

真是“生猛”，又着实有趣。醉蟹、醉虾、醉泥螺，都是用白酒“醉”过的，但这些都还是生的。因此，都很好吃。这汪老头儿，整一个吃客，曰：存其本味。

江南谚云：“拼死吃河豚”，豁出命去，也要吃，可见其美味。据说整治得法，是不会中毒的。我的郎姓学生在杭州做车行，一次请我吃饭，特意从西湖边的一家酒店，叫人打包“河豚”送过来，热气腾腾的，味道真是好。而汪老说他在江阴读书两年，竟未吃过河豚，引为憾事，足见其老饕本色。

春天到了，踏青挑菜，是很好的风俗。家乡的野菜，有荠菜、马兰头、兰鸡头……因为新鲜，所以“这是吃春天”。

《四方食事》，有意思，勾人味。

四

煮一锅小米粥、几根玉米棒子，炒碗腌干豆、晒黄瓜，冰箱里还有西瓜、李子等水果，一天的伙食足矣。趁着晨间凉快读，蒸着午后热气读——读“草木春秋”，如寻一处清凉，度一场清欢。

一个高邮的酒徒，对“故乡的食物”笃定是情有独钟的，从选文的题目可见一斑。除了入选初中教材的《端午的鸭蛋》，诸如《炒米和焦屑》《咸菜慈姑汤》《虎头鲨 · 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鸭·鹌鹑·斑鸠·鵽》《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汪老对故乡的食物如数家珍，且颇有历数品鉴之味。

“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我教《端午的鸭蛋》，这几句是必细读细品，作句子赏析的。那种绘声绘色、那种动感，以及快感，从一个“吱字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表现。“吱”，形象地描摹出筷子扎进咸鸭蛋时红油从中冒出来的情态,生动地写出了家乡咸鸭蛋的美味可口。

“一早起来，看见雪花飘了，我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什么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的汪老，因为久违，对咸菜，对慈姑，对沈从文和师母张兆和，都寄予着自己素朴的感情。

说到故乡的虎头鲨，汪老谈及《随园食单》： "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而金陵人贱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 虎头蛇即虎头鲨。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通常的吃法是氽汤，加醋、胡椒。虎头鲨氽汤，鱼肉极细嫩，松而不散，汤味极鲜，开胃。

“昂嗤鱼的样子也很怪，头扁嘴阔，无鳞，皮色黄，有浅黑色的不规整的大斑。无背鳍。而背上有一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这种鱼没有很大的，七八寸长的，就算难得的了。这种鱼也很贱，连乡下人也看不起。” 昂嗤要吃活的，也极细嫩，不加醋，汤白如牛乳，堪称至味——汪老很清楚这一点，对昂嗤鱼的鲜味自是拿捏到位。

我的家乡桐庐，乡间河溪间，亦多见昂嗤鱼，红烧，或是腌菜炖煮，皆是美味。

读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蒌蒿生于水边，与芦芽为伴，分明是我的家乡人所吃的蒌蒿。 汪老在他的小说《大淖记事》写道："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三句不离本行，说“枸杞”，汪老又说到“吃食”上了：枸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加香油、酱油、醋，凉拌了吃。那滋味，也只能说"极清香"。所谓"清香"，汪老解释说，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在汪老的“草木春秋”里，多半的篇幅较短，譬如“昆明的果品”写到的梨、石榴、桃、木瓜、杨梅地瓜、胡萝卜、糖炒栗子等，还有“昆明的花”茶花、樱花、兰花、报春花等，而“故乡的食物”，文字就多得分明，也多半是情之所至。

五

“相看两不厌，唯有汪曾祺”，52篇“草木春秋”，如霁月清风，翻阅静读，其乐融融。浮光掠影间，窥其一隅，只待时日，抱朴守拙，静影成璧。

“我不在作品里喊叫。人总是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瞧，这个人，可爱的老头儿，大名鼎鼎的美食家，喜茶，嗜烟，尤好酒。斯人邈矣，他的气味留在空气里，那些野性的向往，寂寞人世间。

