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这门学科,主要是研究寄生虫的生命规律及控制寄生虫病手段,为动物生产服务,同时也为保障人民健康服务。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孔繁瑶主要从事马属动物和反刍兽线虫的分类学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检查核对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原来分类中的某些混乱,进而吸引着他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马属动物圆线虫的地理分布和广义盅口属的分类方面,取得了国内外最系统完整的资料,并发现一些新种和建立了新属;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叶尔绍夫、荷兰依莱、美国麦肯塔等权威人士的见解,1960-1964年发表在《畜牧兽医学报》和《动物学报》上的论文走出国门,进入了国际文摘。尽管“文革”10年,孔繁瑶和许多学者一样不得不中断研究,但他已取得的成果,特别是他对广义盅口属分类的修订见解和方案,已为国际上许多学者所承认和采纳。1972年,美国农业研究中心寄生虫分类与地理分布研究室主任李奇顿费尔博士发表一篇文章,引用了孔繁瑶的观点。他是看到孔繁瑶的文章后,请华人为之译成英文,并认同了他的观点,只在命名上作了少许修订;在他1975年所著的《马的蠕虫》一书中,把荷兰的依莱(1922)、苏联的叶尔绍夫(1943)、美国的麦肯塔(1951)、中国的孔繁瑶(1964)排列在一起,同为此方面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者。1995年7月,全美寄生虫学会和全美兽医寄生虫学会联合年会上,会议大厅内展出了72 位世界知名寄生虫学家照片,在美留学的北京农业大学学子白广星、唐建明十分激动、十分自豪地在孔繁瑶像前合影留念,并在照片后题字——“奇妙的邂逅”。1980年,孔繁瑶主持的“中国马属动物圆线虫的地理分布和广义盅口属的分类修订”项目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由于长期潜心研究,孔繁瑶对兽医领域的整体发展和寄生虫学各分枝的发展均有较为清醒的认识。80年代以后,他在国内率先带领研究生进行了线虫体外培养、球虫的生活史、生化及电镜结构和锥虫的免疫与地理株的研究,使我国的寄生虫研究由形态描述发展到实验研究与分子寄生虫学阶段,为探索线虫的免疫、药物筛选、抗药性测定以及线虫生理生化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在担任兽医系系主任期间,他作风民主,领导班子团结合作,使该系工作大有起色。在科研工作上,他有远见,善于抓苗头。当时,实验动物科学在我国农业系统是一门新兴学科,基础相当薄弱,急需迎头赶上。他抓住这一新的课题,组织班子,成立实验动物教研组,承担农牧渔业部委托农大组建农业生物实验动物中心的任务,筹划成立农业实验动物专业,并于1985年开始招生。
继而,他又带领研究生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寄生虫学,在虫株演化、锥虫免疫、蜱免疫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孔繁瑶带领同仁较快、较早地把握,跟踪了时代潮流。
作为学术带头人,他治学严谨,作风正派。不仅自己提出新观点非常慎重,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提出的学术新概念,也在给以鼓励的同时,要求全面地查资料,把工作做实做细。在科研经费使用上,买仪器、试剂他从不吝啬,但绝不用于请客吃饭之类。他与本专业同仁共同努力,承担了多项农业部重点、博士点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年中有11项科研成果荣获省部级奖励,如他主持的“宁夏固原地区寄生虫线虫区系分类研究”获宁夏人民政府1986年科技成果二等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在“北京鸭毁灭泰泽球虫和菲莱氏温扬球虫的生活史、生物学、病理学、诊断和防治”研究中,首次详尽地研究了两属两种球虫的内生发育及其致病性,并在防治工作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获得1983年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北京农业大学兽医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于1988年被国家教委列为全国重点学科。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孔繁瑶较早地开拓了国内植物线虫的研究领域。1966年,由著名植病学家林传光教授推荐,孔繁瑶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研究生班进修植物与土壤线虫学。夜以继日的学习为他后来的植物线虫学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农科院和林科院都有人选修他的植物线虫学课程。植物线虫寄生在植物的组织和根部的土壤中,对农作物和树木危害很大,南京中山陵的松树就受到松材线虫严重危害,孔繁瑶指导研究生运用线粒体DNA研究松材线虫的虫株演化,探求防治方法,为农林业生产服务。
