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饮食文化"读书笔记

《汪曾祺散文》"饮食文化"读书笔记,第1张

   邓仲祥整理《汪曾祺散文》"饮食文化"读书笔记

  《家常酒菜》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

  《写字•画画•做饭》

  习字,除了临摹,还要多看,即“读帖”,我的字受“宋四家”(苏、黄、米、蔡)的影响,但我并未临过“宋四家”,是因为爱看,于不知不觉中受了感染。

  写字、画画是一种内在的运动。写字,画画,都要把心沉下来,齐白石题画曰:“心闲气静时一挥。”心浮气躁时写字、画画,必不能佳。写字画画可以养性,故书画家多长寿。

  做菜要有想象力,爱捉摸,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也需要翻翻食谱。在我所看的闲书中,食谱占一个重要地位。食谱中写的最好的,我以为还得数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这家伙确实很会吃,而且能说出个道道。如前面所说:“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实是经验的总结。“荤菜素油炒,素材荤油炒”,尤为至理名言。

  《萝卜》

  大抵一种东西第一回吃,总是最好的。

  《四方食事》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好吃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成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葵•薤》

  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

  第一,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

  第二,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你当然知道,我这里说的,都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

  《吃食与文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踪迹其美学追求。北京人吃凉拌芹菜,只取嫩茎,西餐馆做罗宋汤则专要芹菜叶。人弃人取,各随尊便。

  “文化小说”的概念颇含糊。小说重视民族文化,并从生活的深层追寻某种民族文化的“根”,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那么远,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莽莽的古文化不可。古文化荒邈难稽。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

  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的“蕙肴蒸”,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下午六点钟,有些人心里是黄昏,有些人眼前是夕阳。金霞,紫霭,珠灰色淹没远山近水,夜当真来了,夜是黑的。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日子,每个人都年轻,充满生命力量,境遇又多优裕,所以他们做的事几乎全是从前此后人所不能做的,从政府机构、社会秩序,直到磁盘、漆盒,莫不表现其难能的健康美丽。当然最足以记录豪华的是诗。但是历史最严刻、一个最悲哀的称呼终于产生了——晚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几个人像——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出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晚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着各种幻想。

长吉七岁作诗,想属可能,如果他早生几百年,一定不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便是有“到处逢人说项斯”,恐怕肯听的人也不多。听也许是听了,听过只发出一两声叹息,还是爱莫能助。所以他一生总不得意。他的开愁歌华下作: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说的已经够惨了。沈亚之返归吴江,他竟连送行的钱都备不起,只能“歌一解以劳之”,其窘尤可想见。虽然也,长吉去“谋生”,因为当时人以犯讳相责,虽有韩愈辩护,仍不获举进士第,大概(木来)高遭嫉,弄的落拓不堪,过

“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的日子。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一团愤慨不能自已。所以他的诗里颇有“不怪”的。比如:

“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酉录)(酉酃去阝)今日酒,缃帙去时书。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

不论句法、章法、音节、辞藻,都与标准律诗相去不远,便以与老杜的作品相比,也堪左右。想来他平常也作过这类诗,想规规矩矩的应考作官,与一般读书人同出一路。

“凄凄陈述圣,披褐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

十分可信。可是:

“天眼何时开?”

他看得很清楚:

“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

只等到,

“三十未有二十余”,

依然,

“白日长饥小甲蔬”

于是,

“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

他的命运注定了去作一个诗人。

他自小身体又不好,无法“收取关山五十州”,甘心“寻章摘句老雕虫”了。韩愈、皇甫是都是“先辈”了,李长吉一生不过二十七年,自然看法不能跟他们一样,一方面也是生活所限,所以他愿完全过自己的生活。南园一十三首中有一些颇见闲适之趣。如:

“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

“ 边壤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卧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

说是谁的诗都可以,说是李长吉的诗倒反有人不相信,因为李长吉在写这些诗时,也还如普通人差不多。

虽然

“遥岚破月悬”