一手烟火一手诗意，跟汪曾祺交个朋友吧。

巴金

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郭沫若(1892--1978)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1》、《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一八八三—一九三一），作为哲理诗人和杰出画家，和泰戈尔

一样是近代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同时，他又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主要奠基

人，二十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以纪伯伦为中坚和代表

形成的阿拉伯第一个文学流派「叙美派」（即「阿拉伯侨民文学」）曾闻名全球。

在短暂二辉煌的生命之旅中，纪伯伦饱经颠沛流离、痛失亲人、爱情波折、债务缠身与

疾病煎熬之苦。他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区的一个农家。故乡的奇兀群山与秀美风光赋与他艺

术的灵感。十二岁时，因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他随母亲去美国，在波士顿唐人

街过着清贫的生活。一八九八年，十五岁的纪伯伦只身返回祖国学习民族历史文化，了解阿

拉伯社会。一九0二年返美后仅一年多的时间，病魔先后夺去了他母亲等三位亲人。他以写

文卖画为生，与为人剪裁缝衣的妹妹一起挣扎在金元帝国的底层。一九0八年，他有幸得到

友人的资助赴巴黎学画，并得到罗丹等艺术大师的亲授与指点。一九一一年他再次返美后长

期客居纽约，从事文学与绘画创作，并领导阿拉伯侨民文化潮流。当他感到死神将临，决心

让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加光耀，遂不顾病痛，终日伏案，直到四十八岁英年早逝。

纪伯伦是位热爱祖国、热爱全人类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写下了传遍阿拉伯

世界的诗篇《朦胧中的祖国》，他讴歌毕生苦恋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

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爱与美是纪伯伦作品的主旋律。他曾说：“整

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全部人类都是我的乡亲。”他反对愚昧和陈腐，他热爱自由，崇尚正

义，敢于向暴虐的权力、虚伪的圣徒宣战；他不怕被骂作“疯人”，呼吁埋葬一切不随时代

前进的“活尸”；他反对无病呻吟，夸夸其谈；主张以“血”写出人民的心声。

文学与绘画是纪伯艺术生命双翼。纪伯伦的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后期创作则以散文诗

为主。此外还有诗歌、诗剧、文学评论、书信等。《先知》是纪伯伦步入世界文坛的顶峰之

作，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一七五七—一八二七）的影

响，所以，文坛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一九0八年—一九一0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

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

家。”纪伯伦的绘画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在阿拉伯画坛占有独特的地位。

他毕生创作了约七百幅绘画精品，其中的大部分被美国艺术馆和黎巴嫩纪伯伦纪念馆收藏。

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

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善于在平易中发掘隽永，在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

另一方面，纪伯伦风格还见诸于他极有个性的语言。他是一个能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的双

语作家，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得清丽流畅，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方读

者。美国人曾称誉纪伯伦“象从东方吹来横扫西方的风暴”，而他带有强烈东方意识的作品

被视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

早在一九二三年，纪伯伦的五篇散文诗就先由茅盾先生介绍到中国。一九三一冰心先生

翻译了《先知》，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纪伯伦开阔了文学的窗扉。近十多年来，我国又陆

续出版了一些纪伯伦作品。这位黎巴嫩文坛骄子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知音。选自《人民日

报》（国内版）19931112国际副刊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汪曾祺，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真正在作品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肄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解放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后在一个京剧团任编剧，在此期间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194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47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等。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八十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汪曾祺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更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宇慧撰写）

萧乾，蒙族，原名萧炳乾，北京人，1910年1月27日生，著名记者、作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至1955年任《译文》编委,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1989年4月，为美国伊斯塔德“国际文学奖”第十届评奖会评审委员。