孔繁瑶著有《家畜寄生虫学与侵袭病实验指导》(主编)、与熊大仕教授共同主编的《家畜寄生虫与侵袭病学》和《家畜寄生虫学》(主编)等书,发表有关线虫、原虫等方面论文60余篇。
孔繁瑶的学识和教学效果,在农大和兽医学界有口皆碑。不仅校内学生爱听他的课,校外也有许多相关专业的学生选修他的课。他过去的学生有的如今已是教授了,孔繁瑶的课也已听过几遍,但现在有时间仍去听,一方面重温他的教诲,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教学的启发。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而近些年在高校中,教学往往不如科研受重视。孔繁瑶一直十分重视教学,他认为:教学和科研是一名教授必备的两个条件,搞科研可以提高学术水平,使教学具有启发性、弹性和外延性。但只搞科研不搞教学便不能称之为教授。他考虑,从短期看,科研比教学易见到效果,有经费,有奖励,看得见摸得着;但从长远来讲,教学的社会效益比科研要大。特别是目前的“短线”科研,往往难以取得世界级的学术水平,而期望其转化为生产力,则往往比研究期限还长;而精心培养的人才一批批走向社会,15年,20年,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更大。当然,良好教育效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要靠集体的力量。因此,大学应该给教学以足够的关注,使更多的人真正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几十年来,在寄生虫学、植物与土壤线虫学、寄生虫学实验技术、寄生虫专题等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中,孔繁瑶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使学生受益匪浅。他讲课的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适当穿插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国际上的科学发现和谬误的产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往往是口里讲着,同时在黑板上写出了寄生虫的拉丁文名称,勾画出寄生虫和家畜的形态,并用红笔点出寄生虫在家畜体内寄生的部位。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把原本很枯燥的课讲活了。难怪很多人都说:听孔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正是在这种艺术享受之中,他们学到了知识,开阔了思路,懂得了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
他很替学生考虑,珍惜学生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利用较短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技能和思路。在传授知识中蕴含思想品德的熏陶、科学思维的启迪是孔繁瑶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比如他讲疟原虫,从19世纪90年代对疟原虫的科学认识开始,及传播媒介的发现到20世纪前10个年头(1902-1907年)科学家们荣获两项诺贝尔医学奖的一段历史,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重大成就是知识的积累,由量的积累达到认识的飞跃。教育学生搞研究要踏实,老实,要有坚实的功底。研究生们反映:听孔先生的课,不仅丰富了知识储备,增强了科学胆略和选题的艺术,而且还提高了哲学思想水平,树立了正确的思维方法。
孔繁瑶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律己颇严。他上课、开会从不迟到。由于兼任社会工作较多,有时白天出去开会,晚上便赶回学校给学生补课;每逢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之际,院里总是请他给学生作报告,因为他知识面广,阅历丰富,讲演结合实际而又生动风趣,无空话、套话,学生们都很爱听,教育效果十分显著。孔繁瑶1984年被评为农牧渔业部部属重点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师,他主编的《家畜寄生虫学》荣获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优秀教材在全国用了17年。孔繁瑶还有一本中、英文并举兼具图形的备课手稿,硕士生课程用的《寄生虫学》,内容已超出兽医范围,被他的学生、现任动物医学院副院长汪明看到后,拿去胶印,研究生们都觉得这本教材基础性很强,很珍贵。
