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和孔乙己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同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对社会的摆布同样软弱无力，都迂腐至极，都不会“营生”，都没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性自我；所不同的是，范进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而孔乙己直到临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着”。——但这只是对两个人物必要的浅层次的理解，他们的性格内涵究竟有何差异，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范进在遭胡屠户训斥后，还诺诺连声说“岳父见教的是”，而孔乙己在酒客嘲笑他有偷窃行为时，为什么硬撑着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的无力强辩？为何范进能“手里插个草标”在大庭广众之下“东张西望”寻人卖鸡；孔乙己尽管饿得“脸色青白”也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范进懦弱猥琐，甘受屈辱，一脸自卑相；孔乙己虽穷困落魄，却自称什么“君子固穷”，有一股自视甚高的傲气。 二、范进中举后，张乡绅忙来拜访。为什么范进明知他无稽的攀附之词，还连称“却幸得老先生门下”？而孔乙己当人们问他“你当真识字么”，明明是戏弄之词，却“认真地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浑身透出一股迂阔的腐儒之风；而范进的心灵却熏染着世故圆滑的污浊之气。 三、孔乙己穷得将要讨饭，为何还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范进在胡屠户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也不会要他接济，为什么还说“若用完了，再来向老爹讨着用”？ 范进是世故虚伪，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孔乙己被扭曲的灵魂中还留存些许善良的因子。 两篇作品除主要人物外，还以人与人的关系无情剖析了社会的病态。 范进家的众邻居，在他中举的消息传开后，送鸡送米送酒，出主意想办法为他治疯，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态度也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孔乙己周围的酒客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笑料，何哉？从范进的众邻居和胡屠户的态度变化中，如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整个社会热衷功名富贵、趋炎附势、庸俗市侩的世态人情，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范进为什么三十多年醉心于科举考试，一朝侥幸中举竟至于发疯。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咸亨酒店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是另一种灵魂的枯死，是群体的无痛苦。阔人的凶狠，穷人的麻木，正是全社会对孔乙己的步步紧逼，把孔乙己推上了死路，这就是社会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灵魂的麻木正是鲁迅竭尽毕生精力去鞭挞的。 胡屠户和酒客掌柜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艺术形象，胡屠户打耳光的滑稽表演与掌柜在粉板上写下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各有何妙处？吴敬梓用胡屠户前倨后恭的强烈对比来嘲讽整个趋炎附势的丑恶社会；鲁迅则以掌柜对十九个钱的念叨来解剖病态社会被异化的人们对于不幸者无动于衷、甚至于“在伤口上洒把盐”的人情淡薄。 两位作家分别给他们笔下的人物以不同的归宿，各有其用意所在：吴敬梓以范进中举的丑态和其它众人的狂迷，来批判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鲁迅之所以让孔乙己拖着断腿走向坟墓，而不让他中举，不让他变为丁举人之流的吃人者，为的是无情揭露整个人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爬上去的吃人（如丁举人），爬不上去的被人吃（如孔乙己）”，或者说，要么在福禄中生，要么在困顿中死，孔乙己的死是一个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怒斥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的这一主题，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已经有过深刻的反映。 那么，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何差异呢？吴敬梓如一漫画家，几笔粗线条的变形写意，信手涂抹出人物令人作呕的脸谱，如写胡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出去了”，写范进“头发都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鲁迅则如一雕刻家，对孔乙己作的是多层次的精细的雕刻，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凸现的是人物可憎可哀的神韵。《范进中举》里“十几层地狱”的笑谈，“洗下半盆猪油”的戏谑，无不体现出艺术放大式的夸张；而咸亨酒店掌柜与酒客不紧不慢的问话，也显示出鲁迅自然圆熟的技巧。又如孔乙己给酒钱时的一“排”一“摸”，如两个令人回味的慢镜头，引起的是观众对孔乙己悲剧一生的深沉思索；胡屠户接银两时的一“攥”一“舒”一“缩”一“揣”，则如几个快镜头，痛快淋漓，加强了讽刺效果。 同时，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笑”，即周围人对主人公的笑。应该说周围人对两位读书人的笑不尽相同，人们对范进的笑集中于一次完成，那就是对范进“发疯”时的滑稽相的忍不住的笑。咸亨酒店的酒客和掌柜对孔乙己的笑却是漫长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笑他不能进学——笑他偷——笑他被打折了腿，这“笑”犹如一柄无形的锐利武器逼得孔乙己步步溃退，狼狈不堪，直至死亡，这是含泪的笑。 范进和孔乙己，同为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孔乙己麻木迂腐的性格之中兼有清高傲气，偷窃懒惰的恶习之外不乏善良正直；而范进显得猥琐懦弱兼具圆滑世故。在范进的脸谱上，可贴一“丑”字；孔乙己的灵魂深处，渗透出几缕“悲”。两位作家，都奋笔抨击黑暗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吴敬梓的笔触鞭挞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病态社会。吴敬梓用夸张变形的笔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假丑恶，读来酣畅淋漓；鲁迅运用令人叹服的白描手法，对病态社会的根源，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读来沉郁含蓄。