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他又是唯一在大陆落叶归根者。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萧乾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萧乾用他手中的笔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向国内外读者介绍这一片新气象。1990年，八十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应南京译林出版社之约，着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经过四年多的艰辛耕耘，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才将这部旷世奇书联袂翻译出来，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授予的“彩虹翻译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萧乾作为一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化人，复出于文坛后，与外界的接触频繁，曾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经验交流会、研讨会以及馆员书画作品展览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为团结老年知识分子、发挥馆员专长、弘扬民族文化、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他倡导并担任主编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全套共五十册，约六百万字，已于1994年底全部出版，港台版也已面世，算得上是各文史馆的一大盛事。这套书汇集了全国二千多位文史馆馆员以及馆外一些誉宿名流亲闻、亲见、亲历的轶事掌故、琐闻杂记，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荣获1993年度中国图书奖。

萧乾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他的心始终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作为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他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重。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至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京味儿作家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学教师、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后来在北京做编辑，写剧本，被誉为 "抒情的人文主义者，中国最后的纯文人，中国最后的文人官僚 "汪曾祺在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及对戏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作品有《守节》、《晚饭花集》、《过水》、《晚翠文坛》等。

汪曾祺是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高手。从他的代表作《守节》、《大傩》、散文集《蒲桥》、京剧《沙家浜》（汪曾祺是主要编剧之一），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度、被青年读者提及的频率、相关书籍的销售量、豆瓣的评分，可以看出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有着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资深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汪曾祺的文章还在不断被阅读，大概是有不朽的智慧和人性的温度"。

代表作品。守节》、《大淖记》、《鸡鸭大师》、《一兵》、《羊屋一夜》、《邂逅》、《晚饭花》、《茱萸》、《初到福建》、《逝水》、《浦桥集》、《独步浦深》、《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文学与绘画》、《范进中举》 。

他的代表作品的特点是苦心经营而无章法，以及对主题的深奥和深刻追求。他们朴实无华，以一种家常的方式说话。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以及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宽广的心态，创造了积极乐观、充满诗意的文学生活。贾平凹曾这样评价汪曾祺："他是一只文艺的狐狸，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老法师"。

一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摘自《百度文库》）

文辞皆不露锋芒,却有着铿锵气度，把知识、趣味和思想寓于信笔所至的文字之中,并能做到亲切自然,舒展流畅,感情随笔流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生况味,有一种迷人的风采。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看汪曾祺如何书写底层女性的不凡人生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汪老的文章，素以平淡如水的面目示人。但汪老曾经说过，“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我还不太服老。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

汪老笔下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也正如汪老所说，总是平淡中见奇崛。汪老写文，也似作水墨画，而诸多女性的角色，则是汪老的文章里一抹不能忽视的色彩。汪老塑造的女性形象众多，我们比较熟悉的有

《受戒》中纯洁美好的小英子

《大淖记事》中美丽坚强的巧云

《小芳》中不屈不挠的小保姆小芳

《仁慧》中自立自强的尼姑仁慧

《薛大娘》中自由舒展的薛大娘……

为什么塑造这些女性角色呢？汪老曾说过：“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对人世间普通人，尤其是受苦受难的女性，他常怀悲悯、同情，并赋予她们善良、纯真、高尚、坚韧的内心，他笔下的女性都是普通人，过着平凡的生活，经历多坎坷，命运也多悲苦。

除了少数女性形象（如汪老最偏爱的小英子），多数女性或用稚嫩的肩背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或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苦楚，或在风雨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花朵一般的生命。但她们往往都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对女性遵守伦理道德这一方面，也常常持豁达、宽容的态度。汪老还曾说过：

“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这些女性角色，或多或少承担着这样的责任。本文我将以花作比，来分析汪老笔下比较经典的几个女性角色，看汪老如何描写她们，以何种态度看待她们、安排她们的命运，这样安排的目的又是什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还结合现实生活，谈谈汪老笔下人物向读者传达的精神和思想。

水乡美景

01、汪老笔下经典的女性角色，针对她们的不同性格和品质，我以荷花、栀子花、梅花、晚饭花作比

汪老写女性人物常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写外貌，就是“以形写神”。

另一种是用他人的反应来写人物。

这几篇写女子的文章也是如此。汪老笔下的大多数女性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美。但并不美得千篇一律，就像种类繁多的花，才能开成春天。