“长茸湿夜烟”

已经透露出一点险奇消息。这时他没有有意把自己的诗作来李长吉的样子。

他认定自己只能在诗里活下来,用诗来承载他整个生命了。他自然的作自己的诗。唐诗至于晚唐,什么形式都有一个最合适的作法,什么题目都有最好的作品。想于此才求自立,真是不大容易。他自然的另辟蹊径。

他有意藏过自己,把自己提到现实以外去,凡有哀乐不直接表现,多半借题发挥。这时他还清醒,他与诗之间还有个距离。其后他为诗所蛊惑,自己整个跳到诗里去,跟诗融成一处,诗之外再也找不到他自己了。他焉不得疯。

时代既待他这么不公平,他不免缅想往昔。诗中用古字的地方不一而足。眼前题目不能给他刺激,于是他索性全以古乐府旧调为题,有些诗分明是他自己的体,可是题目亦总喜欢弄得古色古香的,如“平城下”、“溪晚凉”、“官街鼓”,都是以“拗”令人脱离现实的办法。

他自己穷困,因此恨极穷困。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他喜欢写宫廷事情,他绝不允许自己有一分寒伧气。其贵族处尤不在其富丽的典实藻绘,在他的境界。我每读到:

“腰围白玉冷”,觉得没有第二句话更可写出《贵公子夜阑》了。

他甚至于天上些多玩意,《梦天》、《天上谣》。都是前此没听见说过的。至于神,那更是他心向往之的了。所以后来有“玉楼赴会”附会故事正不足怪。

凡此都是他的逃避办法,不过他逃不出此一个世界,于另一世界何尝真能满足。在许多空虚东西营养之后,当然不会正常。这正如服寒食散求长生一样,其结果是死得古里古怪。说李长吉呕心,一点不夸张。他真如千年老狐,吐出灵丹便无法再活了。

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一个人的口味最好要杂一点。

如果说我从《五味》中学到了什么,那么应该是从这句话开始说起。

《五味》是庆送的生日礼物,大概因为我是吃货的缘故。

读的依旧慢,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但已经是我读的最快的一本书了。一是因为这本书并不厚,全篇也只有两百来页。二是因为,这本书当真有趣,记录了全国各地许多有意思的饮食,有的还介绍了详细的做法。

有一篇介绍口蘑的,口蘑去除泥沙要用筷子反复搅打,用手揉搓,泥沙则会嵌入口蘑肉中。这和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看到的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我在网上搜索书中反复出现的《随园食单》时,看到陈晓卿作序推荐的版本。心中就想,没准他也是看过汪老的书的。

只是写《随园食单》的大才子袁枚却还不被汪老承认是“吃货”,因为袁枚虽说会吃,但自己并不会做。

同样的还有苏东坡,在汪老看来苏东坡只是喜欢吃猪肉,再加上宋朝人饮食本就平淡,苏东坡想是也没吃过多少好吃的。

《五味》这本书以谈吃为主,但要归类于文学著作,汪老的文字自然,不卖弄,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读来让人觉得平淡却有趣。

《故乡的食物》中,炒米、咸菜、咸鸭蛋、只是简简单单的食物,但都是汪老小时候常吃的食粮,读来充满了汪老浓烈的思乡之情。

炒米也是我小时候常吃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炒一些,封在坛子里。按汪老说的,炒米不算主食,只是一种应急食物。肚子饿的时候,恰又不到吃饭的时间,便用那种老式的搪瓷杯子装上半杯子,用开水冲泡,加上点红糖。现在想起,舌尖上会萦绕着那种甜甜的滋味。

《鱼我所欲也》中有这么一段:

一九三八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鯚花鱼。活鳜鱼,重三斤,加花刀,在大油锅中炸熟,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和我一同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受申。汪兰生、董受申都去世多年了。