几代学子对孔繁瑶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宽厚。他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年轻时,在华北运动会上曾夺得青年男子组800 米田径赛第一名。他喜欢书法、绘画、诗词,喜欢静静地读书。不论是学生还是同事,在别人那儿谈不明白的事都愿意找他谈。他修养极好,从不厌烦。与他谈话都觉得轻松、愉悦,启发思考。林昆华教授说:我从学生时代接触孔先生以及后来一起工作37年,从没见他跟谁发过火。有时学生做错了事,他总是耐心地讲道理,指出正确的做法,使人心悦诚服。因此学生、同事都很敬重他。孔繁瑶对研究生的论文修改非常细致,不仅做专业上的修改,连文字甚至标点的错误都给改过来。他培养研究生近20名,他们均学有所成,其中有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有的科研成果已获部级奖励。有的在国外继续深造或谋求新的发展;有的在国内教学、科研中已成为业务骨干和领导。
孔繁瑶还为整个寄生虫学界的师资队伍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1955年,孔繁瑶作为熊大仕教授和当时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叶尔绍夫教授的主要助手,协助两位教授,举办了全国寄生虫学师资讲习班(包括医学院、综合性大学和中科院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普及寄生虫学知识和技术、培养寄生虫学专门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后,百业待兴。高校和科研单位队伍遭受摧残的危机已显露出来,许多搞寄生虫的人对国际进展知之甚少,有些不知所措。在农业部科技司和教育司的支持下,孔繁瑶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先后组织开办了5次培训班,参加者以农口为主,也有生物学界和医学界的。当时农大刚迁回北京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孔繁瑶不仅承担了组织工作,还亲自授课,介绍国际上寄生虫学的发展。为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培训了300 多名业务骨干,推动了我国寄生虫学的发展。
孔繁瑶作为早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和兽医组召集人,参与兽医研究生教育学科点的规划和建设,参与兽医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评议工作,主持拟定了兽医寄生虫学硕士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1984年,孔繁瑶应邀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热带兽医教育国际讨论会”,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兽医教育”的主题发言,全面介绍了中国兽医教育的体制、规模和特点,引起与会各国代表极大的兴趣。他的发言稿全文载入大会出版的《热带兽医教育》一书中。1987年,在加拿大举行的23届世界兽医大会上,孔繁瑶应大会组织者之一美国普渡大学教授SMD戛法的邀请,作了“中国兽医教育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专题书面发言,再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兽医教育。这次虽然由于经费问题而没有赴会,但仍获得大会颁发的贡献奖。
在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一直不负众望,尽职尽责。1996年12月,他的“在农村开展防治猪囊虫病的科普教育”提案,成为在有1943位委员参与的8489件立案中评选出的125件优秀提案中的一员,《人民政协报》1997年2月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对孔繁瑶的提案进行了报道。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年逾古稀的孔繁瑶仍精力充沛地活跃在研究生讲坛上。一年100多学时,依然总是白大褂、白帽子,规范,准时,一丝不苟。更令人欣慰的是,已有青年教师一直在听他的课,准备接他的班,并立题研究他的教学体系,以便使之得到发扬光大。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看到这熟悉的歌词,你脑海中是不是已经响起熟悉的旋律?这首三毛填词的《橄榄树》曾经风靡一时,它空灵澄澈,透着点淡淡的忧伤,很契合三毛的气质,歌词的内容也与三毛的经历吻合。
说起作家三毛,大概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为了追寻心中的橄榄树,她一直在流浪,漫游在西班牙、德国和美国等国家,还曾在撒哈拉沙漠定居数十年,写的撒哈拉的故事让无数人心向往之。