孔乙己和范进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是受封建文化毒害的读书人，都是不会营生的牺牲品。但作为两个形象，他们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差别。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清高和自卑的比较 孔乙己虽然未曾进学，却颇有几分清高，喜欢孤芳自赏。孔乙己虽然饿得脸色青白，却始终不肯脱下又破又脏的长衫，对自己认识几个无用的废字沾沾自喜，甚至以自己是个读书人而自命不凡，别人取笑他时，他还要强辩几句：“你怎么这么凭空污人清白……”，当别人问他“当真认识字么？”他却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同时，他还固守“君子固穷”的道德理念。以上诸多分析都可以说明孔乙己自视清高。 而范进却懦弱猥琐，甘受屈辱，自卑自贱。他惧怕胡屠夫，无端遭受辱骂，却连连说道：“岳父见教的是”。在向胡屠夫借盘缠时，被胡屠夫一口淬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却只能忍气吞声、卑怯畏缩。范进的自卑自贱的性格在随着他考中举人的进程中逐渐减弱，这也只是针对胡屠夫、众邻居等一切地位比他低的人而言。我们可以推断，在高官面前，范进仍然会是一幅卑怯畏缩的奴才嘴脸。 孔乙己的清高使他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把自己的缺点当作宝贝，并固守不变，最终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而范进则只记住了八股文章，并钻入了牛角尖中，在自卑自贱中苟喘，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腐儒的代名词。 2、迂腐和圆滑的对比 孔乙己是迂腐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话语之中。孔乙己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动辄“之乎者也”。在给小孩子们分茴香豆时，他有一句经典的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陈腐的语言便是迂腐的性格的表现。孔乙己抱着过时的陈腐的观念不放，生活在一个激昂不安却已前进的社会里，难免不会显出他的迂腐可笑。孔乙己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抱残守缺的形象。 与之相对的范进却表现出了圆滑的性格，范进的这一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与张乡绅的交往中。当范进中举之后，张乡绅前来攀附，说了这么一番话：“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的回答是：“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其实范进明智张乡绅的攀附之词是无稽之谈，却以一句“幸得出老先生门下”给予了认同。这正是范进世故圆滑的表现。这在范进以后的行事中仍然随处可见。 孔乙己的迂腐是腐朽理念的表现，也是自抬身份的行为。而从范进的圆滑中可见他城府颇深，谙熟官场陋习。 3、善良和虚伪的对比 孔乙己虽然有诸多缺点，然而这个人的性格却有善良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给孩子们分茴香豆这一情节中看得出来。对于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仍然从自己的碗中分出不多的一部分茴香豆，如果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决难有这样的行为。另外，他教小伙计写字也是出于真心实意。 范进的表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当范进在胡屠夫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不会要他接济，却说了这么一句话：“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这就充分说明范进是虚伪的、狡诈的。这一性格仍然贯穿他的一生。在他母亲死后，一次与张乡绅到高要县打秋风，在宴席上不肯用银镶杯箸，以证明他对母亲的“孝顺”，却在燕窝碗里拣出一个大虾元仁子送到嘴里。这恰恰说明他是虚伪的。 孔乙己的善良为自己赢得了同情，而范进的虚伪则招来了指责。 4、自我安慰和脆弱神经的对比 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怜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他的穷困潦倒的苦相，正是他精神无所寄托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他只能退回到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中去，并在盲目的自命不凡和别人的取笑声中自我解嘲，释放心灵深处的压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自我否定，也是自我价值的彻底崩溃后的结果。 范进在科举考试中屡考屡败，心灵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考试失败一次，压力就膨胀一倍，一旦侥幸成功，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了他的神经，当下意识的痛苦一旦解脱，他就完全失掉全部精神。才会出现那种疯癫的状态。这说明范进的神经是脆弱的，精神是麻木的。 孔乙己和范进是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这与两个人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