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饮食文化"读书笔记

　　 邓仲祥整理《汪曾祺散文》"饮食文化"读书笔记

　　《家常酒菜》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

　　《写字•画画•做饭》

　　习字，除了临摹，还要多看，即“读帖”，我的字受“宋四家”（苏、黄、米、蔡）的影响，但我并未临过“宋四家”，是因为爱看，于不知不觉中受了感染。

　　写字、画画是一种内在的运动。写字，画画，都要把心沉下来，齐白石题画曰：“心闲气静时一挥。”心浮气躁时写字、画画，必不能佳。写字画画可以养性，故书画家多长寿。

　　做菜要有想象力，爱捉摸，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也需要翻翻食谱。在我所看的闲书中，食谱占一个重要地位。食谱中写的最好的，我以为还得数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这家伙确实很会吃，而且能说出个道道。如前面所说：“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实是经验的总结。“荤菜素油炒，素材荤油炒”，尤为至理名言。

　　《萝卜》

　　大抵一种东西第一回吃，总是最好的。

　　《四方食事》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好吃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成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葵•薤》

　　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

　　第一，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

　　第二，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你当然知道，我这里说的，都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

　　《吃食与文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踪迹其美学追求。北京人吃凉拌芹菜，只取嫩茎，西餐馆做罗宋汤则专要芹菜叶。人弃人取，各随尊便。

　　“文化小说”的概念颇含糊。小说重视民族文化，并从生活的深层追寻某种民族文化的“根”，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那么远，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莽莽的古文化不可。古文化荒邈难稽。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

　　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的“蕙肴蒸”，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下午六点钟，有些人心里是黄昏，有些人眼前是夕阳。金霞，紫霭，珠灰色淹没远山近水，夜当真来了，夜是黑的。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日子，每个人都年轻，充满生命力量，境遇又多优裕，所以他们做的事几乎全是从前此后人所不能做的，从政府机构、社会秩序，直到磁盘、漆盒，莫不表现其难能的健康美丽。当然最足以记录豪华的是诗。但是历史最严刻、一个最悲哀的称呼终于产生了——晚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几个人像——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出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晚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着各种幻想。

长吉七岁作诗，想属可能，如果他早生几百年，一定不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便是有“到处逢人说项斯”，恐怕肯听的人也不多。听也许是听了，听过只发出一两声叹息，还是爱莫能助。所以他一生总不得意。他的开愁歌华下作：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说的已经够惨了。沈亚之返归吴江，他竟连送行的钱都备不起，只能“歌一解以劳之”，其窘尤可想见。虽然也，长吉去“谋生”，因为当时人以犯讳相责，虽有韩愈辩护，仍不获举进士第，大概（木来）高遭嫉，弄的落拓不堪，过

“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的日子。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一团愤慨不能自已。所以他的诗里颇有“不怪”的。比如：

“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酉录)(酉酃去阝)今日酒，缃帙去时书。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

不论句法、章法、音节、辞藻，都与标准律诗相去不远，便以与老杜的作品相比，也堪左右。想来他平常也作过这类诗，想规规矩矩的应考作官，与一般读书人同出一路。

“凄凄陈述圣，披褐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

十分可信。可是：

“天眼何时开？”

他看得很清楚：

“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

只等到，

“三十未有二十余”，

依然，

“白日长饥小甲蔬”

于是，

“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

他的命运注定了去作一个诗人。

他自小身体又不好，无法“收取关山五十州”，甘心“寻章摘句老雕虫”了。韩愈、皇甫是都是“先辈”了，李长吉一生不过二十七年，自然看法不能跟他们一样，一方面也是生活所限，所以他愿完全过自己的生活。南园一十三首中有一些颇见闲适之趣。如：

“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

“ 边壤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卧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

说是谁的诗都可以，说是李长吉的诗倒反有人不相信，因为李长吉在写这些诗时，也还如普通人差不多。

虽然

“遥岚破月悬”

“长茸湿夜烟”

已经透露出一点险奇消息。这时他没有有意把自己的诗作来李长吉的样子。

他认定自己只能在诗里活下来，用诗来承载他整个生命了。他自然的作自己的诗。唐诗至于晚唐，什么形式都有一个最合适的作法，什么题目都有最好的作品。想于此才求自立，真是不大容易。他自然的另辟蹊径。

他有意藏过自己，把自己提到现实以外去，凡有哀乐不直接表现，多半借题发挥。这时他还清醒，他与诗之间还有个距离。其后他为诗所蛊惑，自己整个跳到诗里去，跟诗融成一处，诗之外再也找不到他自己了。他焉不得疯。

时代既待他这么不公平，他不免缅想往昔。诗中用古字的地方不一而足。眼前题目不能给他刺激，于是他索性全以古乐府旧调为题，有些诗分明是他自己的体，可是题目亦总喜欢弄得古色古香的，如“平城下”、“溪晚凉”、“官街鼓”，都是以“拗”令人脱离现实的办法。

他自己穷困，因此恨极穷困。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他喜欢写宫廷事情，他绝不允许自己有一分寒伧气。其贵族处尤不在其富丽的典实藻绘，在他的境界。我每读到：

“腰围白玉冷”，觉得没有第二句话更可写出《贵公子夜阑》了。

他甚至于天上些多玩意，《梦天》、《天上谣》。都是前此没听见说过的。至于神，那更是他心向往之的了。所以后来有“玉楼赴会”附会故事正不足怪。

凡此都是他的逃避办法，不过他逃不出此一个世界，于另一世界何尝真能满足。在许多空虚东西营养之后，当然不会正常。这正如服寒食散求长生一样，其结果是死得古里古怪。说李长吉呕心，一点不夸张。他真如千年老狐，吐出灵丹便无法再活了。