小英子和小明子

①俏丽活泼的小英子，纯洁美好的巧云，正如出淤泥而不染，香远益清的荷花。

《受戒》是1980年汪老回到自主创作的轨道上后，率先获得无数赞誉的佳作，而文中的“小英子”这个角色，有读者评论，说汪老把女子全部的美好都给了小英子。这话一点也不假。小英子是没得挑的。你看她：

“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

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小英子性格活泼，聪敏慧黠，直率勇敢，就像江南水乡的一株刚打骨朵的小荷，美得清新自然。

次年，汪老创作了《大淖记事》，让我们有幸又看到了一个绝美的女性角色，巧云。“绝美”绝不是溢美之词。巧云瓜子脸，凤眼长眉，还有个独特的单酒窝。最绝的是：

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是眯睎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

用现在的话形容，这是个有些“呆萌”的清纯女孩。大家爱她爱得真诚，人人对她好，期盼她幸福。也正因为如此，她受到命运的重创时，人们也尤其不平，对她充满怜惜。巧云似盛开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②肆意热烈的薛大娘，勇敢奔放的小姨娘章叔芳，恰似香得肆无忌惮的栀子花。

汪老的散文《夏天》里关于栀子花的描述，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他说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汪老笔下的人物恰恰有栀子花一般的女子形象：小姨娘章叔芳美丽秀雅，长得挺直，有些像男孩子，身上带着隐约的英气和野气。爱上了身份地位不匹配的人，她毫不犹豫，勇敢表白，主动献身。直至被家中发现，她不哭不求饶，只跪着。离家跨上车，“头也不回”。 她是近乎执拗地与封建家庭对抗，抛弃一切追求自由和幸福。她的勇敢让人印象深刻。

《薛大娘》中，薛大娘更是个栀子花一样肆意热烈的人物。薛大娘首先样貌好，身材极好，眼睛极亮，“算得是个一丈青”。再是对自己职业的认识不平常，她觉得介绍青年男女私会是个“积德”的事儿。当然，对于自己的正常生理需求，薛大娘也是坦然面对，合理解决。

栀子花香得放肆，文人多不喜。而勇敢的女性在以前多少显得离经叛道，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薛大娘和小姨娘，正如无视流言的栀子花，轰轰烈烈地开，拼命地香，要在世间留下浓烈的芬芳。

栀子花开

③热爱自由的小芳，勇敢独立的仁慧，好比凌寒独盛，不屈不挠的梅花。

汪老写《小芳》，是以家中的小保姆为原型的。 有人曾批评汪老写小芳灵气不够。但我觉得小保姆小芳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汪老对她的外貌描写也很亲切，“小芳长得相当好看，高个儿，长腿，眉眼都不粗俗”。小芳聪明，唱歌好，记性好，对孩子爱得真切。 她很勇敢，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不惜只身出逃，上法院请求离婚。汪老的叙述很平淡，但了解一些农村风俗的人都明白，为了实现婚姻自由，小芳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和毅力。

仁慧的美，很特别，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汪老在《仁慧》中，对仁慧的外貌着墨很少，只有两处，寥寥几个字而已。一处是仁慧坐正座时，“美极了”。另一处是文末，说仁慧六十开外了，“望之如四十许人”。加上天生自带体香，仁慧已俨然菩萨下凡。 仁慧美得脱俗，却深谙世俗，有商业头脑，极其能干。

她与施主们走动密切，用小礼物拉近关系。她善于经营，办素席发展观音庵的副业。

她大胆泼辣，勇于变革，学习放焰口打破“垄断”，利用优势吸引善男信女。

她洒脱豁达，宠辱不惊，不为俗务困扰，对谣言一笑置之。

小芳和仁慧，就是智慧和勇气的代表，就好比梅花，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依然凌寒怒放。

满树繁花

④美则美矣，毫无灵魂的孙淑芸和高雪，则是怯懦压抑，黯然神伤的晚饭花。

晚饭花是什么花呢？汪老说过：

“我对晚饭花这种花并不怎么欣赏。……这是一种很低贱的花。这种花用‘村’、‘俗’来形容，都不为过。最恰当的还是北京人爱用的一个字：‘怯’。”