这段描写鳜鱼只寥寥数语,描写表弟小叔也只寥寥数语,读着却让我叹息不已,有感人生不再。可见最深的感情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文字来讲述。

这篇文章是汪老九二年写的,想到汪老九七年就已去世,不禁有些悲伤。

说一下开头吧:

汪老说,一个人的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点,能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口味杂一点,是因为我们难免会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若吃不惯那里的饮食可就麻烦了。比如内蒙的羊贝子,整羊放进大锅里,只以清水煮30分钟,完后用刀子割肉吃。和汪老一同体验生活的人都吃不惯,汪老却能甘之若饴。我读到这里也心生向往之。

我的口味应该算杂的。

昨天听学校里的外教说,他会做chicken curry鸡肉咖喱。顿时想到在孟加拉的时候吃到的。

这道菜我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大概就是鸡块煮熟,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咖喱。一起的同事有点吃不惯,我却吃的颇为香甜。

说起来以前在长沙上班的时候,公司管饭,只不过并不好吃,许多同事选择外卖。我却不太在意,每次一大碗,吃的干干净净。有同事说看到我吃饭就觉得特别有胃口。

这两年来去的地方多了些,每到一个地方都必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食物。

在山东吃大馒头,北方的馒头不像南方那样绵软,拿在手上有点沉甸甸的感觉,咬着颇有嚼劲,面香也比南方的更为浓郁。

去河南吃了桶子鸡,做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桶子鸡做时是不开膛的,圆圆滚滚的,故称桶子鸡。鸡肉紧实,颇有韧劲,连皮一块嚼,咸香脆爽,越嚼越香。我回家时特地带了一只给父母,他们却吃不大惯,说肉太紧了,还别出心裁的放锅里煮,煮了许久也煮不烂。

到杭州吃了叫花鸡,东坡肉。东坡肉尚可,叫花鸡却并不如传闻的那般出色,不知是不是没有吃到正宗的缘故。去开封吃了灌汤包,滋味也确实不错,只不过也并不如在电视中看到的那般汤汁充盈。大概电视里的那种更高档一点。

汪老笔下出现的最多的应该是昆明的各种吃食,应该是他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原因。过桥米线,汽锅鸡,到各种菌子,水果,描写的最为全面。我有一次经过昆明,只在机场吃过一次过桥米线,算是遗憾。

只是汪老笔下的昆明美食我应该是吃不到了,如他所说原来的汽锅鸡只选用正宗的武定壮鸡,如今却是什么鸡都用滋味算是更加大众,但失了些纯粹,未免不美。

耳音要好一点,这点我不行,倒是挺佩服汪涵,他不光能听懂,还能说,这就了不得了。

当然耳音差一点也不打紧,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这点和之前看的《谈美书简》中孟实先生说的趣味是一致的。各种东西都去尝试一些,发现不一样的,对生活的体味也会更多一些。

读完这本书有点失落的是,并没有看到关于湖南菜的描写,提到过几次也不太正确,比如说湖南的米粉多是宽且扁的。湖南米粉是圆的和宽的并存,各地的米粉也多不相同。

这是受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倒不足为怪。倒是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总之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吧。

最近上映的《无问西东》看了吗?

昨晚一个人去**院看的,散场的时候已经10点半,在冬日深夜的寒气里走回家,路上想起了很多事情,很多关于人生的意义。(此文不表)

**中印象最深刻一段来自于西南联大。

这是一段被时代浪潮裹挟跌宕,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时光。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听起来就像是天堂的模样。

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这本书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了西南联大的故事,**中沈光耀在“跑警报”的时候煮莲子汤就源自于这里。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来自于书中的各位教授们。摘录两篇于下:

《西南联大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闻一多先生上课》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原文地址:https://hunlipic.com/lianai/8221731.html

(0)
打赏 微信扫一扫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支付宝扫一扫
上一篇 2023-09-14
下一篇2023-09-14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

评论列表(0条)

    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