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一个人的口味最好要杂一点。

如果说我从《五味》中学到了什么，那么应该是从这句话开始说起。

《五味》是庆送的生日礼物，大概因为我是吃货的缘故。

读的依旧慢，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但已经是我读的最快的一本书了。一是因为这本书并不厚，全篇也只有两百来页。二是因为，这本书当真有趣，记录了全国各地许多有意思的饮食，有的还介绍了详细的做法。

有一篇介绍口蘑的，口蘑去除泥沙要用筷子反复搅打，用手揉搓，泥沙则会嵌入口蘑肉中。这和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看到的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我在网上搜索书中反复出现的《随园食单》时，看到陈晓卿作序推荐的版本。心中就想，没准他也是看过汪老的书的。

只是写《随园食单》的大才子袁枚却还不被汪老承认是“吃货”，因为袁枚虽说会吃，但自己并不会做。

同样的还有苏东坡，在汪老看来苏东坡只是喜欢吃猪肉，再加上宋朝人饮食本就平淡，苏东坡想是也没吃过多少好吃的。

《五味》这本书以谈吃为主，但要归类于文学著作，汪老的文字自然，不卖弄，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读来让人觉得平淡却有趣。

《故乡的食物》中，炒米、咸菜、咸鸭蛋、只是简简单单的食物，但都是汪老小时候常吃的食粮，读来充满了汪老浓烈的思乡之情。

炒米也是我小时候常吃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炒一些，封在坛子里。按汪老说的，炒米不算主食，只是一种应急食物。肚子饿的时候，恰又不到吃饭的时间，便用那种老式的搪瓷杯子装上半杯子，用开水冲泡，加上点红糖。现在想起，舌尖上会萦绕着那种甜甜的滋味。

《鱼我所欲也》中有这么一段：

一九三八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鯚花鱼。活鳜鱼，重三斤，加花刀，在大油锅中炸熟，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和我一同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受申。汪兰生、董受申都去世多年了。

这段描写鳜鱼只寥寥数语，描写表弟小叔也只寥寥数语，读着却让我叹息不已，有感人生不再。可见最深的感情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文字来讲述。

这篇文章是汪老九二年写的，想到汪老九七年就已去世，不禁有些悲伤。

说一下开头吧：

汪老说，一个人的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点，能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口味杂一点，是因为我们难免会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若吃不惯那里的饮食可就麻烦了。比如内蒙的羊贝子，整羊放进大锅里，只以清水煮30分钟，完后用刀子割肉吃。和汪老一同体验生活的人都吃不惯，汪老却能甘之若饴。我读到这里也心生向往之。

我的口味应该算杂的。

昨天听学校里的外教说，他会做chicken curry鸡肉咖喱。顿时想到在孟加拉的时候吃到的。

这道菜我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大概就是鸡块煮熟，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咖喱。一起的同事有点吃不惯，我却吃的颇为香甜。

说起来以前在长沙上班的时候，公司管饭，只不过并不好吃，许多同事选择外卖。我却不太在意，每次一大碗，吃的干干净净。有同事说看到我吃饭就觉得特别有胃口。

这两年来去的地方多了些，每到一个地方都必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食物。

在山东吃大馒头，北方的馒头不像南方那样绵软，拿在手上有点沉甸甸的感觉，咬着颇有嚼劲，面香也比南方的更为浓郁。

去河南吃了桶子鸡，做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桶子鸡做时是不开膛的，圆圆滚滚的，故称桶子鸡。鸡肉紧实，颇有韧劲，连皮一块嚼，咸香脆爽，越嚼越香。我回家时特地带了一只给父母，他们却吃不大惯，说肉太紧了，还别出心裁的放锅里煮，煮了许久也煮不烂。

到杭州吃了叫花鸡，东坡肉。东坡肉尚可，叫花鸡却并不如传闻的那般出色，不知是不是没有吃到正宗的缘故。去开封吃了灌汤包，滋味也确实不错，只不过也并不如在电视中看到的那般汤汁充盈。大概电视里的那种更高档一点。

汪老笔下出现的最多的应该是昆明的各种吃食，应该是他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原因。过桥米线，汽锅鸡，到各种菌子，水果，描写的最为全面。我有一次经过昆明，只在机场吃过一次过桥米线，算是遗憾。

只是汪老笔下的昆明美食我应该是吃不到了，如他所说原来的汽锅鸡只选用正宗的武定壮鸡，如今却是什么鸡都用滋味算是更加大众，但失了些纯粹，未免不美。

耳音要好一点，这点我不行，倒是挺佩服汪涵，他不光能听懂，还能说，这就了不得了。

当然耳音差一点也不打紧，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这点和之前看的《谈美书简》中孟实先生说的趣味是一致的。各种东西都去尝试一些，发现不一样的，对生活的体味也会更多一些。

读完这本书有点失落的是，并没有看到关于湖南菜的描写，提到过几次也不太正确，比如说湖南的米粉多是宽且扁的。湖南米粉是圆的和宽的并存，各地的米粉也多不相同。

这是受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倒不足为怪。倒是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总之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吧。

最近上映的《无问西东》看了吗？

昨晚一个人去**院看的，散场的时候已经10点半，在冬日深夜的寒气里走回家，路上想起了很多事情，很多关于人生的意义。（此文不表）

**中印象最深刻一段来自于西南联大。

这是一段被时代浪潮裹挟跌宕，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时光。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听起来就像是天堂的模样。

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这本书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了西南联大的故事，**中沈光耀在“跑警报”的时候煮莲子汤就源自于这里。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来自于书中的各位教授们。摘录两篇于下：

《西南联大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闻一多先生上课》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