流浪作家三毛的名字,很多人耳熟能详,但说到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大概不多吧?伊丽莎白·毕肖普是美国现代诗人,被称为艾米莉·狄金森之后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之一。
她尚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五岁的时候,母亲被送往精神病院。在此后的日子里,毕肖普辗转被外祖父母和祖父母、叔伯等人抚养。
成年以后,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流浪和漫游,她在美国各地定居过,还去过法国、墨西哥、巴西等地,晚年后应哈佛大学之邀,回到美国任教。她有种行吟诗人的气质,其流浪和写作的经历,和我国的三毛很像,我认为她就是“美国版的三毛”。
最近读她的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读到许多精妙的句子,甚是喜欢。她的诗舒缓缤纷,节制澄澈,非常具有个人特色。大概因为常年旅游,见多识广,她的诗有一种博物志的视野,意象丰富,取譬新奇,经常会让我邂逅很多绝妙的句子。比如,在《小练习》中,她说,
“想想风暴不安地在天空徘徊/像一只狗寻找入睡的地方,/听听它的咆哮。
想想林荫路,想想小棕榈树/都被捆成一束束,骤然彰显/像一撮跛行的鱼骨。”
风暴像咆哮的狗,一排排的小棕榈树像跛行的鱼骨,是不是新奇有趣、让人印象深刻?反正我读到这两句,就忍不住停下来,划线,反复吟咏。
在《早餐奇迹》中,她说,“太阳的一只脚/立稳在河面一道悠长的涟漪上。”是不是很有画面感?读到这句,我就想到太阳初升时候,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涟漪上都泛着金光的景象,与此同时,还会想到中国神话中三足金乌鸟的传说。
伊丽莎白·毕肖普属于苦吟诗人,她笃信“一种忘我的、完全无用的专注”,为寻觅一句佳句,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很有我国古代苦吟诗人贾岛的风范。因为这种谨慎节制的创作态度,她一生发表的诗作不算多,总共大概有百余首,诗集薄得有点尴尬。但她的处女作《北与南》出版后,就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
她陆续获得过许多知名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两次)、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纽斯塔国际文学奖等,她还曾担任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俗称的美国桂冠诗人)、哈佛驻校诗人等职位。
可以说,她是诗界“少而精”的代表人物。最近读的这本《唯有孤独恒常如新》,囊括了她大部分的诗作。我喜欢她写的关于旅行的诗,从这些诗中,可以管窥她的经历,对周围世界的洞察,以及对于旅行的态度和反思。
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成长经历可以说颠沛流离,她于1911年2月8日出生于麻省伍斯特,八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五岁的时候,母亲被送到新斯科舍达特茅斯的精神病院,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跟母亲相见。
父死母病,毕肖普被送到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农场,跟随外祖父母生活,不久后,祖父母取得了监护权,将她接回到美国的伍斯特。祖父母家庭条件更好,但毕肖普并不快乐,她很怀念外祖父母。这段和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患上了慢性哮喘病,这个病几乎伴随她一生。
后来,祖父母意识到,毕肖普好像不太喜欢跟他们生活,于是,他们将毕肖普送到她的大姨母家里,大姨母家境一般,还在租房住。毕肖普的教育费和生活费,仍旧由祖父母负担。
童年的经历对人的影响重大,在最需要父母关爱和安全感的年龄段,毕肖普被迫在几个抚养者之间辗转,这种漂泊无依、动荡不安的日子,对她的心理和性格形成都会有影响。大概她觉得心无所依,没有羁绊,到哪里都是流浪,所以成年以后,也选择过四处漫游和旅行的日子。
20世纪30年代,毕肖普从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后,她和大学女友路易斯·克莱恩在美国最南端的基维斯特岛同居。
1951年,她得到一笔旅行基金,前往南美的巴西。原本只打算呆两周的毕肖普,因为邂逅了恋人萝塔,将在巴西呆的时间延长到15年,她在彼得罗波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等地,和萝塔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后来返回美国后,她居住在缅因州的北海芬小镇,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个夏天,值得安慰的是,她当时的女友爱丽丝·梅斯索菲一直陪伴在侧。