《珠子灯》是《晚饭花》中的一个故事。孙淑芸有着思想开明的“形”，她放小脚，读诗书，接触外国文学。 但她的内心却被束缚在封建伦理道德里，依附着男性而活。王常生思想很新，再三的努力，却没能把她从封建礼教中拉出来。她没有自己的灵魂，她的全部思想只用一个“怯”字就能概括。

高雪不是《徙》的主角，她的父亲高北溟才是。但汪老在这篇小说中，却成功塑造了高雪这样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女性角色。高雪容貌和派头都太出众，应该算得是汪老笔下众多女子中的佼佼者。汪老用十六个字概括了她的美：风姿楚楚，行步婀娜，态度安静，顾盼有光。

男人见了她不免自作多情，女人见了她不由心生感触。她能唱会弹，多才多艺，其他女孩子见了她都觉得自己老土 。

就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孩，却是娇纵任性的。更可惜的是，她脆弱不堪，不懂珍惜眼前的美好，白白葬送了自己和汪厚基的幸福。高雪就是朵晚饭花，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晚饭花形似喇叭

02、汪老为何塑造这众多的女性角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汪老的家乡，在水乡高邮。汪老从小在水边上长大，耳目所接皆是水。

水乡生活影响了汪老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 在水乡，水多船也多，水上生活也是高邮的一大特色。汪老眼中常见的，是：“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扳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这一切在童年的汪老的眼里，是美的，和水乡的环境是和谐共生的。

汪老从小的经历也决定了他对待女性的态度：

汪老自幼丧母，但第一个继母对他非常疼爱，让他的童年过得很幸福，没有经历失去母亲的痛苦。

第二个继母也尊重他，并陪着汪老的父亲度过了艰苦的岁月，汪老十分敬重这位母亲。

上学后，汪老的启蒙老师王文英对于他，是亦师亦母的存在，给了他超出师生情的关怀，汪老年逾花甲，也未忘师恩。

童年时期女性给予的温暖，使得汪老对女性的美，有着天然的理解和欣赏。把她们的故事写下来，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汪老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美好的，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作家总要使人民感到生活是美好的，感到生活中有真实可贵的东西，要滋润人的心灵，提高人的信心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汪老曾自称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对于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女性，汪老深深同情，他呼吁社会对女性多谢关怀、呵护，呼吁女性发现自己的美和能量。

他呼吁女性做舒舒展展、身心健康、自由无拘束的人，做和男性一样独立自主的人。这也是他想传达给读者并影响读者的。关于汪老想要传达的思想和精神，我们可以从解读其笔下女子命运走向来解读，接下来我会结合现实生活，谈谈这些花一般的女子给我带来的思考和启发。

小英子和小明子

03、汪老笔下花一般的女子，她们的遭遇牵动着我们的心，而汪老通过对她们命运的着意安排，也将自己的态度呈现出来

余秋雨评论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曾说：

在文学中，人们一贯相信的所谓“自己感动几分，就能感动别人几分”的信条极不可靠。《背影》最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和文字之间的一个中介结构，那就是情感的直觉造型。

汪老的作品中，也多有这样的“中介结构”。对笔下的女子，他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她们就是汪老的文字和读者的情感之间的“情感直觉造型”。 她们的美好让我们欣喜爱慕，她们的遭遇让我们惋惜同情，对她们命运的安排，汪老也有自己的用意。她们的命运牵动着我们的心，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汪老对她们的态度。

①有松柏之质的女子，经历生活的风吹雨打而不改本色，她们应当被祝福和歌颂

如果一定要说汪老偏爱他笔下的哪些女子，我想必定不得不说小英子、巧云、薛大娘和仁慧。她们是江南水乡的精灵，是汪老对水乡女子最美好的记忆。

汪老写小英子，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而诗意的场景，可爱有趣的对话，宽容开明的家庭，还有从一开始就奠定的“随意”的基调都在暗示我们，小英子和明子有个美好的未来。