纵观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一生,可以说是漫游和漂泊的一生,自幼就失去父母的庇护,让她漂泊无依没有根。这种漫游的日子,于她而言,也是无奈之举吧。四处旅游非她所愿,她对亲情充满渴望,经常会感到透骨的孤独,在给友人洛威尔的信中,她说,“你为我写墓志铭时一定要说,这儿躺着全世界最孤独的人。”读来让人动容。
这些旅行和漫游的经历,给她带来了丰富的馈赠。那些旅途的见闻,经历的事情,认识的人,都是她创作的素材,这些经历沉淀下来,塑造了她的内在,构建了她的世界观,也影响着她的诗歌创作的风格。
伊丽莎白·毕肖普四处旅行的经历,充实她的写作素材库,她创作了大量和旅行相关的诗歌。她诗作中常见旅行主题有:地图,海陆,旅行,睡眠,以及相关的城市等等。
她在《地图》中说,
“绘入地图的水域比陆地更安静,/它们把自身波浪的构造借给陆地:/挪威的野兔在惊惧中向南跑去,/纵剖图测量着大海,那儿是陆地所在。/国土可否自行选择色彩,还是听从分派?/——哪种颜色最适合其性格,最适合当地的水域。/地形学不会偏袒;北方和西方一样近。/比历史学家更精微的,是地图绘制者的色彩。”
这是她的首部诗集《北与南》中的开篇,为后续的诗作奠定了基调。地图不仅是指路的工具,更有很深的象征意义,隐喻着人生的出发和抵达。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可以找到很多地点,在后续的篇章中,毕肖普写到马萨诸州的海滨小镇,写到拉布拉多某片北方港湾,写到巴黎的早晨,写到奥尔良的码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地图”的延伸。
她生活以及旅行过的城市,大部分都在海边,所以海洋、陆地、海岛等意象,在她的诗中也很常见。我很喜欢这首《北海芬》,这是为悼念好朋友洛威尔而写的,诗写得非常舒缓节制,诗的后半部分回忆了和洛威尔相处的点滴,透露着淡淡的悲伤,前半部分的景物描写宁静优美,让人心向往之。我非常喜欢这段诗,
“这个月,我们钟爱的一座岛上鲜花盛开:/毛茛、朝颜剪秋萝、深紫豌豆花,/山柳菊仍在灼烧,雏菊斑斓,小米草,/馥郁的蓬子菜那白热的星辰,/还有更多花朵重返,将草甸涂抹得欢快。
金翅雀归来,或其他类似的飞禽,/白喉雀五个音节的歌谣,/如泣如诉,把眼泪带入眼中。/大自然重复自身,或几乎是这样:/重复、重复、重复;修改、修改、修改。”
边读诗,眼前仿佛就能看到那些美丽的花儿次第开放,争先恐后,热热闹闹,又五彩缤纷。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毕肖普诗歌的风格:节制舒缓,缤纷冷凝,读完让人忍不住在心里反复吟咏。这样舒缓优美的句子,在诗集中俯拾即是。
读毕肖普的诗,仿佛在跟着她旅行,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两千多幅插图和一套完整的索引》中,她说,
“在沃吕比利斯,美丽的**/分割着马赛克砖;肥胖的老导游挤眉弄眼。/在丁格尔港湾,一长溜儿的金色黄昏中/腐烂的船骸高举着不断滴水的绒棉。/英国女人斟着茶,告诉我们/公爵夫人即将生产。/在马拉喀什的青楼/痘痕斑斑的雏妓/在她们的头顶稳着茶盘/跳起肚皮舞;她们咯咯笑着/赤身露体,蜂拥至我们膝前,/索要香烟。”
短短几句,刻画出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摩洛哥的异域风情,爱尔兰优美的海港,挤眉弄眼的老导游,卖弄风情的雏妓……这些画面一一在眼前闪过,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她写睡眠也非常别致,大概旅行的人,因为环境、时间的变化,睡眠也会成为一个困扰。她有一首《站着入眠》的诗,造境之奇特,让人击节赞叹。她说,
“当我们躺下入眠,世界偏离一半/转过黑暗的九十度,/书桌躺在墙壁上/白日里斜卧的思想/上升,当别的事物下降,/起立制造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
梦境的装甲车,密谋让我们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在它的边缘发出突突声/全副伪装,随时准备涉过/最湍急的溪流,或爬上剥落的/页岩的矿层,当杯盘与礼服窸窣作响。”
失眠的人总会有很多奇想,当我们躺着入眠的时候,眼中的世界发生偏离,紧靠着墙壁的书桌,像是躺在墙壁上。毕肖普打造了一个新奇,倒置的世界,供自己去想象驰骋。类似的诗作还有《睡在天花板上》、《失眠》、《爱情躺卧入眠》等等。
总之,旅行以及旅行中发生的事情,在旅途中的所思所想,是毕肖普创作的重要来源,而她也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力,赋予这些事物独特的意义,带着毕肖普强烈的个人风格。
曾几何时,网络上风靡着这样的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近几年来,旅行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赋予旅行很多重要的意义:可以增长见识,可以升华灵魂,可以拓展你的社交圈……
在网上动辄就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女孩子要多旅行,增长见识才不会被人骗。与其贷款买房,不如把钱拿去环游世界,等等。旅行固然有很多好处,但真的就包治百病吗?
毕肖普的一生几乎都在路上,她过的大概是很多人向往的日子: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尽管是旅游达人,但她对旅行却抱持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在很多诗作中,她都反思过旅行的作用。在《抵达圣图斯》中,她说,
“哦,游客,/这国家难道就打算如此回答你?
你和你颐指气使的要求:要一个迥异的世界/一种更好的生活,还要求最终全然理解/这两者,并且是立刻理解/在长达十八天的悬空期后?”
当你到达了一个新地方,就能过上迥异于平常的生活吗?当你逃离自己熟悉的地方,真的就能摆脱旧的桎梏吗?毕肖普的诘问,让人深思。
她出版的第三部诗集就叫《旅行的问题》,诗集中有一首同名诗,深切地阐释了毕肖普对旅行的反思,她说,
“想想漫长的归家路。/我们是否应该待在家里,惦记此处?/今天我们该在何处?/在这最奇诡的剧院里/观看剧中的陌生人,这样对吗?/是怎样的幼稚:只要体内一息尚存/我们便决心奔赴他乡/从地球另一头观看太阳?/去看世上最小的绿色蜂鸟?”
“可是缺乏想象力使我们来到/想象中的地方,而不是待在家中?/或者帕斯卡关于安静地坐在房间里的话/也并非全然正确?/
洲、城、国、社会:/选择永远不广,永远不自由。/这里或者那里……不。我们是否本该待在家中/无论家在何处?”
帕斯卡是法国的哲学家,他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大概意思就是,人类所有的不幸就在于不能安分守己地待在房间里面。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毕肖普对于旅行的反思,她认为,我们奔赴他乡去看太阳,看绿色蜂鸟的行为,可能有些幼稚。我们因为缺乏想象力,才会来到别处,而不是守在家里。
为什么毕肖普会对旅行发出这样的诘问呢?因为在近代欧洲,兴起了一股游学的风潮,就是将四处旅游作为青年自我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培养开明有见识的绅士,在1960年代,这种风潮又与英国兴起的“间隔年”文化相契合,当时的社会也非常推崇旅游。所以,毕肖普对旅游的作用,发出了灵魂拷问。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今天,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旅游变成平民大众可以消费得起的服务,商家也拼命鼓吹旅游的好处,旅游风潮方兴未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再来看《旅行的问题》,其实颇具借鉴意义。
事实上,很多人夸大了旅游的作用,他们怀揣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去旅游一次回来,灵魂就能够得到升华,或者旅途会有奇遇,让你的生活发生令人惊喜的改变。然而通常情况下,旅游归来,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你只是短暂逃离了庸常,让自己稍微放松了下。回来后,该面对的事情还是得面对。旅行只是一个改变的契机,本身不会带来改变,如果你本身不具有反思精神、复盘的能力,去深刻地面对、检视自己的内心,督促自己改变,你的生活也起不了什么变化。
伊丽莎白·毕肖普,这位特立独行又才华横溢的诗人,生前就获得无数褒奖,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在美国20世纪的文坛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终身都在漫游和旅行,她是不幸的,因为她有独特又悲伤的成长经历,与此同时,她又是幸运的,因为这些经历激发出了她的天赋和才华。她创作的独特的旅行诗,现在读来仍能给我们美的享受,以及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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