巧云的遭遇让我们痛心，但她理智、冷静、坚强，为了深爱的人，她毫不犹豫以柔弱的肩挑起重担。巧云和十一子必定在苦难中重拾希望，幸福地生活下去。

汪老在《薛大娘》的文末赞美薛大娘的“身心都很健康”。甚至，汪老还很明确地表达了对女性的期望：活得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样明白的态度，在汪老的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

仁慧代表着精神独立的一类女性。她的骨子里和男性是平等的。她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这是汪老提倡和推崇的。因此，汪老给了仁慧一个比郭襄更潇洒的结局。

汪老笔下这些“幸运”的女子，其实代表了汪老对女性的期望和祝福：女性应当是和男子平等的，是坚强、有主见的，就像松树和柏树，虽经历风霜，不改初心和本色。她们的思想应当开明，应当活得无拘无束、舒舒展展。这样的女性，才能为自己争取到幸福。

傲立的松树

②努力与命运抗争、追逐自我的女子，即使只获得短暂的幸福，亦值得被赞许

小姨娘章叔芳的家庭是个以章老爷子为首的，极其专制和压抑的封建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和身份地位相差巨大的人自由恋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章叔芳勇敢地打破了禁忌，在遭到封建家庭狂风暴雨般的谴责后，她坚定地脱离了家庭，奔向爱情，但她最终又融入了另一个极端的家庭，变得俗气，

“她的大胆、倔强、浪漫主义，全都没有一点影子了。”

小芳是汪老家中的小保姆。汪老对小芳的描写，非常写实。父母逼迫小芳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小芳不屈服家中的压力，以命相搏，换得自由身。逃脱后，小芳勇敢地请求法院判决离婚，拼了命争取，终于实现了婚姻自由。但她嫁给爱情后，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以往的爱好也不见了踪影。

章叔芳和小芳的结局，是现实的，没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曾经追逐自由美好的她们，却坠入另一个泥潭，这样的结局虽然让人意难尽，但却更符合现实。

以我来看，汪老借此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是：现实中，女性追逐自我的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即使付出了全部努力，结局也未必尽如人意。但章叔芳和小芳凭借一己微力，奋力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这是勇敢坚强的表现，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

不管在哪个时代，勇敢追求自由，争取自己的幸福，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被肯定和赞许！

汪老画花

③屈服于命运，依附他人而活的女子，终将失去所依，甚至失去自我

孙淑芸和高雪几乎是一类人。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依附着别人而活。

孙淑芸依附于丈夫，思想先进的丈夫给她指引了方向。但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了主心骨，失去了依靠。明明可以带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嘱咐，好好活下去，她却选择了近乎变态地维持丈夫在世时的一切样子。日复一日，她在思念中把自己熬干。

高雪是个有才华的女子，却习惯了被供养。婚前依附于家庭，依赖于家人的溺爱和关心，娇纵任性。婚后依附于深爱她的丈夫，只知心安理得地享受丈夫的付出，却不懂珍惜眼前的幸福。最终，思想空洞的她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毁了丈夫的一生。

孙淑芸和高雪，都是心甘情愿臣服于封建礼教的女性，她们奉行三纲五常，恪守荒谬的妇道，没有自己的主见，不知何谓自我。

她们悲剧的结局，有其命运的必然性，也是汪老给女性的警示：一个女子，如果没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的认知，总是寄希望于他人，而不能独立承担生活的风雨，那她的结局，必定不会幸福。汪老的警示，对我们现代女性而言，也仍然意义重大。

结束语

汪老曾说明过：“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让汪老笔下的平凡人、平常景，拥有着浓浓的美和温情。

另一点令读者动容的，是汪老的作品从男性的角度，探寻女性存在的状态和意义，发现女性的美好，鼓励和呼吁女性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 世上的女性正如种类繁多的花，当然不止汪老作品中写到的这几种。无论你是哪种，都希望你美好，独立，并努力在这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